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了一地的《都挺好》看完了，你是记住了剧情还是记住了疾病？

北大胡师姐

北大新传院研究生

专业从事新传考研辅导6年

带出百余名学员成功考上北大等名校

沪江CCtalk年度TOP10名师

胡师姐20级新传考研QQ群

最近被收视率指引，选择性观看了那部最近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由于习惯性思维和关注视角的原因，除了关注人物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以外，我更关注结局的剧情转向：剧中“作天作地”的父亲苏大强在接近大结局时却得了老年痴呆症，苏大强发现自己开始忘记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反思一生，站在子女立场去考虑问题，最终苏家人和解了，最终才走向了“都挺好”的结局。苏大强成功“洗白”了，让人看着心酸，也能被谅解，这与他所患的病不无关联。

我个人在此剧播出之后，偶然发现一位亲属有典型的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他对远期记忆把握十分精准，三十几年前在某个地方吃了什么菜，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事，都清楚的记得，却对近期的记忆极其模糊，以及基础的数字运算能力也下降了。而我如此用心发现他，就是因为我的这位亲人和苏大强的神情有某种莫名的相似。

而这一段时间，关于阿尔兹海默的科普文章，没猜错的话大概是全年的爆发期，也是最好的时期。因为，最好的疾病普及，就是将这种疾病贯穿在故事中，当疾病和死亡与人相关的时候，集体情感便由此生发。

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阿尔茨海默“被科普”了，在电视剧《彼岸花开》中，海清用一气呵成的演技同样诠释了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她的脑海里犹如放了一块橡皮，随时随刻都可以抹去记忆。情节纠葛的人设，让海芬痛苦地挣扎在生命的漩涡和感情纠纷之中。电视剧播出的时期，人们似乎比平时更倾向于比对疾病与自己及家人的相关度。

一部影视作品中的疾病究竟能否塑造一种社会集体记忆？或者说，这是某种形式的大型科普，还是人们仅仅是因为人物顺带记住了某种疾病？

以疾病串连的“故事”

我来试着通过我的观影体验来回忆一下吧。

在我的电脑里放着一部我反复观看许多次的电影，叫做《归来》，说是红极一时应该无人否认，这部剧让我更加欣赏巩俐在剧中饰演得了心因性失忆症的女主人公，因为巩俐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让那种“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悲情缓缓生长。每一次剧情播放到她把陆焉识赶出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家的时候，泪水总是一次次夺眶而出。或许，如果不是心因性失忆这种病，他们的人生不会朝着这样的方向生长。而作为观众，我也确实记住了这个病，以及，因它而发展而来的故事。

几年前《非诚勿扰》热播的时候，里面孙红雷饰演的角色因为患有黑色素瘤，但在长时间内被自认为黑痣，最终因为病情的发展而选择了悲壮的离世方式，其提前为自己预演葬礼的情节让观众持续热议，同时，据相关数据报道，那一时期的黑色素瘤诊断人数呈明显增长趋势，作为鲜为人知的罕见疾病的一种，黑色素瘤通过这部电影广为人知。

除了这些热播剧，还有很多让我记忆犹新的与疾病相关的剧情。比如《美丽心灵》里患精神分裂症的约翰纳什，他一次次目睹那些自己幻化出来的人物，选择与它们和解和“共处”，而不是与它们撕扯和来往，那是一种关于精神疾病最核心最顶尖的自愈理念。在另外一些影视剧里，疾病是核心事件，决定故事发展的方向、方式和进展，比如张嘉译和宋丹丹等主演的电视剧《美好生活》，故事就是以心脏移植的供体方和受体方展开的故事，尽管剧情极具戏剧的冲突和巧合，但从始至终仍旧遵循着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中“双盲”的原则（彼此不知情，特别是接受捐献的一方要对供体一方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这样的故事里面，疾病既是一个核心，它制造悬念，增强故事张力，塑造人物形象，营造悲剧氛围，增强人物美感，凝练故事结构，突出主线。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不难感受到的是，疾病作为一种载体，它扮演了一种架构故事的重要角色，因为没有疾病的“侵入”，剧情不会以此为转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实际上，疾病是影视中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些病真实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折磨着病患，影视剧也让更多的病症得到关注。因为“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 疾病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它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疾病自从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脱离其自身而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大量的文学作品对疾病进行了广泛的描写, 它兼具有审美意义和叙事功能, 成为烘托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创设情景的道具。

不同于以文字叙事的文学作品, 电视剧是用镜头组接来叙事, 但和在文学作品中一样, 电视剧中, 疾病在叙事生成、主题、形象、美学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套路还是反套路，疾病和剧情走向、人物命运密不可分。疾病在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从来不是单纯的疾病，没有哪一个作者会就疾病写疾病，而是在疾病中隐藏了、遮掩了、偷渡了他们的想象、体验和思考。

若干年前，我看了一部非常小众的话剧，名字叫做《致爱》，一对全场贯穿几乎只有两个人的若干幕，一对从相识到暮年的眷侣，因为某种无法孕育的疾病而坎坷终老的故事。当时我甚至在想，为什么它没有告诉观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到底能否有治愈的可能，那种科学的纠错思想与艺术化的舞台呈现，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彼此融合的龃龉。

