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季 |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年会：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创新

导读

2020年9月19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年会以云端会议方式（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置分会场）如期召开。会议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创新”，与会嘉宾围绕国家“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国内外典型城市经济转型特点与创新模式探索、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议题进行研讨，为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发展“问诊”和“把脉”。

本文字数：982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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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  AM 

主持：王凯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致辞：石楠

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石楠秘书长指出，多规协调、多规统筹、多规合一等问题的症结最主要的还是在区域层面，如何做好多规的统筹协调，这是一个事关到整个事业发展很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次我们讨论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创新，中央讲疫情防控常态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探讨一个新时代新常态下怎么来做好工作。从国际上讲，总书记概括得非常精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来说，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全面小康可以说总体上达成了。从城乡规划行业或者是学科来讲，从内循环走向多方位支撑，过去是城乡规划学支撑城乡规划的工作，支撑城乡规划业务主管部门的决策，现在更多走向多方位决策，全方位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需要讨论在新时期、新常态下的发展举措，如何更好地协同发展。

石楠秘书长提到，区域发展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现在来看尽管总体区域水平在提高，但是差距或者不平衡依然存在；城市经济问题也是一样，尽管我们做产业经济、部门经济的学术研究能力很强，但尚未能看到一个城市经济的全景，从城乡规划来讲，还需要把它落到空间上，思考与空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究竟什么是新时代的区域格局？“三生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过去的概念是否一样？从各种理论到流、到信息社会等等，在生产空间映射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都需要做很多探索。

这次年会是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换届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年会，石楠秘书长呼吁全国的从事城市经济和区域规划、区域研究的同行们，支持委员会工作，大家相互切磋共同做好工作。希望委员会能够为全行业做好服务，发挥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作用，提高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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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十四五”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布局

樊杰  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樊杰指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是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与当地资源环境相协调。重要的标志是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要的政策工具和途径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在以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下，构成创新链、产业链、供给链和价值链的有机匹配，实现政府和市场相互促进，内外循环。

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主要分为发展阶段的要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第二个百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发展阶段的要求是指从不协调走向协调，2021-2050年还有30年的时间，应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尽管这比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艰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意味着要符合高品质国土空间的内涵和新要求，重新审视和确定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取向，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型。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两个均衡、四个一致”，“两个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相均衡、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相均衡；“四个一致”是指城市类型多样但综合价值趋于一致、城乡形态特色鲜明但综合价值趋于一致、各区域自然文化特色不同但综合价值趋于一致、流动空间和静止空间的作用价值趋于一致。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举措主要包括采取集聚中的均衡这样一种新协调模式、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打赢相对贫困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持久战等。樊杰进一步解释到，举措之一：集聚中的均衡，是指以经济和人口同步集聚为准则，在进一步做强做大经济集聚区的过程中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举措之二：以重大生产力布局为抓手，形成区域经济布局新面貌。樊杰特别指出，在国家产业体系中，要形成具有专业优势的创新型区域经济综合体，区域经济综合体应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创新中心、区域创新高地为内核，以都市圈或城市群为枢纽，以跨省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为基础，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举措之三：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空间载体，打造强劲有力的区域经济布局引擎；举措之四：打赢相对贫困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持久战，需要重点解决东北和西北发展问题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樊杰最后指出，未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协调过程，从人口流动上，城乡必须是双向合理的流动，从居民点特色上，城乡必须是各具文化特质、各具自然生态特点、各具社会形态；从均衡发展上，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圳经济转型与未来城市发展策略

唐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前副市长

唐杰在报告开篇阐述了深圳牢记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的使命、以“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走出一条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转型之路的历程。基于对深圳由低向高、渐进持续5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过程的概括，提出如何看待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如何培育新兴产业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如何稳固产业链集群发展等面临的新问题。

唐杰指出，需要从六个方面关注创新发展中重大经济与空间特征：一是科学发现成为增长的重要内容核心；二是核心城市从产量规模大企业聚集走向创新成果与中小企业聚集，创新推动从简单低级产量规模走向复杂高级质量价值规模——产业空间聚集形态发生改变；三是城市空间结构随创新深化而改变，空间经济开始出现典型的后工业特征，软性创新，复杂高级产业成为主导。新的重大转型将主要依赖创新服务业及高端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四是科学引领与显著的跨城市的空间协同；五是从行政城市走向空间城市；六是探索创新增长时代的空间城市聚集与扩散机制。

