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发展关系研究——以东京都市圈为例

导读

为了缓解大城市病、促进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国内外都市圈普遍采用疏解大城市人口和功能、在周边建设新城的治理手段。该手段往往能够对大城市的过度集聚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未来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和新城发展该何去何从同样值得深思。我国部分大城市目前正处于功能疏解的初期阶段，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对未来进行预判。本文对东京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进行研究，发现功能疏解时期与功能疏解后都市圈与新城发展的互动关系差异显著：功能疏解时期，在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下，都市圈内的人口和功能经历了从集聚到分散的过程，新城也由卧城转变为独立型城市，其发展基本按政府的计划执行；而在功能疏解后，都市圈经历了从分散到再集聚、再到对流初现端倪的转变，相应新城也经历了发展瓶颈阶段和个性魅力塑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为显著，政府治理也进行了适度收缩。最后，结合我国当前都市圈治理和新城发展的情况提出思考，包括动态认识都市圈的多中心格局、理性看待新城的后续发展和科学进行适度的规划干预。

本文字数：10251字

阅读时间：31分钟

 

作者 

周亚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张  莉，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关键词

东京都市圈；都市圈治理；新城；功能疏解

都市圈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高级地域空间形态，是城市群的核心[1]，建设都市圈对推动新型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我国首个都市圈的中央文件《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都市圈时代的正式开启。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较早开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先于我国遇到了大城市过度集聚、城市病问题凸显等问题，为此开始推进都市圈层面的空间规划与建设行动，并普遍将建设新城、疏解城市功能作为都市圈治理的核心手段。我国多个都市圈也纷纷效仿，掀起了功能疏解的浪潮；但当浪潮退却、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和新城是否就能实现理想的空间格局、其发展该何去何从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在国外众多都市圈中，日本东京都市圈的治理和新城建设较为典型和成熟。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东京经历了多轮都市圈治理和新城建设的调整，经历了从快速集聚到功能疏解、再到再集聚和对流等不同的阶段。目前国内对东京都市圈及新城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2-15]，但多是对前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和新城规划进行解读，研究内容集中于功能疏解、多中心格局构建等内容，对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治理和新城建设情况研究较少，时效性不强；且多是对都市圈和新城分别进行单独研究，缺乏对二者之间关系分析。都市圈治理和新城的建设互为反馈，且是一个长期的动态阶段性的过程，功能疏解后的后续发展也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因此，本文对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进行结合研究，探讨二者之间动态的、阶段性的关系规律，尤其关注功能疏解后的新情况和新趋势，以期为我国未来长期的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01

东京都市圈和新城的概念界定

1.1东京都市圈

关于东京，共有几个层次的空间概念，包括都心、东京都区部、东京都、东京都市圈（东京圈）以及首都圈等①。其中东京都市圈是与我们通常所讨论的都市圈尺度相当的空间范围。国际上多以外围地区和特大城市之间具有紧密的通勤联系作为划定都市圈范围的主要依据。《指导意见》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16]。日本官方对东京都市圈的范围界定主要有三种（图1）：

 

（1）总务省在国势调查中规定，若一个市町村前往中心城市通勤、通学的15岁以上的人口数达到该市町村总人口数的1.5%以上，则该市町村应纳入该都市圈范围。据此划定的关东大都市圈占地面积1.6万余平方公里[17]。

 

（2）国土交通省在2018年的综合都市交通体系调查中，将对东京都区部、政令指定城市和业务核都市的通勤人数超出对其他地区通勤人数的市町村划入东京都市圈的范围，据此划定的范围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18]。

 

（3）国土交通省在首都圈基本规划中，按照行政边界划定了“东京圈”和“首都圈”两个空间层次，其中东京圈包括东京都和近邻三县（琦玉、千叶、神奈川），占地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是与前两种方法划定的东京都市圈范围接近的地域空间；首都圈则是在东京圈的基础上增加外围四县（茨城、栃木、群马、山梨）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19]。

以上三种方法划定的东京都市圈的范围差异不大，多为距离东京都心70公里左右、轨道通勤时间1-2小时左右的空间范围（图2），略大于《指导意见》定义的范围。由于日本政府主要通过首都圈基本规划来对东京都市圈实施治理，因此本文在研究治理经验时，按照规划提出的“东京圈”、“首都圈”作为研究范围。同时，在用到部分统计数据时也会采用国势调查和交通调查界定的都市圈范围的数据。

图1：东京都市圈的三种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示意（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图2：东京都市圈的通勤时间范围（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0]）

