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包容共享、显隐互鉴、宜居可期——城市活力的历史图景和当代营造

导读

10月19日，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重庆市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文为学会副理事长，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在全体大会上题为“包容共享、显隐互鉴、宜居可期——城市活力的历史图景和当代营造”的主题报告。文章已经报告人审阅。

本文字数：87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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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

学会副理事长，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建国院士从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新趋势开始，展开三组关键词，最后探讨如何打造活力宜居的当代城市。

一

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新趋势

首先，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新的趋势体现在以下三点：

趋势一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结合本次年会的主题，新时代对于活力城乡、美好人居的新愿景探索可谓正当其时。

趋势二

由城市、农村、林业、草原、海洋、环境分治，到城乡统筹、资源一体、统合不同类型资源和尺度层级的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在城乡关系方面，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分为四类，第一次提到城乡融合型的新农村，城市近郊农村也可以拥有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实现城市反哺乡村、提升乡村振兴能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隔阂。在南京的郊区以及很多大城市周边，已经存在这样的形态。

趋势三

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就城市而言，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正在由对城市发展的宏观空间增长性的制度设计、政策制订、空间治理、管理方式转向内涵品质提升、增量存量结合并逐渐以存量为主的城市环境营造和精细化管理的主题。

此背景下，城市活力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和具体的命题。

佛罗伦萨游客在等待夏日夕阳西下的美景

北京：历史环境中的生活活力

二

开放包容：城市活力的历史图景

根据我的简单分析和研究，城市活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源自于市井生活活动，如购物、交往、闲聊、娱乐等；

第二，来自于享有共同愿景的人群，通常是熟人社会圈层内部自洽的，彼此具有类似甚至共同经历的社会人群，比如说那些一直在一个单位或生活区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共同的集体记忆，退休或爱好相近的同一类人群，信众的朝圣礼佛活动，临时建构共享认同的集体旅游、运动等。

第三，来自于人与自然的互惠共处，比如四月赏樱，十月赏菊，京城八景等等。

第四，源自于文化习俗和传统以及特定的节庆事件。

城市活力对于人作为一种群体性生物种群的生存发展具有必要性。历史地看，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成长、持续激发正向社会演进动能的本源之一。其中可以划分为狭义的活力和广义的活力，狭义的活力即可直感认知到的人际交流互动、城市生活活动；广义的活力，包括创新创业激励、经济制度、人才政策、以及对于异质元素的包容度、成规模建制并年龄级差合理的知识创新人群等。总的来讲，活力与人们对自身家园或者“第二家园”人居环境和生活场所的认同密切相关，城市是否有活力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尺度。

大多数城市活力均来自于步行为主的日常生活，我们常讲的“上街”，除了功能性目的，其实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渴求社会交往和生活的行为心理所致。与休闲、购物、交往等相关的市井活动具有明显的功能复合多样性。人们有目的抑或无目的到访经停，蹒跚漫步、随机的人际交往都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场所载体的品质所在。生活所形成的空间意象、逸闻趣事和场所氛围既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图景呈现，也渗透着社区精神的记忆。从哈尔滨中央大街、香港兰桂坊等案例可以看出，市井生活及其场所载体的丰富多样是维系地方传统鲜活的必要条件，且具有无等级、无特定地点、无特定针对性的特点。

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排行成列的画像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香港兰桂坊，洋溢特有的欧陆风味和异国情调的历史街区，每逢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兰桂坊节等，大量中外人士参加狂欢。

同时，由于一些特定的规划制度的安排，城市也会产生活力。比如说在教会迁回罗马的时候，亟需建构一个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重新规划了罗马城市空间结构，由此产生的放射性道路为较大城市版图内的人群活动和迁徙提供了便捷，城市主要标志物经由宽阔和笔直的道路连接起来，该道路系统使得朝圣人群可以在罗马七座大教堂之间方便流动，同时，交叉点设置有方尖碑或纪念性立柱，也成为人们寻路的方位地标。

欧洲城市广场的向心性特征：既表达了规训和统一意志，也同时成为城市丰富生活活动的载体。

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市井生活图景也并不少见，中国从宋代开始，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富庶，包括中秋等习俗都是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诗情画意的城市活力逐渐萌生（如古代章回小说经常描绘的“京城看灯、茶棚献艺、法场劫人”等）。如今，很多的市井生活已经升华成地域文化、习俗和传统。世俗化的宗教场所会成为多样性民间活动的载体，同时市井生活经历了时间和命运磨砺会升华成地域文化，因袭的习俗和传统。

