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老师新论文：新时代的知识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北大快讯12

北大胡师姐

北大新传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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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介绍

王维佳老师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媒与当代中国、国际传播与发展传播。曾获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项。已出版专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译著《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校译《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发表学术期刊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外部历史条件变化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将新闻传播学放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40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可以发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合法性的显著提升和西方社会政治境遇的转变，中国知识界从外部理想政治蓝图出发的转型方案遇到了明显困境。面对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着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内容梗概

（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  

如果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40年发展单纯地看作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轨”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忽视中国本土政治进程对这一学科思想路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无论是改革头十年的指点江山、宏大叙事，还是后三十年向专业领域的退守和深耕，新闻传播学界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取向始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保持着积极的互动。

中国城市改革伊始，“全盘现代化”的政治思维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改革主导者的互动，加强了他们重构上层建筑的信心，也巩固了他们与此相配套的价值取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商品经济仍然是改革的基本共识，但国家决策核心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已不再有明确的外部蓝图作为参照目标，而是让政治体制和宣传领域的改革实用性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其必要性仅仅在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随着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逐渐加深，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也开始涌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到了20 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分化，“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知识界于冷战末期形成的现代化方案虽然经历了各种能指转换，但基本上得到了延续。由于市场机制对知识生产的强大吸纳能力，加之商业媒体对精英话语的强力催化，存在于知识界中的小范围争论和反思远不具备撼动这些现代化方案主导地位的能量。

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年代里，期待引入西方市场经济法权关系和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主流知识分子阵营与规定了制度改造基本底线，并以增长和发展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官方决策体系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张力，但却能够谨慎地维系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然而，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话语权力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当下的主流知识群体正处在这种新时期变动下的“失衡”之中。

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给主流知识分子的观念框架带来直接的挑战，还通过引发社会舆论变革而动摇了长期稳定的精英话语体系。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的代际更替和地缘更替上。

（三）西方产业转型的冲击

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还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个意外挑战,更是“普遍主义”正在全面衰落的悲剧现实。当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建制派精英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权威流散和信任危机时；当各种右翼的基层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大范围兴起，直至影响到自由主义政治建制的稳定运行时，中国部分主流知识分子40年来潜心构造的现代化蓝图正在失去它的历史范本。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一变化引发的最大冲击在于媒体行业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及其传统运行范式的解体。作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欧美国家的传媒业精英与自由主义建制派权威一直处于同一个政治阵营，因而也成为新崛起的各种社会风潮直接攻击和奚落的对象。

（四）中国发展逻辑的结构性变化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实行,执政党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面临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新一轮调整,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权力统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市场经济与权力统筹的结合全面颠覆了主流知识分子关于执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整套政治设想,使得中国的发展逻辑开始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方案发生系统脱钩。

首先,“全能型”国家原本只存在于新启蒙知识分子理论批评的想象中,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充分向专业领域放权的国家性质难相匹配。

其次，从公共领域的退守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会处于全然失语的状态，他们在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临场发挥、曲尽其巧将成就一套新的话语策略。

最后，出于对新启蒙方案共同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价值的相近判断，中国道路的拥护者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者曾经分享着一些相同政见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因此经常被牵强地划入同一个中国“左翼”学者阵营。

（五）专业化增强与参与度降低的矛盾

最后，出于对新启蒙方案共同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价值的相近判断，中国道路的拥护者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者曾经分享着一些相同政见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因此经常被牵强地划入同一个中国“左翼”学者阵营。呈现出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尴尬的矛盾性问题: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而学者们对中国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却越来越低。

几个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应该是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其世界观念的形成都受限于20 世纪晚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

其次，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行业圈层结构和专业官僚体系。

最后，当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本身成为学科发展的目标时，现代知识分子重返实践的意愿和进行价值重校的空间都将会受到限制。

（六）总结

面对新时期的种种历史性课题，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也许涉及世界观念、价值体系的基础性领域才是学术创新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或者换句话说，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目前亟须的恐怕不是更多的专业讨论，而是如何逃离“以学术为业”这个限定性边界，重新认识自身社会定位和历史定位的一场新的文化运动。面对大时代历史格局的变化和专业学术体制创造的边界，重建新闻传播研究的“实践哲学”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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