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经典文章：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079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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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奴隶社会读者群协作翻译的第 6 篇文章。原文发表在1993年的大西洋月刊， 作者James Fallow 感谢志愿者Gillian琳，麦子，Sing，伊豆，Elijah，念真，snow，Lydie，Karen。
一诺写在前面：
美国人坚持认为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一套规则是唯一合法的规则。然而，现如今这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却采取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这套规则我们曾经也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正是凭借着这些规则我们赢得了优势。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1992 年春天，日本的一桥大学之行给我来了意外之喜。以经济学部和商学部闻名的一桥大学同其他日本大学一样小巧且精致，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从车站出发，通往校区道路的两旁樱桃树依次排开，当人走过时，松软的白色落樱随着步伐打旋儿。学生们悠闲地骑车滑行，享受着他们生命中这段轻松自在且美好的时光。
他们可能的确感到轻松自在并毫无压力。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坦诚他们在大学阶段“从不”或“基本不”学习，因为他们在高中时已经学得够多了。我此次一桥之行是为了采访一位曾引起轰动的教授。二战结束以来，从日本外交家和商人们的表现看，好像美国经济模式应成为日本工业发展的模板。日本不仅要在工业科技和生产领域赶上美国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应该举国朝着美国设定的成熟经济体的标准而努力。在日本赶上美国之前，二者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比如在日本大量存在的却被美国反垄断法所禁止企业间联合模式，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时现象。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外国观察家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经济模式并不一定要同美国的一样。从 1990 年开始，一部分日本商人和学者也开始公开发表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的商业体系也可能基于与西方不同的前提之上。我去一桥拜访的 Iwao Nakatani 教授就是该群体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在一个樱花飞舞的午后，我细细聆听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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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站的路上，我看到一家书店招牌上有出售外文书籍的广告便走了进去。踱步至略显拥挤的书店深处时，我对英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这一结果既感兴趣又怀有一丝尴尬。杂乱无章的书陈列于一排排书架之上，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均为英文读物。金克拉的自助类图书，禾林系列言情小说，贝蒂·克罗克的食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全集，以及一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写的书和另一本关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书。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至少五年时间了，我一直在日本和美国的二手书店里搜寻这些书，却从未有幸碰到过英文版的。为此，我还特地搜遍台湾那种售卖价格仅为原价十分之一的盗版英文书店。我也曾从吉隆坡的家中打电话给纽约曼哈顿的斯特兰德书店，恳求这家传奇的书店向我发出一个搜寻成功的便条而不是让我空等。在搜寻李斯特的时光里，这是我首次看到李斯特写的或者关于他的书。
我发现的这两本书中，一本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教授所写的李斯特传记，另一本也是这位教授的作品，是他翻译的李斯特由德文写成的一部短篇。两本书都只能算是小册子，从封面上的灰尘来看，它们已经被搁置在书架上很多年了。当我打开第一本书的封面，看到价格高达 9500 日元（约合 75 美元）时倒吸一口冷气。我满怀希望地问：“是一套的价格吗？”“不，是一本的价格”，一位年轻女士过来告诉我。在日本，书卖得很贵，但贵到这个地步也确实有些夸张了。毫无疑问，在我走进那家书店时，由于汇率的关系，这本书的价格已经是从前那个时代的两倍了。我打开钱包，掏出一张了 10000 日元的钞票，随后便拿着找零和那本传记离开了商店。但是，沿着人行道没走几步，我便转身回到那家书店用剩下的钱买了另一本李斯特的书。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会一直后悔错过它。
为什么偏偏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过去的五年里，关于这个人，我从来自首尔、大阪和东京的经济学家那里听到得越多，我就越想知道为什么当年在英国和美国学习时，我几乎从未听说过他。当我在那个位于樱桃树下的书店里看到他著作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种感觉，李斯特的重要性严重被低估了，而这也正说明了英美学者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只试图从自己熟悉的理念出发理解问题，存在奇怪的自我选择倾向。
我之所以强调“英美”是因为在这方面英美两国彼此相似，却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保持不同。这两个国家主导世界政治和经济长达一个多世纪，英语的主导地位让他们无视海外的相关言论，他们也因此变得如此孤立。差异正是这样显现的：英美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像任何体系一样，建立在某些原则和信念之上。但是问题在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只是将这些原则视为最优原则，或者是他们社会所推崇的原则，而是将它们当做唯一可行的原则。或者说，除了“错误”之外，旁人没有其他选择。由此，原本的政治经济模式选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如选择宗教信仰般的问题，信仰体系内的人则无法理解信仰之外的人为什么会如此行事。
