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许是中国人最不了解的世界领导者
题图：下文揭晓“她是谁”。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1187篇原创文章。
写在前面，奴隶社会几个磁场社区的朋友会有福利：7/24 晚上在北京见到她本人，具体请看所在的社区首页置顶的动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不能到现场的届时会有直播。具体信息在文末。
她是谁？有什么特别？
在很少有女孩学计算机的八十年代，她获得杜克大学计算机和经济双学位，一年后取得 MBA 学位。
毕业后加入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9 年做到多媒体发展部门的领导者。
在正统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三个孩子的妈妈，却成为全球推动女性有自主节育权利的斗士（天主教徒推动节育）。
倡导需要更多女性进入科技行业，质疑为什么苹果的健康应用这么多年也没有跟踪女性经期的功能。
倡导更多女性研究人工智能，因为否则“我们老了以后照顾我们的机器人都是二三十岁的男性研发的”。
投身慈善，却让大家去看应该从可口可乐公司学什么。
2016 年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榜排名第四。
她就是梅琳达·盖茨，比尔盖茨的夫人。
你可能会容易说，嫁得好呗，不就是钱多，成了所谓的“领导者”有啥了不起。
嗯，说实话，原来，我也这么想。
虽然我是一个基金会的管理者而已，但梅琳达在我心里，从一个“太太“成为一个我尊敬的领导者，是过了“三关”的。
哪三关？
第一次见到梅琳达是在 2015 年 2 月，那时候作为我的“面试”，在西雅图见了她。我原来文章写过，其实我不是去“面试”工作的，那时候我也还不想离开麦肯锡，换工作。所以我见她的时候，非常直白地说了我作为一个外人对基金会的一些建议。她一直特别认真地听，完了告诉我，你说的这些观察特别好。还说了很多她自己的观察。后来我听说，我的一通意见，让她对我有很好的印象。这算过了我小心眼的“第一关” — 是个很虚心接受意见的人。
我在 2015 年 5 月入职以后，发现基金会的一些外国同事对中国不太了解，所以我开始每两周写一期 Get Smart on China ，给基金会的同事们介绍中国。后来梅琳达看到了，告诉她办公室的小朋友每次我写的 Get Smart on China 她都希望看到。因为这个动力，我们一直在写。现在写了 38 期了，这算是过了我的“第二关” — 是一个开放的，爱学习的人。
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一直就是大学霸，小学到中学，后来在杜克大学拿计算机和经济的双学位，又加一年拿到了 MBA ；又拼实力找工作到了初创期的微软，工作出色，层层上升，这都是在遇到盖茨之前。上次盖茨来北京的采访，主持人问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说是梅琳达（然后是巴菲特），挺让我感动的。
后来我们做了一次线下的“中国周”，请了 12 名专家，6 名中国的，6 名外国的，讲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基金会工作的关系。她还特意来，并坐在前排很认真地听了大半天。
摄于2016年在西雅图举办的 China Week ，左二是盖茨基金会 CEO Sue Desmond-Hellmann，左四是梅琳达，右一是我
基金会每年最重要的内部会议，是每年春天的战略会议。每一个领域的团队（有近三十个）都会汇报工作，讲下三年的战略规划和工作计划。这是一个连续几周的工作。2016 年 3 月是我接手中国办公室之后的第一次“过会”。我的主要“论点”，就是加强对中国的重视，提升中国办公室在基金会的“地位”，能让我们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帮助中国解决卫生和贫困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能让中国成为全球卫生和全球发展的有效伙伴。毕竟是第一次“过会”，所以虽然一方面对我们的工作的方向充满信心，但也自然是有些紧张的。
记得那天在大会议室里开会，我和我的领导团队在，梅琳达一进来坐下，话不多，但显然是做足了功课，看了我们事先准备的材料，所以在我汇报的过程中非常到位地发表了很多肯定意见，对我们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当场做了布置。整个会议非常成功，我算舒一口气。另一方面我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领导 — 看到问题，看懂问题，能发表非常到位的意见。这就是第三关，也是最后一关了。
但随着我们基金会工作的深入，我才更加了解到她在很多方面做的了不起的事情。
那些了不起的大事和“小”事
先说一个“小”事。
2006 年，巴菲特承诺给盖茨基金会捐赠 1000 万股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的股票，当时市值约合 310 亿美金，使基金会的资产翻倍。截至 2016 年底，已经捐赠了超过 194 亿美金。巴菲特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如果没有梅琳达是否还会给盖茨基金会捐款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是‘我无法确定’”。
巴菲特宣布为盖茨基金会捐款的现场
当然还有太多“大事“的例子。
第一，天主教徒推动节育。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梅琳达在节育这个问题上，却有和教义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实这对一个有天主教信仰的家庭长大的女孩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她的理由是：“我记得修女提醒我们要批判性地去审视教义。而对于‘节育是一个罪过’，当时的我和其他女孩们都表示疑惑。”人们担心当性和生殖被完全区分开后，会导致乱交，这在梅琳达看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和大多数女性对节育的看法没什么直接联系。
梅琳达分享道：“我有对未来的计划，我想上大学。我是学校为数不多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的女生，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于是我去读了商学院，并成为了微软最年轻的女主管之一。” 尽管她拥有了相当优秀的教育，梅琳达仍然记得，在她离开家准备去微软的那天，父母对她说，如果她想马上结婚生子，他们也完全支持。对于梅琳达的父母来说，她开心是最重要的，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才是最让梅琳达开心的。
第二，和上面相关联的，推动女性赋权。
2014年，梅琳达刚好满50岁，她开始更多地思考自己怎么样能给今后的人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经常想，我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世界？”她说道，“我会希望世界在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这其中的答案，有很多是关于女性发展的。
梅琳达对于世界上女性问题的关注始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 “一个母亲的教育程度，对于她的孩子可以造成生存和死亡的差别”，她说道，“同样的一个小孩，一位母亲可能正在给他买5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而另一位母亲可能就在给他挖坟墓。”
