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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 财政在行动 | 我亲历的泊头村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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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政部驻湖南省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第一书记 刘斌樑
自派到平江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是我在湖南度过的第三个春节。在过去的2018、2019年两个春节里，我趁着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节的机会，召开乡友座谈会与他们共叙乡情、共献计策、共飨发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2020年的春节格外不同。平江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与湖北通城接壤，距疫情中心地武汉仅3小时车程。春节期间大量外地务工人员返平，通过深入各组各户全面排查，共摸排出泊头村湖北返乡人员28人、14户，其中武汉返乡人员6人、4户，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作为这场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将泊头村防疫工作总结整理并思考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防疫指挥部。1月22日（腊月二十八），泊头村成立联防联控指挥部，村干部、乡村医师全程无休，始终在岗在位，其他成员随时待命，全面推进各项防疫工作落实到位。村防疫指挥部先后召开会议5次，紧急调度2次，部署应急救灾物资，对各项工作安排具体到人、到点。同时整体联动，与镇政府、村小组、农户上下贯通，与派出所、卫生院、燃气公司等左右联通，做好信息共享、联防联控，合力保障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重点排查涉鄂人员，做好居家隔离工作。村防疫指挥部组织乡村医生第一时间上门对涉鄂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和体温测量，村干部对湖北返乡人员的具体情况登记造册，确保数据精准到位、情况排查到位。随后，村防疫指挥部向14户湖北返乡人员家庭发放《医学观察告知书》《居家隔离告知书》，明确居家隔离、隔离期限、法律责任等；对每户庭院进行全面消毒、在房屋醒目位置张贴隔离标识；向每户发放体温计、艾条、口罩等防疫物资。为保证随时掌握信息，组建湖北回乡人员微信工作群，要求隔离对象每天早晚各自测体温，并及时将结果传到微信工作群，再由村防疫指挥部上报镇防疫指挥部。同时，村干部、乡村医生通过微信工作群与隔离人员开展经常性交流，做好他们居家隔离的思想工作和隔离期间的心理、生理健康教育。
(三)积极筹备防控物资，做好生活物资保障。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村防疫指挥部通过向县防疫中心、镇卫生院申请以及药店购买等多渠道多方式筹备防疫物资，共申请、采购到医用防护服2件，各类口罩1700个、艾条500根、消毒液25瓶、酒精15瓶等。为节省珍贵的防疫物资，村指挥部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并进行了统一调度和科学安排，将医用防护服、N95口罩优先分配给一线防控人员；卫生室实行每户限量购买口罩制度；免费赠送每户家庭一根艾条；每天对公共场所、便民服务中心、卫生室及十字路口进行“地毯式”消毒作业；设置废弃口罩回收站4处。此外，通过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党支部支部共建平台支援、平江定点扶贫工作队帮助对接以及乡友捐赠，共募捐到口罩800个。因疫情防控期时间较长，部分家庭基本生活物资开始紧缺，村防疫指挥部迅速作出部署，对接镇燃气公司，上门为群众统一采购煤气180余罐，保障每户家庭能生火做饭。同时安排专人每天帮群众代购“米、油、盐、酱”、急需药物、洗衣粉、牙膏、妇女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累计5万多元，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生活所需。
(四)严格落实隔断措施，限制人员交互流动。为守好咽喉门户、限制人员流动、防止疫情蔓延，泊头村党支部积极与潭湾、黄花、西燕村党支部对接并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开展支部共建，联合在泊头大桥设置疫情防控监测点，彼此村界设卡5处，确保“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村干部、村医、党员、志愿者24小时轮班值守，严禁与防疫无关的车辆通行，严禁与防疫无关的人员流动，并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消毒检测、来往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并详细登记，严把出入关口，确保切断疫情传播的途径。在设置疫情防控监测点及卡点时，严格按照上级指令，未采用岩石、泥土等路障封死路面，科学设置绿色通道，允许医疗救护、应急救灾、群众生活物资运输、防疫工作车辆及人员通行。泊头村18个村民小组的三人小组成员在“保境安民、守组有责”的号召下，自觉行动起来，小组成员志愿上岗、轮流执勤，除主干线外，组级道路自行封闭，设置可移动障碍物，对进出车辆行人进行检查，配合支村两委实行防疫网格化管理。
(五)取消各类群体性活动，规避人员大规模聚集。为规避人员大规模聚集，造成疫情的扩散与传播，我带头取消大年初七的订婚宴，并上门劝导群众喜事不办、丧事简办，其他事情一律不办。获得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截至目前，原计划举行11起群体性活动全部取消，避免人员聚集，切断病毒传播渠道。防疫期间恰有两位80岁老人过世，村防疫指挥部立即上门吊唁，一方面祭奠老人、慰问家属，另一方面做好家属“非常时期、做好防疫”的思想工作。通过劝导，一户家属采取丧事简办，婉拒亲朋吊唁，并自备口罩、消毒液进行预防；另一户家属先将老人火化，待疫情过后再办理丧事。
(六)加强防疫宣传引导，提高村民防控意识。疫情来势汹涌，初期人心惶惶。为消除村民恐慌感，村防疫指挥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呼吁村民从自身做起，提高自我防范和警觉意识。张贴宣传标语32条，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短视频转发疫情防控知识50多次，帮助村民正确认识疫情；利用“村村响”广播，派人沿主要村道边敲锣、边吆喝，将两位村干部的私家车贴上标语、安装喇叭改为临时防疫宣传车；积极倡议村民用短信、电话方式辞年、拜年，号召村民近期不与隔离对象直接往来，无特殊情况不外出、不串门、不走亲戚、不集会、不聚餐；传达和发布县、镇、村各类防疫相关通知50多条，方便群众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动态；在线“值守”村民微信群，引导群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不实信息及时进行辟谣，累计辟谣30多次；严禁群众在防疫期间打牌、赌博，并对所有麻将机全部贴上封条；制作法治宣传手册，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疫情防控工作依法、科学、有序开展。