张择端：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现代都市文明的滥觞，封建时代的“礼俗社会”或“熟人社会”遭遇现代性的发展挑战。19世纪城市曾被人看做是“由急速增加且不可预知的各种人群居住其中的迷宫，并成为被“暴民”主导的无序之所”。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就是出自对这种现象进行规训引导的社会需求。理性和秩序成为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关键词。《雅典宪章》（1933）中主张城市规划应该强调流动循环所支撑的功能分区。城市街道被柯布西耶视为是“交通机器”，甚至吉提翁呼吁“让城市中的步行廊道消失”。

在现代城市讲功能、讲效率、讲抽象公平和将人群抽象归类的背景下，个体化可选择的人的生活、及其城市活力承载的空间场所越来越呈现出颓败的趋势。现在谈留住“乡愁”，不是单指乡村场景是否有传承或者美丽与否，同样意指城镇市井生活的日益缺失和社会异质性问题。因此我认为，缺乏公共空间和多样性生活同样是今天城市特色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学术界，对于城市活力的专业关注由来已久，欧洲针对战后重建割裂城镇历史联系的问题，认识到历史文化实证不仅仅靠文物建筑，而且要有活态的历史街区，法国1962年颁布“马尔罗法”，第一次用立法方式保障历史街区保护。早年的社会学家，伯克、齐美尔、雅各布、佐金、怀特、杨盖尔、麦考尔及1960年代初倡导的社区规划、“倡导性规划”和“公众参与”等都是为了克服以往自上而下的规划常常简单处置问题的弊病，从而强调自下而上的社区作用，听取和尊重来自因信息不对称而焦虑的公众意见和倾诉。

其中，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强调了陌生人在现代城市文化体验中的作用。这些“陌生人”既不像传统的游荡者一样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也不像在很多紧凑关联的小型社区那样不少人留了下来，经过社会化成为熟人。城市中的陌生人能够停留在现代城市中是因为他们保持匿名，创造与异化整合为城市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证明了公共交往并非天生就会，而是一个习得的过程。他将现代都市文明的出现视为对封建关系的替代，认为封建关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顺从和义务，而现代文明则是需要通过积极的试验、学习、实践和培养形成的复杂的关系。这种非社会先天具有的情形，扰动了社会生活原来的空间关系，在互联网时代，物理距离近在咫尺的人们实际可能相隔千山万水，而物理距离千里之外的人却可能亲密无间。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现代城市充满了生存的张力和无限的魅力。

最近看了佐金写的《裸城》（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书中提到，21世纪初，纽约好像失去了灵魂，漫步纽约，我看到人群、街道、社区和公共空间都在升级改造，并产生了同质化的结果。这种资本力量、政府、媒体和消费者品位所形成的文化力量共同推升了一种普遍性的、粉饰过的城市更新（绅士化）。

三

显隐互鉴：城市活力的当代呈现

那么城市活力究竟应该如何呈现？城市活力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方面，其中显性活力，或者说具象的活力是指人们直接可以具身感知和观察到的活力，如大量存在于城市街道、广场、公园、公共建筑外部空间中的人群活动，包括各种广泛存在于中国、墨西哥、秘鲁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性”（Informality）经济活动，小店铺、小作坊、街头摊贩、临时性观演等。

市民利用历史建筑举办主题性商业活动（德国慕尼黑）

显性的城市活力历史上大多建构在一定的社会圈层内，并主要与前述四大来源——市井生活活动、拥有共享愿景的人群、人与自然的互惠共处、文化习俗和传统和特定的节庆事件相关。今天的显性活力还可以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2006）所提出的，居所、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 ，他称家庭居住空间为第一空间，职场为第二空间，而城市的酒吧、咖啡店、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公共空间为第三空间（在中国，似乎可延伸到茶室、书店、轻食、乃至打牌场所）。

在数字化、网络化，万物互联的时代，城市活力有了新的形态，各类数字化、可开放搜索信息的电子地图、移动数字通讯装备、各种公共电子信息屏幕及数字艺术影像正在对传统的通过人际的具身交往交流、分享信息、建立全息亲密关系的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开始影响了过去常常由影视、文学等作品时常描述的美好的人际邂逅和建立在具身性基础上的感情体验和经历。

