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形象与实相——藏传佛教于世界佛教视野中的多重认同 | 学术季

导读

9月25日上午，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栏目最后一讲，由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带来的《形象与实相：藏传佛教于世界佛教视野中的多重认同》在线上圆满举行，在腾讯会议和Zoom平台上以中英双语形式向国内外学者实时播送。本文为报告内容与嘉宾对谈。

本文字数：3352字

阅读时间：11分钟

 

沈卫荣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博导

报告全文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今天的藏传佛教一样在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信众，也遭受如此多的误解。藏传佛教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曾被给予许多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藏传佛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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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世界宗教”的藏传佛教

“身份认同”（identity）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并非简单理性客观地定义“它是谁”，而是可以从传统中构建（invention of tradition）。在政治、权力、利益的斗争背后，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正受到各种政治派别和权力集团的强化、操纵和利用，已经沦为其利益斗争的工具和武器，不同身份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同时，每一种身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综合的，每一种认同都只是一个开始。

藏传佛教的多种身份认同包括喇嘛教、印藏佛教、藏传密教等。提起喇嘛教，人们往往联想到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包含某种迷信或巫术的成分。而印藏佛教的说法来自于西方长期的“Indo-Tibetan Buddhism”，这种称法难免使人误会其为印度佛教的附庸，从而否认了它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引起许多西藏人和相关学者的反感。另外，人们出于对密教的兴趣，将它神秘化、神话化，西方则更多的是将其捧为一种后现代的超级宗教，把它简单化和神话化为一种宣扬慈悲与爱、绿色环保与和平非暴力的一种适合寄托后现代人类精神追求的虚拟宗教，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其巫化、色情化，否认其正统佛教的合法地位，引发极大的矛盾。因此，在这里我将通过对喇嘛教、印藏佛教、汉藏佛教和密教等几个有关藏传佛教之身份认同的重要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来阐明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宗教性质、价值，以及它于传统和现代的宗教意义。

2

喇嘛教、Lamaism和它的无意义性

“喇嘛教”一词在中国古代初现时并非一开始就带有贬义，只是在自西夏至清代的汉族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一再遭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

最早记载“喇嘛教”的文献是明代宰相张居正所著《番经厂碑》：“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在元代和明代文献里，喇嘛教地位很高，藏传佛教的僧人称“西番僧”；清代文献称喇嘛教为“黄教”。从西夏一直到元明清，喇嘛教有相当的合法性，广受礼遇。与之相比，汉传佛教自唐以后很少为统治者所认同，在宫廷里地位低于藏传佛教。然而自元代起，士大夫一直有将藏传佛教污名化的传统，称“妖术”、“淫戏”等，将元朝灭亡也归咎于修炼藏传佛教。自此，“喇嘛教”一词开始带有贬义。

今天，不少西方人认为他们是西藏文化的热爱者、保护者，但实际上长期以来，西方对藏传佛教、对西藏的记载都是非常负面的，“Lamaism”一词从一开始就带有贬损意义。最早使用“Lamaism”一词的德国人Peter Simon Pallas （1741-1811）并未到过西藏，而是考察了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虽然他对喇嘛教的描述并无明显贬损之意，但更早报道藏传佛教“传奇故事”的西方传教士，如马可波罗等，称其是“魔术”、“骗子”，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抄袭和模仿。到了大英帝国殖民时代，殖民者更加否认藏传佛教的佛教正统地位，认为其堕落腐朽，不配称佛教，只配称作喇嘛教。1835年蒙古学先驱Issac Jacob Schmidt （1779-1847） 发表《关于喇嘛教和这个名称的无意义性》，直言喇嘛教就是藏传佛教，因而“喇嘛教”这个名称本身无意义。也许在今天，喇嘛教这个名词是时候进博物馆、成为过去式了。

图 十八世纪五世噶玛巴肖像唐卡，表现了受永乐皇帝封“大宝法王”与在灵谷寺荐福现瑞相的场景

3

印藏佛学和藏传佛教的自主创新

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是国际佛教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学科。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是，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附庸，与汉传佛教本土化道路完全不一样。事实上，藏传佛教也经历了很长的本土化的过程，不但与汉传佛教并列为大乘佛教或者北传佛教的两大分支之一，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蒙古、西夏、畏兀儿、满族等民族的宗教信仰。

