一诺：“一本万利”的慈善
题图：清代铜钱，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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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因为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职位的“面试”，我见到了比尔·盖茨。我对他说，在中国，你问比尔·盖茨是谁，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你问盖茨基金会干什么的，很多人也知道是“做好事儿的”；不过你再问盖茨基金会怎么做好事，99%的人都不知道。
现在我加入基金会有一年了，越来越发觉， 盖茨基金会做的“慈善”和大家平日理解的“慈善”很不一样。我每天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讲，和原来麦肯锡在本质上有相通性，是做复杂问题的分析，做一线的调研，从专家那里学习，共同头脑激荡，制定战略，然后定预算，跟进项目执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和“做好事”。所以今天讲讲我的工作。
催化：最不像慈善的慈善
1997年，当盖茨还是微软公司CEO的时候，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称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一种导致婴儿胃肠炎的病毒）而死于腹泻。这种病通过疫苗就可以轻易预防，在美国已经几乎没有新生儿因此死亡。盖茨不相信会有这么多非洲孩子死于轮状病毒，于是给报社打电话指出这一“笔误”。但记者告诉他这是事实，而且轮状病毒是非洲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件事让盖茨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忽视的疾病需要抗击，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起点。
到2015年，全球每年仍有近600万新生儿死亡，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疫苗可以预防的。这些孩子往往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几乎不会致命的疾病，如：麻疹、疟疾、乙肝、黄热病等。你可能会以为：如果有那么多孩子死亡，那就应该会有大量的投入来拯救他们。但你错了——当没有消费者会为一项研究买单时，市场是不会在这项研究上投入大量资本的，穷人的购买力有限，因此他们的需求不会被市场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疟疾疫苗的原因。
疫苗已经被证明是最经济有效的拯救生命的方式之一。尽管全球疫苗免疫工作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但这项工作在20世纪末进入瓶颈，免疫接种覆盖率停滞不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目前，全球仍有3000万贫困国家的儿童无法获得基本的免疫接种。
如果你是盖茨，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个人对几种慈善形式的理解。第一种是传统慈善，比如大家熟悉的各种爱心捐赠，或者做志愿者。第二种是战略慈善，比如为一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希望能够探索深层次的解决方式。有别于上述两类慈善行为，还有一种慈善的重点在于驱动系统性变革：带动多方参与，建立跨领域合作；同时注重资源的杠杆效应，让慈善投入发挥更大的效益。我们称之为“催化式慈善”。
我觉得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做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在2000年发起成立了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并提供了7.5亿美元的种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实现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15年来，全球5亿儿童接种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700万孩子的死亡。Gavi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加快使用不足的疫苗和新疫苗的推广。自2011年起，Gavi已经资助了67个新疫苗的发布和推广。比如，到2014年，Gavi联盟中的73个受援国都已推出五价联合疫苗，包括海地、缅甸、索马里和南苏丹这些一直被认为“不可能”的地方。
第二，加强受援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拿前一段时间因“失效疫苗”而被大家关注的冷链为例，许多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电力供应不稳定，没有冰箱、冰柜等冷链设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avi联盟的成员会投资研发和推广创新技术，以强化卫生保健系统中的薄弱环节。比如由盖茨投资的一家技术公司研发了一种超绝缘技术，并且免费转让给了中国的澳柯玛公司，制造出了一款名为Arktek的疫苗冷藏箱。这个冷藏箱只用冰，无需插电，就能使内部温度保持在0-10摄氏度达一个月甚至更长。现在这个冷藏箱在非洲和印度都有应用，为那些住在不通电、没有路的地区的孩子解决了大问题。
第三，提高筹资的长期可预见性和稳定性。Gavi的发起方除了盖茨基金会，还包括DFID（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其他一些基金会和企业，我们各自都会投入资金，还说服了一些捐助国政府，让他们支持Gavi的工作。然后，我们以政府承诺作为抵押，再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创新地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以此筹集项目资金。此外，为了敦促受援国提升主人翁意识，Gavi要求这些国家自己也要出资分担成本，出资比例根据国力决定。很多Gavi受援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从Gavi“毕业”，实现了100%自主承担所需的配套资金。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塑疫苗市场。一般来说，药企研发一款新药，至少也要投入1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在一种疫苗的市场需求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毕竟企业要营利，不能只靠情怀。Gavi的解决方法是：整合需求，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Gavi先以肺炎疫苗进行试点，整合了70多个国家的需求，确保了一个可预测、相对大的需求量，并以捐赠国家的长期承诺向生产企业提供担保，以每支3.5美元的低价进行采购，保证产品出路。通过这一手段，Gavi把三项优先疫苗（五价联合苗、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疫苗）的人均免疫成本从2010年的35美元降低到了2014年的22美元。
这就是催化式慈善的力量。用我这个外行的话讲，催化式慈善就是“最不像慈善的慈善”。盖茨基金会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捐赠额达40亿美元，但是对降低世界范围内新生儿死亡率这样艰难的工作，我们的力量仍然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捐赠的资金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吸引更多资源，汇聚成一个可以共同发挥作用的平台，从而实现系统性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承担了政府无法承担、企业无力承担的风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盖茨说过：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我们的基金会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低估了全球问题的复杂性