1.2新城和业务核都市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大城市出现人口过度集聚、住房短缺等问题，为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开始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大规模建设住宅。国土交通省把建于1955年以后、规划户数大于1000户或人口大于3000人、开发面积大于16平方公里，且建设时位于人口集中地区以外的住宅开发工程称为新城建设，因此这一时期建设的新城多为卧城[13]。此后为进一步疏解东京的产业功能，1986年制定的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规划提出建设和培育业务核都市想法[21]。业务核都市是指在东京周边，通过承接特定产业功能，形成若干职住平衡、城市服务功能充实的自立型城市。此前建设的新城也被划定为业务核都市的一部分。新城和业务核都市基本都分布于东京都市圈内距离都心30-70km左右的空间范围（图3和图4）。

图4：东京都市圈内的业务核都市分布（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图3：东京都市圈内的主要新城分布和开始建设时间（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02

东京功能疏解过程和新城建设的简要回顾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社会先后经历了快速发展（1955-1970年代中期）和稳定发展（1970年代中期-1990年代初）阶段，东京都市圈人口持续集聚。在此背景下，日本由中央政府主导，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手段促进东京的功能疏解，东京经历了工业、居住、教育科研和办公管理功能不断疏解外迁的过程；与此同时，东京周边的新城也由最初的卧城向功能复核的业务核都市转变。

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每年约有20-40万人涌入东京圈[23]（图5）。东京面临着人口过度集聚、住房短期、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为此，日本构建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相协作的“自上而下”的首都圈治理架构，其中首都圈基本规划是中央政府进行首都圈治理的核心手段②。《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58-1975）》提出以“绿带+工业卫星城”的模式抑制东京的城市扩张，此后京滨工业区开始大规模扩张，工业职能向外疏解[24]（图6）。《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68-1975）》转变为通过轨道交通引导新城建设、促进居住功能和人口疏解的治理模式。东京周边的新城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人口开始加速向外围分散。1965年至1970年，东京都的人口社会增长率由1960-1965年的4.8％降为-2.8％，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左右的人口净流出状态；而同时间段大部分新城所处的近邻三县人口则高速增长[25]（图7）。虽然新城疏解人口成效显著，但多为对东京高度依赖的卧城。据统计，1975年东京都区部的昼夜间人口差为208万人，而多摩地区③和近邻三县则为-229万人[19]，职住分离现象严重。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增长放缓，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每年仍约有10-20万人涌入东京圈 [23]。前一阶段新城的大规模建设让东京的城市病问题得到缓解，但卧城的弊端凸显；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整体竞争力日益受到关注。为此首都圈的治理理念从关注“城市”转向关注“区域”。《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76-1985）》提出在区域构建多极构造的城市复合体。《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86-2000）》提出提升东京的区域整体竞争力，通过培育业务核都市，构筑多核多圈层的空间结构。业务核都市成为这一时期建设实施的重点，在政府自上而下地引导下，教育科研、办公管理等业务功能开始外迁，在区域形成分工协作（表1）。前一阶段建设的新城也成为了业务核都市的一部分，由功能单一的卧城向复合型城市转变。1980-1990年间，业务核都市的人口、就业人口和民营企业数量占首都圈的比例持续上升[19]（图8）。尽管政府主导下的业务核都市的培育被普遍认为有效疏解了东京的城市功能 [19,28]，但也有学者认为入驻业务核都市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非核心部门，因此只是产业按照市场机制空间分化的结果[29]。至此，东京的功能疏解过程基本完成。

图5：1954-2018年日本三大都市圈的人口社会移动变化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3]）

 图6：1951-1996年东京都、近邻三县和周边四县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首都圈比例变化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9]）

图7：1960-2015年东京都市圈内一都三县人口社会增长率变化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4]数据整理绘制）

表1：业务核都市的职能分工（来源：根据参考文献[26]整理）

图8：1980-1995年东京都区部和业务核都市的人口、就业人口和民营企业数量占首都圈总量的比例变化

（图片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9]数据绘制）

03

功能疏解后的东京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

功能疏解后的东京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3.1经济停滞时期的都市回流和新城遭遇发展瓶颈（1990年代初-21世纪初）