更具体地来讲，当今英美对世界的认知建立在 3 位巨匠的肩膀之上：现代科学之父艾萨克·牛顿，自由政治理论之父让·雅克·卢梭（如果非要找一个纯粹的英美人话，约翰·洛克可以当选）以及自由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从这些巨匠那里，英国人和美国人得出了适用于现代社会运行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理解牛顿所概述的自然法则（由牛顿力学引出科学决定主义学说，即所有事件都是过去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多亏了卢梭、洛克及其追随者，社会被认为应该承认个人至高无上的尊严。此外，由亚当·斯密创立，大卫·里卡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其他大家们所完善的新古典经济学让人们意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繁荣的未来源于市场的自由运作。
▲ 亚当·斯密，来自网络。
总结以上内容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原则从道德上来讲是同等重要的。虽然艾萨克·牛顿在基础科学领域工作，但若没有明确说明，今天英美经济学家的种种行为就好像他们所遵循的经济原则如牛顿的基础科学那般拥有类似坚实的，可证明的，不可争辩的基础。如果你不相信行动产生反应、宇宙趋向于熵增（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从有序走向无序，如果没有外界向这个系统输入能量的话，那么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最终会达到熵的最大状态，系统陷入混沌无序）这样的物理定律，那么你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人。经济学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接受亚当·斯密的观点，即相信自由竞争最终对所有参与者最好，保护和干预是错误的，那么你就是一个相信“地球是平的”的人。
可是，在美国和英国之外，情况看起来却非常不同。关于科学，没有任何争议。“西方”物理学是全世界的物理学。然而关于政治则有很多争论：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一些亚洲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一些日本的谨慎人士一直在讲，卢梭的政治哲学不一定是世界的政治哲学。李光耀等人认为，如果降低对个人的关注，同时更多地关注群体的福利，社会可能会运行地更好。
而且，仅在经济领域而言这种差异也是巨大的。在非英语世界里，亚当·斯密只是对组织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众多理论家之一。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欧洲内陆国家，经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如英国和美国高（这也正是为什么讲英语的人会垄断诺贝尔奖的原因），他们更着重于解决商业问题。
在日本，经济学实际上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经济被当做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是强是弱的关键。从这种务实的角度看，英美理论家们似乎不如他们的挑战者，比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样实用。
迥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
英国人和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过去 200 年的经济发展是逐渐趋于理性和理智决断的。就好像《独立宣言》击败了传统的封建贵族统治那样，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驳倒了老旧的重商主义理念。从那时起，至少在英美国家看来，世界的发展越来越接近正确的理念。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如新重商主义，激进工会主义，全面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阻碍，但它们最终都一一让路。除了一些领域有令人惋惜的退步之外，整个世界还是见识到了亚当·斯密方法论的智慧。
然而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不是唯一一群思考世界应该以何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人。在 18、19 世纪的百年间，德国学者也非常活跃，更不用说同时期的那些日本、中国以及俄国学者们了。
因为德国学者们影响深远，相比日本、中国和俄国的学者们，他们更值得被强调。德国学者的理论虽没在英国或美国生根，但经过仔细地研究和调整，它们最终在欧陆国家和亚洲国家得以应用，尤其是在日本。与卢梭和洛克相对的思想家是德国的黑格尔，对应亚当·斯密的自然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德国人的经济观在许多方面和英美不同，关键分歧体现在以下方面：
自动增长还是刻意发展？
英美方式强调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划性。技术会变，口味会变，政治和人文环境会变。因为生活如此多变，那么中央计划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因此，最好的“计划”便是把调整的权利留给每一个手握财富的个人。国家经济是由数百万的企业家组成，没有什么计划机构可以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发展的方向，也没有谁会比一个企图趋利避害的人更有动力。所以，根据英美体系的逻辑，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那么结果也会是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
然而，德国学界则更关心“市场失灵”，尽管李斯特等人并未使用这个专业名词。在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失灵”是指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力量导致了一个明显的不良结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污染。如果法律允许工厂向大气或水中排污，那么每一个工厂都会这样做，否则，他的竞争对手就会凭借更低的成本将其挤出市场。这种所谓的“理性”行为会让每一个人陷入困境。要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便需要社会，也就是政府去制定所有工厂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来自网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著名的美国同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工业的发展会引起更大范围的市场失灵。人类社会不会因为数百万的商人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就自动从农业社会进化到手工业社会再到现代工业。如果每一个人都把钱投到回报最高的领域，这些钱可能不会自动流向对国家最有利的方向。如果要想对国家有利，那么就需要计划、推动和中央权力的实行。为此，李斯特极大地借鉴了他身处时代的历史，那时，英国政府刻意鼓励发展英国制造业，起步较晚的美国政府则刻意压制国外竞争者。
以下是李斯特论证的主要观点，摘自他在 1837 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
