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高考生635分的背后 ，除了励志，媒体还应该追问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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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青，评论人，设计师，残障义工网络发起人，目前主持公号“韩青说书”，致力于用设计改善生活，同时推动校园无障碍建设。
这几天，很多残障群组内都在转发这一条新闻，安徽盲人考生昂子喻考得635分的好成绩，的确让人欢欣鼓舞，大家也纷纷送上祝福。但我仔细看了相关报道评论，忍不住摇头叹气。
报道的指向，全是在昂子喻如何如何努力，父母怎样怎样付出，比如，学习时间是同学的三倍，父亲三年为他读了一米多厚的试卷，等等。媒体和网友评论也都在感慨，你有多努力，就有多特殊，人家盲人都这么努力了，我们正常人就更得好好学习了…
努力和励志，的确是昂子喻的人生故事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
报道中有提到，昂子喻中小学都是随班就读，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因为中考没有盲文试卷，昂子喻只能去青岛盲校学习；但即便是在这所全国最好的盲校，昂子喻依然感到“学习强度不够”，因此又转回合肥六中随班就读，要靠父亲帮忙读题，每天基本都到12点以后。
媒体报道中，这些障碍都成了昂子喻励志的点缀，成了昂子喻一家身上的军功章。似乎，障碍越大，障碍越多，越能反衬昂子喻的坚持有多么可贵，父母的付出有多么伟大。
但就是忘了追问，这些障碍的存在，是合理的吗？残障群体，就理应比常人多付出吗？
只有正视和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看到昂子喻励志背后更大的真相。
中国政府早在2008年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定义中，残障是个人的身心损伤与社会设施与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被成为残障的“社会模式”。
而《残疾人保障法》中的定义仍是“医疗模式”，“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医疗模式”下的残疾人，强调个人的残缺或有病，需要矫正或治疗，社会可以关爱，但更要靠自己努力，这也是残联每年都会评选自强模范的原因；“社会模式”下的残障群体，更强调通过消除社会上的障碍和观念上的偏见，让残障群体可以平等地融入和参与社会。
“医疗模式”，暗含着一具理想身体的标准和模板，“社会模式”，则接纳、认同和包容了个体的多样性。显然，“社会模式”更为进步，对人更为尊重。
如果按照“医疗模式”，盲人就无法参加普通高考，因为根本无法答题；聋人考生的听力题部分也只能白白丢分；脑瘫考生如果没有在统一时间内完成，也只能怪自己不中用；就算考了高分，残障考生也可能你被一些学校或专业拒绝录取……这就是2014年之前的状况。
在2014年盲人李金生参加普通高考、实现“零的突破”之后，“合理便利”的概念被引入到相关文件和法规当中。其实，在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就提到：
“国家举办的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视力残疾人参加的，应当为视力残疾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2017年修订完成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合理便利”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的，可以提出申请。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供。
也就是说，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我们的法规越来越有“人情味”，越来越能接纳和认同个体的多样性，也在向着“社会模式”的方向前进。这就是2014年之后，每年申请合理便利的残障考生达到近万人的大背景，也是每年都有昂子喻等盲人高分考生的大背景。
遗憾的是，眼下多数的媒体报道，没有看到这个大背景，只关注昂子喻努力的细节，难脱传统媒体残障报道的窠臼：带有猎奇成分的正向宣传。其本源还是那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非残障考生过700分都不值得报道，但盲人考生635分就能抓人眼球。
迎合受众，追逐热点，正向宣传，这都不是错，但仅有这些，离一篇负责的报道还有距离。媒体，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第四权力”，记者，也被视为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即便不用追求每篇报道都可以“用新闻影响今天”，但至少，可以多一些问题意识、发现一些冰山吧？
