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阁鉴书 | 历史的借鉴与时代的启示
导读
9月23日下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 “方圆阁鉴书”栏目在线上成功举办。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东南大学教授李百浩,学会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学会规划实施学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于洋,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震东为大家介绍学术著作及其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从事学术研究、组织学术活动、在学会平台上如何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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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阁鉴书
“方圆阁鉴书”是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书香规划”板块下的栏目之一。
“方圆阁鉴书”是以学会书房“方圆阁”的藏书为依托,为大家推荐与行业息息相关的好书。我们的口号是“为好书找读者,为读者找好书”。学会方圆阁书架上的书都是作者赠送的,是学会的重要财富,我们不希望它们躺在学会的书房里,搁在书架上,而是希望能为其找到更多读者,让更多人分享这些知识。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叫“不求同框,但求同架”,希望你的书能与大家作品同时在学会的书架上陈列。“方圆阁鉴书”栏目今后还会不断地举办,期待更多作者将精彩的学术著作赠送给学会,我们将在方圆阁里永久留存,而且也会专门颁发精美证书给所有捐赠图书的作者,希望有更多的作者能够自告奋勇向我们报名,下一次栏目我希望做荐书人,推荐学术作品,欢迎广大读者和出版社向我们推荐你们读到过很好的或者出版的好书。
方圆阁鉴书
01
张 松
学会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城市保护规划》书中故事一二
这本书包括历史的回顾和名城的现状。有一部分讲理论、集体记忆和公共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从景观到历史景观的角度来谈城市风貌管理,还有一部分上海的全球化2040,后来叫上海2035规划里的,借鉴发达国家和全球城市保护政策经验,以及滨江工业遗产。后面主要是讲早期上海工业遗产,特别是滨江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情况,还有乡土建成、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现在变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以非遗保护为主,但涉及到皖南和比较大的区域文化的内容。还有一小块讲日本的历史景观或者历史风貌保护作为参照。
疫情期间总书记有一个谈话,全文刊载在《求是》杂志上。总书记讲到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城市作为有机的生命体,上海已经讲了五六年,大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了,接下来会做一些努力。老前辈梁思成先生在60年代就讲过,当时他去扬州设计鉴真纪念堂时讲到,城市是一门科学,就像人一样有经脉、机理,如果不科学地对待它,它就会生病。梁先生讲得非常早,也非常清楚。
梁思成与营造学社
在梁思成之前城市保护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在编《当代中国历史保护读本》之后找了很多线索,结果发现清末就有些立法推进,包括调查保护,当时的新政改革制定《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章程》,把保存古迹列到了城乡自治的重要任务里,现在讲的民政内容放在一起,还有其他内容,这个话题在世博会之前很多人讲到,是我发现披露出来的,单局长的文章也标了出处,有的媒体直接传播。
清末的机构特别有意思,一方面像现代跟西方的名称一样叫民政部,来管理这个事情,其实还在发给皇上周折汇报。光绪年间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每年都要汇报或者汇总一些古迹保存的情况。到了宣统溥仪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又拿出来了,过去做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成为了具文,就是空文,其他各个国家对保存古迹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埃及、希腊、罗马,发掘出来的地下遗址到一草一木,那些跟历史、美术等有关的,很多国家都要建博物馆,我们当时则很少有博物馆。像大英博物馆是18世纪建的,我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早期帝王陵墓或者明人祠堂都是有保护的。1901年光绪27年的时候,修正阳门的箭楼,铁路进到北京了,现代化来了,比较安定了。修古迹面临现代化的冲击。光绪29年,1093年古树名木挂牌,历史建筑挂牌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个历史还是蛮早的,有一百多年了。今天这个树还在,也还有牌。
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古物陈列所章程》
1913年12月24日颁布的《古物陈列所章程》中规定“古物陈列所掌握关于古物保管事项,隶属于内务部”。
”当时有一个美国的记者来北京写了很多的书,他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反映当时很多东西被贩卖或者偷运到国外拍卖。外交部当时把这个信翻译出来,也呈上去了,对后来龙门石窟的保护、制定法规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记者叫麦考密克,写过一些书,也有翻译过来的,讲辛亥革命的,讲孙中山,袁世凯等等。举一个例子,昭陵六骏,实际上现在只有四骏,六个是后来仿造的很粗糙的东西,另外两个在宾大博物馆里,类似这样的东西非常多。之后又有一些文件,在讲国家的古物自己不能保护,由外人保护,对于国家来讲是不体面的事情,就开始设法保护,以免这些东西都跑到国外去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例如陈丹青还讲辽代非常好的雕像就是在20世纪初期被贩卖出去了,那是非常精彩和艺术性非常高的东西。再往后就列入了古物调查,现在觉得是馆藏文物和可以动的文物,其实并不是,分类的第一类是建筑,第二类是遗址、碑刻、金石、陶器等等,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当时不区分的,《文物法》也是都在一起,只不过从管理的系统上区分开来了。
1930年我们有了《古物保存法》,很多人说这是第一个法,其实更早还有一些也应该算,实际我们有110多年立法保护的历史。《古物保存法》的14条比较完备,后来第二年又有了细则,第一条 本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前项古物之范围及种类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定之。我觉得这个定义不是特别好,这是北大当时很厉害的专家讨论之后说的,前面看到的表里写的很碎,当然可以定细则或者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很快定出来没有问题,现在的立法并不希望有看起来很科学、但可操作性不是那么强的条文。
到了40年代,有金石学或者文博学的前身,宋代就有。后来朱剑心写了好几本书,有一本讲的是金石研究法和金石学,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出版,有的书稿就遗失了。后来就是把他发的文章拼在一起,有些文章发在《世界文化》上。他讲了古物之保存,首先讲古物保存的意义,他的说法是,过去中国只有收藏,没有保存,收藏就是你家里祖辈传下来的,或者皇家的,但是不开放给公众,如果换代或者家族衰败了等等,很容易消逝。真正的保存应该是公共的,一则古物之保存实为人类应尽之义务,再则冀留此物于天壤间,以为后人研究考索之资料也。这是1941年写的,受国外学者的影响,把保护的意义和为什么保护说得非常清楚。
英国乡村保护的经验
与中国现代城市设计