世界主义学者（李斯特用来描述亚当·斯密这类学者的名词）没有质疑工业扩张的重要性。他们假设工业扩张可以通过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和让个体追逐私利来实现。他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会自动确保最适合自身情况的制造部门的发展，他们认为政府主动刺激工业发展弊大于利……
历史的教训证明我们这个正好相反的观点是合理的，即如果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自己的政策，那么国家实现经济成熟的速度将是最快的。一项关于制造业源头的研究证表明，工业的发展常常得益于机遇。就如同一粒偶然被风吹落的种子有时可能会长成参天大树一样，一些人也有可能机缘巧合地到某一地点，去促成曾经微不足道的某一工业的急速扩张。但是，工业发展的过程可能需要数百年时间去完成，人们也不应该把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所实现的成就纯粹地归结为运气。在英国，爱德华三世创建了毛织业，伊丽莎白女王建立了商船队并进行海外贸易。在法国，科尔伯特创造了一个强国发展经济所需的先决条件。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效仿这些例子，致力于排除那些阻止文明进步的障碍，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英美方式假定衡量一个社会的最终标准是它的消费水平。竞争是件好事，因为它消灭了价格过高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被消灭也是件好事，因为其他更高效的生产者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对外贸易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全世界最高效的供应商可以来参加竞争。甚至，竞争者为什么愿意以更便宜的价格售卖商品都不重要，或许是因为他们可能真拥有更高的效率，又或者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某个自身原因 所以抛售他们的货物。然而，不管是哪种原因，消费者都是获益的一方。消费者可以拥有大量的钢铁和成桶的美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购买本国生产的汽车和电脑，以及通过购买国外商品省下的大笔钱。
在李斯特看来，上面的这个逻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李斯特认为，从长期来看一个社会的福祉和财富总量不是由社会能买什么而是它能生产什么来决定的。在对外援助方面有这样一句名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这里，李斯特不关心消费的道德问题。相反，他关心的是战略和物质福祉。一个国家是否在战略上独立取决于他们能否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19 世纪时，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诸国为什么会被英国和法国殖民？那是因为欧洲国家能生产机器和武器，而它们不能。
在物质层面上，一个社会如果控制了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从长期看来它的社会财富会更多。那是因为，如果你今年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钢铁和酒，作为消费者，你确实是赚了。但是，若果从 10 年或者 50 年的跨度来看，如果能够自己生产钢铁和酒的话，你和你的孩子们会生活的更好。如果你不仅可以买钢铁而是可以生产钢铁，那么你更容易制造机器。如果你能够制造机器，你就更容易制造发动机，机器人和飞行器。如果你能够制造发动机，机器人和飞行器，那么你的孩子和孙子就更有可能制造出更高级的产品进而在未来几十年获得更好的收入。
德国学者认为强调消费最终会导致自欺欺人的境地。它会使系统偏离创造财富的方向，最终会限制人们的消费。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定期运动的效果之一是吃得更多，就像生产能力稳定提升的效果就是消耗更多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得更多而不是长期的健康，那么他们的行为方式会非常不一样。李斯特的观点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他在另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写道：在生产力这棵树上，财富得以增长。
长果子的树比果子本身更有价值……一个国家的繁荣，关键不在于它积累了多少财富（即交换价值），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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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还是结果？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英美理论都强调游戏该怎么玩而不是关注谁输谁赢。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那么最佳候选人便会胜出。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政治或更强的经济，你应该着力于改革那些左右政治与经济运行的规则，以确保每个人可以投票，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在这些公平规则下，无论人们如何选择，都会被定义为是最好的结果。不论亚伯拉罕·林肯还是沃伦·哈丁、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阁楼》（一种男性成人杂志），在一个公平的系统里，无论人们怎样选择都将会是正确的选择。
根据这一观点，政府的职责不在于告诉人们该如何追寻幸福或变得富裕。它的职责更应是做裁判员，无论是政治圈的选举舞弊，还是经济上的垄断，它都要确保无人作弊或篡改“公平游戏”的规则。
在 20 世纪末期，这种政策最明显的实例就是美国金融市场。政府活跃其中，却也只是监控流程而非操纵结果。它采取精细而周密的行动，试图防止公司高层息进行内部信息交易。它要求公司在每个季度公开发表详细的财务报告，以便让所有投资人可以享有相同的信息以支持操作。如果公司看起来过去强大以至于阻碍未来的竞争对手，它便将这些公司（比如IBM，AT&T）送上法庭。如果养老基金经理没有把资产投入到红利最大的地方，它就会让他们遭受处罚。
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言，这一切都是确保市场可以“正确定价”的手段，以促使投资流向最佳用途。除此以外，将由市场来决定资金流向哪里。提供短期贷款用于填补墨西哥或美国的预算赤字？可以。长期投资冷核聚变实验（即尝试在常温和简单条件下发生核聚变反应）？也没问题。市场会自动地为每一个预期正确定价。如果冷核聚变真的能为世界带来革命性变化，那么投资者自然会趋之若鹜。
然而，德国学者的观点则更像家长式作风。他们认为，人们可能不会自动地选择最佳的社会形态或最优的花钱策略。所以，国家在关注程序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结果。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曾写道，“像所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一样，日本人相信仅仅依靠一个凭自我激励驱动的市场，是不可能得到一个体面、道德的社会，不可能得到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这是弗李斯特的另一种表述。