(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复工复产力度。为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响，制定《防疫期间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方案》，并组织村干部和帮助人开展了“四个一行动”，即进行一次走访、拨打一次电话、开展一次宣传、送上一次关怀，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五保老人解决生活困难，鼓舞他们战胜疫情。根据疫情动态，适时调整工作部署，在做好“外防输入”防控同时，在泊头村实行全面复工复产，组织广大干群开展油菜施肥、早稻育种、果园抚育等春耕行动；帮助210名返乡外出务工人员开具证明确保顺利外出；组织36名本村劳动力到县工业园应聘，目前有6名已到位就业；督促村内企业、合作社及时开工，吸纳30多名在村务工人员就近就业；加快推进安全饮水、环境卫生等项目，强化扶贫攻坚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村级集体经济在防疫中保障作用突显。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支村两委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以及春耕和复工复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为此，建议相关部门继续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发展氛围、舆论导向和扶持措施，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保障村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微治理”成疫情防控的有力武器。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细胞，基层强则社会强。为激活基层末梢神经，自2018年我驻点泊头村以来，在全村18个村民小组推行“三人小组”机制，每组选出1名组长、1名党员和1名村民代表，在支村两委统一领导下，自主管理本组事务，重点承担本组内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信访维稳、安全环保、文明创建等方面的相关任务，村级—组级—村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得以巩固，全村“微治理”的网络格局基本形成。面对此次爆发的疫情，泊头村“三人小组”机制显示出了“战时机制”的作用，其“微治理”的模式成了防疫阻击战中的有力武器。“三人小组”成员迅速承担起防疫“网格员”的职责，配合支村两委实行网格化管理，在组内开展排查、管控、宣传和维稳等任务，形成密集的防控网络,对阻止病毒疫情的传播和防范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四）传统小农经济不能“一棍子打死”。我国传统小农经济历经2000多年，在当今广袤的农村地区中依然大量存在，其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来自己消费，商品交换只是辅助，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史学观点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小农经济是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之一。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低效率的传统小农经济无法产生较高的利润，不能与高效率的商品经济相比。但回归到生产目的本身，传统小农经济生产的首要目的是满足生活所需，而非追逐利润，建立在所需基础上的生产才是有节制的生产。此次疫情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踩了一次急刹车”，生活物资的流通渠道严重受阻，人们体会到了“有钱没处花”的窘境，意识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如此重要。传统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性，使得疫情没有给农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困扰。许多返乡务工人员在疫情期间说：“这个时候还是在老家好！”我认为除了可以一解乡愁外，很大的因素是在农村基本生活物资较为充沛，生活成本较低。虽然不能就此下定论说农村是“避难所”，但面对由于突发公共事件而造成生活基本物资短缺问题，传统小农经济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缓冲作用，有了这个属性，农村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
（五）农村“数字化”已有基础，仍需推进。随着农村网络的普及，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资讯进入农村的“鸿沟”被打破，农村“数字化”已有了一定基础。多数村民已经成为了“数字移民”，90后、00后更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可以通过社交软件、网站、抖音、微博等，第一时间了解到各类疫情相关报道。因此，相较于2003年的非典，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农村的关注度非常之高，几乎言必说“疫情”。与此同时，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类防疫资讯，村民对一些伪科学、不实信息、冒充政府的谣言缺乏分辨能力,容易被谣言误导甚至成为传谣者，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除了法律手段严打造谣者外，还需要官方及时辟谣，村干部在村民微信群充当“网管”，监控舆情动态，让真相跑赢谣言，还真相于公众。另一方面，村内65岁以上老人受制于观念，基本没有智能手机，从未接触过现代化信息终端，暂时仍处于“数字化”的边缘境地，属于“数字难民”，最有效的通过微信群发通知方式，到他们那就“失效”啦。所以，传统的上门宣讲、张贴布告、大喇叭广播等宣传方式，在农村仍较为“管用”，在今后一个时期还需执行下去。虽然农村“数字化”正在生根发芽，但农民在融合“数字化”到生产生活的能力偏低，农业领域应用推广水平不高，农业流通领域缺乏统一的平台支撑。建议加大农村“数字化”进程，着力提高农民应用“数字化”能力，建立农业与“数字化”的融通机制，把“数字化”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
责任编辑：刘慧娴
值班编辑：张蕊 梁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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