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 评论赠书
本文摘自《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一书，由湛庐文化授权转载。
该书为著名风险投资家、中国创新趋势的推动者王煜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创新理论的先行者薛兆丰强强联手、合力大作！该书由湛庐文化出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评论赠书】请移步文末对文章进行评论，评论被点赞最多的两位读者将各获得由湛庐文化提供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一本。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达到了协同生态的新高度，此时企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和垄断，而是追求协作和共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旧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被消除掉了。
这里就有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30 多年前，邓小平推动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要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结合，那时跨国企业是新的生产力。20 世纪80 年代，在全球产业界研发投入中，大于25 000 人的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约在70%，也可以说，整个产业的研发投入都依靠大公司的支撑。
所以那时，我们跟跨国公司的合作，主要是承接它们的制造业资源的全球供应功能，由此带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小企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了研发上，就是为了把产品推上市，然后利用协同生态迅速转化成大企业。它们现在变成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我们投资的WiTricity，它研发非接触式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用磁共振的方式实现了电的能量传递，这是100 年前的科学家尼古拉· 特斯拉（Nikola Tesla）想做但没做到的事情。今天WiTricity做到了，发明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林· 索尔亚契奇（MarinSoljačić）博士，他在2005 年发明了这项技术，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企业开展进一步的产品化研发工作，如果在过去这项技术可能早就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收购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由科学家自己作为企业创始人与各路精英合作将企业孵化出来。如今，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希望得到它的技术授权。但它本身却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过去30 年的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30 年依然需要贯彻这个思路。不过在战术上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从国际角度来讲，最先进的生产力已经不是跨国企业而是高科技小公司，这时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高科技小企业，和它们一起成长。在谷歌还未成长为今天的谷歌时，在Facebook 还没有上市时，在苹果还没有推出iPhone时，我们就能成为它们的合作伙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科技能力和经济实力也将会非常强大。
当然，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看到未来的前瞻视野，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处理。这样一个创新生态系统遵从的是即插即用的积木式创新原则，遵从的是新木桶理论。这个生态非常支持创新，身处其中的创新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比大公司发挥得更好。跨国企业里创新的转化效率很低下，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研究的就是跨国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但是他找到的解决方法在今天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跨国公司的官僚体系肯定会造成效率下降，它竞争不过一个协同的开放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恰恰在于解决了跨国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若要知道在这个更优的生态里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去看它还缺什么，要去研究新木桶到底还缺哪块长板。美国的科研效率依然是全球最高效的，依然是世界科技的核心。美国也有培养企业家的商业环境，一批批企业家不断地涌现出来，很多创新企业都成了新兴企业家的“黄埔军校”。美国的“PayPal 黑帮”就是如此，很多创新企业的领军人物都是从这家公司走出来的，这有点像硅谷的“黄埔军校”。这种现象在中国企业界也越来越多，新兴的创业家、企业家们很多都来自阿里巴巴、腾讯或者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国创新企业家的生长环境已经慢慢成熟起来，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生态。
美国并不缺乏创新的企业家，其信用体系也相对完善，而且投资者很多，那么它缺乏的是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一下新的产业趋势，看看新的风口在哪里。过去这些年，高科技创新产业里最活跃的领域是软件和互联网，可以借用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概括这个浪潮，那就是“微软”。相对于很多传统产业，软件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销售，尤其在互联网成为全球的数字神经网络之后。不过，接下来就要向更高难度的产业领域转移，国外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做的事情就是变得“又大又硬”，比如特斯拉做电动汽车，Space X 做火箭，XCOR 做航天飞机，甚至有人在琢磨做民航客机，也有很多创业公司正在瞄准轻型核电站。从这个趋势来看，新型的创新资本主义协作体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侵蚀和瓦解之前由大型跨国企业垄断的地盘。
在“又大又硬”的潮流之下，一方面，跨国企业慢慢被颠覆；另一方面，颠覆者也面临一个问题：在“微软”时代的创新是从0 到1 的过程，因为从1 到100 万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是新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切入边际成本相对更低的领域；但是当新经济向制造业扩展时，边际成本就不再为零了，那么大规模制造的能力从何而来？
跨国企业都有很强的大规模制造能力，但是西门子、丰田、三星等跨国企业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它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是封闭的，不会开放给第三方。现在不少中国人在喊德国的工业4.0，但是西门子什么时候能对一个创业者开放它的制造能力呢？虽然我们的制造业水平不如德国严谨，但恰恰有一个优势是德国人根本不具备的——我们早早地学会了跟第三方对接，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做大规模代工生产的制造业国家。为什么iPhone 明明可以追求德国品质，却要在中国生产？因为德国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先进的科技企业对接。