正如另一本书《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的作者麦可尔（McQuire）讲到，数字网络媒介与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转化为“地理媒介”，“地理媒介”深刻改变了城市和媒介的结合以及二者对于公共生活的含义。数字媒介既帮助人们从“地点”中解放出来，又成为如今地点制造的重要形式。他认为，网络化的城市公共空间需要充分“留白”，与“智慧城市”的设计理念不同，城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有意识对不完整性、市民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涌现有所保留和鼓励。麦可尔认为，在21世纪，人们需要在探索新的习得的交往技能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关联，并将现实中孤立的不同层次重又连接起来，化为城市创造力和生命力。因此，如何实现和想象城市的数字化和公共空间的网络化就决定了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

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日常认知和社会现实。通过地理空间既有形式和边界划定等塑造日常生活的方式都需作出重新调整。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交往和沟通实践节点的功能正在被新的逻辑全面地改造。正如麦可尔所说，“地点”并未消失，相反，许多特定的场合和实践正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中被重新“打开”，并且被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记录、归档、分析和获取能力所重构。

我认为，今天的城市早已跨越“熟人社会”，尽管分层、分群、分社区的“亚社群”依然存在，但总体进入了“开放、包容、共享”的城市社会。因此，思考城市活力全新的观念和建构方式非常重要。活力仍然由人所生，但是这种活力与人在一个物理空间的“在场”或者“不在场”都可能有关，甚至同时相关。麻省理工学院米歇尔教授（ Bill Micheal）曾经在1995年提出“比特之城”将要代替砖石物理建构的城市，但到2005年他改变认识，认为二者可以并存交织。简单说，未来的城市公共空间除了经典的审美和功能属性，考虑怀特所说的“阳光、可坐性”以及杨盖尔关注的必要性和选择性的环境行为外，还必须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强大支撑。有了信息基础设施，单一的城市空间场所就可能成为全球互联互通中的一个节点，除了日常生活、交流和互助外，互动式学习、知识生产和各种创新都可能产生在这个节点。匿名或者分散的户外公共空间也同样会成为城市中积极的活力要素。

基于以上观点，我认为当代城市活力培育和营造需要做到“显隐互鉴”，营造“显隐互鉴”的城市活力做到三个适宜：

首先是适时，城市的不同历史背景阶段和状况下呈现的活力不同。历史城市是日积月累发展起来的，是熟人社会、较小圈层化的人群，亲身经验的分享交流比较多。

但是雄安新区则不同，雄安新区的愿景应该建立在来自不同地域新一代创业者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和家园感的共同缔造上； 而深圳作为一个移民最多的、最具创新能力、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座城市，在这里的人比较少怀旧、不笃信权威，他们心目中共同拥有的是一片未来的蓝海；在海南，前来养生养老北方老年人并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居民人口构成，未来这样的城市要注重活力提升，必须要考虑这些新的情况，而不是因循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或者办法。

第二是适群，一个场所不可能适宜所有的年龄段和人群，而应该有主导的适用人群，包括具有共同生理特征、具有共同生活特征的人群等等，比如老人健身休憩、儿童娱乐、青少年锻炼，这些是经典的城市活力来源。同时适群的含义还包括包容陌生人社会的需求，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包容自发随机、来自具身在场或者远程在场的活力，产生鲜活的认知和知识生产的活力。

第三是适度，把握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生活背景的合理融合，兼顾狭义活力和广义活力。有人将纽约称之为大熔炉（Melting Pot），意纽约这座城市可以兼顾不同特质的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的和睦相处，他们和而不同，共同为纽约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以雄安新区为例，城市活力营造应当建立在对于创新城市的功能特征、成长特征的把握的基础上，应当基于对创业人群与创新机构的全生命周期的研究，探讨城市活动对空间的需求，以及成长和发展的需求。由此我们构建起创新之树，并提供类型、活力的接口，将其跟传统路网尺度、便捷的混合交通系统、以及促进交往的布局融合在一起，最后形成有活力、有内容的空间组织模式，进而放大到城市成长的场景当中。

富有高度创新和生活活力的全生命周期创新城市的空间组织模式

四

宜居可期：城市活力的当代营造

我曾经概括过活力营造的五种城市设计途径，亦即：

第一，宜小（尺度）、宜慢（生活节奏）、步行化，关注“小微环境”和个人尺度；

步行化典范：水平与垂直流线高度交织和融合的香港中环和湾仔，这种整体设计使得城市中人际交流成为可能。（图片来自所罗门教授等对香港中环地区的研究：Cities without Ground）

