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哲：“春秋大义”与“小情小爱”之辨
编者导言：
关于传统中国学人的历史精神的学习，似乎在今天已经淡薄。我们对待历史多以故事性的学习方法置身事外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评论，以求学习历史的客观性。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似乎不止于此，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历史著作往往是添加了个人主观的历史情怀，学习的人对待历史著作犹如经典。司马迁著《史记》虽然自称“一家之言”，实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他著史非以简单叙事而已。这也是儒家何以极其强调经史合参的治学方法的原因。经典大义需要通过历史事件进行直观性的阐发，每读一卷史学著作都不可不重视事件背后的文化背景。《春秋》，一部简洁的鲁国诗书，多人为之作传，阐发春秋大义。可见，《春秋》非一般性历史著作，乃是为了昭示正统，以正人心。正如太史公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或许这也是孟子何以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的原因吧。今天，四海孔子书院冯哲院长，温习《春秋》，并对“春秋大义”作了一番思考和阐释。
“春秋大义”与“小情小爱”之辨
作者丨四海孔子书院院长 冯哲
隋唐以前，《春秋》比《论语》受人看重。这本书所言，推行“天下为公”荦荦大者的道理，至今仍无任何一本着作可与之相提并论。
太史公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谈的是大义，大多数人都认为，最能体现儒家思想核心的是《论语》，但是，连孟夫子都认为，最能够表现儒家浩然之气、家国情怀者，当属《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那挺立于千秋万世、凛然无惧之气，乱臣贼子岂可无惧？
《春秋》一书，只谈大义！一般人将忠义连在一起，但精神在“忠”，谈的是对某人或某国君的矢志不移；但春秋大义，精神在“义”，谈的是千秋万代家国天下百姓的大是大非。我们看《春秋》里有“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一句，可以说最能陈述春秋大义的精神。《春秋左传》里记载：
宋穆公病危，召见大司马孔父，把先君的儿子与夷托付给孔父。并对孔父说：“先君舍自己的儿子与夷而立我为国君，我不敢忘记先君的恩惠。将来死后地下见到先君，先君若是问起与夷，我要怎样回答他呢？将来请你尊奉与夷，使他主持国家，我虽死，也就无悔了。”
孔父回答：“可是大臣们都愿意尊奉您的儿子冯为国君。”
穆公说：“不可以，先君以为我贤明，故令我主持国家，若我不退让，岂不辜负了先君的推举，怎能称得上贤明呢？”
于是，宋穆公将两个儿子公子冯和左师勃驱逐出宋国，让他们到郑，并对他们说：“你们虽是我的儿子，但我活着时不要再来见我，我死后也不要来哭我。”
同年，宋穆公去世，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宋殇公十年，太宰华督杀害宋殇公，并从郑国迎回宋穆公的儿子冯拥立为君，是为宋庄公。
故事中，宋穆公认为当初宋宣公传位给自己是个很大度的表现，所以心存感激，在他临死的时候，采取报恩的行为，执意传位给宋宣公的儿子与夷，而不顾大臣们的意见。宋穆公认为报恩卽是“义”。
其实，在春秋的评价里，君位关连着天下苍生的利益，岂可因为自家的感激与恩典而私相授受，宋穆公违背了大义，这才造成宋殇公被杀害，国家继续动乱的最根本原因。
离开仁与义，一切会归于私与名。今天，需大力提倡春秋大义。天下大同，同出于天地，还归于天地。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一。同出于自然，归于自然。
近思春秋，感觉这个时代欠缺的，正是“春秋大义”。日常言及的，总是小格局的小情小爱。自古以来的凛然大义，何时方能东土重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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