个人还是国家？
英美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作为消费者个人如何表现以及整个世界怎样如一个贸易系统那样运转。除了具体的个人和由 50 亿人构成的世界，他们并不关注处于中间位置的社群与国家。
考虑到亚当·斯密为他的巨作取名《国富论》，这条评论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确实，斯密比大多数如今援引他名字的人更像一个国防狂热者。例如，他说过战争艺术是“最高尚”的艺术，他批准了各种旨在增强国防工业的关税（在那个年代就是帆布制造业）。他还说过因为防御“比富裕更重要，所以航海法案可能是英国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个”。当然，这“航海法案”是公然的贸易保护立法，其设计初衷就是要求来往英国之间的货物必须受限制由英国船只运送。
尽管如此，英美模式背后的假设是，如果个人得到保障，那么社群和国家也自然不差。有些群体会遭遇不幸，就像有些产业会消亡，效率低下的生产者会走下坡路一样，但也会有其它群体的崛起。除了少数例如国防这样的领域以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推定为有其自身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除了恰好生活在美国或者英国的个体消费者的福祉以外，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美国”或“英国”的经济利益。
德国学者更关心处于群体（社群、国家）中的人们的福利，并由此强调国家的主权。这是与当今亚洲经济战略最明显的联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严厉谴责像亚当·斯密这样的世界主义者理论家，认为他们忽略了，人民生活在国家，国民的福祉在某种程度取决于其邻居生活状况这一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幸福不只取决于你往家里带回多少钱。如果你身边的人也生活舒适（尽管，理想情况是他们不如你过的舒适），那么你会比他们活的痛苦绝望时更感到快乐和安全。简而言之，这就是当今日本与美国经济状况不一样的地方：相比于日本的同行，美国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生活要丰裕得多，但他们却不得不从生理和道德上去防范那些同样生活在美国却一无所有的人。
在德国学者看来，解决这一困境的答案是要特别关注国家福利。如果一个消费者因购买邻居制造的产品而要比购买海外产品多付 10%，短期内对于他是糟糕的。但放眼长远来看，思及幸福生活最广泛的定义，他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如是写道：
站在单独个体与全体人类之间的，是“国家”。每个国家有其特殊的语言与文学，独特的起源与历史，特别的礼节与风俗，法律与制度，它力拥所有这一切只为生存、独立、立臻完美和延续未来，它有独立的版图；一个社会，集合了一千种思维和利益的纽带，自行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
在德国学者的观点里，经济政策的好坏取决于他们是否将国家经济利益考虑在内。否则会导致以下问题：
和气生财还是商场如战场？
目前为止，英美观点中最让人振奋的部分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共同繁荣。在亚当·斯密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把世界贸易看作一种战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商主义者将世界贸易当做一种“我赢即你输”的战斗，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却展示了“你我共赢”的情景。如果我买你的酒，你买我的羊毛，那我们会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物品。这结果便是经济学家口中经典的“合作博弈”互动，你的幸福与我的幸福相加将远超我们交易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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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拥有一种更具悲剧色彩，或者说是一种类似“零和博弈”的理念，一些人赢了，其它人都输了。通常而言，一国经济实力决定其政治地位，而后者会让这个国告诉别人去做什么。二战以来，美国政客总是说，他们的贸易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个形象暗示一种横向的国家间关系，即在它们或多或少平等地竞争。“这些横向的隐喻从根本上就是一种误导”，美国作家约翰·奥迪斯在杂志 In These Times 上这样写道：
比起将国家在同一领域水平分组，国家历来是按分工而垂直组织起来的。准确来说，世界经济更像金字塔或圆锥体结构，而非一个平面。17 世纪时，荷兰曾短暂地站在金字塔顶端；随后，经历了英法争霸的百年过渡，英国在 1815 年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的工业和金融大国并维持其地位直到世纪末。随后，历经约 40 年调整过渡，美国从二战中脱颖而出荣登金字塔顶端。现在我们站在一个类似的转变时期，日本很可能在另一个 20 年之后成为领先的工业强国。
相同的精神和逻辑贯穿于李斯特的论证之中。贸易不只是一场游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些国家一旦在贸易中落后，便失去了独立和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因此，国家必需从战略的高度思考贸易问题，而不是将其当作这周去哪儿买最便宜的衬衫一样考虑。
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李斯特为这一主题列了一个章节“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就像其他关于对英国的描写一样，他的书就 19 世纪的英国向 20 世纪的美国人做了苦乐参半的解读。“英国的制造业是以高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强大的机器、大量的资本资源以及超过其它所有国家产出和完整的国内运输网络为基础的”，李斯特这样评价 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正如许多人如此评价上世纪 5、60 年代的美国。
一个国家，若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成本制造商品，拥有超越其它任何国家的难以计数的资本，能够为它的消费者带来比其它任何国家数量更大、期限更长的信贷……通过接受或拒绝进口原材料或其它产品，作为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国家，英国能够赐予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利益，也可以施加以伤害。
这些是英国在丢掉“占支配地位”以后所失去的东西，也是日本正在获得的东西。
道德还是权力？
至今英美观点持有一种道德腔调，这种腔调从亚当·斯密写作他的书时便开始萌芽。如果一个国家反对英美的”公理“，那么它不只是一个反对者，它更是一个“骗子”。日本通过保护稻农“欺骗”了世界贸易体系。美国的”欺骗“是因为它为甜菜种植者提供价格支持，以及其它各种贸易限制。马来西亚通过要求外国投资者搭伙当地合作伙伴来”行骗“，等等。如果贸易体系的规则不能得到保护，以免受这类欺骗，那么整个系统可能会崩塌并倒退回大箫条时期。
