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考分流的合理性 — 与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商榷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66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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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乾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博士。《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融汇中西教育论坛》召集人。中国大陆和加拿大数十年大、中学教学及办学经验。现为独立教育学者,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方向为教育体制与政策,基础数学与科学教育。
1
问题的提出
初中升高中考试之后,大约半数学生升入普通高中,半数进职业高中。对于近年来这一中考分流政策,社会上怨声四起。前些年大家都能升学,现在为什麽要把一半学生打入另册呢?不但家长不满,某些教授学者也纷纷发声,批判它不公平。
人们对中考分流的疑虑与不满其来有自:
首先,升普高还是职高以分数划线,低于分数线的一律入职高。个人意愿和资质特长均不予考虑。职高即‘另册’,政策本身令人不得不如此解读。
第二,九十年代高等院校升级扩招,使大学升学率一路飙升。1977 年的 570 万考生,本科和专科共录取 27 万人,录取率仅 5%。然而到 2020 年,考生人数接近翻番,1071 万;录取人数增加了 35 倍,达 967.5 万人,录取率高达 90%![1]虽然高录取率引发了就业难,但它吊高了人们的胃口,把读高中、升大学看作天经地义,将非常态当作了常态。
第三,职业高中的质量问题。突出的如学生资质偏低,不求上进者较多。即使某些家长和学生有意于职高,因学习环境差,担心非但学不来职业技能,还被差生带坏;因而顾虑重重。
最后,职高毕业果真有前途吗?至今似乎尚无足够的社会效果和正面榜样,能够消除人们的疑虑。另外,职高毕业的学生日后可还有机会读大学?诸多问题,都在人们的关切之中。
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采访录“18 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近日广为流传。姚教授主张“取消中考分流,让孩子们都上高中,毕业后再决定去读技校、中职、高职还是大学。……还可以考虑取消中职,全部改成高职,提高职业教育档次。”[2]
中国社会的教育焦虑几乎达到沸腾的程度;然而广大农村、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声音很难听到。发声的大都为城市人群,而且是中、上阶层。姚教授是在为一部分人代言。
笔者不赞成姚教授的观点和主张。尽管上述对于中考分流的疑虑与不满有来由,有道理,但事情还有另一面。专家学者们需要关注农村和贫穷人口的教育状况,了解世界各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方能为公众提供正确的引导。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能否健康、顺利发展,取决于有关各项政策是否得当。一个以中职教育为起点,实现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应的统筹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多层级国家资格框架的颁布实施[3],更为业界和社会所期盼。
同时,不论职业教育抑或普通学业教育;改善教育生态,关注人的身心成长,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应得到更多关注。
作为一个从事和研究普通学业教育的人,笔者从六、七十年国内和北美的亲身经历中,从所了解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结果中,体会到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教育有赖于民间社会、家长学生的支持,社会的正确认知和共识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因写就此文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感悟,并就教于姚洋教授。
2
中等教育双轨制很普遍
笔者之见,中考分流并非倒退。它看似新政策,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然而就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拨乱反正,将合理的做法捡拾回来。
现在的人很少听说‘三足鼎立’一词。它指的是在高中阶段,普通高中、中等师范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三类教育机构并存。初中也设有职业教育,即技工学校。这一体系始自民国,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很好地满足了社会需求。七十年代笔者做技术翻译所在的工厂,有些技术过硬的八级工,工资高,倍受尊敬。读小学时的班主任毕业于中等师范学院,语文数学都教,讲得很好;其他老师亦然。
可惜这一套教育体系在文革中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了!