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开始谋求经济转型。东京都市圈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其他都市圈和地方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减少[23]。为促进地方经济活力，日本开始推行地方分权改革，中央政府将部分规划事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东京都市圈“自上而下”的治理架构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主导编制的首都圈规划一直以分散化、多中心为主导思想，这一时期虽然人口流入的压力已大大减弱，但基本思路依然一脉相承。《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99-2015年）》提出打破中心放射状结构、构建分散型网络结构，将业务核都市作为广域联合据点城市，打造环状据点城市群。2006年编制的新的首都圈整备规划也延续了第五次基本规划的环状联系的思路④。而在地方层面，由于多年来人口和企业的持续疏散，东京都区部出现空洞化的现象，为此东京都政府编制的《东京构想2000》提出实施都市再生计划，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人口和企业回流。

在规划实施中，对于东京都市圈的建设，中央政府由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政策引导，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加强。因此，在政策的推动以及经济衰落导致中心区地价回落的背景下，东京都区部的城市再开发项目逐渐增多，企业和人口尤其是20-24岁的年轻人开始向都心回流[19]。1995-2000年，都心和区部的人口由多年的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且都心的人口增幅达10％，远高于人口增速放缓的外围地区（图9）。在回流的产业类型中，据统计，1996-2001年期间，软件信息[30]、媒体、时尚等都市型产业以及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律师和会计事务所等向东京都再集聚的趋势显著（图10），区部的办公室空租率从1994年的9.3%降到了2000年的0.8%[19]。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形象对企业品牌的提升度以及便捷的交通和通信是都市型产业选择回流的关键因素%[19]。

在回流的趋势下，各业务核都市的人口增速持续降低（图9），遭遇了发展瓶颈。东京郊外的办公楼空置率不断上升[31]。1995年-2010年间，东京都总体的居住人口约增加10％，但都内各新城人口却减少了约20％[32]。2010年东京都平均老龄化率20％，各新城则大部分为30％以上，最低的多摩新城也达到25％[32]。近邻三县的空置土地和房屋数量的增长也远高于东京都，蜂窝化现象日益严重（表2）。曾经在功能疏解时期发挥巨大作用的新城和业务核都市进入了发展瓶颈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住宅和设施老化以及蜂窝化的严峻挑战。但由于事权下放、政府资金补贴不足，导致新城更新和维护不善，只有少数住宅在私营企业的资助下得到了更新。

图9：1985-2015年首都圈内不同地域空间的人口增长率变化

（图片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9]数据整理绘制）

图10：1996-2001年东京都产业集聚情况与产业在全国的发展情况（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9]）

表2：2003年和2013年东京圈内各地区空置土地面积和空置房屋数量变化

（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9]整理）

3.2新时期的对流型都市圈和新城的更新再生

近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恢复-停滞”的徘徊状态，经济转型成效并不显著。东京的世界城市地位在逐渐下降，但东京圈依然保持人口净流入，日本其他地区均为净流出[23]，东京圈一极集中加剧。2005年，日本将1950年代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法》修订为《国土形成计划法》，并于2008年编制第一部《国土形成规划》，标志着日本的规划体系从扩张时代的大规模开发向收缩时代的提升国土质量转变。《国土形成规划》将全国划分为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八个区域，对每个区域分别编制广域地方规划[33]。至此，日本对首都圈和东京都市圈的规划包括三个层次：国土形成规划中的首都圈广域地方计划、首都圈整备规划以及东京都政府编制的规划。其中首都圈整备规划是以首都圈广域地方计划为依据编制的，二者均由中央政府主导编制，内容具有较高的统一性。

2016年发布的最新一版首都圈整备规划是历史上首版减量规划，预测首都圈的人口规模会由2015年的4360万人减少至2025年的4240万人[34]。规划以构建“精致的首都圈”为目标，一方面提出要强化东京的世界城市功能；另一方面为了降低人口和功能在东京圈集中的风险，提出“对流”的理念，即通过在首都圈和更广域范围产生对流的“联合的结块”，实现区域层面要素的流动。“对流”理念强调中心和外围地区、外围地区之间的双向流动，是对过去单方向“疏散”、“回流”等理念的突破。为实现“对流”，规划提出业务核都市以建成有个性和魅力的城市为目标，保持地域的自然、文化和产业特色，进一步完善生活功能和基础设施，培育成为广域地区的中心城市。东京政府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一版东京的战略规划《都市营造的宏伟计划——东京2040》也对都市圈提出规划构想[35]。与之前地方与中央的规划理念存在分歧不同，这一版规划在东京都市圈的空间构想上表现出与首都圈整备规划高度的一致性，一方面是为了向中央政府试图将首都职能迁出东京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规划提出深化区域协作，进一步发展都市圈环状结构，在都市圈内形成六个广域据点，统筹布局首都功能。并反思业务核都市的建设，提出其应从自上而下的产业功能承接向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市场自主选择”转变。这一时期的治理策略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将政府的行政干预进行了适度收缩。