在德国学者看来，经济问题不存在对与错，作弊与公平。它只关乎强与弱。贸易之神将帮助那些自强自立的人。没有哪种行为准则可以为弱者辩护，就像今天拉美人和非洲人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决定通过保护自身工业和区别对待外国产品来实现自助，那只是一个决定而非罪恶。
远离现实的希望
为何要将德国人卷入其中？这是因为在英美集团之外，他们拥有持久的影响力。1853 年，随着马修·佩里准将及其美国军舰的到来，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世界无论在商业还是军事技术上都远超自己。而纵观亚洲的其他地区，皆因弱小而沦为欧美殖民地就是前车之鉴。因而在 19 世纪的后半程，日本领导人致力于本国的现代化建设，以求国家不再软弱。从 1868 年到 1912 年，也就是以持续创新著称的明治时代，日本的学者、实业家和官员们认真研究了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西方理论。在李斯特和其他大陆理论家的著作中，他们发现了一套比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更具说服力的“药方”。
然而，这些德国人和亚洲人论证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英语世界中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在美国尤甚。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存在缺陷故而不被接受。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德国相关理论的存在。例如，在一本由美英经济学家合编，1991 年出版的流行的经济学词典中对拉弗曲线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但对李斯特只字未提。
相比之下，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们并不那么闭目塞听。至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几所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重新发现李斯特学说的本质。（但并非所有大学学者都这么做。1992 年，罗伯特·韦德，著有颇具影响力的《驾驭市场》一书。在他执教韩国期间，他发现每一所校园书店都有很多关于李斯特著作的副本。但在麻省理工学院收藏了浩如烟海的图书的系统中，他仅找到了关于李斯特的一个单卷本的条目，即 1885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当韦德最终拿到这本书时，他发现此书上一次借阅时间竟在 1966 年。）
这些经济学家们研究了英美模式下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用贸易保护主义形式的“欺骗”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但是，这类研究消息却很少出现在经济学家们通常进行辩论的地方，比如报纸评论、电视访谈及其他政论类节目。当美国人谈及财富，贫穷以及他们国家的世界地位时，他们经常表现得好像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唯一“在场”的理论。
在 1991 年的世界银行曼谷会议之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曾撰文宣称：“除去一些如中国和越南这样令人生厌的例外，看来是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取得了胜利。现如今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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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能接受那些关于资本主义低级且含糊其辞的定义的话，上面的结论倒也不假。从德国、泰国，再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在过去曾取得最瞩目成就的经济体们都相信竞争的效力。日本的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在相互竞争中壮大，韩国的大宇和现代在汽车、计算机及洗衣机等多领域上展开竞争。但是，要想在这些国家中找到一个商人或官员，让其直接讲出这些行业是“自动地”或以“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句话却难如登天。
两年前，《华尔街日报》上就一本贸易相关书籍的评论文章说到：
（作者）指出：“现在单方面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获得的好处要远大于未来 10 到 15 年采用多边自由贸易的获益。”关于这点，可向香港求证，它在过去的 30 年里完全避开了报复并取得了世界上最高增长率，这绝非巧合。
若问香港，的确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的政策通常都是自由放任。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香港受到的干预更少，规划更少且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结果如何？在 1980 年代，香港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比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台湾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慢。香港是一个繁忙且繁华的集散地，尤其对那些在大陆内外从事商贸的人来说。但是，作为一个工业中心的话，香港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居们。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戴维·艾克曼写了一本关于亚洲经济奇迹的书。他认为台湾和香港的成功表明，“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两个地区的统治者们坚定不移地忠实于美国的自由企业观念。”
尽管香港缺乏法规，尽管台湾拥有大量的小型企业，但要说它们的表现是一种“美国”方式也难免牵强。例如，直到 1987 年，大多数进口到台湾的钢材都必须经过该地区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台湾中钢集团的批准。美国同样也对其钢铁产业进行了保护，但这大概不是作者所说的台湾一直“忠实”于美国自由企业观念的意思。
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详尽论述道：“在国外存在大量的关于台湾和韩国贸易制度的错误信息，而实际上这些错误信息是政府为了掩盖已有的贸易保护而专门营造的。”韦德的这份研究主要聚焦台湾，其内容几乎驳斥了艾克曼书中的所有部分。
即使是对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好贸易制度的描述进行修订，东亚贸易制度与原论述仍然存在诸多的不一致……最令人惊讶，甚至感到可耻的是那些著名的的贸易政策理论家……并没有试图对东亚贸易体制的这些事实和他们的核心理论进行协调。
任何一个阅读英美报纸，亦或收听英语政治演讲的人都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例子，但它们不是必需的。显而易见，当这场较量以英语进行时，英美理论便赢得了这场观念之战。消费者福利、比较优势以及自由贸易最大化这些概念现在似乎已不是观念，而更像自然法则。但是，这些观念却和历史经验相背离。