恰恰是中国的制造能力——全球唯一的开放性大规模制造能力是真正的开放创新所必需的，所以不像《从0 到1》和《零边际成本社会》所说的，新经济并不是零边际成本，而是从零边际成本起步逐渐扩散到所有需要高边际成本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行业都会趋向零边际成本。此时需要的是大规模的个性化制造，而中国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过也有很多人在说，国内市场非常大，只要刺激内需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繁荣。坦白讲，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如果仅靠刺激内需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的，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出口，离不开世界经济。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体完全依靠内需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国企业变为全球企业，如何从中国企业家变成国际性企业家，标志就是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的科技重地，美国企业家的第一市场依然是美国本土。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考虑的第一件事不是琢磨怎么把车卖到中国，而是琢磨怎么把车做出来，怎么在美国卖得好。如果不能紧跟全球科技第一市场，虽然中国自己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在科技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很多人看重的进口替代技术可能随时都会被淘汰。中国电视机产业曾经从进口电视机到进口生产线，最后逐渐占领了当地的本土市场，把国外的品牌都打倒了，结果国外的科技更新换代，从原来的显像管变成了液晶屏，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再一次遭到打压，不得不从头再来。
如果中国企业能以积极的心态与先进科技合作，那些新兴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很容易就能看到你的价值，这时不管中国市场还是美国市场都会是你的。当你与最先进的科技进行深度合作时，就会慢慢学会如何更深度地介入到更前端的科研环节，自身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快的进化和成长。
科技创新分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科研，这方面中国正在追赶但是距离还是很远。第二是产品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近距离学习。过去的30年，我们吸引外资的策略可以看作是把跨国企业引到国内来贴身学习，我们得到了相应的制造能力。前些年，企业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面质量管理或者六西格玛培训，都是为制造业企业的能力提升服务的。柳传志一直讲的“贸工技”的学习路线，即过去30 年里中国企业从“贸”走到了“工”，并没走到“技”。未来30 年我们不能待在国内了，要到国外去跟人协作，研究别人怎么做产品转化，研究我们的制造业如何跟他们对接。
科技创新的第三层次是应用层的扩展。这方面日本有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人发明了记忆合金，主要用在航空产业——卫星到达太空后，记忆合金会在合适的温度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可以将太阳能电池板打开。而日本人将这项技术用在了女性内衣上，不管怎么洗、怎么揉搓，一旦穿到女性身上恢复合适温度后，内衣的龙骨就会挺起来。你可以想象卫星的市场并没有多么大，但女性内衣的市场就大多了。也许中国人未必擅长将基础科技运用到卫星上，但是我们可以把基础科技用到内衣上，中国当下的“互联网+”思潮大有燎原之势，大家都在鼓励创新创业，应用层的拓展肯定有很大的市场。不过一定要记得如果只是做女性内衣，没有记忆合金做支持，壁垒是不强的，优势也不显著，只有与先进科技结合才有可能产生裂变。
我们一直提倡这样的理念：“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世界的变局正在来临，所谓“全球风口”已经形成，中国应该在第一时间积极参与并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放我们的制造能力。同时，政府应该转变角色，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家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寻找新的机会。“一带一路”是个非常棒的战略，利用我们已有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力去带动比我们落后的国家。但是不要忘了，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进入了国际第一阵营，但在科技上还不是。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原创不是我们的，这就需要和先进的生产力对接，进入那个领域并逐渐实现自己的控制力。
当下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家往往都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经过30 年的市场磨练，他们有了很好的产业、管理和资本实力，这些人应该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想问题，应该勇敢地站到世界的最前沿，变成全球的雄鹰。我认为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相关阅读：
【精彩书摘】《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 评论赠书
【精彩书摘】《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 评论赠书
内容推荐
互联网趋势专家王煜全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投资模式的过程中，他发现积木式创新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基本模式，由此带来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业系统，不仅颠覆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封闭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海外实地考察和与王煜全的交流沟通中，也感受到积木式创新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他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了积木式创新的法律基础，分析了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这一波全球创新产业新浪潮中抓住机会，实现企业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台阶。
两位作者，一位是有着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人，跟读者分享他独特的投资经验；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从数据和学理出发，条分缕析地与读者一起研究积木式创新给中国带来的种种机会。
作者简介
王煜全
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
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他对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机制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投资模式。
他发现“积木式创新”已经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基本模式，由此带来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业系统，不仅颠覆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垄断与封闭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或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