基于孙施文老师那天讲的田园城市,讲到后面的影响,2009年有《城乡规划法》,2010年就开始了乡村保护运动。艾伯克隆比,英国规划的鼻祖,有很多书我们都会学习,他有一个重要的有可能被有些人忘记的是1926年他在《城市规划》杂志发了一篇长论文,保护或者保存乡村英格兰——通过乡村规划控制开发,这篇文章发表了,很快变成了小册子。这篇文章在《城市与区域规划》有全文翻译,英国那么早就要保护古迹,其实英国的历史纪念物最本质的东西是郊野、集镇、村落、绿篱、灌木、溪流和农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只是留下一些考古标本,井井有条地把它记录甚至是围起来,供纯粹的古物收藏,它们最大的财富是乡村、环境、景观,它包含背景环境和人的活动,他讲了之后很快在英国就成立了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他是主要发起人,一直到现在这个委员会都还在。他对规划的控制也非常重要,不仅是对建造一般的控制,对建造方式的美学都要控制,特别是通过规划要控制城市蔓延的带状对乡村的破坏,包含战争的破坏,而且要从精神上保障英国乡村性,从现在来看讲得非常到位,非常重要。乡村保护委员会或者是保存委员会,最初是叫这个名字,2003年之后改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6年初资料档案有一个文集,将近400页,发现弄不清楚。城市设计论坛张杰大师提到了风水,家喻户晓,英国的老前辈在书里讲,在欧洲如果谈到景观,只要有人工的、法国的就别扯了,只有英国最好。中国风水有非常长的一段来讲,现在我们讲文化自信,很多规划师我相信并没有比我懂得风水多,我说的是科学道理。英国村落保护不仅仅是古物的问题,村镇和乡村要保持魅力,它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优势,这个也被我们忽略,很多乡村保护至少没有给本土和本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也是一些问题。现代城市设计很热门,希望大家一定要看《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原来的英文翻译版钟老师翻译的非常好,这个德文翻译的更到位,更有针对性。另外一本是《城市的语言》,艺术史专家写的书,非常通俗易懂。
最后说一句闲话,建筑评论弄得很热火,我们有没有城市评论、城市批评或者规划批评呢?要推进这件事,我们不能只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方案,说自己如何好,这样并不利于学科发展和真正推动城市规划。2000年初有一个大学老师编过城市批评,北京卷、天津卷和上海卷,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新的,建筑评论郑院士有学术委员会和建筑评论杂志等等,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02
于 洋
学会规划实施学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香港城市治理困局成因剖析
我这本书是在海外出版的,主要是讨论香港城市治理的问题。最近香港的问题比较受大陆的关注,香港在治理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境,今天的主题叫做香港城市治理困局成因的剖析。
这本书是在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有一个八方文化创作室的机构。世界科技出版社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版社,主要出版的是英文著作,专门为海外华人学者出版中文著作而成立了八方文化创作室,相当于是下属的机构,专门出版中文社科类的专著。这本书去年12月份出版,版权主要在国外,大陆还没有销售。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通过几个方面。
第一,香港的城市治理困局到底因何而来?原来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最早提出的,很早就有人提出,早在韦伯时期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提出了香港的悖论,马克斯·韦伯认为城市化的推进会导致民主化的推进,民主化会对于传统威权体制造成冲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香港其实并不符合他的判断。在政治学当中有这样一个香港悖论的现象,香港城市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出现治理的困境,主要指的是二战以后香港快速城市化以及香港的高速发展,同时它的政局是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有很多的学者针对香港的悖论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也就是今天香港的困局为什么会出现,而之前为什么没有出现。
第二,很多人评论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明灯,最早来自于弗里德曼的评价,认为香港是完全的自由港,真正审视香港的话,它是否符合这个特征。
这本书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
整个理论框架是运用西方的政体理论剖析,私有公共空间是一个切入点,关于香港政局很多的方面我必须要找到切入点,以点带面剖析整个的政体特征,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源自香港私有公共空间政策视角的政体考察)。
第二
剖析了香港政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发生了几次转型,相当于是历史性的研究,查阅了历史性的著作。
第三
对于香港现行的政体结构进行了剖析。
第四
回到切入点,对于香港的私有公共空间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剖析,相当于是两条平行线,上面是大的时代背景,下面是某项公共政策发展的脉络,通过两条平行线可以看到大的时代背景对于政策的影响以及我称之为对于政策初衷的扭曲,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切入,能够大体上看到香港政治的全貌,也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之后讨论了香港政治秩序嬗变的过程。
香港政体发展的脉络
私有公共空间基本的定义
重点讲一下香港政体发展的脉络。为什么选择私有公共空间,所谓的私有公共空间指的是由私人在私人土地上建设的,并向公众开放的空间形式,这种政策最早来自于美国,其实是伴随着城市管理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出现的一种公共空间的倾向。哈维把这种治理模式称为由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去管制化的公共政策导向。政体分析的框架基本是沿着斯通的政体分析框架,斯通对于政体分析框架提出了很多修正性的意见,我是针对他比较新的观点,按照四个维度进行剖析,分别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夫妻关系。
关于香港政体发展的历程
学界对于香港政体的研究政治有很多,尤其是城市政治学界,特别是很多香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注,他们其实也是在回答韦伯提出的香港悖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理论层面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市民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治理危机,港英政府是通过什么样的一套手段解决了城市化带来的对于传统威权体制的冲击。其中两个比较有名的概念是两位香港学者提出的,第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金耀基,他是社会学家,通过对香港政治的观察提出了对后来影响非常大的概念,要求行政吸纳政治,第二个是咨询性政府,由香港大学的应定国教授,是一个英国人,基本上补充了金耀基的观察。我也是基于两个特征具体分析香港政体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出现转型的。
香港发展的三个时期
香港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可以以三个重要的文件划分,以港英时期的《英皇制诰》,标志着香港殖民时代的到来,大体从1841到1984年,这一时期以《英皇制诰》作为限制框架,1985-1997年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为标志,标志这一时期进入到了过渡殖民时代,1997年之后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为基本标志,香港现行政体经历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转型,分别发生在保守殖民时期和过渡殖民时期,香港200多年的发展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保守殖民时期,大概140多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中间也有些波折,包括像二战这些。