创新和转型发展的环境分析

刘云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云中的报告聚焦于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仍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及具体应如何采取对策的话题。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十四五”时期是充满挑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否赢得主动，决定于战略和策略的正确与否。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刘云中进一步阐释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如何创造、“双循环”应如何理解的要义，即我国已形成了“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特色小镇”统筹发展的空间格局，城镇化为吸引人才、积累人力资本；活化各项资产，提供货币需求做出了贡献，改革是打通堵点的根本，在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下，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人来配置土地、财政、公共设施等资源，我国经济发展拥有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前景，我国大陆在2023年极有可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后疫情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及展望

薄文广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报告基于针对京津冀区域交通互通互联、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三地产业协同等层面协同发展的进展分析，提出展望：一是完善中央顶层设计和三地创新先行先试的双向互动；二是明晰理性防控目标，加快京津冀经济和社会正常恢复；三是加快构建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薄院长在发言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三地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启动点）建设，特别是强化三地中心城市之间的快速路网建设，以及三地之间公路的断头路联通；二是推动区域环境联防联治（支撑点）。除了要求河北省积极调整重工业、高污染的产业结构外，京津两地要在物质和技术上对河北省进行帮扶；三是产业功能的协同是关键点，主要体现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有效疏解。

薄院长认为，在建立理性中央顶层设计后，京津冀三地地方政府应聚焦于“大胆想”以及“创新干”，这才是促进三地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央政府应把握好权力集中、统一高效，地方政府应积极做到“因城施策”和因地制宜，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改进和完善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地方政府担当作为和主观能动性。京津冀地区应以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为统领，发挥北京的“头雁”作用，实现优势资源的集中统筹和协同推进，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和平台建设，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提供示范效应，加快把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西安的科技创新动能与空间规划思考

邵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高级城市规划师

报告结合疫情期间西安的经济表现，回顾了建国以来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历程，分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和外部条件，认为西部大开发和科技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将为西部中心城市带来持续的新动能。报告重点从基础研发优势、初创高技术企业、工程师红利、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四个方面分析了西安的科技创新动能，提出西安的创新模式存在“中间产品、中间试验、中小企业”的特点，并结合隆基、超导等内生型企业案例，指出促进优势产业聚集、鼓励跨界融合创新、对接新市场和新需求，可能培育出更多优秀的本土龙头企业。

报告重点探讨了对西安科技创新空间的四个认识：一是高技术企业与创新源紧密结合形成“簇群”；二是创新要素密集是初创企业涌现的关键；三是科技产业集群需要多样化的空间供给以及创新聚集区需要更前瞻的城市服务。同时，报告识别在西安南部已经初步形成一条创新密集、功能复合的科技创新走廊。报告在最后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创新空间供给，还需要着重思考四个方面：一是强基赋能，构建跨界融合创新单元；二是盘活存量，增强初创企业承载能力；三是分类治理，补足宜居短板；四是补充“文化+生态”特色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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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场嘉宾点评

李  枫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巡视员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双循环如何实现、空间规划布局等，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在都市圈和城镇密集地区，城市和区域越来越密不可分， 希望大家在城市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不要拘泥传统套路，结合城市自身的特点，在规划编制内容方法、要素匹配、趋势变化等方面，不断地创新探索；空间的演变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辅相成，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是相互影响、相互迭代的过程；京津冀三地协同的问题，除了有协同目标外，还要有协同过程和手段，充分调动市场、社会、民众的积极性，协同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石晓冬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城市规划研究与政府的行政、决策需要更好地匹配，区域协同发展涉及到国家、区域、省市县等不同层级，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许多研究成果在真正推动政府事务层面着力点不是很鲜明，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探讨，这样未来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的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是个很好的决策机制，也是中央的地市协调机构，我们希望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地在这些渠道中发挥决策咨询的作用。当然，这需要专家、机构有更加顺畅的机制参与决策、发挥作用，希望下一步我们的学委会能够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范少言