高中阶段,国际间广泛采用普职分流的双轨制。在欧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处于同等地位。德国的职业教育举世闻名,无需赘述。其他如法国、芬兰和瑞士,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比例分别为65%[4]、72%[5]、和85%[6],大大高于中国所要求的 40-50%。在亚洲,七、八十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四小龙的腾飞,均得力于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完整职教体系的建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选择,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无高下贵贱之分。
国内人们对本科学历的期望,一般来说,是从事脑力劳动。对硕士、博士的期望,是从事较高级的脑力劳动,或者研究工作。高中阶段双轨制是由社会各行各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决定的。社会所需脑力劳动的比例,脑力劳动中从事研究工作的比例,尽管在增加,毕竟超不过体力劳动。教育机构的设置若与此不符,供与求不匹配,必然造成混乱。君不见近年来大学生毕了业找不到工作?同时建筑、制造等行业的招工却越来越困难?众多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去作外卖小哥,很不正常。
当然,人们的教育水平随著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与此同时进入职场的年龄也逐步后推。西方国家和中国分别实行十二年、九年义务教育,这在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上不再必要,亦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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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类型与功利追求
姚洋教授提出:不能用(中考分流)这种手段,首先把 40% 的孩子定义了,你未来就是低收入者……
教授在北大接触的均为学霸,年轻一代中的读书人。但却将这部分人当作了整体。殊不知全国城乡的中小学里,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大多数学生普普通通,有些调皮捣蛋,甚至厌学弃学。
人的秉性各不相同。有的爱读书,人生目标是科学家、学者;有的爱动手,拆拆卸卸、组组装装引发他们的兴趣;有的有领导潜质,喜欢发号施令;还有的热爱艺术,有音乐、绘画或表演天分;……不一而足。此乃常识。一方面,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不同,存在各种不同的智能类型。人力资源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内在和谐,真乃上天所赐。人们本来可以对号入座,各得其所的。
然而中国的现实却相当尴尬。工厂招不到工,农村的人不想种地。似乎人人都只想读书、升学。211 不行,要读 985;普通院校不行,要进北大、清华。读完本科不够,还要拿硕士、博士。不但大陆国人如此,海外华裔移民亦然。家长们聚到一起,子女如何考取名校几乎是唯一的正经话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中国人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要求与期望显然不现实。不但不符合社会需求,也违背大多数人的禀赋和能力。以当今盛行的考研风为例。‘研究生’,顾名思义,是做研究的。然而有多少考生真正有志于而且有潜力从事科学或者社会人文研究?已有若干文章告诫人们,若无浓厚的兴趣和足够的潜力,日后非但做不出像样的成果,而且将苦不堪言。
中国人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的强烈追求,在世界各民族中颇为罕见。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环境的逼迫或者诱惑。
作为农耕民族,中国百姓吃苦耐劳,责任感极强。为了家庭和后代摆脱贫穷,人们宁愿牺牲个人的暂时利益,来谋求长远福祉。
延续一千多年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在中国造就了重视教育、勤奋向上的文化传统。我们既得益于这一传统,有时也不免受累于它。
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大家都穷。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巨变。迅速的贫富分化,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于财富的渴望,跻身上层社会的向往;种种功利追求急剧膨胀。此亦当今教育焦虑的缘由。
功利追求碾压了年青一代内心真正的愿望。孩子要的是志趣的满足和天性的释放;而父母考虑的,则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孩子频频跳楼自杀的悲剧,大抵因此而起。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重要性无须讳言,很少有人能够置之于不顾。然而,个人资质能力和智能类型,对人们职场与事业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而一味追求功利,是会自食苦果的!
看待职业教育,眼光要放长远。现在的职业教育尽管不令人满意;然而通过努力是可能改变的;职业高中未必始终是‘另册’。至于收入高低,社会地位,亦非一成不变。譬如,上年纪的人想必记得艺人地位从前与当下的巨大差别。望向海外,美国和加拿大的蓝领工人,很多工资高于办公室的文职人员,甚至普通技术人员。进入职高的学生“未来就是低收入者”?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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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毕业开始分流之不可行
“中考分流,就是过早地给孩子贴标签”,姚洋教授说。职业教育固然必要,为什麽不能等孩子高中毕业再来选择呢?