在规划实施方面，为了促进对流型首都圈的形成，一方面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的建设来加强各据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另一方面各业务核都市也制定了各自的整备计划，注重从自身特色出发，关注创新活力的培育和塑造个性化的特色魅力。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新城和业务核都市的更新再生，东京都政府于2012年制定了《多摩新城等大规模住宅园区再生指南》[32]，以指导东京都内各新城的再生，并与民间机构、私营企业一起给予资金支持。从人口规模和流动来看，首都圈尚未按照规划的预测进入人口减少状态，人口依然向东京圈尤其是东京都集聚（图11），距离都心越近的圈层增加人口越多（图12），都心集聚的态势依旧显著，常住人口的对“对流”格局尚未形成。从交通联系来看，虽然东京圈内的交通联系虽仍以中心放射状为主（图13），但从东京都和各县之间的通勤、通学联系来看，各县之间以及东京都到各县的通勤、通学量的增长均高于各县到东京都通勤、通学量（表3），可见规划设想的“对流”格局和环状结构在交通联系方面已经初见端倪。

图11：东京都、近邻三县和周边四县近年来人口变化

（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9]）

图12：近年来东京圈不同圈层人口变化情况

（图片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9]整理绘制）

图13：2017年首都圈通勤、通学流动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0]）

表3：东京都和各县之间通勤通学量变化（2015/2010年的比率）

（来源：参考文献[20]）

04

东京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的互动关系规律总结

日本的经济社会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流入规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波动式周期性特征：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人口大规模流入，此后在每次遭遇经济危机、GDP增长率断崖式下降后，东京都市圈的流入人口规模也快速下跌，然后在大约10-15年后迎来流入高峰，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波动周期（图16）。

在人口流入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都市圈的治理和新城的建设也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规律特征，并推动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和功能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再回流和对流的过程。在快速和稳定发展阶段，以功能疏解为核心治理思路，1960年代新城的大规模建设促使了从集聚到分散拐点的出现，此后新城经历了卧城到功能复合型城市的转变，都市圈多核多圈层结构形成。而当1990年代进入经济发展停滞期，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凸显，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促使了从分散到再集聚的拐点的出现。东京都市圈治理经历了从“疏散”到“再集聚”的转变，新城和业务核都市遇到了发展瓶颈。近年来进入新的时期，东京都市圈的治理又从“单流”向“对流”转变，新城和业务核都市也相应地注重自下而上的塑造个性魅力和进行全面更新再生，交通联系上的对流格局初见端倪（图14）。未来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人口的对流，应取决于新城和业务核都市的后续发展情况。

总结而言，新城的建设和发展是都市圈治理的产物，伴随着都市圈治理的调整而不断调整；同时新城的发展也为都市圈的治理提供反馈，从而推动治理手段的动态调整。但在功能疏解和功能疏解后两个不同的时期，二者的互动有所差别：功能疏解时期，都市圈和新城更多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新城和业务核都市所承接的功能类型也是基本符合规划的设定，实施成效也基本符合规划预期，是正反馈的关系；而在功能疏解后，市场机制更多地主导了都市圈和新城的发展，如再集聚时期向东京回流的产业类型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新城和业务核都市的发展也不再符合规划预期、遇到了发展瓶颈，面临着需要摆脱单一计划指令、寻求市场自主选择的内生发展动力的挑战。

图14：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与都市圈治理、新城建设的的阶段性特征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05

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治理与新城建设的反思

5.1功能疏解后的都市圈：动态认识都市圈的多中心格局

对特大城市进行功能疏解、构建多中心的都市圈格局，被认为既可以避免一极集中的弊端、缓解城市病问题，又可以通过不同城市间规模互借的协同合作，带来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该治理手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都市圈治理当中，但应注意避免盲目跟风。一方面应认识到，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城市正处于发挥集聚经济效应的关键阶段，治理的重点应放在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以匹配人口的快速增加，过早的疏解反而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降低。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都市圈内部的分散和集聚是一个动态阶段性的过程，因此应对功能疏解浪潮后的都市圈发展做出预判：首先应判断分散到再集聚的拐点，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当经济发展进入低速阶段（平均增速0.9％）、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80％以上），且功能疏解到一定程度、中心城区出现空洞化与衰败等问题时，城市通过再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服务业向城市再集聚的需求就会变得迫切。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一个高度国际化、具有强大内生发展动力的中心城市，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都市圈，因此即使在多中心的格局下，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依然是要素流动的主导方向。其次，当拐点到来后，应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合理引导相应的产业和功能回流，如东京都市圈再集聚的过程中，都市型产业是回流的主力，而制造业和部分依托大学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回流并不显著，都市圈的产业分布仍呈现多核多圈层的特征。最后，从东京都市圈初见端倪的对流格局来看，未来都市圈的格局也许是一个循环流动、动态平衡的过程。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适时而动，平衡构筑适度分散的多中心格局和加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都市圈治理的关键。

