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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嘉宾报告集锦 · 第三辑

现场直击的 中国城市规划 2021-01-21

导读

10月19-21日,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期间共举行了69场平行会议,各论坛嘉宾报告精彩纷呈,各论坛工作人员正在奋力整理精彩报告,在此奉上第三辑嘉宾报告集锦。


本文字数:4881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专题会议一:

美好人居 设计塑造


 

吕斌:工业4.0时代城市人居环境的适应与场所再设计

学会副理事长、城市设计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2013年4月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被世界认为这是制造业生产方式全面物联网化的开始,又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工业4.0”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创新构想,它提出在制造业中导入高度利用物联网技术的“网络物理系统”,实现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生产,彻底地使生产成本极小化,即实现“智慧工厂”的构想。但是,“工业4.0”构想没有谈及“第四次产业革命”对市民或一般社会的影响。


2016年1月日本在《第5次科学技术基本规划》中提出了构建以新的科学技术引领的、即将到来的“5.0版社会”(社会5.0)的构想。与“工业4.0”明显不同的,“社会5.0”特别强调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技术开发的成果一定要惠及市民社会,同时还强调要照顾到个人的嗜好或多样性的诉求,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本报告阐述了面向“5.0版社会”,人居环境必须适应和变革的三个维度以及构建“5.0版社会”的路径,并指出在我国,城市智能化、智慧化也急需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社会的目标服务。


本报告的后半部分,以世界都市东京为例,介绍了一个成熟的世界级特大城市为了适应“工业4.0”时代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吸引新的创新功能,进而达到成熟的、高质量生活水准的城市,如何对城市建成区中商务、商业等重要节点和片区实行场所再设计及可持续再生的多尺度政策框架以及150个不同尺度支撑项目的部分场所设计实践案例。


专题会议一:

美好人居 设计塑造


 

唐燕: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城市设计运作  一个二元视角

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报告从二元思辨的视角探讨了新时期我国城市设计运作的转型趋势。报告指出,伴随存量规划与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城市设计发展需要不断强化运作模式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建设,并由此表现出“二元转型”的多重工作特点


首先,城市设计在方式演进上逐渐从“设计控制”迈向“设计治理”。城市设计不再只是基于政府权力的设计控制,即政府从三维空间视角对城市建成环境进行的干预和引导,而是开始建立由政府、专家、投资者、市民等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与决策体系,并利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工具来应对城市的设计诉求。这种“设计治理”转型实质是建成环境设计领域中,将公权力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再分配。


第二,城市设计在作用途径上从倡导“公共政策”走向重视“产品设计”。一方面,更加细分和精细的“街道设计导则”、“社区生活圈导则”、“老旧小区微改造导则”等新形式的城市设计导则开始涌现;另一方面,城市存量空间的微改造急需可直接落地实施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产品,从而将城市设计从政策性的“后台管控”进一步推向了建设性的“前台实施”。


第三,城市设计在行动转换上从“设计活动”转向“社会动员”。城市设计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空间专业设计与规划技术手段,而正在发展成为倡导社会公众参与、培育公众城市意识、落实公众空间使用需求的一项社会动员行动,这从当前各地广泛开展的开放型城市设计竞赛、城市设计展览、参与型城市空间改造等活动中可以窥豹一斑。


第四,城市设计在机制建设上需要“顶层设计”结合“基层创建”的力量推动。在国家机构变革的当前大背景下,城市设计运作的顶层设计亟待破题,持续强化城市设计在“规划”与“建筑”之间的桥梁作用变得尤为迫切。“基层创建”是借助社会多元力量针对特殊个案开展的城市设计机制与做法创新,这些勇往直前、敢于尝鲜的新事件,为探寻城市设计的本土化经验及可推广的制度做法提供了重要实验平台。


最后,报告基于以上四种“二维观”,从“适变”和“应变”两方面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展望,以及如何更好地“动态适应”或“主动应对”变革趋势的相关思考。


专题会议一

美好人居 设计塑造


 