西安丝路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城市区域或者是城市群，区域发展治理体系问题可能是一个新领域，区域发展的供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西安来讲，需要着重思考发展路径的延续性，以及文化产业发展怎样进一步支撑科技转化。下一步工作看怎么把课题系统地推进，进入第二个一百年是不是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阶段城市经济的形态是什么，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就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国家长久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跟未来全球的经济关系以及未来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等。

 9月19日  PM 

主持：陈明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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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疫情下长三角企业和城市经济的新特点

周伟林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伟林的报告基于对城市-区域发展在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发展特点等层面所面临的若干挑战的梳理，提出我国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开放高度活跃、对外贸易发达、外资高度集聚的地区，江浙皖2020年上半年实现GDP正增长，集群现象进一步突出，中国企业做强需要突破多个瓶颈等。

周伟林也在报告中提出了企业发展的升维之道，在对企业生态和就业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需要优化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政府服务等地方生产要素，建设有为的政府。

周伟林指出，在当前市场化和信息化的驱动下，区域经济格局从“地点空间”逐渐向“流的空间”转化，缺乏专业化的水平分工会导致过度竞争，只有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才能够真正将总量做大，在各节点间形成分工协同的格局。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未来走向，应是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区域治理，“行政区经济”仍然存在，区域治理会越来越多地结合技术协调。

政府招拍挂供地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唐健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政中心主任、研究员

报告基于对我国招拍挂制度演变历程的梳理，指出土地招拍挂出让制度是市场化供地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形成了政府作为唯一主体、采取招拍挂方式供应土地的现状，在过去的城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唐健指出，近年来，地方在实践中对供地主体和供地方式尝试了一些探索和创新，未来在构建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统筹发展、共享共建理念下，政府、城市更新中原权利人、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主体；一二级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供地成为必然。虽然实践中有打破现行供地方式的尝试，但是面临着审计、督察、巡视等各种风险。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后，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共建共享理念下，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承认地方创新的合法性。实践证明，新的方式有利于共享土地收益，发挥公众作用，促进社会资本投资。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我国城镇化发展格局新变化

闵希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闵希莹在报告开篇梳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同步性衰退、经济恢复增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凸显了强大韧性和潜力，疫情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冲击，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明显下跌。

在中美贸易与地缘政治层面，闵希莹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全方位博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仍未取消，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向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外部风险，与此同时，各国启动保护主义。随着技术、人才和资本进一步转移，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变，中国正成为全球性贸易中心，区域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在逆全球化-地区化形势层面，“地产地销”现象已经发生，生产越来越向消费地靠近、世界经济的地区化趋势愈发凸显，疫情加速产业链由全球化向地区化的转发进程，国家安全与生产效率之间关系进行了重构。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要求层面，需要以国内消费市场为主，尽快建立大循环经济体制，加强供给侧改革，构建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的体制机制。弥补贸易短板、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对外投资管理水平。

闵希莹指出，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东、西部协同开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大力促进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引领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和以县城为中心、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新格局。

闵希莹特别指出，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县城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快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能承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助推形成同城化发展的都市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公布了四大领域、17项建设任务，选取120个县城先试点）；也能强化与邻近地级市城区的配套，带动小城镇发展，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突破口。

德国制造业创新的政策、机制与中德创新合作前景概述

汤拯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汤拯首先分享了德国制造业创新的政策、机制，世界经济论坛自2018年连续两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德国创新能力位列全球第一，德国政府不断完善政府法规保障及扶助体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突出引导作用，将促进创新研发、保障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德国公共科研体系由四大科研院所、公立科研机构、大学科研机构等构成，配合紧密、特色突出。在社会体制与机制优势层面，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强化职业教育体系。

汤拯随后介绍了中德双向投资及创新合作情况，从德国开始对华投资迄今累计德国企业数量则达到8000多家，主要优势体现在研发创新能力强、高素质研发人才丰富、产业集群布局合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等。汤拯指出，近年来，中德两国活跃的双向投资加速了研发资源的整合，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倾向于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积极与当地一流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开展跨境合作，中国在德投资的企业总数达到2500家左右（截至2015年底）。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中，德国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在汽车、环保、化学、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世界领先，而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有独特优势，双方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在新能源汽车制造和环保等多个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

从金融视角看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的转型

付永进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博士

付永进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多国货币+财政政策刺激下全球流动性飙升，长期利率下行，疫情期间全球市场经历典型V型走势，资产、风格轮动，疫情加速逆转全球化，长期出口端承压，催生双循环发展战略。他描绘了一幅金融视角下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图景。