如果照搬理念行事
1991 年，经济史学家威廉·拉佐尼克出版了一本耐人寻味的书，《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神话》。它研究了那些工业经济体在最强盛时期是如何表现的，比如 18-19 世纪的英国，19-20 世纪的美国以及 19 世纪后期的日本。
诚然，这些国家千差万别。英国当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美国有广袤的土地，日本擅长将已发明技术落地应用。正如作者拉佐尼克所展示的那样，这些成功的案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所谓的“正确定价”（注释：getting-prices right，指基于市场调配出现的自然价格）和消费者利益放首位的经济原则。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欺骗”取得了成功。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是唯一一个取得工业成功的国家，英国人才刚开始认真地宣扬自由贸易理论时，李斯特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谴责。1846 年，英国废除了著名的《谷物法》，迫使效率低下的本国农民直面海外竞争。然而，在过去的 150 年中，英国用所有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强硬手段走向了繁荣。这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最终向竞争者开放了大米市场，并认为自己在过去 150 年中一直对工业采取不干涉政策。拉佐尼克说，当英国在全世界确立领先的技术地位时，它的领导人并不仅仅关注竞争过程，他们更决意操控竞争结果，如此他们将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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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只是在通过“错误定价”（注释：getting prices wrong，指政府有意控制价格）成功促进了自身产业发展之后才开始谈论正确定价的。价格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禁止了来自殖民地的廉价产品的竞争，是因为政府补贴并鼓励对工厂和船队投资。而这样的价格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促使英国工业的壮大。
拉佐尼克说，到亚当·斯密登场时，英国可以就关税和贸易保护的愚蠢性向其他国家“授课”了。为什么法国（美国，普鲁士，中国……）要惩罚本国消费者，让他们无法获得质优价廉的英国织物？当然，英国的理论家们不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英国的产品如此先进，为什么“18 世纪晚期，英国人的操控下的世界市场会如此特别？”事实上，答案绝不是自由放任政策。
完整的答案应该包括如下几个要点：英国海军，通过驱逐法国和西班牙舰队，帮助英国掌握贸易贸易航线；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阻止葡萄牙和爱尔兰发展对英国纺织工业造成威胁的产业；《航海法案》，保障英国在若干重要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圈地运动及其他措施：使得英国制造商可以集中大量原本无法获得的资本。
拉佐尼克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上述过程，该文确切描述了美国在 20 世纪末的困境。
因为鉴于英国工业已取得长足进展，19 世纪的英国人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本土公司可以经受得住外国公司的公开竞争。他们想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如果其他国家向英国商品打开市场就会因此变得更富裕。这些国家把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甚至都没问一问英国是如何获得这一地位的。
但是，对 19 世纪“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批判并不是说它忽视了国家权力在英国过去以及现在的作用。相反，根本性的批判是指，自由放任主义不能客观地看待英国的经济前景，这前景意味着如若将来面对更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英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相对衰退且长时间不会恢复。
美国的发展历史遵循着同样的模式。美国的工业蓬勃发展时，美国瞧不上自由放任主义，变强大后，美国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并拿本国历史自欺欺人，相信自由放任主义的口号是其成功的秘诀。
美国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传统”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这一举措始于二战结束时，这个时期主导着大多数现存美国人的记忆，但这一时期并未涵盖美国工业发展最快的的那几年。正如哈佛商学院商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所指出的，与《国富论》同一年诞生的美国，从未像殖民时期的西班牙那样，实行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在美国革命后的 150 年里，它在关税设置上，确实表现出了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如今，连美国学童都知道美国也有一个与“亚当·斯密 VS 李斯特”一样的辩论，即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新国家应采取哪种经济形态的辩论（注释：前者坚持农业立国的政策，后者鼓吹应大力发展制造业）。在乔治·华盛顿的首个任期内，汉密尔顿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称美国应刻意鼓励发展符合关税保护和补贴政策的产业，以便与强大的英国竞争。杰斐逊等人则就美国未来走向提出了一种更具乡村风情的，个人主义的，约曼农民式（注释：指拥有自耕地的富裕农民）的愿景。正如每个人在课堂上了解到的，汉密尔顿输了。他在与亚伦·伯尔的决斗中被杀。不论在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美国总统山）亦或首都，汉密尔顿都不如杰斐逊受人敬仰，他之所以被众人所知更多原因是他的肖像被印在了 10 美元纸币上。然而，这是一次有点诡异的失败，在汉密尔顿提交报告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基本上遵循了他的建议。
1810 年，艾伯特·加勒廷接替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新财长表示，英国制造商拥有美国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对美国制造商来说，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英国具有极其优越的资本，可以以长期低息贷款给商人们，甚至偶尔亏本放贷。”