刘克成:城市空间叙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老鼓楼在重庆“三建国都,四筑渝城”之漫长历史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它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也是重庆的历史地标,担负着述说城市历史,讲述城市故事的重任,其保护与展示应当放在更大的实践与空间视野考虑。


重庆老鼓楼遗址及衙署遗址的发现,为全面展示重庆市的历史文化,连接自重庆置府以来各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历史遗迹,建立山、城、江三位一体的城市开放空间和生态走廊,进一步加强重庆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性,进一步阐释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和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老鼓楼遗址不仅是一个考古遗迹,它将建设成为一个承载重庆历史、讲述城市故事、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城市魅力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遗址公园,也将成为遗址保护展示新示范。老鼓楼遗址公园以历史、开放、包容、生态为特点,呈现出“一线、八区”的规划结构。重庆作为一座英雄之城、开放之市、崛起之都,历经“三建国都,四筑渝城”之漫长历史,养成其人民“重山重水,重情重义”的豪迈性格,重庆城市历史遗址公园涵盖了重庆重要的几个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文物及史迹,将山、城、水融为一体,它必将成为未来诉说重庆千年历史,体现重庆山水特色,增添重庆城市中心区魅力的城市新地标。


专题会议一:

美好人居 设计塑造


 

朱子瑜:更有用、更管用、更好用——新形势下对城市设计的思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


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和实践经验出发,着重论述城市设计“很有用”、“很好用”、“要管用”。第二部分则从新形势角度出发,提出城市设计将会“更有用”、“更管用”、“更好用”


报告首先回溯了欧美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引入城市设计的实践经验及对城市设计价值的理论研究,论述了城市设计“很有用”。结合实践案例,从城市设计在我国的技术实践和管理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很好用”。回顾新时期以来城市设计工作历程,正朝着“要管用”的方向努力。随着《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的编制,以及城市设计试点工作等,标志着城市设计已经开启了制度建设进程。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市设计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报告从几位学者的研究中提取了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意义,即“一优三高”。报告结合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和北京总体城市设计,论述了由于城市设计和上述“一优三高”理念的高度契合,城市设计在新体系下将“更有用”。继而报告从城市设计针对空间规划体系的融入路径、针对快速增量地区的总师制度、针对存量复杂地区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在制度层面将“更管用”。报告同时聚焦了大数据应用、城市设计平台等城市设计新的技术进展,从精准设计和精细设计两个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在技术层面也将“更好用”。


最后,报告总结了从“有用、好用、管用”到“更有用、更管用、更好用”,在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中,提出城市设计要从强调技术思维,向价值思维、制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融合转变


专题会议二:

魅力交通——探索与创新


 

钱林波:安全安心道路交通空间环境再塑造——思考与对策

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委会副秘书长,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报告提出,城市道路应不忘“初心”,应满足交通空间功能、公共空间功能、防灾设施功能和城市组成要素功能等四大功能,在公共空间视角下,城市道路应该成为城市的“庭院”、“景观形象”、“转换场所”、活动连接的纽带及公共基础设施的载体。报告认为,如今在小汽车的冲击下,道路的功能已几乎沦为汽车通行和停放的交通功能,主要表现在:存量和增量的道路空间资源持续不断向汽车倾斜、步行自行车交通空间持续被缩减和挤占且不成系统、公共交通路权保障和转换空间环境堪忧、非人性的道路空间尺度和行人过街的移动障碍、追求单一化交通功能的道路空间分配模式等。


钱林波认为应回归本源,从以车为本回归到以人为本,从人的移动需求、活动需求、交往需求出发,营造高效、安全、活力的道路空间。通过道路空间资源的再分配,协调交通与公共服务功能,包括:通过空间资源重塑,改善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环境,提供安全安心公交路权及交通转换空间,以及通过精致设计提供安全安心交通环境。


钱林波最后指出:城市交通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人和物移动的便捷、高效和安全;道路是城市交通功能的重要载体,减少小汽车交通对出行和活动的安全安心的影响,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组织和分配应当使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使用的安全和安心;推动城市道路空间使用的改革,通过道路资源的精细组织和精致管理,实现道路空间为所有使用者的移动安全、安心和效能最大化。


