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编辑：小计量
引言
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支流，中国经济学界则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两分体系。显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流，政治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就逐渐沦落为边缘和异端的位置，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迅速被边缘化，乃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被排挤到人文学院或者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那么，经济学科的这种发展趋向合理吗？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其实，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需要关注组织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不仅要剖析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和“如何产生”等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现象“应该如何”和“如何改变”等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是经济学科的合理称呼。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逐渐抛弃“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根本上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它只关心前一问题，而忽视了后一问题。
同时，从起源学上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经济学科的早期名称，主要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以及相伴随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只不过，边际革命以降，“政治经济学”名称就逐渐为“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所取代，它集中研究个人效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问题。本文将从经济学科的历史起源和学科特性对此作一考辨。
经济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起源学可以看出，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在组织，是研究组织运作的机理以及相应的规范，包括：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同时，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组织的经济学集中关注的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相应地，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家之时，“经济学”就被“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取代，集中研究有关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管理法则。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则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因此，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框架则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这四位一体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当然，流行观点往往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局限在私人领域，其理由是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无独有偶，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一词也隐含了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不仅家庭组织如此，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力交换而形成的现代契约。相应地，早期生产组织往往都由特定个人所成立和控制，存在特定的所有者和主权者。显然，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同时，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组织研究的四位一体架构呢？
首先，针对上述观点，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家庭等组织毕竟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组织的效率，因此，这些传统组织也需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尽管主权者设定的制度往往是泰勒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制度，它将主权者以外的组织成员都视为外在的投入要素。也即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设计这三大议题。（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组织也带上越来越强的契约性质，它不再归属于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所有，不再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场所；相反，它越来越被看成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由此“生产出”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平等所有者。相应地，家庭组织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反映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的需要，不再实行绝对的“家父制”专制；相反，它要兼顾所有成员的生活和追求，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决策。因此，收益分配问题在现代家庭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越来越介入家庭组织的收益分配，如儿童保护法、老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财产法等。
其次，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收入分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究其原因，现代组织是由众多个体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属于全部订约者所有，而不再存在特定主权者，从而就转变为社会公共机构，因此，组织的有效运行就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关乎分工收益在全体成员间的分配以及对成员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组织就在于，组织所促进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都能从中获得更满意的收益。
最后，即使是在过去漫长的古代社会，收入分配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早期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而已。不同于现代组织所依赖市场谈判和交换的收入分配机制，早期社会的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互惠和再分配特性：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亲族组织中，后者则体现在由共同首领领导的部落或地域共同体之中。
显然，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赋予经济学科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宏观方面，它涵括了国家组织的组成、社会分工的深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进等；在微观方面，它包括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资源的配置、组织成员的关系、协作生产的分工、共同成果的分配、组织运行的方式及治理，等等。威克斯蒂德就指出，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包括对在一切管理中发生浪费现象的方式的检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包含了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经济学要解决的人类两大经济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激励问题。
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和政治学是脱节的，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学都无法为管理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那么，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事实上，要把动力激励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首先需要明确谁行动、为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微观上涉及组织内部的分工和合作，涉及组织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涉及资源的配置和收益的分配，涉及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也涉及企业的文化和惯例；宏观上涉及国家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涉及官僚的选择和监督，涉及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涉及劳动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涉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也涉及社会的伦理和法律。显然，所有这些恰恰是经济学原初的研究课题。因此，要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架起桥梁，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科的本源，重新把组织、分工、制度和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由家庭、氏族转向城邦和城市国家，由基于习俗的传统群体转向基于契约的现代组织，管理的内容和目的等也有了扩展和变化：（1）管理者不再是专属于世袭的某人或某群体，而是基于更广泛标准在社会上选聘的；（2）管理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更广泛的效用；（3）管理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增进特定主权者(所有者)的收益，而是关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就带来了管理方式和规范的改变。例如，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就是讨论雅典国家的财政问题，是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了如何管理国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着重对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并探讨了最优化的政治和经济。伴随着研究对象转向了更大的城邦组织，也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从这点上讲，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随后，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在家政和农庄管理上，进一步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从而将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联系起来。因此，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不仅是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更关涉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
政治经济学的正式形成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发生在重商主义时期，这也是经济学科获得独立地位的时期。它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并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此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相继指定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自此以后的一百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一般地，人们往往把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此时的古典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财富的生产、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问题的探索，因而古典经济学又称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福利和应得权利的相应提高。
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大基本内容：（1）由于试图通过促进国民财富的创造来保障普遍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从而导致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起；（2）关心既定国民财富下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如何最大化交换剩余问题，从而导致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同时，由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关涉统治者的行为问题，因而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就把经济学视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中到处不无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为此，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蒂格勒就指出，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
当然，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则没完全建立起来，同时，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为此，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不过，尽管斯密对市场竞争采取了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因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就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分配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所有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
最后，需要指出，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市场中的分工、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机制运行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也是一种组织，速水佑次郎将市场视为“是通过自发交易协调商品、服务的市场和消费的组织”。同时，组织又是由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因而组织往往又与制度混同使用。速水佑次郎写道：“国家是由一套统治规则组成的制度，同时，它又是由依照那些规则组织的各种职能部门和机构构成的功能性实体。同样，市场是由在价格参数下控制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它也是由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这样的各种市场主体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功能性实体。”显然，正是从组织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市场也视为一种协作系统，它的运行也与分工、分配有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与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事实上，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等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非鲁滨孙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经济学科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反映了现实市场的运行特征。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国家，随着经济学科所涉猎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广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就越来越广，集中研究整个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关注整个国家中的利益冲突，等等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也正如叶坦所说，“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同时，即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行为和经济活动越来越依据价格信号而非行政命令，也不能将个体行为视为孤立的和他人无涉的，任何人和行为都发生在市场这一组织中，而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则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也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尽管经济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出现转换，但任何时期经济学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目标，这就是要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途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学问，其中就包含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思想。那么，如何提高人们的福利尤其是缓解穷人的贫困呢？这主要源于两大基本途径：（1）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是斯密等关注的；（2）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是李嘉图和穆勒等关注的。
然而，经济学说史表明，财富的分配问题成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过程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虑，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市场机制也日益健全，从而逐渐把既存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在古典主义时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以及上层集团的利益较为强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权力的分散，普通个人的福利变得愈益重要，因此，当前经济学也要关注一般百姓的福利问题，这不仅涉及财富的增长和涉及财富的分配，同时也要探究个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不同时期经济学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在古典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财富创造本身是在共同体内协作完成的，而创造出的财富又面临着分配的问题，因而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关系和制度；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公共领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经逐渐理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逐渐成熟，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关注既定禀赋下如何获得效益最大化问题，这主要涉及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方式。正如韦森所说，“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
可见，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标，就要关注经济学科的研究本体；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就要分析不同时空下的人类需要。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在物质资本积累不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由此出现和壮大了劳动价值理论；而到了古典主义后期，由于劳动投入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全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同时，由于当时的消费还主要局限于物质方面以及生产越来越依靠积累的物质资本，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变化，开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为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