第二，杂而不乱，喧而不闹，动静相宜；

第三，关注自发、自愿、自主、自为的城市活力，理解和包容城市的非正规性，有利于存量更新中社区参与和活力培育；

北京莲花桥附近某基金会发送“爱心粥”

第四，以他者身份留意、观察城市活动和景观，人看人也是最常见的活力提升的途径，比如看热闹、看表演、探新猎奇这样的百姓行为，自古至今都是城乡空间中的真实存在，城市各种传统集市、城市节庆、乡土民俗活动都是人们所喜爱的社会生活，其高度和谐、分享、互动的社会参与正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所在，也是城市独特的“名片”；

第五，营造场所感使城市活力获得质量并持之久远。场所精神（Genius Loci）是罗马的想法，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又有自己的守护神（guaraian spirit）这个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任何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通常，场所感建立在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演进的确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诚如挪威建筑理论家诺·舒尔茨(N. Schulz)所说：“建筑师的任务就是创造有意味的场所（meaningful place），帮助人们栖居”。“如果事物变化太快了，历史就变得难以定形。因此，人们为了发展自身，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变化，就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场所体系”。

场所精神的当代营造：PERSHING广场设计, 洛杉矶

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习总书记批评城镇发展乱象，提出“看得到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这种“乡愁”通常与当代人的高度流动性有关，通常随着空间的远近，时间的长短及其场景的演变而引发主体不同梯度的乡愁情感变化。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乡愁还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上的“告老怀乡”、解甲归田”，直到每年的春节“还乡潮”，都跟农耕社会忠孝思想乃至儒家、道家哲学有关。

但时代也在发展，数字化时代城市活力呈现和空间形态建构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万物皆数”为标志的“算法时代”浪潮扑面而来，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化路径。进入21世纪，城市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家园，中国则在2011年改变了“以农立国”的城乡人口格局。以使用位置信息的智能手机、城市各种LED信息显示屏等为代表的网络数字媒介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城市生活、工作、交通和游憩方式，“手机一族”正在重新建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即时性”取代了历史上的“历时性”， 可以用虽“近在眼前，却咫尺天涯”形容 。各种App所带来的碎片化、片段式的“浏览式阅读”和多感体验，及其所带来的即时性、跳跃性、多选性、远程在场等与传统的物理城市空间中具身在场交流的活力营造明显不同，今天的城市活力营造已经不能没有数字媒介的参与。

芜湖总体城市设计：（通过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揭示人的活动圈与城市建成区的关系）

今天，人们正在用全新的方式更加精确地测量和理解我们自己和社会。人们通过自媒体（We Media）的博客、微博、抖音、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对城市各种现象和发展预期表达意见、传递个体差异化的感受和价值，且具有即时性、多维度、多样化和大样本的“信息流”数据属性。红杉资本的郑庆生甚至认为，人类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本行为方式，对流量的塑造，意义堪比伟大的城市甚至国家。

因此我认为，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个体释放和能量迸发的时代，也即是“个体泛在”的“微粒社会”。随着感知现实的精确度不断提升，我们越来越将被单体化，乃至从过去的“黑箱”逐渐变成“白箱”，过去规划设计面对的是“大颗粒度”人群，每个人都在归类中被集体认知，如阶层、身份、血缘、职业、地域、年龄等，但在今天，人群所标设的平均值越来越没有意义，城市设计面临“个体即主体”的空前挑战。

对无数个体“自由意愿”通过多源数据采集、识别和认知，可以转化为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亦即具有某种主体性。于是，历史上城市自由生长中的决策个体重新找到了新的契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口号和标签，而是一种需要实实在在的、作为无数个体“自下而上”的意愿传达并转化为真正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实施中的“以人为本”。

与历史上致力于营造确定性和可预知、连续性的空间场所不同，数字化城市设计所关注的是具有可量化定格、过程开放、允许实时修改且可与规划管理整体联动的设计成果，其成果通过设置一定的合理值域区间（冗余度）、质性变化的临界阈值，使得场所营造的成果更加真实、适变而趋于准确、符合城市空间形态导控这样的复杂系统。

五

结论和思考：走向显隐活力共构的宜居城市

首先，我们要在观念上要重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与活力营造的科学内涵，正确把握城市发展建设决策主体介入的度和实效性。淡化主体“自上而下”的赋予（比如不认真考虑需求，粗放的所谓“为民做实事”）；

淡化利益格局、上下结合，致力于营造“百姓满意、专家认同、领导接受”的城乡活力场所。真正体现城市发展建设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城市发展和建设要真正“以人为本”，要让人们主观能动地参与城市发展并有“获得感”。今天，在“人人互联”和“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互联网发展前景下，“个体即主体”已经成为可能。