当然，这正是美国制造商们如今对日本的评价。在过去的 200 年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辩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从汉密尔顿 1791 的报告中剔除那些过时的言论和对过时产业的引用，它都有可能在 1991 年重新出版并且完全适合当下的产业政策辩论。“没有比收购一个全新且有用的产业部门能更有效地运用公共资金了。”这即是汉密尔顿的核心论点，同样也是当代许多民主党派经济主张的核心内容。
在美国革命的初期，大多数殖民地领导人都赞成英国保护主义措施的观念。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他们被新的税费政策激怒了，但同时他们也看得出来英国的方法在发展工业方面非常有效。到了 19 世纪，作为长期存在的分歧，国家如何制定合适关税的问题甚至可与奴隶制的废立相提并论。北方人通常希望提高关税以保护其产业，但农民和南方人则希望降低关税，以便购买廉价的进口产品。许多政治家都明确地表明保护主义立场。亚伯拉罕·林肯曾坦白直言：“我对关税一无所知。但我清楚的知道一点：当我们在国外购买制成品时，我们得到了商品而外国人得到了钱；然而当我们在国内中购买制成品时，我们既得到了商品也得到了金钱。”在林肯任期之前，美国曾强迫日本接受“开放”其市场的条约。相关条款规定日本对大多数进口商品需征收不超过 5% 的关税。而在当时，美国对其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近 30％。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要求经济学讲师不得赞同自由贸易理论。十年后，威廉·麦金莱认为关税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等方面引领全球。这些都是我们实施了 29 年的保护性关税所带来的奖赏。”虽然国家对不同的应税商品征收关税有所不同，但在整个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体的关税水平一直保持在 30％以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鼓吹或实行自由贸易，其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从 1945 年的约 9％ 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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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关税外，19 世纪的美国还大力进行工业规划，只不过很少称之为“工业规划”，更多的是以国防的名义进行。军事成为美国重建基础设施、挑选赢家、促进研究以及协调工业增长的借口。正如杰弗里·佩雷特在《战争缔造的国家》中指出的那样，现在人们所说的“这对国家有利”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人会说“这将对军事发展有利”，而这正好就给了政府介入其中的理由。
在 19 世纪中期，开拓者们按照部队制图师绘制的地图，沿着由军队工程师建造并受陆军要塞守卫的道路向西迁移。在本世纪末（20 世纪），美国海军一直在寻求建造更大，更坚固的军舰的方法，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培育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产业。
在托马斯·杰斐逊就任总统之前，美国政府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以挑选赢家。英国几乎在制造业的方方面面都超过了美国，法国也保有一些优势，只不过程度相对较轻。在整个欧洲大陆制造业一片欣欣向荣，反观新兴的美国，制造业几乎空白。1798 年，美国国会特别授权，从当时正处困境且债台高筑的发明家伊莱·惠特尼手中购买大量步枪。国会向其提供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合同，要求他在 28 个月内提供 10,000 支步枪。在当时，实际的平均生产率是每个工人每周只能生产出一把步枪（在当时每支枪由一个工人承制全部零件并自己装配）。得到步枪只是国会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诱导并资助美国工业实现大规模生产。惠特尼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开发了美国第一台大规模量产设备并为议员们进行了演示。他将一套拆卸的步枪零部件带到华盛顿并邀请国会议员自行组装这些部件，这表明标准化部件的时代已经到来。
佩雷特总结道：“新兴的美国军火工业引领着其它制造业的发展。美国非但没有被工业革命甩在后面，反而在短短的十年内突然跻身前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莱·惠特尼。”美国迈出这一步并不是打算坐等结果，而是有意推动使其达到想要的目标。
在接下来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府对改善竞争过程的兴趣远不及对获取具体结果的兴趣。它更关心的是能否独占鳌头而非定价是否正确。这一主题贯穿于以下领域：农业推广服务，为了比市场力量更快地向农民提供信息；19 世纪后期的造船计划，该项计划有力刺激了机床和金属加工产业发展；飞机制造合约以及医学研究。
美国在工业化阶段中生产第一，消费者福利第二的实际作为并不符合我们今天对工业化的定义。优先发展国内产业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如对从英国进口的轨道征收高额关税致使在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铁路扩张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时候。但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恰好而且可以说是促成了一个多产且高效的美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美国试图追赶英国的行为或多或少与明治时期（以及战后）日本试图追赶美国一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虽以悲剧收场，但其主张得到后人践行，从另一角度来讲这也算是他在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较量中赢得了胜利。
托马斯·麦克劳表示，美国模式实际上是的一种常态而非某种奇怪的例外。革命后的美国，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统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事实上这些国家都违背了自由放任的原则。但是尽管这些国家的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经济战略的本质却非常相似。
简洁的理论，复杂的现实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漫长职业生涯的末期想：如果时光倒流，自己会如何选择。如果一觉醒来，他不再是垂垂老矣的教授，而又成了那个意气风发的经济学毕业生，他会选择在这段“新”人生中做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研究遵循三大分支：经济学理论、统计学和经济学史。在熊彼特写书的时代，经济学理论显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而统计学看起来则最实用。但是，熊彼特却说自己决心会把生命献给经济学史。