1843年根据《英王制诰》颁布了《香港宪章》,以英王皇制诰的名义进行发布,标志着香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最初建立香港的时候其实是政府主导一切的体制,早期很多殖民地官员都是军人出身,在军队当中,比如说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就是典型的军人出身,包括再早的英国海军将领易律也是攻打香港,后来参加了鸦片战争,早期的殖民地官员毫无例外都是军人出身,政府身兼军事、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当时完全是威权的体制。
随着香港政局的逐渐稳定,香港作为贸易的功能也逐渐繁荣起来,1845年当时的港督戴维斯因为征税的问题与英商发生了矛盾,英商在英国本土对于整个香港港督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上院和下院,面对来自英商的压力,英国最初设立香港殖民地也是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自然而然的就要对这些英商的诉求进行妥协,逐渐英国开始从学生当中派驻香港的高级行政官员,取代了早期的军人出身的官员。
这一时期为了辅助港督,1896年他们成立了行政局,类似于港督的内阁机构,行政局为了照顾英商的利益吸纳了英商巨贾或者是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怡和洋行的总经理和香港置地的老板这样的人物,这一时期标志着香港的权力结构从初期的港英政府垄断型香港英政府以及英资财团共治型的转变,这一时期香港政府完成了行政吸纳政治体系的构建。行政吸纳政治指的是通过行政机构吸纳精英进入到体制当中,政府与精英形成共治的体制,主要指的是商业精英,早期的行政吸纳政治其实是为了安抚英商的压力,后期逐渐开始向华人精英开放。一战之后整个香港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面对大量的富商以及华人劳工,整个香港华人社会开始崛起,华人成为了香港社会当中不可小觑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行政吸纳体制开始逐渐向华人精英开放。
二战之后英国人重新回到了香港,这时候香港变成了相对陌生的香港,因为香港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根据人口普查的统计,这一时期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口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香港正式成为了本土社会,而在之前香港的华人劳工或者华人商人主要来自于大陆逃港,更多的把香港作为一个落脚点或者是避风港,而在二战之后香港就面临着从移民社会向本土社会的转变,为了应对这种转变,也是为了应对崛起的华人社会,香港又提出了第二个政策,咨询性的政府,在政府体制之外成立了大量咨询性的委员会,以吸纳商业精英或者是专业界的精英,这个过程当中大量华人中产阶级被纳入其中。香港正是通过这两套制度保持了相对政体的稳定和治理的平顺。
第二次转型出现在过渡殖民时期,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英商开始大批地撤离香港,在这一时期港英政府为了维持统治,有意的把英商撤离后留下的大量权力和空间让渡给华商精英,华商精英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大,成为了当时香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伙伴,这也为回国以后奠定了基础,相当于是第二次的转型。
回归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保证香港治理的平顺,基本上借鉴和全盘吸纳了港英治府的这套治理逻辑,甚至更加依赖所谓的华商精英,使得回归之后华商精英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特权,进一步地将他们的政治特权扩展到很多经济领域,也造成了后来香港治理困局的苗头或者是埋下了很多的伏笔,第二次转型是:从港英政府和英商财团共治向特区政府和华商财团共治的第二次转型。
第三次转型来自于英国埋下的伏笔,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尤其是后一任的港督进行快速民主化的进程,使得民主的大门打开,很多没有准备好的民众迅速被拉进到民主场当中,宣泄他们对体制的不满。随着回归之后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和偶发的事件,使得民间积累的民怨逐渐爆发,成为了后来香港社会矛盾的根源。
香港我称之为港式土地发展型政体,我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希望能对大陆有些启示,我们的土地制度包括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于香港的,我在导言当中也写到,香港的问题不是一城一池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它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可能值得大陆的很多城市进行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大陆的体制与香港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建立很多制度的时候是把香港作为学习的对象,所以今天香港出现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未雨绸缪并且深思的。
香港的土地政体基本形成了四个结构:
第一是以香港政府为核心,这一点跟中国大陆非常相似,香港也是土地的公有制,政府对于土地的共治跟中国大陆相比,可能没有中国大陆那么强,但也是非常强势的政府。
第二是由于它的行政吸纳政治和咨询性政府这两条策略,使得围绕着香港政府形成了很多准政府机构,他们代行公权力,形成了所谓公私合作的平台。
第三是崛起当中的资本,华商精英形成了以地产为核心的跨行业垄断的资本。
第四是很多咨询性政府当中出现了以中产阶级、新阶级,主要掌握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基本上形成这样一套治理的体系。
2016年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前十名毫无例外都是做地产起家的,这也反映出香港造富的基本途径。2014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杂志,对于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指数进行了排名,香港遥遥领先,传统认为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是非常强势的,但是跟香港相比要逊色很多。这张图是根据以香港政府为核心,把准公共机构进行了划分,他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划分,对于城市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机构分别是市区重建局和香港地铁公司,他们在整个城市发展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代表政府行使很多的公权力,成为与私人合作的平台。
书里也介绍了很多的案例,对于香港私有公共空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划分,最初香港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制度其实也是学习美国的经验,纽约1961年颁布的私有公共空间的政策,香港1962年也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政策中专门提到借鉴了纽约的先进经验,最初是为了改善街道的环境,很多早期的公共空间是图中的形式,属于步行道的扩充,香港是没有建筑红线退线的,很快这个政策被很多地产商发现了商机,第一个大型的公共空间就是当时的怡和洋行建造的,怡和大厦,下面有大量的空间,在这个项目通过建造公共空间对于怡和大厦带来了很大的经济上的收益。
后来伴随着香港的城市更新,包括市区重建局和它的前身土地发展公司,在他们的推动下很多华商地产开始卷进来,这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建筑,书中也有相关的介绍,这是私有公共空间分布的态势,按照它的面积以及地产商,基本上是被香港地产巨头所垄断。这本书后半部分叫空间抗争,我找了四个发生在私有公共空间当中社会抗争的案件,对于它进行了剖析。
比较有名的是2008年的时代广场案件,所有者是会德丰,一个老牌的香港英商,后来被包玉刚集团收购,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他们正在进行抗争的运动。说起来比较简单,就是发现空间应该向公众开放,实际上很长一段时期对于公众有限制,非法出租谋利,当时很多民间的团体就出现了“气节”公共空间的运动,“气节”是港语,指的是抢夺或者重新获取的概念,他们就去挑战管理公司对这个空间严格的管控,原来规定不能夜餐,不能进行游戏,但很多香港市民专门去挑战它,因为人数众多,最后港府和商业巨头进行了妥协。更有名的是占领中环案件,围绕着汇丰银行的大厦,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含义,书里还提到了很多其他的。