在部分继承印度佛教的同时，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创新。以新译密咒为主体的西藏佛教后弘期教法传统的建立，与本土的苯教和宁玛派有诸多融合，同时也是具有鲜明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传统建立的标志，它发生在印度佛教衰亡时期，却代表了西藏文化的重生。如世界级畅销书、索甲活佛所著《西藏生死书》，内述内容显然超出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包含了西藏地方性的丧葬仪轨内容。对藏传佛教影响很大的“活佛转世制度”也为西藏独有。国际佛教研究协会前主席David Seyfort Ruegg（1931-）也曾提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可以从“印度的”（Indian）和“受印度影响的”（Indic）两方面进行动态观察，反对两极化。

图 布达拉宫收贝叶经写本收藏

4

汉藏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身份认同

汉藏佛教绝不是藏传佛教的汉化。历史上，藏传佛教一开始就吸收了大量汉传佛教的内容。我们今天谈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场政治联姻，但在这场联姻背后其实是文化的大融合。文成公主和亲时一并带去了大量汉地的文化因素，这其中也包括佛教的传统。早期西藏文翻译的佛经里，有一大部分是从汉文翻译过去的，而并非从印度的梵文。西夏开始，藏传佛教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逐渐地，一直到元明清，藏传佛教的影响都胜过汉传佛教。遗憾的是，在千余年间的接触和互动中，两者间产生了很多极为深刻的误解，严重影响了二者之间积极有益的交流。为了塑造自己是佛教中心，藏传佛教为了排斥汉传佛教，常把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教法）称作“和尚教”，是异端邪说的代名词。然而无论从学理上、历史的渊源上、还是出于今天现实的角度，构建汉藏佛教的认同是非常有必要的。显然，汉藏佛教交流史是整个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妨将汉藏佛教交流史放在中国佛教史的总体框架内做一较为宏观的观察，这或可帮助我们更全面和多元地认识中国佛教的身份认同。

图 清宫所藏《瑜伽究竟定》图册

5

当代思考：我们当如何理解藏传佛教的密教性质？

密教既是藏传佛教受到许多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藏传佛教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密教传统的继承者。当下西方许多人把藏传佛教当作后现代的“心灵鸡汤”，修炼效果不理想便转而质疑和攻击，这不可取。另一方面，一些颇有声望的西藏喇嘛频繁被爆出性侵丑闻、双修问题，引发了大众对于密教的信仰危机。在世人被甚深广大的藏传密教强烈吸引的时候，很少人对它的宗教内涵和意义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不管是对它作狂热的追捧和神化，还是对它肆意地巫化和妖魔化，反映出的更多是人们自己的无知和狭隘。以密教为特色的藏传佛教是西藏为人类和世界人文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贡献，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图：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解读现场

嘉宾对谈

对谈嘉宾视频合影

张  松

沈老师对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是与汉文化的关联令人耳目一新。西藏的城市风貌、色彩、氛围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都是别具一格，似乎西藏宗教文化与信仰的传承比中国其他城市要好很多，我们内陆的大部分城市曾经一度也有过许多宗教渊源，比如北京，但现在却沦落到拼命追回传统文化甚至试图“打造”传统文化的地步。沈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沈卫荣

我曾经写了很多文章批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将藏传佛教理想化、神话化、香格里拉化等等行为，很多并不是西藏传统的东西，我们却硬要构建。这个问题也存在于中国其他历史城市之中，我们看到的也许都是一些假古董。全球化发展速度过快带来的问题是将一些原本有特色的事物“同质化”，因此我们对文化保存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尤其如此，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激进、不理性的行为。几十年间，西藏的许多城市也已经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与现代化的全面接轨。传统的保存与现代化的发展的磨合似乎是永恒的难题，我也很难给出一个定性的答案。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可以称得上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期，有如此多辉煌的寺院、有如此多的藏文文献被重新整理出版、有如此多的信众，但是它真正的内核是否还存在？我有时甚至怀疑我们许多所谓的批评其实是在打空枪。

董  卫

我们现在城市规划的方法、城市管理的模式基本来自于西方，但是落在拉萨这样一座古城上，它为拉萨带来了急剧的变化。沈老师对于西方发展理念对于西藏城市化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沈卫荣

其实不仅是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想象来建构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身对于传统的热爱和维护也必须是理性的，无论是西藏还是中国其他的历史城市，我们都应该避免把自己的“过度想象”强加在城市之上，甚至去试图扭转城市或者文化本来的性格和表征。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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