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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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十年公益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创始人,病痛挑战基金会秘书长,致力于推动罕见病政策在中国的进展和罕见病社会认知的进步。
他是许永,五年前被诊断出患有俗称“渐冻人”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认识他是在2015年的夏天,那时他还可以自己穿衣、刷牙、洗脸,到了冬天,就需要有人陪同坐火车,因为手只能勉强和缓慢的抬高到自己下巴的位置度,无法伸直。
2016年1月1日,在北京的一个小小的跨年联欢会上,许永大哥对我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远门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坚持着探望远方的病友们。那晚,我抱着吉他唱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我来过,
闻过花香,
抚摸过你丰满的乳房,
有过彷徨,
当我平躺,
请不要悲伤,
用白布遮住我的脸庞,
因为那是我来时的模样。
歌词的作者就是许永大哥。
许永大哥是一个诗人。他所患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发病率仅有十万分之四,无药可医。许永说,渐冻人是清醒地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所以他们对人生的感悟无比真切和真诚。在病友论坛上,不到一年,许永就写了100多首诗,仿佛要把生命里所有的感悟赶在终点来临之前全部表达出来。
许永大哥所在的,是一个被称为“罕见病”的群体,虽然号称罕见,却是代表了一个无比庞大的疾病家族。全世界已知的罕见病约有7000多种,每年还有近250个新病种加入这个家族。粗略估计,大概每1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受到罕见病的影响,这意味着全世界大概有4亿人,其中有3千万住在欧洲,2500万住在美国,8666万住在中国。
这7000多种罕见病对人的影响各不相同。严重者危及生命,许多疾病会造成终生的身体或智力障碍,还有部分疾病对健康并无大碍,但症状特殊,患者常常生活在被误解、被歧视的境地中。这些疾病除了罕见,绝大多数还有一个共同点:无法被彻底治愈,患者及其家庭,要终生面对如何与疾病相处的挑战。
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所患的疾病叫成骨不全症,发病概率万分之一,骨骼较脆,容易骨折。在病友中,我应该算比较幸运的,从一岁半“才”开始骨折,“只”骨折了6次。但从1岁半发病到最后确诊,花了十六年时间。
互联网是个好工具,十九岁那年,我通过MSN联系上了台湾成骨不全症协会秘书长程健智。他说他也是成骨不全症病友,他的爱人大学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其中女儿也遗传了他的疾病。平时他的本职工作是兽医,没事也会开出租车给乘客宣传罕见病,每个月带女儿一起去打针,费用都是政府承担。那口气就像得了感冒一样轻松。
2003年,我二十岁了,在北京学法律和会计双学位。这一年在协和,医生告诉我说,我的病无法治愈,但有一种双磷酸盐类药物,可以提高骨密度,而这些药物应该在18岁之前使用更有效。从1岁到20岁,18年半之后,我总算知道应该如何理解我的疾病,也通过台湾伙伴看到该如何接纳这一身体。为了让更多的成骨不全患者能了解这些信息,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就建立了一个BBS,叫玻璃之城。
2007年,随着接触的病友越来越多,我看到台湾的成骨不全症协会有一份病友调查报告,于是也想做一份大陆的情况看看。我通过BBS和电话调查了130位成骨不全症患者的生存状况,才发现,这个群体的生存如此艰难。这些在之前无人问津的个体,渐渐开始有了聚在一起的可能。
2008年,我和另外一名罕见病病友,发起成立了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谁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真正的幸运,是并没有因为生病被阻隔在社会之外,和其他人一样上学、恋爱、工作,融入社会。我所认识的很多病友,童年几乎都在床上度过的。父母因为担心骨折,几乎不带他们出门,而学校也怕他们“易碎”而不愿接收。他们连享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也无法保障,成年后,要么长期卧床导致无法行走,终生呆在家里,要么勉强走出家门,缺乏受教育的背景,又让他们找份工作自食其力的想法举步维艰。
渐渐我意识到,对身边的许多病友来说,像台湾的程健智那样,身为一名只有120厘米的瓷娃娃,拥有自己的爱人、孩子与乐在其中的工作,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这本应是普普通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疾病,不应该成为任何一个生命享受美好生活的阻碍。
我意识到,罕见病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对罕见病朋友们来讲,疾病带来的孤独,来自社会的忽视、偏见与拒绝接纳,环境设施的不友好,乃至来自家庭的过度保护,各方面的挑战,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着。
2009年,我到处找人大代表,希望有人能为罕见病立法呼吁。有个法布雷症孩子的妈妈帮忙在她工作的厂里征集了200多个手写签名,用传真一张张发给我。我们总共收集到许多病友和各界伙伴共712个签名,找到了已经关注罕见病的安徽人大代表孙兆奇教授,递交给全国人大。
这一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瓷娃娃全国病友大会,几十个瓷娃娃家庭相聚北京,当时就许下一个愿望,两年后我们再见。后来,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每一次都已成为数百位病友和公众相聚交流的盛会,大家一起讨论自身面临的问题,分享平凡又动人的故事,并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而随着媒体的报道,在关注者中,我也开始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罕见病,大部分连听都没听说过,和我有什么关系?