“贫穷是存在性别歧视的”，她在一次CNN的采访中说，“这个世界上的女性比男性的处境更加弱势，但是女性通常是为自己的家庭做出最关键决定的那个人，比如管理家庭的开支和决定哪个孩子可以去学校接受教育。如果我们不对女性进行投资，那她们就没有办法让周围的人都变得更好 — 即便她很想这样做。”
梅琳达在盖茨基金会 2016 年的年度信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16 Annual Letter 中写道：
“（对于女性来说）家务活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很多年轻的女孩都因此耽搁了学业。全球的数据显示，不识字的女孩的数量正在增加，而男孩却没有这样的趋势。在贫穷的国家，母亲是自己孩子健康问题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她们告诉你她们会去看医生，但是像哺乳和去诊所这样的事情都是需要花时间的。研究调查表明，当妈妈们过于忙碌（于家务活）的时候，卫生健康这一类的问题一般是她们第一个放弃掉的。”
这种推动不仅限于贫困地区的妇女。梅琳达曾经说过：
“人工智能（AI）的发展为人类带了许多好处。拿医疗行业举例，AI 将能帮助照顾两代老人，但谁来制造它们呢，难道是所有二三十岁的男性吗？就说现在，苹果手机的健康应用软件也没有记录女性经期功能……这些例子都证明还有很多事情是女性可以做的，社会需要女性参与科技。而且不仅是一个两个人，需要是团队。人们在实验室里或许能看到一两个女性在研发 AI ，但很难看到三、四个女性一起工作。如果没有团体，你的意见就更不容易被听到。”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踏足全球的工作性质让梅琳达深知：只有当女性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女性才能真正赋权，才能争取自己的权利，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关于女性和数据。
作为一个曾经的科技公司管理者，梅琳达非常注重数据。
大家也许想不到，在她的推动下，迄今为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将八千万美元资金投入到专注于女性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梅琳达意识到数据收集与分析上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即我们往往忽略了女性的数据。事实上在非洲每五年进行的住户普查中，很多调查暗含了对女性的偏见。比如，当调查员询问住户的家庭总收入时，只要一户人家中的男性回答出来，调查员便不再追问是否家中的女性也提供了额外收入。在乌干达的收入调查中，当调查员面对女性时，即便只是加上一个问题“你是否有收入？”，调查结果就会多出七千万美元的总收入。他们根本没想到原来很多女性都在工作挣钱。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就该明白将精力放在哪里，思考如何解决它。我们不能直接跑去政府或是慈善组织那里大声嚷嚷：“你看，我们已经把这么多钱花在扶持女性身上了。但要说真的看得到回报吗？我可拿不准。” 梅琳达说，如果要她说的话，她会对投资者说：“我的项目已经让这么多女性使用手机管理银行账户，我知道这绝对能让她们脱离贫穷。” 这样，那些投资者才会感兴趣。
第四，我想你们也是和我一样关心八卦 — 她的家庭生活，以及和盖茨的关系。所以最后是“爆料时间”。
他们夫妇有三个孩子，梅琳达坦陈在他们大女儿出生时，他们其实不太知道怎样成为优秀的父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两个孩子都相差了三岁。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当他们最年长的女儿（现在已经20岁了）还在学前班的时候，比尔·盖茨 — 作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 承担了每天送女儿上学的任务。
“对于学校的母亲们来讲，这无疑是一个争相传颂的流言，” 梅琳达说，“我说，怎么了？她们说，我们都要回家告诉我们的丈夫，如果比尔·盖茨，一个首席执行官，可以开车送他的孩子，你也可以。我们为其他的家庭做了榜样，而可以确信的是，更多的父亲开始在学校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两人结婚照片
当然，顶着全世界对于首富家庭的关注，梅琳达和比尔对于家庭生活的保护也非常重视。
作为母亲，梅琳达尤其重视孩子们价值观的培养。早一些年梅琳达有意避开一些公共活动，尽量到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花时间陪她们参加各种活动。
等孩子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才能教会她们运用自己所能，贡献社会，独当一面。
她相信，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全身心致力于慈善事业，去各种发展中国家访问，她们自然会养成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比尔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他们常常在饭桌上和孩子们谈论社会问题。
梅琳达和比尔作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夫妻，在工作中是什么关系？
在一次采访中（The Lenny Interview) ，他们大方地透露了两人间的合作：“我们两个人都会尽量亲眼去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对方分享他们的故事，也会一起思考，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的事情是否与我们已掌握的数据有出入。”
回到我上面提的“三关”也是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他们俩的工作态度。
最后，重点来了
上次梅琳达来中国是 2008 年了， 现在在 9 年之后，梅琳达终于又来了，而且，就在下周。
周一晚上会在北京有一场公开活动，是一次主题为“创新与合作 — 乐观主义者眼中的未来”的高端对话活动，会有梅琳达、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老师、碳元科技创始人、原华大基因的CEO王俊，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人洪小文；会由盖茨基金会和博鳌亚洲论坛联合主办，田薇主持。
这次线下活动不对外售票，不过我们有30个名额作为粉丝福利，奴隶社会在磁场App的几个社区里有报名细节，具体请看所在社区的首页置顶的动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希望能见到大家！
来不了现场的朋友也可以观看直播，扫码以下二维码即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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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一诺Fellow申请者徐祺、刘书云、许悦对本文部分内容的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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