第二，把握好显性活力营造的当代规划设计途径。把握好城市活力营造的专业途径、在规划可控的城市空间领域对象范围内，建构局地“熟人社会”（如大量的城市居住组团及周边地区、特定的基于职住平衡规划建设的宿舍区、城中村等），尽可能以密集和网络形态，根据社区生活公共服务设施或开放空间（如广场、绿地、滨水）建构步行生活圈内的城市慢行系统。如基于服务步行半径的绿地公共空间分布，形成众多城市组团群落或者具有高度共享特点的“亚社区”，但不应该简单均质化。比如具有 “开放的艺术实践”性质的双年展、艺术季等事件可以重新打开城市生活的审美维度，提升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体验质量。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关注街道活力再生的城市景观和家具设计

第三，要特别关注新数据环境下的隐形活力的营造。在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万物互联（IoT）的新数据环境下，需要关注更具城市发展催化作用的“信息流”的作用。“信息流”汇聚能够产生城市活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的“大众点评”、“饿了吗”和外卖等改变了“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地理区位原则。对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布局产生重大影响，人们选择消费可能不再仅仅关注便捷，而是取决于用户评价乃至抖音网红推送，这些对于未来的城市形态架构、空间布局模式、环境设施支撑影响巨大。

北京三里河“春风习习”网红店

历史地看，城市就是人类聚居的产物，街道广场一直是人流和信息汇聚的中心。虽然高层建筑增加了人流和信息的叠合度，但城市规模和尺度还是有流量边界的，而今天这种信息传播汇聚已经不是地理尺度上的了。所以，在今天和未来，多中心和“泛中心化”的城市可能会呈现出普遍的意义。城市可能会由很多具有多元、动态、非永久性物理中心建构特点的人流聚集界域或地区所构成，包括：城市中一个一个升级后的传统商业热点地区（如增加夜市）及分布更为广泛的，线上线下结合和人群类别分享的星巴克、健身房、网红专卖店这样的“信息流量”的汇聚点等。

隐性活力营造不再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空间场所和物理边界，而是与新一代数字时代“原住民”的行为特点有关，他们热切拥抱未来，勇于探索新知、并不断在日常行动中习得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从而建构出一个更加具有开放和包容性的现代社会，而与此相关的就是现今城市和未来城市的“隐性活力”营造。当今的城市活力与“网红”形象的中心性临时建构和流行时尚元素密切相关，有些激发城市活力的“网红打卡”场所恰恰是网络传媒为主要信息渠道的新产物，它们并不与可达性和区位价值直接相关。

在传统城市空间交往功能逐渐衰微，并变成主要是中老年人聚集活动场所（聊天、广场舞、打牌等）的情况下，健身休闲、和建立在移动IP线上终端交往基础上的人际沟通、商业购物和社交活动，将会是城市和建筑设计师需要在营造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时特别关注的。

总体来看，我认为未来城市发展正在从多维的空间城市走向泛维的数字城市，从“集体意志”的城市走向“个体泛在”的城市。泛维数字城市意味着个体的泛在，非具身主体的泛在，虚拟和实体活力场所互动的泛在。信息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信息传输率（网络速度）和信道容量（带宽）与城市活力发生了奇妙的穿越式握手。

数字科技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模式、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城市中曾经的垂直性层级构造正在消解。同时性、扁平化、离散型和非层级化的社会结构正在呈现。一个由物理和时间维度所定义的城市空间正孕育着一场具有某种颠覆性的“涅槃和再生”，一个我称之为“从多维城市到泛维城市”的城市演进过程正在发生，一个“个体泛在”、“个体即主体”的社会正在到来。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世界的变化总体还是渐进的。我们不需要推到重来，不需要`运动式“、“到计时"的推进和打造，只需要对变化进行一些修补就好。

同时我认为，城市活力应该具有一定的“灰度”。活力场所营造应该是一种介于正统主流价值认为应该管束与活力产生主体个性驰骋之间的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参与和分享的社会人群，需要将交往交流变得自由自在，并让多数人感到舒适惬意，并通过闲暇休憩、生活交往和思想激发碰撞产生正向推动社会进步的动能。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今天迫切需要重新认识“显性活力”和“隐性活力”共构的未来宜居城市。而与此同时，城市规划、设计及具有城市意识的建筑设计仍将在其中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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