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港台人讲心声：我们究竟是不是中国人？
摘 要
一段时间以来，“台独”势力愈益活跃，“港独”不断制造杂音。然而，他们宣扬的始终不是所有台湾人和香港人的“中国观”。《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台湾和香港居民，他们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生活背景迥异，但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能够感知，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有着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无法切割。
20后：
如今两岸都丰衣足食，要好好珍惜
“港独绝对不可行，只会害死香港！”当年英姿焕发的抗日军人黄光汉，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九旬老人。在香港生活已经近70年，他的一颗爱国心“一直没有改变过”。
黄光汉对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他1925年在广州出生，13岁加入广州模范团，参加抗日工作。他曾经随军队入缅作战，担任无线电通信兵。
1950年，黄光汉决定随兄长到香港谋生。他以为不会再卷入政治，然而1952年，香港居民区发生了一次大火，广东省派来的慰问团体被港英政府拒绝入境，欢迎人员与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身为欢迎人员的黄光汉身中4枪。
这件事让他对港英政府产生了不满，也成为他后来决定加入香港左派工会、成为爱国阵营一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近年“港独”言论甚嚣尘上，黄光汉认为，在“一国两制”方针中，“一国”是前提，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而且，“香港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从内地进口，有什么条件或资格搞独立？”
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黄光汉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说，“当年全国军民奋战8年，用热血和生命换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现在的年轻人要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了解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不可以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与黄光汉的感慨相似，今年93岁的台湾老兵刘郅明对记者说，“那个时候是战乱时代，不能跟现在相比了。现在两岸都丰衣足食，要好好珍惜如今得来不易的成果”。
刘郅明15岁那年，战火烧到他的家乡湖北广济（现为武穴市）。他17岁当上排长，手下有50个兵。
他回忆说，鄂西会战让他印象最深刻，当时日军冲破防线，营里半年以上的老兵都牺牲在战场，才训练两三天的新兵就得顶上，一天之内就要教新兵们装子弹、瞄准，然后让他们上战场作战。
刘郅明对记者说，最激动的时刻就是得知抗战胜利，当他与伙伴听见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战败投降时，高兴得欢呼雀跃。后来国共内战，国民党失利，1949年刘郅明跟着部队到台湾，1962年退役。
“我们一直很爱国，看到台湾现在的情况，实在很担忧。”刘郅明说，他看电视新闻时会经常抱怨，“现在台湾人对国家民族的概念已愈来愈少了，爱国心更是很难见到了”。
40后：
选择了中国， 就会和她并肩作战
“这份工作给了我小小的自豪感，我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年67岁的单志明如今可谓香港商界的精英人物，多年来，他经常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为陆港两地发展建言。当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为一家国产文教用品公司推销内地产品时，他对记者这么说。
后来，单志明创业，成立了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1983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到了下半年，在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会谈期间，不甘心的港英政府趁机捣乱，香港一时人心惶惶，港股、楼价猛跌。
彼时的单志明已涉足房地产行业，眼看资产每天在贬值，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最终，他选择相信内地政府，没有慌乱将股票低价抛出，“新中国一定可以力挽狂澜”。
后来，随着中英谈判深入，形势逐渐明朗，乌云最终散去，他手中的筹码一下子增值。他说：“我相信选择很重要。我选择了中国，就会和新中国并肩作战。中国在不断发展，所以我一直在上升。”
单志明对内地的感情由来已久，而对于与他同年代出生的台北刘先生来说，他对大陆的想法经历了“大转弯”。
刘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退休前是一名媒体记者。他说，跟他同年代出生的外省二三代有个相同点，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仇匪恨共”教育下长大，对大陆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刘先生说，在他上学和闯荡社会时，大陆被塑造成一个“黑暗世界”，所以当台湾开放探亲、他的父亲因思亲心切回到家乡福州购买住宅时，当时已工作的他仍不敢到大陆。
“直到十年前我退休了，和朋友一起到大陆旅游，我才发现，‘哇，大陆的进步与发展与我过去五六十年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谓‘共匪’也没有带给我一点压力与恐惧心理。”
刘先生后来每年到大陆旅游和探亲访友，“我发现大陆一年一个样，与此同时，我气愤从李登辉执政起，台湾的停滞与退步。我这几年走遍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发现大陆西北有的城市的建设甚至超过台北，原本‘台湾比大陆繁荣’的自豪感渐渐化为惭愧。”