而且如果它确实很枯燥，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会是我们如何理解经济生活的核心。从二战结束，也许是从亚当·史密斯起，经济学领域令人向往的工作就很少涉及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史只是一种装饰。自 1945 年起，美国的经济学教材每年都会被塞进越来越多的公式、图表、数学变量和回归分析，同时，来自现实世界的案例的比重却在减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学者调查了美国几所最顶尖经济学院的 212 名研究生，问他们哪些因素多多少少会左右职业经济学家的成功。65% 的研究生称，“擅于解决问题”对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只有 3% 的研究生认为“全面掌握经济知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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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在某类问题上变得极其严谨，却愈加不关心其他的问题。英美经济学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均衡”和“约束优化”。但从实质上说，这其实是涉及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在实验室里，你控制像温度、光照或污染等许多变量，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你想理解的变量上。在数理经济学中，你理所当然地将许多变量视为“可控”，然后再重点研究你的目标变量。你做出以下前提假设：假定一些人是老板，一些人是员工；假定韩国有半导体工业，而马里没有；假定女性赚的钱比男性少。然后，你在这些限制条件下算出最佳方案 — 马里应该采取什么贸易政策，遗产税率设定为多少能让经济增速最快。
在这些实验室条件下，经济分析这个工具非常强大。只要找出正确定价，马里就能最大化地使用手头的资源。不过，最有趣且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却是这些假设和限制条件本身。为什么一些国家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为什么一些国家拼命想超过别人？
经济分析能告诉你本周在哪儿投资能获得最大收益，能告诉你税率的改变会如何影响今年的失业率，甚至能告诉你新的关税将如何影响近十年的世界贸易量。不过，经济分析很难解释世界上大事件的沉浮：为什么 19 世纪支配世界经济的是英国而非法国？为什么 19 世纪末工业化迅猛的是德国而非波兰？为什么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初和现在追了上来？一旦国家在世界舞台找准自己的位置，经济学就会是分析趋势和变化的绝佳工具。但是，这一套正确定价的模式并不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处于该位置以及国家间的排位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除了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价格会像告诉我们短期的情况那样告诉我们长期情况之外，这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缺陷。事实上，长期证据显示，对那些试图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而言，违反英美经济学的规则，即采取“错误定价”的政策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经济学家爱丽丝·阿姆斯登写了一本有关韩国经济的书，名为《亚洲新巨人》。她在这本书和之后的著作中指出，二战后韩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工业奇迹以及 19 世纪德国的工业化有很多共同之处，作者强调，这些案例中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采取了（市场的）正确定价，即让投资者和消费者决定把他们的钱投向何处。它们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国家故意“错误定价”，进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促进整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中。否则的话，它们是没有希望在工业竞争中赶上的。
按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最终是资本。如果想建工厂，想在效率上超过竞争对手，想培训员工来让他们做得比别人好，那么你需要钱。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你没有足够的资本起步。如果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你很可能像美国现在做的这样，将额外的资金投入养老金和福利项目中了。但是，你仍然需要钱去建设新的工厂，开展研究和搭建销售网。那么你怎么才能得到钱呢？
阿姆斯登总结道，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国家都曾通过操纵市场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让人们将更多的工资存起来并且使银行为长期工业扩张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这种目标在市场条件下是做不到的。因为，为了让人们多存钱，国家就需要提高利率，但是为了让企业更多地投资，国家又要保持低利率。根据英美经济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让这两股力量相互争斗直至达到自然平衡。不过阿姆斯登认为这并不是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工业扩张同时依赖储蓄和投资，但在“落后”的国家中，理想利率方面储蓄和投资存在冲突，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韩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中，这种矛盾是由补贴调节的……因此，政府设定了不同“价格”的贷款，但从供求法则看来，其中只可能有一种是“正确定价”。此外，对长期信贷而言，最关键的“价格”在资本匮乏的国家实际上是“被错误定价的”，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其实际价格为“负”。
也就是说，为了让产业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韩国需要改变规则。阿姆斯登强调，这种“怪事”并非仅仅出现在韩国。每一个在经济上赶超他国的国家都不得不这样制定规则，以此设法从国民身上获得闲置的钱并将其转移到实业家手中。
今天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许不喜欢这个新体系，因为这让他们原本的经济生活更具挑战，也更混乱。他们没有义务去模仿这种在许多方面更适用于东亚国家社会状况的体系。不过，英语世界应该停止对该体系的视而不见，也不能再假装它不起作用了。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93/12/how-the-world-works/30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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