最后我讲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过程,分析了一下香港政治格局的演变,为什么回归之前是这样一种格局,回归之后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处在分裂的状态,这张图显示了分裂的情况,一方面是亲建制派方面面临的分裂,另一方面是本土派的崛起,传统反民派其实是面向撕裂,他们是在香港偏向中立的政治派别,随着香港回归以后社会矛盾的积累,也推动着整个香港政治格局向两极化分裂,使得很多问题明明是专业性的问题或者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往往这种问题一旦出现就会被泛政治化,不断地被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运动,公共空间当中的很多抗争,很多的导火索都是非常小的案件或者是事件,通过这样的事件很快变成了影响全香港社会的公众性政治抗争运动,我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它背后的根源。
这张图是前三任香港特区特首民意的评价,从他们上任之初就是民意评价的最高点,一路走低,尤其是第三任特首,写这本书的时候第四任特首刚刚上台,没有统计,香港民意调查对于历届特首的香港市民反馈都不是特别好,越往后评价相对越低,也反映香港的民怨在那个时期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
03
李百浩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东南大学教授
向历史学习,寻理论之源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散记
向历史学习,寻理论之源,是这套丛书的记录和主要内容。当然这本书也会承担这样的学术目标,这是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委员会学术共同体的活动。首先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书名叫《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规划英文版用的是urban,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用的是urban,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刊用的是city,这不是简单英文取舍的问题,可能代表我们对什么是城市和城市空间的理解,这个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特别是国土空间出来以后我们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首先这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把它作为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的会刊出现,主要刊载的是历次会议被选择录用的会议论文,也可以称之为会议论文集。它的形式是以丛书出现的,也可以认为是丛刊,现在我们又加了编号,01、02、03、04,05和06正在编,2014年年开始,从这个形式来看又是以书代刊的形式,主要内容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等等,都是中英文形式,和现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刊《城市规划》杂志的要求是一致的,正文是中文的方式。这是四本书的封面。
第一本
第一本,我们确定的时候有齐康院士,邹德慈院士,董鉴泓教授,石楠教授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秘书长,董卫教授作为学委会的主任委员分别做了序,五位专家学者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这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理论从事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期望,我们登载了一个倡议书,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和手段,以理论构建为目标。齐老师说唯一的要求是要沉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学问,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地开辟思路。邹德慈院士说了一个学科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学科研究学科的历史与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研究历史很重要的是为了指引今后,指引未来,他说了历史和未来的关系。董鉴泓教授是《中国城市建设史》的作者,他说到《中国城市建设史》被评为一本优秀的教材,我觉得从事历史研究对于中国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代以来的各种视角有很多是我们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今后在这方面要做很细致的研究,尽管他研究了一辈子,他认为仍然有很多要做细致研究的,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石楠教授说期待着这个委员会能够成为全国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学术研究平台,推动规划行业从科研投入等方面,为城市规划历史和理论研究提供支持,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形成高水平研究队伍,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董卫教授提出基于培育广泛的跨学科和可持续的学术研究群体的考虑,我们决心在全国同行的支持下将学委会办成开放性多学科的学术平台,专业性的学术网络和具有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学术高地,为强化国内外学术交流,提高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研究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今天另外一场报告是考古学和城市的关系,正在直播。
第一本共刊载了24篇,当时也没有经验,以后形成惯例,这里涉及到一些话题,古代产业空间,三代城址,夏商周,古代城市管理和思想,明代卫所城,租界,规划人物,历史分期,三线建设,计划经济的城市规划。比如说规划比较,中外规划比较,近代公园,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历史村镇,人文规划等内容,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的城市有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天津、常州和太原,作者有34人,其中有些作者成为了各个高等学校的骨干教师以及学委会第二届委员的人选,有些也成为了我们国家从事规划历史理论研究学科的学术方面的专家,比如张译丹、陈筱、傅舒兰、李浩、侯丽、曹康等等,也有委员从事撰写的,王兴平、李百浩等等。
第二本
第二本刊载论文23篇,涉及的话题包括城市规划史研究方法,城市肌理,地方志文献,人居环境史,外国经验,历史城镇形态,行政空间,人民公社规划,近代村落与住区,集合住宅,民国乡村建设,包括国外对中国的规划史研究等等内容,涉及到的城市有泉州、乐清、沈阳、石家庄、汕头、厦门、南京等等,作者达到了43人,里面又涌现了一批作者,比如李东泉、于海漪、孙诗蒙等等,一些委员也参与了撰写论文,赵辰、谭纵波、王兴平和李百浩等。
第三本
第三本刊载论文有25篇,涉及的话题包括了都市史与规划史,口述史,早期城市,早期城市相当于历史界先秦时期的,广域空间,国土空间规划下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概念,机场规划,日本高铁城市,驿站,知识体系,都市空间,公共住宅,城市公园,理想空间,非洲的城市规划,越南的城市规划,殖民主义的规划,清代满城等内容,涉及的话题更加广泛,由国内向国外,包括了亚洲地区以及最近的古代。涉及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呼和浩特、厦门等等,作者也达到了47人,可见作者的合作群在逐渐增加,里面有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夏铸九、李浩、欧阳杰、李传成、汪芳、张剑红、曹康等等,这个书现在不是很贵,出来就降价,大家可以在网上买。
第四本
第四本是去年年底出来的,今年因为疫情我们5月份才拿到,刊载论文24篇,涉及的话题包括地理空间,元大都,规划文献,手工业生产空间,古镇,知识体系,洋务运动,刚才说的手工业生产空间主要指古代的,研究古代的时候经常研究政治空间、军事空间,往往研究经济空间的比较少,历史的连续性,一带一路,唐人街,华侨城市,中国人在国外的城区,东亚城市,权力空间,城市公共空间,类似香港私有的公共空间问题,规划文化,规划教育,越南城市规划,规划体系等内容。涉及的城市仍然有北京、上海、天津、呼和浩特、厦门等,主要与研究者所在地有关系,作者有42人,徐斌,傅舒兰,郭璐,欧阳杰等等,委员有姚亦锋,董卫。
