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临沂体验送外卖的大学老师，他才是流水线上的亲历者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31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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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禾，年过古稀，初心未泯，行走烟火人间，记录岁月漫长。

华章写在前面：

前些天，临沂大学文学院的高校教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时间全网转发，评论者众。难得的是，他以体验和观察者的角度，关注到了底层打工者的生存成本，也讲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当然，文章在收获大量好评的同时，也受到不少质疑。有人指出，把普通的工作体验过度进行苦难化渲染，过于感性，也是一种职业歧视；有人指出，文章在真实性上打了折扣，丝毫不具有学术调研的严谨缜密；有人指出，骂资本是一件特别容易并且显得一脸正义的事情，而忽略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是反智者的行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工厂流水线，到现在一切都在“流水线化”。流水线，多么美妙的名字，背后却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带来的是钱的创造和再分配。钱都去了哪里？有没有让更大比例的人生活的更好，更幸福？正如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目标问题，也就是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教育的问题。一切“流水线化”背后的根本问题也是目标问题，我们如何界定效率？如何界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今天文章中的“快递员”，用前半生溶入了流水线，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人，看看他的真实叙述与思考。

01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一本非虚构类纪实创作，记录了作者中专毕业后二十多年里从事过的十九份工作。

他做过保安，烘焙店徒弟，便利店和自行车专营店职员，加油站加油员，卖过雪糕，摆过地摊，经营过服装店，开过网店，也参加过漫画培训，参与过文化创意产业，甚至一度迷恋摇滚，跟同道到北京流浪，寻找理想。

最终，在 2017 年，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弃寻找，先后进入两家大的公司。

第一家物流公司号称最大，分拣场可比作十个足球场。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南方的白天，在高温的炙烤下，根本无法运作，所以他们全部上晚班。

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整整十二小时。尤其是晚上九点钟吃饭后，九个半小时里，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上百辆叉车像工蜂一样，一刻不停地把货物送到各个分拣台上。而一个分拣台就是一条流水线——拆包、分拣、投柜、打包、回到叉车，完成一个轮回。

流水线就像一头施了魔法的怪兽，一路狂奔，驱赶着流水线上的每个人。尤其是每天凌晨，又困又累，经常是眼前发黑，摇摇欲坠，“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迷离，意识模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

黑白颠倒的日子，白天的睡觉更是折磨。南方的高温，没有空调的出租屋，混杂的城市边缘。为了能让自己起码睡到四个小时，作者不得不用酒精来麻醉自己，18 块钱一瓶的“老村长”竟是奢侈品，只有在最无法忍耐时才会放纵一下自己。

劣质的酒精让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每一步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

▲ Photo by B_Me on Pixabay

当经过一排平房，闻到饭菜的香味，看到有人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作者说，“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

“我只想打一架，和谁打都行。”

他开始吃瓜子花生，以为可以补脑，缓解他的迟钝麻木和焦虑，可那终归只是幻想。

他的同事三个月内体重掉了五十多斤，原本瘦削的他，体重也掉了十多斤。另一个装车工，干活太猛，一晚上装了两辆车，回家躺下后就再没起来。

仅仅十个月，作者感觉只剩下了半条命，逃离是必须的选择。

他感叹道，真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力资源部不得不把招工做到极致。公司到处贴满了招工广告，以至于双十一时，介绍一个工人，介绍费居然能达到一千元。作者亲自试验了一下，拿到 500 元，不过他把钱给了来上工的朋友。

02

从流水线逃出来，安焉再次北上，进入名气最大的快递公司。

果然，大有大的傲慢，仅仅入职程序，就拖拖拉拉近一个月，要不是杠上了，谁耐得住一次又一次的被放鸽子。好在作者是个温和而坚韧的人！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送快递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工作，作者一开始或许也有过这样的幻想。不幸的是，他入职的是一个标准超高且设计相当严密的公司。

快递员不仅要送取件上门，还要满足客户五花八门的要求。比如等待验货，服装试穿，又比如拒收的产品要一一还原。一个电热水壶的十几个小配件，全部嵌回到结构精巧的缓震材料里，要花去半小时。

而快递员的时间成本，按十一小时计，是必须平均每四分钟派出一个件。遇到验货等待，取件等待，写错地址等等情况，唯一的只能通过更长的工作时间来解决。更长是多长呢，早上六点多到晚上十一点多。