专题会议十四:

信息和智能推动规划技术创新


 

宋小冬:高层建筑群自动布局新途径——深度强化学习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


高层高密度条件下,建筑群自动布局在城市规划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但是若要满足现行建筑日照标准,技术实现难度很大。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了深度强化学习方法,为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本研究提出了两阶段布局方法,第一阶段基于控规指标产生初始布局,满足城市规划对建筑面积、建筑高度等的基本要求;第二阶段遵从深度强化学习的“一轴、二元、四要素”理论框架,对第一阶段的初始布局,在三维空间中进行优化,目标是满足城市规划的各项规定、指标,对于日照,综合考虑待建建筑、既有建筑之间的相互遮挡和叠加,最终布局符合常理。在北京、沈阳、郑州、上海、福州各选一个街坊,基于上述方法,做实验性的计算、求解,初步验证了该方法有效、可靠。


本研究仅针对住宅用地,对规划中的商业、办公建筑,人为纳入既有建筑。


该自动布局方法与一般控制性详细规划之间有两种应用模式:


(1)规划控制指标容易达成共识。可以检验常用指标是否适用,如:建筑的容积率、高度、最小间距、密度、后退红线,基地内、外的日照要求。


(2)规划控制指标敏感而存在争议。当外部条件比较苛刻,某些规则、指标很敏感,容易产生争议时,可以将指标设定在敏感性的边缘(如:容积率偏高、建筑密度偏低、建筑高度偏低或偏高),利用本系统检验规则、指标是否可行,对其他指标有什么影响。还可以不断调整规则、指标,产生多种布局,探索在什么条件下可突破经验值,接近极限值,这种策略近似于用规则、指标反推布局。


需要特别指出,本方法的计算结果是可行的布局,不是完整的设计方案,供有经验的规划设计人员参考,进一步深化、完善,不鼓励无经验的技术人员用本方法去“充当”设计高手,“战胜”有经验的设计者。


对人工智能的再认识。人工智能的应用,往往要符合如下条件:对事物的认知必须清晰,优化的目标无争议,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应该中立。城市规划往往是:认知不清晰,目标有争议,价值观难妥协。对此,人工智能可以反过来发挥自己的优势:怎样揭示不清晰的认知?目标的冲突点在哪里?如何促使价值观妥协?


专题会议十九:

和谐宜居


 

高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思考与探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详细规划中心二所所长


公共服务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一直以来都是是社会聚焦点。高珊分享了在北京市以及某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工作中的创新方法和思考,并总结工作体会:善其“硬”而知其“软”,居其“静”而观其“动”。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应顺应公共服务事业发展趋势和需求转变设定依据、设施体系、指标设定和应用范畴。在宏观层面,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重构城市空间的手段,能够重新凝聚城市活力;在中观层面,通过塑造因地制宜的公共服务,能够形成新的认知中心;在微观层面,通过构建混合共生型社区能够提升城市生活的丰富度和友好性。同时,随着时代发展的特征和需求的转变,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优化仍然是一项长久的事业。


专题会议十九:

和谐宜居


 

肖林:单位制、市场化与城市“马赛克”——北京内城的社会空间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随着中国城市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房产成为城市市民最重要的不平等来源,城市的社会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肖林在中国社科院长期研究社区治理问题,他揭示了北京内城居住分层和居住不平等问题产生的原因。我国从单位制迈向市场化,劳动力、土地使用权、住房所有权以及居住连带消费的商品化进度之间存在的“不同步性”导致单位制与市场化出现了不同组合模式。多种不同产权类型的住房、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和不同管理模式的小区同时交错呈现在相对集中的内城区域,拼接而成了内城“马赛克”,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后果。为改善阶层异质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城市治理方法也逐渐转变为“国家—城市政府—社区—个人”,这对城市基层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也引发了未来对基层治理的源头治理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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