正因为电影咀嚼、拷打、反思疾病与医学，生命与死亡等母题，将时速话语变成经典台词，把一般冲突变成戏剧冲突，把日常提问变成命运的口吻，而不分心于专业知识，只叩问治疗的意义，电影故事中常常表现出超越技术医学的精神海拔和艺术高度。因此从这样的艺术审美角度看，仅仅从这些影视剧里了解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可能还不够，创作者或许想从中表达的，不仅仅是这种疾病的特异性，而是与疾病合二为一的某个人物，它指代着某一个患病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从这个角度讲，疾病，或许真的只是一个故事的载体。

媒介承载的社会集体记忆

由此看来，要讨论通过影视剧到底是让我们记住了疾病还是剧情，这本身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他们是彼此成全的，因为没有了疾病，黛玉也不是那个黛玉了，没有了痴傻，阿甘也就不是那个阿甘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病痛引出的个人命运转折才是真正吸引人们注意的的点。

而我们之所以对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故事如此记忆犹新，比如有着一定追溯意义的《芳华》和《无问西东》，那一个个镶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人们为其哀伤感叹之余，唤起的是某一种集体记忆。

法国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里提到，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位，而这种唤起、建构和定位记忆的文化框架即是作为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康纳顿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集体记忆需要社会仪式和身体实践两种传播方式的操演和表达，前者侧重于社会层面的仪式建构和传播，而后者更侧重于老者对于后来者的言传身教与文化传承。而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重要的社会记忆是以文字、影视剧等诸多作品的形式留存，进而一次次充当起唤起记忆的角色。

这种理论与“媒介事件”似乎有种某种相似的根源，因为某种形式的媒介的承载，人们以这一媒介作为依托，媒介承载的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记忆，而是一起经历过的，可以供讨论和追忆的集体的记忆。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是某个群体凝聚力之泉源所在。

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看，或许，无论是否以疾病为载体，发生在某个时代的某些故事，它们势必要承载着一些人的记忆，协同着他们个人成长的履历，一路前行。

从故事到“隐喻”

没错，太多的作品喜欢以疾病为载体，因为这些文学作品都要穿越“痛苦与拯救”的精神隧道，浸透人类对生命与死亡、疾病与健康的哲学审视。其实诺贝尔奖多次直接颁给了以医学、医生、医院为主题的作品，比如1929年的《魔山》，1957年加缪的《鼠疫》，1958年帕斯捷尔奈克的《日瓦戈医生》，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1982年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尽管这些作品可能是借助医学场景和医生的命运来揭示人性的荒诞和命运的跌宕，针砭法西斯与极权，但是，对于公众的医学理解而言，他们的确打开了人们关于医学认知的固有的边界和思维空间，跳出了纯粹技术主义的狭隘视野。

正因为它们拓展了现代医学的目的、意义、价值。它告诉我们：医学不仅有众多的技术目标 ，还有关于疾病、痛苦、残障、健康的社会意义，他们是超越技术的复合的职业战略目标，以及人道主义的崇高愿景，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医学人文的玄思梦想，但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乌托邦，来引领人类健康的永恒追求。

疾病所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个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还是一段人生经历。它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往往是改变个人甚至家庭命运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人的个性的一种体现；它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方式。疾病叙事的美学价值在于叙事文本呈现出的美学形象和受众的审美体验，它通过故事结构、人物、情境等表现出来，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很多时候，疾病是作品叙事的逻辑起点。悲剧是催起可怜和担心两种情感，观众凭借喜剧这一媒介悲伤哭泣，洗净了他们积压在心里的悲痛感情，这也许就是悲剧所给予观众的观赏快感。先是愤怒，紧张，怒其不争，然后因为疾病的出现，眼泪缓缓流淌，悲剧的快感由此而生。让潜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底层的东西调动出来。这就是疾病在影视剧的美学价值所在。

艺术对于“疾病”的表现与表达, 不只是简单地再现现实中的“疾病”, 更多的是赋予“疾病”以某种道德和情感色彩, 更多时候，其实不免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艺术创作中这种对“疾病”的隐喻在价值判断上泾渭分明。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结合自己两次罹患癌症的经历, 在1978年写出《作为隐喻的疾病》 (Illness as Metaphors) , 1989年写出《艾滋病及其隐喻》 (AIDS and Its Metaphor) 。它所试图呈现的，恰恰是为那些艺术化的疾病“正名”，让疾病回归疾病本身，而不是被加之的种种道德约束和刻板印象。比如结核病被认为是“浪漫的病”，艾滋病被认赋予了某种不道德的色彩，以及肿瘤等绝症是某种被裹挟着的魔咒和报复，因而当疾病从艺术中跳脱出来的时候，往往又加上了一些莫须有的千斤重担，被放置在一个个活生生的患病个体的身上，让他们久久无法喘息。

这个角度上看，疾病成为了艺术的牺牲品，非但没有合理的科学的呈现，反而让所患病的人群处在挥之不去的道德厄运之中。

被美化地呈现，又或者被如实地呈现，不可否认，那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呈现，当更多的人对 “疾病的隐喻”努力“去蔽” , 从而让疾病作为疾病本身昭示于天下 , 让死亡 、歧视 、悲痛等疾病之外的附加阴影统统消散 , 最终回归到正常本身 ，也许那才是桑塔格的要义所在，也是疾病终归与人合为一体的终极目的，嗯，或许吧。

参考文献：

1.刘奇志.疾病在电视剧《琅琊榜》的叙事功能探索[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38(05):60-64.

2.肖巍.作为一种价值建构的疾病——关于疾病的哲学叙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04):62-70.

3. 王济远,王建成.“疾病”的隐喻与影视剧叙事[J].东岳论丛,2012,33(11):114-116.

4.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5. 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大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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