更让人难受的是，每个快递员的效率时刻被监督，并被监督员打电话用羞辱的口气警告。为了避免被羞辱，作者基本不吃午饭，少喝水，减少时间支出，像陀螺一般，在每一户人家之间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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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双十一”，逼仄的站点就像发了洪水，快件几乎漫到腰部，并且向门外溢出。所有人从早上六点半吃了早餐开始干活儿，到晚上九点多才吃第二顿。

如此长期的训练，身体已经没有饿感，“就像逆来顺受的劳工，在发现雇主并不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后，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累倒的时候，还要开晚会。有些组长的晚会基本就是骂人。比如“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快滚蛋！”“公司缺谁都行，离开公司寸步难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公司平台给你机会！”“你们自己拉过客吗，平台给你派单而已！”破口大骂后不解恨，还要罚做俯卧撑。

“我向来是一个自觉的人，不是一头牲口，不喜欢在鞭子下干活儿。”作者哀叹道。

为了这份尊严，他的时间和神经一直绷得太紧，像根即将断开的弦。

同事告诉他，有个快递员，因为后边的小车不停摁喇叭，长期压迫的情绪终于爆发，他停下来，疯了一般把轿车给砸了。

这让安焉如梦方醒，因为他也有过多次类似的冲动，他甚至已经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打算择机报复的对象。

03

读到这里，我的心真切地感觉阵阵刺痛！

我没有这种经历，但我记得，在老家农村，对勤恳劳作的耕牛，也不曾如此对待。

当它们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也会给它养老，直到它寿终正寝。并且在它离去的时刻，养牛人都会流泪。

记得在饥荒的年月，生产队把一头老死的耕牛杀了分给社员，杀它的时候，老牛泪流满面。母亲领回来一小块，煮熟了，她自己满脸悲戚，一口都没吃，只有我和弟弟不懂，呼啦啦吃得特香。

农耕社会，人牛之间尚且如此，被称作进步的工业社会，我们的共情能力呢？？

不禁又想起丹江口市职业技术学校，17 岁的学生余骏，实在忍受不了实习中三个月的长夜班，在所有求助无果后，选择了跳楼。他不是抑郁患者，他知道选择求助，可就连他的父亲，都狠心拒绝了他，更别说不负责任的学校，冷漠无情的工厂！！

据调查，早期的珠三角，每年断掉的打工者手指，居然达到四万多根。

玩具厂 87 名年轻女工，被锁在三楼车间里工作，连窗户也被封死，以至于一楼发生火灾后，无法逃生，也救援不及，全部葬身火海。

现在的管理当然已经没有如此粗野，但一切似乎又并没远离，作者描述的就是现在时。

分拣场上无处不在的监控，快递路上随时可能收到的监督喝斥……不错，这些手段确实可以有效地把人驯化成工具，把人的潜能调动到最大化。可人究竟是不是应该成为工具呢？

▲ Photo by Michał Jakubowski on Unsplash

这不禁让我想起现代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见，而提出的工具理性泛滥。

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它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过程。

很显然，在这一科学管理理念下，本应作为目的的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被严密计算的管理链条上，人只是被计算的材料而已。

韦伯进一步认为，理性化把现代社会铸造成⼀个“铁笼”。它好似⼀条流⽔线，呈现出机器的属性，⼈则被“⾮⼈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

04

所幸地是，胡安焉不想被驯化成工具，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在抵抗，在摆脱。尤其是他觉察到原本的性情一点点被吞噬，而冷漠、怨恨、愤怒等情绪滋生蔓延之时。

他始终在读书，思考，观察社会，审视自己，并及时做出选择。

他说：

“

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非常感动。塞林格的《九故事》和西摩一家的几个故事也都很喜欢。在我看来，他们的所有作品，都在写“纯真品格”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乃至被毁灭。

之后，我又读了雷蒙德·卡佛，他描写的日常生活的崩塌令我深有感触。还有理查德·耶茨，他非常温柔，非常感伤，让我无比迷恋。还有杜鲁门·卡波特，他有几个带自传性质的童年故事写得特别感人，比《蒂凡尼的早餐》要好。

我对这些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趣，很共情，估计是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同质化的原因吧。

”

他还读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然读得很艰难，很慢。

读书让他不断消解自己的不良情绪，净化内心，并逐渐领悟到：“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我其实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而不是寻求别人的认同。”