每一本都是在25篇左右,作者逐渐从30多人到40多人,基本稳定,前面是探索,今后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前年刚刚成立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以后,进一步深化这本书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包括编辑的水平和思考有很多帮助。谈到这本丛书不得不与学委会组织成立以及年会学术活动联系起来,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2009年东南大学召开首次学术研讨会,石楠教授亲自参会,并提出了建设目标,2011年城乡规划学的一级学科成立,2012年正式成立得到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之际第一届委员会一开始就决定要出版论文集作为会刊,这是学委会一开始定的目标。
学委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城镇化发展的需求,推进城镇化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并且搭建多学科融合的学术平台。2014年出版了《城市规划历史理论》第一期,2009年到今年已经开了十二届年会,特别是2018、2019年被列入了科协的重要会议指南里面,作为重要学术会议,现在有很多高校已经把研究生博士生论文作为国家级考核的目标,2019年我们开始举办了首届国际规划历史理论论坛。《求是》理论论坛已经举办了九届,这本书和整个规划历史理论的发展、研究、梯队建设密切相关,不仅是这套丛书,还有《城市规划》杂志和城市规划学刊和专著,以及《求是》理论论坛的征文。
会议论文不得不提到与委员会的历史理论学术年会征集和主题有关,学术委员会一开始用公开征集的方式做,优秀论文作为会议宣讲,宣讲论文在40篇左右,编辑出版25篇左右,会议框架一般有学术讲座,主要由委员会面对当地举办的高校和当地省市进行讲座的方式,进一步宣传城市规划历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主旨报告和论文宣讲,通过公开征集的论文宣讲,会议论文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使大家进一步在宣讲中凝练自己的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甚至达到可以交流讨论,这是会议论文最重要的价值。并且还有专题论坛,每年参会的人数都在150-200左右,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报告,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学术工作者,有的经常在杂志上见到,学术会议的重要特点是发现新人,开放平等,2012年第一届委员会的主题报告就是从征集论文里找出来的,请了曹康和李浩,现在他们俩的成果很多。
2019年国际规划史学会的会刊非常关注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理论的研究状况,把中国列为继美国、日本、欧洲、北美之后的又一个非常重视规划历史理论研究的地区和国家,前面几次讨论我们的议题非常广泛,也非常宏大,进一步说明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想法,到了后面就发现主题越来越凝练,越来越和历史理论结合,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以及今天的行动规划相结合,去年在兰州历史思维与规划遗产,2018年在桂林文明进程与城乡规划,南京是2017年亚洲视野下的城市规划等等,今年我们在网站上公布了消息,2020年将对哈尔滨铁路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的主题进行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参加。
学委会的会刊和《城市规划》杂志会刊是一大一小的关系,会刊的特点与作用,与专著相比它是群体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比较杂,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看到更想发现的东西是什么,与中国的期刊比较,特别是城市规划杂志和学刊类似这样的杂志比较它有专题性,《城市规划》有几个二级学科方向,其中的一个方向之一,论文集和一般的不一样,会后出版,有的论文集是会前出版,会后出版经过作者投稿,被选中,进行会议交流、讨论、修改,进一步凝练,可以继续投其他的,比如大家都希望投《城市规划》杂志,有很多论文都发表在城市规划学刊和国际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特别对于年轻学者来讲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
城市规划历史理论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学术研讨会可以看到,主要是事实、客观真实的表达,我们对于史料的挖掘、解读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逐渐对客观事实的挖掘要慢慢走向去真性,当然不能完全复原过去,会越来越真实客观,基于历史的分析解释,有时候也说历史就是理论,香港公共空间的问题,现在都是公有土地,也有公有土地不开放的空间。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理论方面的视角,实际上是理论的支撑,任何历史现象都是由背后的理论支撑。
会议论文往往是围绕会议主题和特定领域征集的论文,可以反映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和新近的研究成果、发展趋向,有的可能是正在进行的工作介绍,有的需要提出讨论交流,我们经常说研究者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够预见到别人尚未发表的和正在进行的工作,研究综述要做这样的事情,会议论文和期刊论文跟一些著作都有共同的学术价值,就是发现新知识,引起新思考,我们经常要问你这个论文到底有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提出来和发现,能不能引起别人新的思考,使别人更广泛地进行另一个侧面的研究,这是一篇论文的价值,不是可以卖钱的,不像应用成果专利出来可以转化多少钱。
会议论文作为我们国家文献源非常重要的类型,有著作,有科技报告,有期刊论文,还有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是高水平期刊论文的重要基础和积累,也是一切专著、学位论文的基础和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文献源,会议论文几乎占了全部文献源的将近50%,我们国家因为考核指标的原因,对会议论文的评价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以等级杂志来评价,会议论文怎么投,投了以后又不算数,职称没用,学位评价也没用,任何事情都是小小的一点点做起来的,反映了研究特点,历史理论方面的城市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才能够突破一个一个的点。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论文不要写太多的点,一个观点谈出来就可以了,一个研究项目可以谈到两三个点,形成研究内容,这些点连成线,最后形成面,形成问题意识。我们要说科学问题是什么,不是你不懂的问题,是你不懂大家也不懂,甚至一批人都不懂或者是没有搞清楚的,需要探究的,这就是科学问题。形成这样的科学问题意识,大家的论文不要怕小,现在有些论文太宏大,鼓励以小见大,小题大作,冲破门槛。
与会议主题的关系,目前关联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也许是因为规划历史理论研究课题的特点决定,这些课题都需要长期研究,突然换一个主题可能他们有点不适应或者一下来不及,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主题包括国际会议的会议主题,往往是提示我们这个领域里大家共同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可能会形成今后长期研究的问题点。比如2018年文明进程的城市规划,包括总书记提出来的生态文明,怎么样在文明进程当中看城市规划,未来城市规划怎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019年总书记在谈历史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体系思维等等思维,和规划的关系,遗产保护界做了很多工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和规划有什么关系,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凝练学术方向和目的,当然有些题目我们也鼓励以自选的方式,回归规划历史理论的范畴。