5.2功能承接后的新城：理性看待新城的后续发展

东京都市圈内的新城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从卧城基本转变为复合型城市，成为都市圈多中心结构中的一极，为解决东京的城市病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新城和业务核都市多未达到当初规划的预期人口，如筑波科学城规划人口30万，至今只有20万居民；幕张新城规划就业岗位15万，经历30年发展仅有5万就业人口。且在完成了承接功能疏解的使命后，新城和业务核都市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日本的新城和业务核都市大部分是行政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被动功能承接，缺乏基于自身特色的自下而上的活力的激发，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职住平衡、功能复合，但后续发展乏力。东京都市圈内也涌现出部分区域虽未规划为核心据点，但由于民间开发等力量而发展出了高度集聚的城市功能，如由民间企业主导开发的东急多摩田园都市，根据市场需求采取渐进式开发模式，人口规模持续上升。首都圈规划目前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基于新城自身特色的个性魅力的培育。目前我国也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新城新区的建设来承接大城市疏解的城市功能，这有利于早期阶段缓解大城市病和引导区域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但应对其未来长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预判，在承接功能的同时注重自身内生动力和特色的培育，同时也应做好未来人口可能向核心城市回流、新城可能面临设施老化和蜂窝化的应对准备。

5.3规划干预后的反思：进行科学适度的发展引导

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和新城的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尤其是在功能疏解时期中央政府强力的规划干预。但其发展历经的成败也反映出政府的行政干预不能完全决定都市圈和新城发展的结果，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规划干预应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如美国的大城市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也经历了居住、工业、办公等功能不断郊区化的过程，最终形成多中心的都市圈格局。在功能疏解时期，东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功能疏解，但其过程恰恰遵循了市场规律，而政府的作用是为疏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加速了疏解的进程。另一方面，应把握好行政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界限，完全执行规划指令下的城市也会丧失市场自主选择下的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活力，如功能疏解后的新城和业务核城市的活力不足。在此过程中，政府既要在规则制定、统筹协调和实施保障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又需要把握好干预的“度”。尤其在功能疏解后，当再集聚的拐点到来、大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再次凸显，当新城不再“新”、需要自下而上地寻求内生发展动力，更应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合理运用市场手段，采取引导与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科学长效的治理机制。

注释及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注释

①第一层次为都心，包括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在内的“都心三区”，占地面积约42k㎡，是东京历史悠久的功能核心区；第二层次为东京都区部，包括23个区，占地面积626.7k㎡，为距离都心10-20km左右的空间范围，大致相当于北京五环的面积，是东京“中心城区”的概念；第三层次为东京都的行政管辖范围，相当于我国直辖市的等级，包括23区26市5町8村，占地面积2106平方公里；第四和第五层次分别为东京都市圈（东京圈）和首都圈。

②中央政府主导编制的首都圈规划包括首都圈基本规划、整备规划和事业规划，基本规划制定目标策略、人口规模和空间结构等基本内容，整备规划对政策地区内的各类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进行具体规划，事业规划则是为了实施整备规划而制定的年度项目计划。

③多摩地区是指东京都行政辖区范围内除东京都区部以外的区域。

④2006年修订《首都圈整备法》，将基本规划与整备规划合并。

参考文献

1.尹稚,袁昕,卢庆强等.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2.谭纵波.东京大都市圈的形成、问题与对策——对北京的启示[J].国外城市规划,2000(2):8-11.

3.邹军,王兴海,张伟等.日本首都圈规划构想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03(2):34-36.

4.杜德斌,智瑞芝.日本首都圈的建设及其经验[J].世界地理研究,2004(4):9-16.

5.邓奕.日本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J].北京规划建设,2004(10):85-87.

6.邓奕.反思日本新城建设50年[J].北京规划建设,2006(06):128-130.