离开麦肯锡之前，有前同事认为我选择来盖茨基金会属于“职业自杀”，毕竟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一直在私营领域工作的人眼中，慈善是很“边缘化”和“没前途”的职业。
其实，这两份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需要战略性的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都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
不过，来到盖茨基金会之后我才发现，我对于全球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一方面，我们应对的挑战本身就很复杂。以前在麦肯锡，很多客户都是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所以我自以为看到了“全球问题”，但现在才发现，当时我看到的其实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全球问题”。比如，同样是健康产品，同样是考虑注册、上市、销售和推广之类的策略，但为企业服务的时候，都是在欧洲、美国、中国等成熟市场去卖，但是现在要考虑贫困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显然比前者要复杂得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穷人的疾病，哪个企业愿意做？没有企业愿意做，因为这不挣钱。每个企业都是有边界的，在边界内企业是有效的，但在边界外企业是无效的。那由政府来做？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很多疾病是没有国界的，由哪个政府来做？你可能会说我们有联合国啊，但联合国也有资源、人员等各方面的限制，不是说推给联合国就可以高枕无忧。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是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和公益慈善机构一起参与才能解决，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中国的“多重身份”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复杂性。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其次，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仍然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让7000万人脱贫的任务非常艰巨。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仅第83位，而且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很严重。第三，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伙伴。过去三十年，中国让六亿人脱贫，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下降速度全球第一，到2013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甚至比美国还要低。这些成功经验对于其他面临相似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
中国的“多重身份”意味着我们在中国的使命也是多重的：一方面，继续支持中国应对国内的健康和发展挑战，比如结核病、艾滋病、控烟、慈善发展等等；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将创新成果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一样的成就感
尽管问题复杂，挑战巨大，但是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成就感是巨大的。盖茨在采访中也曾多次说过，慈善为他带来的满足感甚至超越了微软。
以“大挑战”项目为例。这个拥有十多年历史的项目，创立之初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对影响穷人的健康问题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多个国家的2000多个创新项目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助。在这个模式的驱动下，我们从来自工程、物理、医学、生物、化学等跨界领域的创新者那里征集到了许多看似“疯狂”的点子，比如通过光波干扰蚊子以阻碍它们传播疟疾；将废物变成纯净水、还能发电的超级厕所；制造世界最薄的避孕套，以鼓励大家多用，促进自主计划生育并避免艾滋病等性病传播等等。很多参与大挑战的人之前从来没做过任何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解决世界级健康难题出谋划策。特别让我激动的是，今年初，我们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功地启动了中国大挑战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中国科学家可以充分发挥创新才能，参与解决全球问题，每个项目能获得最高100万美元的资助。
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是我们今年初和清华大学达成协议，在北京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将按照国际标准建设，帮助中国科学家将创新型研究转化成可实际应用的成果，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疾病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也是盖茨基金会头一次与合作伙伴建立一个实体型的研究机构。
图：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比尔·盖茨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北京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北京）”
上面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催化式慈善发挥威力的平台，它们产出的成果可能拯救数亿人的生命，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这样的成就感真是无可比拟的。
另外，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探讨如何鼓励年轻人关心全球事务、参与公益行动。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新一代年轻人并非不关心慈善和社会问题，而是缺少能让他们参与其中的渠道。我们和伙伴一起为年轻人设计了到公益组织和相关企业实践的公益培训生项目，也和清华大学合作于今年启动了夏季实习生计划。我们还开通了一个名为“乐天行动派”的微信公众号（ID：letianxingdongpai），通过分享大家在公益实践中的故事，传播慈善新理念和新知识，激励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影响人类的重大问题，传递不言放弃、敢想敢干的乐天行动派精神。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乐天行动派越多，行动越积极有效，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将是对我们所有努力的最大回报。
本文作者：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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