通过这本书、委员会和学术年会,我们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涌现出一批年轻的学者和优秀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不一定在这本书里,而是在其他地方可以反映出来。论文集的特点比较杂,是一群作者,选题广泛,研究内容深入,观点和方法比较清晰,逐渐开始走向国外,并且在国内外兼顾进行比较。同时现在网络会议比较多,可以留下来为以后再回头看学术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历史理论的进程,书的记录作为学术委员会学术记录和反映。昨天我在看城市设计委员会的报告,他们画了一个图,历史理论在城市设计学科的知识体系,其实很多图都认为历史理论是基础,可见历史理论的研究对学科建设和整个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对于今后的启发,从大的方面来讲,总体目标希望可以建构基于历史文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理论与规划理论体系,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经济文化体制和中国的发展目标,突出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历史与遗产的关系,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国外规划遗产相当于我们的非物质的概念,同时具备两种概念,形态性的和智慧性的,不仅是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特色,也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
学科建设上我们要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市,包括城市空间、城市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这两天我在学术季听了很多报告,大家都在讲概念的研究,概念内涵的理解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等等,认识城市发展与都市空间演化的规律也是历史理论非常重要的研究,不单是指过去,还指未来,认识城市规划的内涵和作用,特别是近代在城市规划时代,为建立城市学和城市规划学提供基础理论,我们国家城市规划学发展有一定的成就,城市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只有认识了城市学,城乡规划学才能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研究路径上,希望走向规划历史理论学术思想体系建设。规划历史不单是发表论文,大家还关心论文怎么样登出来,论文背后反映出来学术思想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博士生。历史帮助塑造学校教师学术研究队伍,更要加强学术思想的锤炼,进一步走向中外城市化理论的关联比较思维,探讨人类普世价值,走向未来,特别要关注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一带一路,世界城市趋势,继续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这套丛书和委员会创建学科与学术品牌,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成为一本正式的专门期刊。现在国际上有规划史期刊和规划理论期刊,还有城市史。
年会主题、内容选题,包括注重交流、讨论审稿、编辑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学委会的学科建设,提升会刊的质量。愿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历史理论交流中来,尤其是高校的任课教师和中国城市建设史的教师,大家不仅在知识传授,也是课程思政的需要,课程的传授中和知识的传授中进一步地领会到前人的工匠精神、工艺精神、主人翁精神,希望这本小册子可以共同切磋规划历史里研究问题的水平和动态,感谢学会领导和学委会所有委员以及所有参会的作者、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参与编辑的老师、同学们,谢谢大家。
04
罗震东
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一本书的痴心和妄想:
从淘宝村到新兴田园城市
大家对淘宝已经非常熟悉了,接下来的双十一大家又会有一次很疯狂的人生体验。而淘宝村对于大家很陌生,包括我,最早开始做淘宝村的研究人,很多朋友说,罗老师,淘宝都是卖假货的,你怎么研究这个,我不解释,我说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五年多的时间,在规划界有点消失的状态,都去调研这些村子,为什么调研这个村子呢?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到了一些过程和故事。
今天想讲的题目是一本书的痴心和妄想,痴心妄想当然是不对的词,如果把痴心和妄想分开,会有另一番意思。
痴 心
第一部分讲痴心,博士毕业之后我长时间从事的是城市发展战略,包括城镇化的很多研究,调研过很多的乡村,对于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也有很深入的了解。我经常放这张图片,上面的三种状况我相信很多做城市规划研究和城镇化研究的人都很清楚,过去乡村发生了什么,从90年代开始一轮外资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异地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乡村长期处于要素流失或者是失血的状态。
2015年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在做区域研究,希望获取双十一的要素流的数据,当时给马云先生也写了一封邮件,他的团队给我回复说欢迎我来做研究,欢迎我加入他们的活水计划。当我们真正开始计划的时候,马云先生宣布说数据是战略性的资源,我们不能给你,我说我们已经参与了你们的活动了,怎么办。他说这样吧,阿里研究院的同事跟我们说带我们调研,2015年我们第一次去了淘宝村。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2015年拍到的,当时我们觉得很震撼,从这个村的招牌上可以看到,比如演出服饰、迷彩服饰、表演服和韵达快递等等,他们把“东奔西跑不如淘宝”这样的标语放在屋顶上,这样的乡村景象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这样的现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时代会看到,但一个村专门做一种产业,形成产业集群,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存在,先从网上做电子商务,再做到线下的实体生产,这样的存在状态我没有见到。
第一次调研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导师崔功豪先生90年代末的时候一篇经典的论文,《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机制》,我看到这又是一种非常强劲的动力在自下而上的成长,2015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淘宝村,包括很多地方政府都不知道。我们是通过阿里研究院的途径到了地方,很多县政府,包括有些去到的县市我有很多朋友在,他说罗老师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调研淘宝村,他们都不知道,以为我是去做规划。对乡村调研之后,我们就感觉到它和三十年前的这一轮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有着非常相近的现象,包括面貌和村民的动力,但是它又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过去简单的加工,而是这些村民们先是从事电子商务,先在网上卖货,卖到一定程度发现家庭作坊那点东西不能满足网上销售的需求之后,他们才开始办工厂,开始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如果说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这一轮电子商务城镇化是从第一产业先到了第三产业,因为在网上做交易,再到第二产业,这样一个顺序的变化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2016年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城市规划》非常赏识,把这篇文章刊出来,当时的题目是《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一方面是对我的导师崔先生的致敬,也是对他之前的那篇文章的回应,同时我在里面也比较了两轮城镇化的差别,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在新一轮自下而上进程中的特点。