罕见病的发病概率不高,但生病、看医生、吃药、治病,然后希望康复,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过的经历。罕见病病友也不例外。不同的是,罕见病人与疾病相处的每一天,都好像是在跨越一座又一座高山的路上。如果你了解了这一段不凡的征程,也许会发现,这个世界,离自己并不遥远。
第一座高山:意识到生病。
口腔溃疡很多人都得过吧?白塞病,往往最初出现的症状就是反复口腔溃疡。很多白塞病人在看病之前,常年被这个“小毛病”困扰,却从来没有想过去见一下医生。拖着拖着,就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导致身体脏器受损,严重者会失明。
还有一些罕见病没有明显的外部症状,比如红斑肢痛症。这个病的肢端末梢神经极其敏感,会让人有剧烈的灼烧和疼痛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只有病人才能感受得到。从外表上看,除了腿看起来红一些,摸起来烫一些,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怪异之处。
正因为如此,一些爸爸妈妈会以为孩子是为了逃课而故意编造了病痛。直到孩子为了舒服一些,把脚泡在冰水里,一直泡到双脚溃烂,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去看病。而这时,可能脚已经保不住了。
就算大家的警惕性比较高,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对劲,马上去看医生,罕见病不是伤风感冒、头疼脑热,它的确诊到现在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二座高山:确诊
确诊是摆在几乎所有罕见病人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
孩子起了疹子、发烧,医生说这是皮疹,你会怀疑吗?黑马是一位豪爽干练的东北汉子,原本过着幸福的三口之家的生活,小生意红红火火,儿子两周岁后的头部包块,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皮疹、发烧、骨损、中枢性尿崩症,绥芬河、牡丹江、哈尔滨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年,没有一家医院可以确诊。
后来,在北京确诊为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后,黑马才了解到,这种疾病早做科学治疗,其实容易治愈,治疗越晚越难以治愈,开销可以有着几万元到上百万元的天壤之别。儿子经漫长的治疗后终于停药,又复发。
通过他的奔走,北京许多基金会从对这种病一无所知,到开设了救助通道,但他此刻最想做的事情,是告诉每一个人朗格罕的初期症状,希望通过不断的宣传,像自己孩子一样被耽误治疗的朗格罕宝宝,少一个,再少一个。
2016年2月,我们在腾讯新闻《今日话题》的支持下,调查了患有142种罕见病,总共1771个罕见病病友,其中超过65%的病友曾经被误诊过。而在2003年9月到2006年6月,16个欧洲国家的病友组织和科研人员联合调查了5980个罕见病病友,其中40%的人曾经被误诊过;为了确诊,25%的病友被迫要背井离乡,四处寻医;2%的人甚至需要去别的国家。
罕见病确诊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第三座高山:治疗
对于确诊后的病友来说,接下去会面临一个更为残酷的宣判,就是病是不是能治。
这7000多种罕见病里面,有大概80%的病与基因缺陷有关。但是,绝大多数的罕见病的致病原因依然是个谜。这所有的7000种病里面,几乎没有一个病是可以被根治的,只有大概5%,也就是不超过350种罕见病,可以通过药物来对病情进行一定的控制。
但问题是有药并不意味着就能用上药。每个国家对药物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有着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一个国家证明有效被批准上市的药物,并不一定能在另一个国家被使用。
截止2012年,在美国大概有421种药物是可以用来治疗与罕见病相关的症状的;其中只有135种在中国上市。在欧洲,有65种具有罕见病适应症的药物,其中只有17种在中国上市。在日本,有181种罕见病用药,其中只有98种在中国上市。 有学者调查了31种罕见病用药在我国24家医疗机构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被患者用到的可能性),其中24种药的可获得性小于50%, 也就是有一半的医疗机构无法提供这24种药,有三种药甚至没有一家医疗机构可以提供。
如果你是那极其幸运的极少数罕见病患者,有药可治,能拿到药,或者可以通过手术、康复等方式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疗,那么,可能是一个更大难题的开始。绝大多数罕见病的治疗药物不在国家医保范围内。有些罕见病,例如戈谢氏症,在药物维持下可以和常人一样生活,但相关的药费一年约20万美元,个体家庭根本无法承受。
第四座高山:遗传