他说，他想过回大陆定居，但他无法割舍家中妻儿，“由此产生的难过与别扭难以言喻”。
60后：
大陆于我就是如画山河
“父亲出生于皖北，他1949年来到台湾。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几乎每天在饭桌上谈安徽和淮河的种种。对于十几岁离家的他来说，故乡似乎就是瓜果特别香甜，比台湾的好吃。”
谈起对大陆的最初印象，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鹿忆鹿如此回忆道。她说，“我的‘安徽’是胡适、文房四宝、黄山的组合，这些似乎距离我很遥远，但在从小的文学阅读中，它们都有代表意义，是文化，是思想，是传统的象征”。
后来，“我读乡下的一所中学，历史老师在上课之余常会分享他童年时期的北京小吃，所以我一直对北京小吃心生向往。”
鹿忆鹿说，她年少时，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到西湖、桂林、黄山、泰山这些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自有意识开始，大陆于我都是一大片心荡神驰的如画山河，我迫切地想要真正了解”。
1988年，鹿忆鹿第一次到大陆，后来，每年会造访大大小小的城市。“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去过，山河的陌生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感”，她说，“二十几年来，看到了大陆的经济飞涨”。
不过鹿忆鹿认为，伴随迅速发展，“感觉一些大陆人内心的沉稳正慢慢消逝，功利成分很多，喜欢强调物质”。
“台湾有改变，但很缓慢，对一项政策选择、决定困难，一件事拖拉很久；大陆是想干就干，尽管有时霸道，但效率很快。”经常往来两岸的台商王品杰这样总结，他是广东中山杰克魔豆连锁店的负责人。
2000年他开始在中山闯荡，从早年背着咖啡机的“节俭创业”，发展到如今已小有知名度。在他看来，台商如果不跟大陆接触，就很难清楚知道当前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大陆的经济进步快于台湾”。
在香港从事广告设计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她在读大学。“那是一个寒冬，觉得市面很萧条。”她向记者细细回忆说：“当年我们只能用外汇券，去了友谊商店买东西。我记得光是一包12片装卡夫奶酪就80元。那时长安街中间没有隔离栏，街上没什么灯，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
方女士总结她那时的感受是，“好奇多于好感，对于祖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世界的步伐，实在不抱乐观的态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处兴建工程，感觉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谈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过香港的内地同事跟我聊天，对我们的居所感觉不可思议，‘那么小怎么住啊’”。
随着与内地接触越来越多，方女士有时也体会到一些“文化差异”。上世纪90年代在内地工作，最让她头痛的是“大家对质量OK的标准不同”。另外，“内地人有时候容易掉以轻心，不够谨慎”。
虽然有“差异”，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欢内地朋友的直接与诚恳。而且内地人一般文学根基不错，知道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跟他们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会告诉你，长安街上的乌鸦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
80后：
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台湾新党发言人、青年委员会召集人王炳忠今年29岁，9月刚刚出版新作《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王炳忠从小被父母送到国语正音班，没什么台湾腔。“当时《青青河边草》很红，台湾人觉得大陆人说话都像童星金铭那样。”
王炳忠告诉记者，“大家一看见我就说，‘金铭来了’”。小时候来大陆，他一不听话，大人就会吓唬他“会被‘共匪’抓走”。可是这里的人说话又都很“金铭”，跟自己很像，让他感觉“仿佛见到了亲人”。
王炳忠回忆说，小学时，老师说大陆既不是国名也不是地名，老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他一直记着这个问题，直到初中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时候我理解了两岸的状况——一个国家，两个地区”。
后来，他迷上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我不会认为李世民是外国人，于是就这样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不过，这样的身份认同发生过动摇。2004年左右，陈水扁操纵两岸对立到最高点，鼓吹“中国和台湾，一边一国”。
王炳忠的祖父母那时候过世，给他带来巨大打击。“我的祖先几百年前跟郑成功一起来到台湾，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子弟。我的祖父母只会说台语，也没见过长江黄河，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背叛了他们？”
直到2008年，王炳忠才逐渐解开迷惘。当时大陆有个论述，“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马英九上台后，王炳忠每年暑假都在大陆度过，更加深了对文化历史以及自身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谈到自己的变化，王炳忠对记者说，以前他喜欢跟共产党员讨论谁才是正统派，后来去南京雨花台参观以后，看到那么多共产党人为国捐躯，他切身感到“国”不狭隘，救国道路不同而已，没必要再争论谁是正统。
欢迎转发点赞
转载请联系授权
▼点击查看更多文章
向上向善| 90后 | This is Our Generation！
编 辑 | 祚挂东南枝
实习编辑 | 郭 泰
共青团中央
微信号：gqtzy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