最新淘宝村的数据已经发布了,今年淘宝村达到了5425个。从2018年开始淘宝村的增量就已经变得很平稳了,2018比2017年增加了1000多,2019年和2020年分别增加了1000,淘宝村已经过了非常快速的增长时期,进入了平稳增长时期,和之前的判断基本相近。中国将近60万的行政村不可能都变成淘宝村,但这样的现象却对于我们现在的乡村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同时整个淘宝村的分布,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北起河北,南到广东,中部的河南、湖北、江西、安徽,西部的四川、陕西、贵州、云南都有淘宝村,东中西的差距非常明显,在5000多个淘宝村里去过一两百个,涉及9个省,大概有30多个县市,几百个淘宝村。
这些淘宝村的数量虽然还不是非常多,但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正如张松老师讲到的,乡村所存在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即使在中国乡村数量仅占1%的淘宝村里,我们也看到非常令人震惊和非常优秀的东西。比如这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村,这个村80年代就是搞水产养殖,卖金鱼的,过去一桶一桶的卖,现在他们是怎么成为淘宝村的呢,他们在网上卖,同时通过直播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卖,一桶一桶的卖和一条一条的卖附加值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能把活的东西在网上销售的村子。
同时去了中国边陲的城市,瑞丽,最近瑞丽发生疫情,从缅甸过来输入性的病例,我们到瑞丽看到他们晚上的夜市,真是在菜市场里卖翡翠,其实瑞丽本地人并不多,站在前面的都是从缅甸过来的缅甸客商,他们用书包背着翡翠产品过关来到瑞丽晚上的市场,坐着的这些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网红主播,每个人可能有上万的粉丝,基本生产工具就是一台手机,甚至带着一个无影灯,通过直播把瑞丽客商的翡翠产品卖到中国的各地,约定一个时间进行收益的交割,来自东北、河南等各地的主播和来自瑞丽的外国客商,在瑞丽边境小镇里集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城市景象,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集聚,这样的人群集聚对于城市又会带来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新经济影响下的城乡关系。
这几年跑下来我们去过很多淘宝村,看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包括我们看到传统手工艺产品现在卖上了网络。过去我们调研的时候很多手工艺传承人告诉我们他们快撑不下去了,很多老人走掉以后这个手工艺就失传了。因为有互联网,有电商平台,他们的产品卖到网络上之后,现在村里一方面稍微年纪大点的人还在做,年轻人回来帮他们在网上卖,形成代际分工,把牡丹画、大鼓、社火、道具等等卖到网上,这些在过去城市经济里根本统计不到的产品,在互联网上他们实现了经济的收入。
正如张松老师所说,乡村很多的特质会被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比如低密度的特色建成环境,我们去英国的乡村看到它的环境,大尺度的绿色生态空间,传承历史的耕作,甚至生产方式、烹饪方式、地方的方言和曲艺,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等等平台里都看到了这些内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人人直播,万物可播,乡村可以变得更加的乡村。
大家讨论李子柒的时候,我见到很多和李子柒一样的人,就是淘宝村里的带头人,他们可能不是做视频的,他们的产品可能各种各样,他们都是把乡村特质的产品放到了互联网上,让乡村一方面变成了淘宝村,同时通过直播之后乡村又变成了网红村,这样的乡村里有千千万万个李子柒这样的人物,只不过李子柒通过视频让更多人看到了她。调研的过程中,我在书里把淘宝村的空间分布、产生机制、分类、规划、治理都进行了梳理,尤其是我在书里把很多的淘宝村案例跟大家做了分享,感兴趣的朋友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痴心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支撑着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搜索这些村子。
妄 想
第二个层面是妄想,中国的城乡规划缺乏非常原创的理论,理论创新当然非常难。我在做淘宝村研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导师崔功豪先生他们做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同时我也在想,淘宝村和田园城市有没有关系。当我把淘宝村放在卡斯特所讲的流空间和地方空间互动的理论体系检视的时候,发现卡斯特的理论其实并不能完全覆盖淘宝村,因为卡斯特所讲到的还是城市空间,在欧美的经验里没有一个乡村能到数字化程度的,没有乡村有这么多的人在从事互联网上的互动或者做生意的活动。淘宝村一方面扩展了卡斯特所界定的流空间和地方空间扩大影响的范围,同时我们想淘宝村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今年疫情期间大家看到的更明显,整个疫情期间移动互联网时代加速到来了,包括现在开的网络视频会议,我们被强制的进行了一次全国式的体验,大家都变到了线上。这样的线上体验其实有数据的证明,比如2020年最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中,现在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已经高达99%,其实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不管是薇娅还是罗永浩,一晚上的带货交易额超过1亿,在今天很多网友已经觉得这不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了,但这个数值依然非常巨大,这些数值交易活动对于城市空间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乡村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有相关的研究报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乡村老百姓通过手机,不断缩小了和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今天谈到的移动互联网不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更多谈到的是年龄之间的代际鸿沟,比如很多的老年人被排除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外,因为他们不会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很多的软件,当城乡鸿沟被不断缩小的时候,我们看到城乡的要素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由此带来的就是交易活动的产生,进而带来了相关一系列要素的互动,这种互动就使得乡村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要素流出的空间。
《新闻联播》也播出了江苏的农民通过手机直播直接售卖多肉植物,过去通过PC互联网时代,大家看图片买,图片看着挺好,但是买到手上的并不一样,和图片有很大差别,因此差评率很高,退货率也很高,今天通过直播,所见即所得,使得整个销售绩效大大提高。乡村年轻人开始通过新的工具、新的手段进行生产生活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被大大的消弥了,同时我们满足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载体也基本城乡统一了。
我有很多淘宝村的朋友,他们跟我微信沟通,甚至他们率先开通了抖音的帐号,给我发链接。我都还没有在抖音上成为视频的生产者,只是观看者。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城乡之间应该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学者来说应该有些妄想,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理论是不是要变化。我对田园城市理论下了手,孙施文老师讲了很多田园城市的有关内容,田园城市其实是一个乌托邦,我们一直把它奉为城市规划学界非常重要的理论,而且至今引导我们创造美好人居的重要理论,既然它是这么好的理想,田园城市为什么不能实现?