从金融视角看，未来城市生产生活消费的新趋势体现为：一是在线教育，疫情期间引流难度下降，头部机构受益明显；二是居家办公趋势初步凸显，云通信企业用户数增长明显；三是城镇外卖渗透率提高，美团外卖股价持续上涨；四是在线购买代替到店消费，头部电商股价涨幅跑赢指数；还体现在互联网医疗、手游业务保持强势增长等方面。

付永进聚焦经济转型如何适配疫情影响下的国民需求，从要素、房产、消费、用地、保障、科技等维度提出适配方案，指出需要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治理城市，改善人居环境--适配居民对居住舒适度的需求；均衡配置社区公共服务、医疗资源、生活服务--适配居民对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发展互联网经济，控制商业用地开发规模，促进线下消费业态转型--适配居民消费习惯变迁的需求；发展新基建促进城市管理智慧化--适配城市管理模式变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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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场嘉宾点评

曹广忠

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话题，技术创新、技术服务，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城市的转型与创新在相对短的周期内是不断互动的关系，深圳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发展与升维、京津冀地区北京功能的调整等都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要正视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城市经济创新和转型的影响，建立公共卫生保障体制。最后，中国目前在区域和城市发展条件、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不同城市转型创新的内容、前景和措施应有所不同，研究者和规划实践者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

张文忠

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后半阶段，未来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质量是“十四五”期间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城市发展优势重塑或重构的过程，提升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旧动能转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处于风险高发的时期，城市研究要做到从城市到城区，社区等不同层级管理体制下的研究，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后，在规划时要处理好发展、环境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和方法上进一步创新，这也是“十四五”期间面临的艰巨的治理任务。

陈小卉

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长三角经济集聚度在持续上升，人口进一步聚集，未来发展充满活力。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未来要关注人口、经济、空间等要素的统筹协调。城市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城市发展超越行政界限，区域治理在跨越行政边界方面要多加探索。产业的迭代更新会带来空间的迭代更新，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创新空间的支持，要考虑如何提供创新人群真正所需的空间。前端规划已经从空间布局走向要素配置，前端规划与后端政策要有联动性，这样才能更有效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价值。

邓红蒂

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副院长

“十四五”时期，对于我国各类空间治理策略和规划背景的把握要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立足国内循环，兼顾国外循环。在区域与城市规划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区域发展新的演变态势，还要重点关注区域均衡发展和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统筹，对不同地区区域发展规划要有重点把控。同时，区域规划要与实践过程相结合，编制规划不仅要回应国际、国家以及地方发展的诉求，更要注重下位政策落实的实践诉求，研究相关管控政策，使规划更加客观与合理。要加强对于区域和城市精准化管理的研究，对接现实需求，做更加扎实、客观的研究。

邢 铭

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当前，我国面临着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中美关系脱钩国际环境危机，应从危机当中寻找短板，从短板中寻求发展。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明显短板是创新不足和制度不适应。

在促进双循环方面，关注城市环境、提升人居环境、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内循环、扩大内需新的方向与着力点。

在制度创新上，核心是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一是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层面加强制度协同，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协同性的区域框架推动；二是注重如土地招拍挂等微观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董 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绿色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当下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生态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发达国家从共生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使得对外开放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发生本质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因此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畅通国内大循环。内循环要从需求端和供给侧共同发力，需求端的激活主要靠拉动投资和激活消费，供给侧的升级关键则是技术的突破。当前创新形式多样，细分可包括基础创新、技术转化型创新、应用型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基础创新，这要依靠国家体制来实现。国家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设施和服务的供给，更要重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效率。

王凯院长最后作了总结。他指出，城市经济的发展核心是创新发展，这是此次会议大家的共识。目前，关于促进城市创新发展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总体来说包括经济发展要素如金融、科技等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创新发展制度的更新和改革。另外，无论是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建设规划，还是区域规划工作，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在空间布局、土地供给、设施建设上及时进行优化调整。城市的发展与区域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城市经济与区域规划学委会在进行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的同时，要结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加强宏观、微观制度创新的研究，注重在规划实施层面的归纳和总结，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探索。

会议合影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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