不仅读书，还写笔记，记录自己的思想点滴。

当他回忆北漂迷恋摇滚时，他说，我们当时对真诚、自由的无限向往，和对自我的苛求，尽管有时体现为自私、任性和粗鲁。但那些真诚的追求，是我至今得到过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照亮我的第一柱光。

▲ Photo by Dyu - Ha on Unsplash

跟很多摇滚青年一样，他们要反抗这个社会对个人的改造，反抗主流价值对个性的蒙蔽，反抗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功利。

关于摇滚的笔记他写了 24 段，非常精辟，仅摘录两段可窥一斑。

“摇滚反对虚伪、麻木、中庸、秩序和教条，但摇滚本身常表现出任性、粗暴、偏激、迷乱和绝望；摇滚的力量在于破坏而非建设。”

“和浮士德一样，摇滚歌手拿灵魂和魔鬼做交易，伴随才华而来的是孤独、矛盾、痛苦和疲惫；真正的摇滚乐哪怕表面听起来欢快或生机勃勃，实质都是艺术家在堕入深渊的过程中发出的哀号。”

关于对工作的思考，他写道：

“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

他进一步举例，“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居住的寒冷洞穴，喂饱浑身长毛的妻儿。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但还是忍不住委婉地说，“尽管它们却仍然是一回事。”

作者说，这些笔记都是多年前记下的，如今看来可能偏激和幼稚，但这些是我思想曾经的漫游轨迹。

当他终于从漫长的生活磨难和深刻思索中走出来，不再要求自己做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并重新换了一家宽松的快递公司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变了——几乎所有客户都很好相处，都懂得绽放真心的笑容。他由衷地感慨，假如没有利害“计算”，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变得和谐融洽。

读书之余，他还会坐到京通罗斯福广场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不同的送餐员跑来跑去。打量他们的举止，揣摩他们的心情，仿佛看到不久前的自己。

不得不说，作者其实是一个具有很强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当他开服装店有点积累以后，他果断地放弃了那种只为赚钱的生活方式，而试图用自己喜欢的写作来养活自己。但理想未能实现，手里的钱即将低于一万时，他又会拼命去打工。

当他觉察道德底线即将被过度压榨而突破，又会主动调节濒临失控的身心，以至于能平静地记录过往，甚至于做深刻的哲学式的思考。

▲ Photo by devn on Unsplash

比如，他写道，“过往的人生总是重重复复，交往过的人也重重复复，只是每次换了名字和样子而已。实际上人们没有个性这种东西，只有和你的关系。”

“这些人都是以你为圆心的圆，他们的半径就是和你的关系。自然了，同样的半径上可能重叠着很多个圆，这不是一组平面的图形，而是你螺旋上升的人生的一个切片。”

“难怪人们羡慕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因为他们的目光不穿过表象，他们的思想不抵达实质。”

这些观察和思索，让他在每一次的挫折中适时止步，从而做出不偏离生活轨道的选择。

这让我也记起二战以后，引起很大反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萨特认为，“如果一个人只能活一定的时间段，他的生活标记将会是挫折、恐惧和失败。”这并不是基于他个人所处的时代，而是对人类处境所做的一个总体评估。这个评估证据，可以一直追溯到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也可以在佛教世界观里得到深刻回应——活着就是受苦。

面对这一基本事实，个体必须诚实和勇敢地正视。没有神话，没有自欺，没有任何形式的逃避。

不过，萨特又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他说：“虽然是命定的，因为他没有创造自己，但他仍然是自由的，从他被抛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要为他做的每件事负责。”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选择”就变得异常清晰和沉重。所有生活的决定都在于选择，在于逐步摆脱自欺，并变成对真实性的呼唤。它既不是幸福，也不是满足，而是一种活着的状态，是一种对于选择责任的从容承担。

无论选择有多困难，个人都会在选择这一行动中经历最深刻、最痛苦的自由。而每一个选择又是一个机会，可以重塑真实的自我，即使在悲剧面前也能获得尊严。

萨特的理论，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对韦伯“工具理性”和“铁笼”理论的破解呢，我不知道，但人类总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超越自己，这是没有疑义的。

韦伯强调环境对人的客观压迫，萨特则强调人可以用自由意志来抵御外部环境对人的“物化”。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回归到“人才是目的”的认知。

我想，写作《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或许没读过韦伯和萨特的哲学，但他二十年青春中的十九份工作经历，以及心路历程，算得上一次人生实验，也做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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