比如，为什么当地中考不能提供合理便利，中国有哪个地方的中考可以提供合理便利？
再如，为什么就连青岛盲校的学习强度都不够，中国有哪所盲校或特校是在为普通高考准备？
还有，昂子喻打小是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如果用电子试卷答题效果如何？如果更多学习和考试资料支持读屏，是否也能为其父亲减轻负担，不需要逐字逐句来读一米高的试卷？
今年高考考生1071万，但盲人考生只有5人，对比1700万的盲人，比例为何如此之低……
每个问题背后，都是一个很好的报道选题，也都能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我们身处互联网的时代，并不缺乏浅层信息，需要的是，既能打动人心又能引发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报道。
与之类似的，是之前“人民日报“公号关于陕西某校残障女孩成“团宠”的报道。“16岁的陕西西安女孩田欣因病双腿瘫痪，回到学校后，男生组成志愿队，轮流值班，抬她上下楼，从去年9月份，一直坚持到现在……”这被视为爱心和正能量广为传播。
但就是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学校不能建一个无障碍坡道？为何她的教室不能定在一楼？上楼需要男生抬，上厕所怎么办？学校里有没有无障碍卫生间，每次上下楼都需要这么多人帮忙，田欣本人乐意吗？其他女生怎么看？换位思考，自己愿意被别人当成宠物吗……
似乎，只要是和残疾沾边，人们就只关注到残疾的部分，性别没那么重要了，人的常规需求也没那么重要了。田欣本人，可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如果捅破了，可能学都没得上。但社会层面、媒体层面、学校层面，就不能多一些思考、多一些体贴吗？
想起2014年底我去武汉采访，去到盲人考生张耀东的学校。那年高考，他以高分成绩被湖北中医药大学录取。入校之后，他的辅导员便召集班上男生，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每天两个人，陪他上下课、去食堂。耀东知其好心，但也不堪其扰，“搞得我跟被监视的犯人似的。”
他推脱不掉，只能每天斗智斗勇，想办法甩掉志愿队的同学。等到周末，自己拿着盲杖，乘坐公交，逛武汉知名景点。那种感觉，就跟“间谍摆脱盯梢的特工“一样开心。
两周下来，辅导员也只能听之任之，志愿服务队也自行解散了。
耀东对于爱心的反抗是种办法，用倔强的行动让老师同学放心。但并不是每个残障学生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就像田欣那样，所以需要媒体在报道时不要一厢情愿，而是将心比心。
不过，寄望于媒体做出改变很难，很多记者的饭碗都是朝不保夕的，哪还有心思更进一步。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些社群明星在接受采访时，多传递一些权利视角和问题意识。就像我们之前在公益机构时，会提前写一些新闻通稿，这样至少重点表述和核心概念不会走样。
媒体看到的是盲人高分，是自强励志，但残障社群看到的还有，便利缺失，障碍重重。
如果不是没的可选，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一个自强模范；如果不是没的可选，也没有父母甘愿牺牲自己的三年，去读那一米厚的试卷。
个人层面的喜悦背后，还有社会层面的悲哀。一将功成万骨枯，残障社群明星励志的背后，有其家人的牺牲和成全，更有普通残障人群的沉默。不是每个残障考生或盲人考生，都有昂子喻这样的天分，也不是每个残障考生或盲人考生，都有如此支持和给力的家庭。
他们，就是“635分”、 “5名盲人考生”、“1071万高考考生”之外看不到的数字。
努力当然可贵，自强也值得称赞，但残障考生及群体，也应该和其他群体一样，即便不够自强、不够努力，也能享有平等机会的自由，不管是入学机会还是学习资源。
优秀的人总是少数，无论是在哪个群体。作为公众，可以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故事，但作为媒体，还应该看见“看不见的数字“，关注普通残障人群和考生的命运。
昂子喻的梦想是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以后可以去特教学校当老师，祝愿他能如愿以偿，也希望不管他考到哪所学校，都可以有一个无障碍的环境，不需要父母再为之奔忙。
这，才是残障学生理想的校园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该有的状态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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