数十年前,十五、六岁的孩子离家外出、干活挣钱司空见惯。现在从业年龄已经大大推后,尤其城市人口。若职业技术教育和大学一样,高中毕业后再开始,则进入职场最早也二十一、二岁了。本科生和硕、博士参加工作的时间固然更晚,但那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而言,难道从事重复性的简单体力劳动,也要二十大几方得开始?!人们说思维能力需要早期开发;某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着手过晚,只怕再难达到必须的水平。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孩子学弹钢琴的情况,就明白了。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当比例为初中毕业生,家庭经济条件迫使他们打工挣钱养家。分流这时已经开始。故高中后分流只是部分城市人口的想法,在农村做不到。为这些农村孩子提供培训,使他们尽快获得职业技能,挑起家庭重担,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对于不那么享受读书而爱玩爱动、或对职业技能有兴趣的学生而言,一直被关在教室里读书,无以施展拳脚,有违他们的志趣。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智育至上,书生以外类型的孩子缺少培养和展现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孩子天性多多少少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厌学弃学,此为根源之一。故中小学要办得生动活泼,提供多种社会实践、文娱体育社团活动等,丰富学生们的生活;同时也要为即将迈入成年的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心有所系,能量和才华找到用武之地。
“18 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分流’,而非‘淘汰’。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是人成长从一体到分化的过程,最后进入不同的行业和职业。而中学正是分化的时期。初中时,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潜力特长,有些对于职业前程产生了想法。高中阶段,部分孩子准备升读大学;另一部分对学术无甚兴趣,而向往某种职业或技能。其他孩子也在探索和发现自身潜质兴趣的过程之中。这是孩子自然而然的成长。中等教育在传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要提供机会,引领学生了解社会,认识自己;也要因材施教,满足学生不同需求,为升学或就业做好准备。
孩子的成熟和分化有早有晚,但存在大致的规律;它不可能迁就人为规定的教育体制和学校结构。相反,后者的制定必须依据并符合前者。十六~十九岁的高中生已然分化,不能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了!硬性推迟分化到高中毕业之后,只怕违反人生成长的时间表,引发很多问题。这一点,从下面介绍的美国情况可见一斑。
再者,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使得未来劳动力稀缺。中职、中专的毕业生,早早做好准备,进入职场。这是一支何等宝贵的、生龙活虎的劳动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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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综合中学的教训
我们来看高中阶段不分流的例子,即美国及加拿大的综合中学体制。在北美,与姚教授所倡导的一致,普、职分流被推迟到 12 年级之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基本不存在,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故中学被称为综合中学,招收各类不同的学生。[7]
综合中学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例如数学,有所谓‘微积分预科’,也有‘基础类’、‘应用类’;选修课既有打字、木工、烹饪等实际操作型的,也有 IB,AP 等学术指向的。综合中学实质上是个大杂烩。十个手指按十只跳蚤,不但升学类学生未能奠定坚实的学业基础,就业类学生需要的职业技术培训,也只开几门选修课,浅尝辄止。
在中国,升学率是衡量中学质量最重要的指标。而在美加却以毕业率为标准。为了多数学生能够拿到毕业文凭,所谓高中毕业,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低标准、低质量,乃综合中学痼疾。
令综合中学头痛的,是其居高不下的辍学率,多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少的也有五分之一。十六到十九岁的年轻人,若不爱念书,本该学门手艺,准备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但美国和加拿大的制度既不提供职业培训,也不容许他们就业。他们要麽窝在校园里无所事事,要麽辍学在社会上鬼混。美国青少年吸毒酗酒、校园霸凌以致高犯罪率,综合中学‘功不可没’。
教育综合化是上世纪中期‘教育民主化’思潮中兴起的一项社会运动,追求平等。倡导者认为,将学生分配到两类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档次的教育,违背公平原则。然而综合化的结果,却阻断了社会中下层向上攀升的阶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美国制造业的用工荒十分严重。就业类高中生不该被困在综合中学,对他们开放职业技术培训乃当务之急。试想若这些学生习得一技之长,加入劳动大军;美国的制造业何至于招不到工人?社会犯罪率也应有所降低。
美国的前车之鉴,望国人记取。
2022年1月
1.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高考录取率/升学率对比
https://www.uptom.com/15461.html
2.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18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21601
3. 姜大源:大国职教需要大视野
http://www.cvae.com.cn/zgzcw/yjdt1/202104/0ef529412df8480dbebd36f54e3b1e1c.shtml
4. 职业教育不再是“末等教育”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4-02/11/nw.D110000gmrb_20140211_3-14.htm?div=-1
5. 综述:芬兰职业教育的强大吸引力
https://new.qq.com/omn/20210425/20210425A06XRL00.html
6. 瑞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挑战及启示
http://www.zgjjzyjy.org/newss.asp?id=2280
7. 沈乾若:北美的综合中学和学分制成功么? —关于美加教育体制的思考与建议,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2016.30(9): 34-38
8. 哔哩哔哩:融汇中西教育论坛
https://space.bilibili.com/1455329331
鸣谢:本文经姜大源、储朝晖、马立平、蒋式延、马莅夏等阅览,并提出改进意见。特此致谢。
华章写在后面:
今天这篇文章想必很有争议,奴隶社会发这篇文章,并不代表我们支持这里面的所有观点。但我都能想象到反对方会说些什么。因为反对声音最大的人,可能就是那些和他们自身利益关系最大的人。这当然非常可以理解。我们讨论问题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教育是个系统问题,更是个复杂的生态问题。讨论教育问题要有全局观、生态观,更要有时间观。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惯性”或者“常识”,但如果有时间观,拉长时间的跨度,我们往往会发现,今天的惯性或者常识,其实存在的时间可能也不算太久。等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更可以理解很多事物内在的变化。
今天这个话题,你的结论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假如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让你对教育生态或者系统思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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