7.姚兢,郭霞.东京新城规划建设对上海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07(6):102-107.

8.张良,吕斌.日本首都圈规划的主要进程及其历史经验[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9(12):5-11.

9.冯建超,朱显平.日本首都圈规划调整及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亚论坛,2009(6):76-83.

10.高慧智,张京祥,胡嘉佩.网络化空间组织:日本首都圈的功能疏散经验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5(5):75-82.

11.何仲禹,翟国方.业务核都市与东京都市圈空间结构优化[J].国际城市规划,2016(1):46-52.

12.张贝贝,刘云刚.“卧城”的困境、转型与出路：日本多摩新城的案例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7(1):130-137.

13.李燕.日本新城建设的兴衰以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7(2):18-25.

14.马璇，张振广.东京广域首都圈构想及对我国大都市圈规划编制编制的启示[J].上海城市规划,2019(2):41-48.

15.张磊.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的制度逻辑与启示:以东京都市圈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9(01):74-81.

16.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Z].2019-02-19.

17.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5年国势调查[EB/0L].(2016-10-26).[2020-06-30].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5/kekka.html.

18.日本国土交通省.综合都市交通体系调查事例集[R/0L].(2018-06).[2020-06-30].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41231.pdf.

19.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年度报告1999-2019[R/0L].(2020-06-08).[2020-06-30]. https://www.mlit.go.jp/report/press/toshi03_hh_000035.html.

20.日本国土交通省.第12次大都市交通调查2017年调查分析[R/0L].(2018-03).[2020-06-30]. https://www.mlit.go.jp/sogoseisaku/transport/sosei_transport_tk_000091.html.

21.日本国土交通省.业务核都市[R/0L].(2008-10-15).[2020-06-30]. https://www.mlit.go.jp/crd/daisei/gyoumukaku/index.html.

22.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EB/0L].(2020-09).[2020-06-30].https://www.e-stat.go.jp/.

23.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年度报告2020[R/0L].(2020-06).[2020-07-05]. https://www.mlit.go.jp/hakusyo/mlit/r01/hakusho/r02/pdfindex.html.

24.富田和晓.我国大都市圈人口、产业动向及其模式[J].地理学评论,1975,48(5):331-350.

25.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国势调查历史数据集[EB/0L].(2020-05-22).[2020-06-30]. 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200521&tstat=000001011777.

26.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业务核都市的整备[EB/0L].(2020-06-02).[2020-06-30].https://www.ktr.mlit.go.jp/city_park/chiiki/city_park_chiiki00000006.html.

27.富田和晓,河野孝.东京大都市圈的社会、经济地域结构的变化:1975 - 1985年[J].地理科学,1990,45(2):60-76.

28.山博树下.东京大都市圈周边中核都市成长[J].地理科学,1993,48(1):1-19.

29.佐藤英人.东京都市圈办公空间分布的郊区化布局[J].人文地理,2001,53(4):47-62.

30.矢部直人.东京大都市圈的信息软件产业空间分布[J].地理学评论,2005,78(8):514-533.

31.佐藤英人.迎来转型期的业务核都市构想——办公室就业的郊外分散的趋向[J].都市住宅学,2010,68:51-56.

32.东京都政府.多摩新城等大规模住宅园区再生指南[R/0L].(2012-06).[2020-07-05]. https://www.toshiseibi.metro.tokyo.lg.jp/bosai/tama/pdf/guideline201206.pdf.

33.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形成规划（广域地方规划）[R/0L].(2016-03-29).[2020-07-05]. https://www.mlit.go.jp/kokudoseisaku/kokudokeikaku_tk5_000029.html.

34.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规划[R/0L].(2016-03).[2020-07-05]. 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128802.pdf.

35.东京都都市整备局.都市营造的宏伟计划——东京2040[R/0L].(2019-02-22).[2020-07-05].https://www.toshiseibi.metro.tokyo.lg.jp/keikaku_chousa_singikai/grand_design.html.

*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注：本文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课题项目《国外特大城市新城发展历程与治理经验》（2018）和《国外都市圈协同发展与治理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启示》（2019），其中前者荣获北京市第十四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二等奖（2020年）、2018年度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以任何形式进行牟利。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于第一时间协商版权问题或删除内容。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你可能还想看这些

肖金成：以都市圈为重要环节，构建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陈小鸿：基于空间关联的都市圈识别方法——以长三角为例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首个国家层面函复同意的都市圈发展规划，都有哪些突出特色？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