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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贾伟明教授一起探秘中国新疆天山地区史前游牧社会,讲述移动聚落的故事

贾伟明 中国城市规划 2021-01-21

导读

9月21日下午,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栏目第三讲在线上圆满举行,在腾讯会议和Zoom平台上以中英双语形式向国内外学者实时播送。本文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教授贾伟明主讲的“移动的聚落:中国新疆天山地区史前游牧社会”的报告与嘉宾对谈。


本文字数:3801字

阅读时间:12分钟

 


贾伟明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

报告全文


1

新疆史前聚落的特殊性


新疆地区的史前聚落考古在上个世纪基本没有开展,原因之一是居址发现数量极少。史前人类社会的研究多基于墓葬的资料。2000年之后,东天山和西天山史前聚落的发现和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新疆的事前聚落考古。新疆地区史前聚落特点是居址多不规则、聚落分散、分布密度低,这与史前农业聚落的情况不同。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小河文化墓地的发现,虽然保留下来了很多干尸和有机体,但单从墓葬和随葬品来反映史前聚落文化是不全面的。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史前文化,必须开展遗址的发掘和聚落考古研究。


遗憾的是对小河文化居址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仅有零星的迹象,如发现的一些陶片、以及塔里木河附近的木构建筑遗存等。不过,从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的古老居民——罗布人的居住形态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小和文化居民的聚落形态的启示。罗布人散住在和小河文化的人们相似的绿洲环境中,傍水而居,渔猎为生,这种绿洲史前文化后来演变成了汉代以后的城邦国家,所以说沙漠绿洲可能是汉代前后经城市化后形成的许多分散的城邦国家的环境基础。


2

新疆史前聚落案例——阿敦乔鲁



2.1 阿敦乔鲁遗址的发现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新疆温泉县,博尔塔拉河中上游谷地的西端。发现的房址东西宽18.6米,南北长22.8米,总面积400多平方米。如果这么大的房址在中原地区被发现,人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等级的房址,但在新疆情况并不一样。在哈萨克斯坦北部也发现了相同时代、相似文化的房址,有柱洞也有隔间。


图 阿敦乔鲁遗址


经过几年的调查,我们陆续发现类似的居址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分布非常广泛。其中最大的是小胡斯塔,外部墙最长处达到了90米,其北侧还有一处中心建筑,遗址内发现了一些青铜器物。阿敦乔鲁的早期墓葬呈比较规整的方形石围,石棺内还有木棺;晚期墓葬较小。整个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与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联合体密切相关。



2.2 解读阿敦乔鲁遗址


目前在史前考古发现中,主要存在四种生业模式:农业、牧野、狩(渔)猎和采集。这些模式并不全然分开,常有混合,而我们需要判断这些聚落的人们是以何种生业模式我主。阿敦乔鲁遗址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而未知的,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种逻辑假设:当地自然资源是支撑其古今生业模式的基础,即传统生业模式限制在本地环境资源的范围内,且如果古代和今天环境资源相似,那古代和今天的生业模式可能相似。阿敦乔鲁所在的温泉县的居民的传统生业模式是“四季三地”的转场放牧- 游牧。这种游牧形式具有像春/秋窝子(海拔1000米)、冬窝子(海拔2000米)和夏窝子(海拔3000米)这样长期循环使用的季节性,固定居址,而这种转场放牧在欧亚草原都很常见。简单地总结来看,春秋窝子一般近河谷的开阔地带,海拔最低,附带有隔间的薄墙羊圈;夏窝子靠近水源,海拔最高,有固定或非固定的通透羊圈;冬窝子在海拔居中的山坳里,背风向阳,墙较厚,有固定保暖羊圈。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会有多个过渡性的中间草场和窝子。温泉县的小胡斯塔便是春/秋/夏三季一体的窝子,其转场就成了“四季两地”而不是前面说的“四季三地”,现在的阿敦乔鲁就是小胡斯塔牧民的冬窝子。通过艾比湖和温泉湿地沉积的孢粉分析,我们得出当前的自然环境相比阿敦乔鲁时期的古环境没有太大变化,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也相似,因此阿敦乔鲁聚落的生业模式很可能与现在的传统生业模式相似,也是以牧业为主。


此外,通过分析阿敦乔鲁遗址的房屋布局和功能、与土耳其东部游牧民族居址的对比、对地貌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科技考古的证据,目前可以判断阿敦乔鲁的居址是一个冬窝子,证明新疆西天山在青铜时代就有季节性游牧的出现。



2.3 与游牧经济相适应的聚落形态


东天山的游牧民族聚落年代较晚,形态和规模均大于西天山青铜时代的游牧聚落。但它的建筑形式和规划于青铜时代的十分相似,也是不规则形石构建筑,有多个隔间,有简单陶器的发现。东天山的红山口发现了大量的石构聚落居址,这些大型的石构聚落大都分布在现在的高山夏草场上,因为牧民的活动大都集中在夏天,而夏草场的活动范围远比冬草场要大。