通过对理论的检索,我认为田园城市在霍华德的理论里存在清晰的规模悖论,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分散的环境效应在实体空间无法实现双优,你希望有很高的规模效应,一定要集聚大量的要素,城市开发强度和密度肯定要更高,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接触可能和更多的交易机会,所以我们到大城市,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
开发强度、开发规模、开发密度大,环境效应一定会降低,当然我没有具体测度,只是理论的模型,因此控制开发强度和密度,维持田园城市的特色就势必会丧失它提高密度、增加规模效应的效果,因此对于田园城市和霍华德来说其实非常纠结,我相信他意识到了大城市包括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但是他希望田园城市具有乡村的特色,他考虑3万人的规模,即使密度并不低,人均135平米的密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展的。
带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田园城市里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二战以后建成的很多卫星城和新城规模都是40平方公里,甚至更大。皮特霍尔的书里讲了社会城市的模型,霍华德先生应该也是聪明的,他想到单个的城市无法承担更多功能,而且无法实现规模效应,所以他提出了社会城市,也就是我们想到的城市群或者城市组群的概念,这样的城市群体通过加和的集聚效应,通过各个城镇的不同分工,其实能够解决单一城市规模的悖论问题,这可能是在没有虚拟的空间,没有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时代能想到的最好办法,过去我们倡导的城市群规划也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进展的。
当霍华德和卡斯特,他们的理论相遇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实体空间没法实现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分散的环境效应,流空间的介入能不能实现呢?流空间的集聚并不必然带来实体空间的集聚,比如我们在淘宝村看到,包括很多的网红村,比如李子柒的村庄有那么大的流量,有那么多的视频观看量,但她的村庄变化了吗?没有。因为她不必然带来实体空间的扩散。同时,很多从事农产品、从事服务性产品的淘宝村其实也不必然带来我们所说的实体集聚。因为实体的集聚肯定跟工业化相关,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才会有城镇化的扩展,如果流空间的扩展不必然带来实体空间的集聚,但是流空间的扩展能够带来更强的虚拟集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我们在田园城市里就业不足的问题呢?
我把这样的集聚和分散跟实体与虚拟两个关键词进行了交叉组合,把城镇划分为四种类型,城乡空间就可以有一种新的认识。比如传统的乡村没有流空间或者虚拟集聚的,很多同学说在普通乡村也有网络,也能进行交流,我所说的集聚跟生产交易功能相关,要有生产服务的能力,如果没有生产服务,只是生活性的交流,所有人是一样的,大体上我们在哪都一样,有生活中的联系,比如我和我父母的联系,我和我朋友的联系,如果出现交易行为我就会带来更多的流的集聚。因此普通的乡村是没有实体集聚也没有虚拟集聚的,如果有了虚拟的集聚,比如很多淘宝村,就使得虚拟在发生集聚,这些集聚的空间并没有改变乡村的面貌和密度,这时候就变成了我界定的流乡村,现在大量的淘宝村都是这一类的,包括很多的网红村和很多著名旅游景点所形成的村镇,其实他们提供的民俗、旅游服务产品也不必然带来实体空间的集聚,也是一种流乡村的类型。
传统的城镇如果没有进入全球的产业分工,它只是实体空间的集聚,这些城镇是传统意义的。如果有更强的要素集聚,比如杭州、上海城市进入全球的产业分工,有更多的要素流在这样的城市汇聚,形成枢纽,它就是流城镇。我们重新划分之后就会看到,在整个城镇化的路径里会出现不同。过去的城镇化是乡村集聚周边的城镇,但现在的乡村可以变成流乡村,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城镇,流乡村进一步出现实体空间集聚、城镇化和快速城镇化就会变成流城镇,传统城镇也有可能通过集聚了更多的要素形成流城镇的集聚,对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城镇化就有一种新的解释。
田园城市到底是哪一部分,在十字框图里把田园城市画在这部分,原因有两个考量。第一,很多淘宝村现在还没有达到田园城市的要求,或者我们觉得它还不够精致,生态环境不够好,但它有一大部分是可以变成田园城市的,本身这些流乡村的非农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同时一些实体空间密度并不高的小城镇也应该进入到田园城市的范畴,因此画在了这样的范围里。我对于田园城市的英文命名为E-garden city,浮现电子商务的田园城市概念。
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再对比霍华德一百多年前的田园城市理论,包括霍尔1998年写的社会城市对于田园城市的重新梳理,以及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新型田园城市的概念,这是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三种代表性的空间,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候的半导体、大型计算机,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候的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我相信城镇空间一定在发生变化。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霍尔讲到的他所谓的乡村里的城镇,我认为更多的是田园郊区,并不是一个城镇和乡村的结合体,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乡村成为流乡村,它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霍尔所说的乡村里的城镇。
田园城市的理论只是在书的最后一章会讲到这个概念,大部分还是在讲淘宝村。为什么说是妄想呢,我希望在这本书的最后对于现在中国的城乡规划理论有一点点想法,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包括很多媒体也来采访我,我也始料未及,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对于痴心或者五年来工作的怜悯,同时对妄想的包容,总归比没有好,在此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城市规划》杂志上有连续的三篇文章,能清晰的表达我所要讲的东西。
END
*本文根据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方圆阁鉴书”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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