罕见病机率虽低,却是每一个新生命诞生都需要面对承担的风险。人体约有两万五千个至三万个基因,即便夫妻双方家族均没有病史——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罕见病病友家庭的共同点——如果夫妇俩至少一方携带隐性致病基因,或是基因发生突变,下一代都可能会出现基因异常的罕见病。
7000种罕见病里面,明确知道遗传模式或者基因缺陷位点的疾病是极少数,当前再科学的检查手段,也无法完全避免一对夫妻生下罕见病孩子的可能。罕见病,这把悬在所有家庭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在哪里,是一个概率事件。
第五座高山:与病共存
这座山,罕见病病友和他们的家人,往往需要用一生来登攀。
疾病无法治愈,那么,如何面对与疾病相伴的生活?这个答案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除了求医之外,只要身体条件允许,绝大多数病友也期待着和其他人一样去上学、工作、组建家庭。这时,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反倒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理解、不接纳。
2014年12月,已考入北京某高校就读的某血友病病友,突然收到校方一纸取消学籍的决定,依据是让很多血友病病友报考时心惊胆战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类疾病”。后来经过一系列努力,虽然恢复了学籍,但这只是许多罕见病病友以各种理由被学校拒收的一个缩影。
今年10月,一个语速很快个子很高的年轻女孩儿推门进来:“我要找到中国70万觉主,你们能帮我吗?”她是阿培,发起的“我请你睡觉”刷爆很多人的朋友圈,让发作性睡病走入公众视野。
这种疾病的患者,很可能就是你读书时外号“觉皇”的那些同学,他们有可能随时随地睡着,完全不受自己控制,连开车都有可能入睡。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这是病,无法治愈但不会影响身心的发育成长,只是要避免开车这样的危险行为。不明原因的他们,常常要承受来自周围人的冷嘲热讽,背上了“懒惰”等标签。
因为“罕见”,病友们从不知所患何病,到接纳与疾病长期相伴的现实,这一旅程中最大的敌人,是孤独。
2016年1月,卫计委终于成立了全国性的罕见病专家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的张学教授,是我在刚刚建立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时,就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分享罕见病群体生存状况的教授。
然而,政策的制定,与公众的理解认知之间,总要打通。我们的努力,也终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罕见病不止是罕见病病友自己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人一起面对,一起解决。
2016年2月29日,我们在北京市民政局成立了病痛挑战基金会,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更大的平台,去链接和协同病友、病友组织、医生、政府、企业、志愿者、捐赠人等各个方面,让寻找支持变得容易,让散落各处的病友们看到希望,让原本有关的各方协调合作,共同应对疾病所带来的挑战。
2017年2月28日是第十个国际罕见病日,回顾过去九年的努力,我们不断尝试着新的可能,来面对这一座座高山。今年,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生而不凡”。
作为罕见病病友,我们从身体到人生经历,注定与众不同,这没必要回避。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生命也都一样要逐步成长、找到自我、负起责任、融入社会,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
今年,我们会跳出“病”的视角,用一系列视频,向公众介绍一位位平凡又充满个性的罕见病病友。“在镜头前,我只是不一样的存在,但这就是最真实的我,这不可怕、不可怜,正如其他生命一样,我的存在,独特而有价值。”也许你看到罕见病相关的标题会匆匆而过,但这一次,搜搜关注公众号“生而不凡影像汇”,我们只想向你讲述一些不寻常的人和事儿。
今年,我们和创新设计机构造点X、清华大学服务设计研究所,共同启动“司南Lab”项目,国内首个罕见病创新解决方案服务设计项目。通过跨界合作,使用设计思维、服务设计的方式,针对罕见病患者在求医、确诊、治疗这前面的三座大山,其中的难点和痛点,进行服务体验再设计!希望通过三个月的时间,和更多人去探索解决罕见病问题的更多路径。
应对罕见病挑战、跨越这一座座高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还好,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努力。无论你是这个过程中的哪一方,都请多一份关注和支持。因为,每个生命都自有其价值,人人生来平凡,人人,生而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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