研究聚落形态的生业模式仅是研究游牧社会的第一步。目前游牧聚落的考古理论与经验大多基于对史前农业聚落的研究。 例如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考古已非常成熟,也出现了许多成功的聚落考古的研究实例。但游牧聚落与农业聚落相差甚大。如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具有居民集中、房屋规矩、壕沟界限分明的特点,而阿敦乔鲁这类的游牧聚落则是几户一组,分散居住,一户多处,草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且器物简单,一物多用。


3

结语


以一些晚期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城址为例,如辽代契丹族在赤峰建立的辽中京,它的皇城建在所谓的内城里,并不像中原王朝的都城,皇城在城市北部。而元中都更典型,皇城几乎在方形城址的中部。经过钻探发掘,宫城内部并没有很多建筑,且有相当大的面积是空地,推测是为放置活动的毡房-蒙古包的地方。由此可见,即使这些游牧民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建立了方形的城,但他们仍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因此,我们在新疆展开的对史前游牧聚落研究的尝试,也许能为将来研究史前游牧社会的复杂化过程、游牧社会的文明产生、以及游牧社会国家的产生提供一定基础。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图 元中都遗址



嘉宾对谈



董  卫

贾教授的讲座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窗口。整个亚洲大陆的中部早期人类发展的过程可能是紧密关联的。贾教授在报告中几次提到新疆遗址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那么有没有在哈萨克斯坦考古发现同时期的遗址呢?


贾伟明

有的,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考古发现哈萨克斯坦也是有很多的,整体年代都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西天山发现的于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相关的遗址说明这一地区很早就成为了东西方交汇的重要通道。中国考古学的独到之处在于有能力整体大面积地发掘,这在西方几乎是做不到的。哈萨克斯坦虽然发现了一些类似的居址,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发掘,经过发掘的少数遗址发掘面积很小。结合他们发表的资料来看,目前我们对新疆这些居址的发掘规模是临近其他国家都比不了的。


王鲁民

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比较对于理解两种不同的生业模式很有启发。从照片上看,现代牧民转场放牧使用的“窝子”都很离群索居,目光所及范围内仅有一户,但从阿敦乔鲁遗址来看,似乎古代房址和窝子的分布比现代密集的多?请贾教授解惑。


贾伟明

阿敦乔鲁现代的房址分布的确很密集。在东西大约14公里长的面积内分布几百个冬窝子,数量多但距离远。从这一点来看古代居址的数量的确比现代居址多,但所有发现的古代居址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即使都处于青铜时期,它们的跨度也可达几百年。这些都是推测,王鲁民教授的发问提醒了我们在这方面尚需继续研究。


王鲁民

从阿敦乔鲁遗址发现的人骨是什么人种呢?


贾伟明

DNA检测成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不过基本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人骨相差不多,都属于古代欧罗巴人种的一支。但是否他们带有其他人种的混血,还需要精确的DNA检测报告。


董 卫

为了弄清楚新疆早期人类聚落的发展,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走出去”,进行国际间合作考古,以便我们对整个内亚有整体性了解呢?


贾伟明

其实不仅是新疆,整个西亚考古面临着难题,比如边界众多、语言不通等。近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国际考古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学也派出了团队去中亚做考古发掘,我是非常赞同国际间联合考古的。离开国际视角做古代史前聚落研究一定是肤浅的。离开这种合作研究,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基础认知必然不足。我们还需要积极推动中亚考古团队与国内团队合作,互相传授经验与方法。


王鲁民

在对新疆这些居址的考古发掘中有没有发现中心聚落?这些聚落的政治管控是怎样实行的?


贾伟明

虽然我们说聚落考古的理论和实践在碰到游牧民族的时候需要重新考虑,但也不代表全不实用。聚落考古最重要的中心聚落理论在游牧考古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为例,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尚不太高,胡斯塔是当地最好的夏草场,在胡斯塔草场上发现了较大的聚落群,在它北边和南边的小山头上分别有一处类似防御性居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较大的聚落为中心、南北山头瞭望站为边界的大型聚落加草场的中心聚落群。这个胡斯塔聚落群可能就是当时博尔塔拉河流域社会行政管辖的中心。另外,东天山的红山口遗址有很重要的高台建筑,也表明他们的等级不同。而且,聚落的中心往往在夏草场上,很可能是当时贵族阶层或史前聚落领导者的居所。


陈  薇

游牧民族的城市化动因和农耕聚落的城市化动因应该有很大差别。结合刚才贾教授说的中心聚落,它是否与草场的资源分配有关?游牧民族聚落首领管辖控制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贾伟明

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除了中心聚落,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更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聚落走向城市化的证据。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城市化这一过程,这是我的假设。农业社会城市化有明显的城制建设,有市(交易场所)。而游牧民族的交易往往随着中心聚落展开,随着房子的移动,并不会给我们留下“市”的迹象,但这可能是游牧民族城市化前的一步。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之后,辽代契丹河元代的蒙古族都兴建了城市。但之前对匈奴的城市建筑,我们的还需进一步研究。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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