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父母试管生二胎，北大保研面试考了这个热点 | 热点分析20

Original 妙语胡师姐新传考研清北专列 2022-12-15

团哥

4分钟前：

今天考研预报名开始啦，团哥先祝各位小朋友们报名顺顺利利！不久前的保研面试考了什么题？这些题目也很有可能以相似的内在逻辑出现在你的考卷上哦！最近魏则西这个名字重回大众视野，北大紧随热点向考生发问，一道充满人文关怀又直指问题核心的考题，如何分析你不来看看嘛？

“搜索引擎广告中是否应该包含医药信息？国外有哪些值得参考的做法？”

这是在上周末的北大推免考试上健康传播考生的面试真题。很明显，这个问题是由最近“魏则西父母试管婴儿生二胎”的热点事件的核心延伸，在相关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试管婴儿或者是生二胎，而是仍旧关心那个让22岁患肿瘤晚期的魏则西感慨“人性最大的恶”的那个搜索引擎，他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子。而几年时间过去，这个搜索引擎目前是否还在作恶，未来的路又将如何走，这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于是才有了这一个充满了社会关怀却直指问题核心的面试问题。

搜索引擎、医疗信息、广告、竞价排名、医疗信息专业性….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很容易拼凑出关于魏则西事件的核心问题，而直到现在，也一直是互联网公司、医疗行业、政府监管部门、公众（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是健康传播学术和实践领域关切的重要问题。

看到那条“魏则西的父母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再获一子，目前新生儿已经过百天”的简短新闻时，还以为那是一个炒作，但是点开后看到这对年过五旬的夫妻俩抱着新生儿时纯粹的笑容时，还是由衷的感动，但转念，又忍不住想要本能地梳理这件件几乎是整个社会集体轰炸和讨伐技术作恶的转折性事件。

从战战兢兢感叹可能会作用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人性之恶”，到在同一个家庭中同时享受到的“科技向善”，这个家庭所承受的“大悲”和“大喜”，或许是科技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复制的小小缩影。

22岁的魏则西在自己生命逝去前的倒数十几天里，把自己的“就医”经历po在了网上，他或许真的不会想到，此后几年，会有如此多的人纪念他，有的人以此明志，也有人也为此悲鸣。

那个因为患晚期肿瘤却孤注一掷地把希望寄托在因国内某搜索引擎误导为“新闻”的“不成熟的广告疗法”而匆匆丧命的年轻人，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科学论证他的离世究竟是疾病的自然发展，还是不合理不成熟的治疗方案激化和加速了疾病，但其中搜索引擎的“助力”却扎扎实实地成为公众谈论这件问题的一个核心指向。

所以，搜索引擎的广告中到底是否应该包含医疗信息？

首先，这个问题包含了两层隐含预设：第一，搜索引擎的信息是可以包含（非广告的）医疗信息的。第二，我们探讨的是搜索引擎的广告信息中是否应该包含医疗广告信息的部分。

因为有一种关于魏则西事件比较常见的逻辑是：如果搜索出来的内容都是“医疗信息”而不是“医疗广告”的话，是不是此类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思路：不要去讨论如何让搜索引擎更规范，不要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规定了，一刀切把医疗广告全都去掉，是一种根源的解决方式。

这个逻辑假设是否有问题暂且放下不说，先来想想为什么魏则西事件最初是因为什么被关注的吧。

人性最大的恶

2016年2月，魏则西在知乎上回答了“人性最大的恶”的提问，陈述了他对若干事件相关者的“不争”和“不幸”，这其中包括医院的科室私自承包，百度的广告竞价排名，莫衷一是的神奇抗癌疗法，投入全家积蓄作为救命稻草的治疗选择，因为疾病治疗无效想要选择自杀的情绪，以及对即将失去独生子的父母的父母未来生活的担忧。留下这段文字后的两个月后，魏则西离世。

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系统环境造就的结果，换种表达是，在这件事情中，该引起公众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有百度作为搜索引擎对医疗广告竞价排名这一个因素。正因为人们太能够以一个患病的身份去共情一个孩子在求医路上的坎坷，以及公众和媒体在熟练的善恶指向上选择一个“情绪出口”，因此，百度就成了众矢之的。

而百度是明白的，他有错，但不该是所有错误的承担者，正如百度在事后的官方解释上表述的：“我们会反思和整改，但是我们当时收到的是医院完整的资质证明”。这种表述的隐含意思是，我有错，但是不是唯一犯错的人。

但时至今日，我们执拗地想要思考的，早已经不是百度有没有错，愿不愿意改，改到什么程度，以及是不是科技作恶的事情了，而是，搜索引擎，或者说科技，到底应该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设置它既有益处又有善意的“算法”。

假设一：如果彻底不要搜索引擎中的医疗广告信息，可行吗？

可以。但是要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用户在搜索医疗信息的时候想要得到医疗服务，想要获取权威的信息，这种需求能否被满足。

满足用户对医疗信息需求的最起码的条件是：信息准确、信源权威、信息量足够大。

信息量自不必说，互联网可以承载足够的信息。

在信息源的权威性上，第一它要求有足够专业的、长期的、持续的信息输入，这不是某一些医学人士供应医疗信息或者某些大众传播的媒体或者平台一己之力能做到的。第二，如果允许部分医疗信息来自医疗行业或者医疗机构，如何判断这其中“宣传”和“广告”的边界。第三，谁来界定以及如何界定医疗服务信息与医疗广告的界限。第四，除了搜索引擎查到的信息以外，它们是否有足够权威的信息可供参考。

在信息准确性问题上，第一，专业的医疗从业人员或者有相关医疗知识的人群相对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他们愿意加入其中成为信息发布者的话；第二，医疗从业者的身份（信息提供者）的身份是否有人审核，谁来审核；第三，信息发布者有自己的所属医疗机构，是否是一种隐形的引导。

如果完全删掉医疗广告信息能够对以上几个问题得以梳理解决的话，完全去除广告似乎也是一种尝试。但是，从国际上绝大多数的搜索引擎的做法上来分析，能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只是每一个公司和平台通过控制广告的比例、位置、排序规则、标识等来降低医疗广告信息给用户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作为一种技术，搜索引擎本身没有好坏对错，技术是中立的。在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在致力于去缩减患者在治病就医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了解的匮乏而出现的鸿沟，进而最大可能地让患者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知识作为盾牌，建立起疾病预防和治疗过程中主动的决策能力。这一目标愿景的隐形前提是，我们所获取的信息是“知识”而非“广告”。

在对医疗知识和医疗广告没有独立分辨能力的情形下，搜索引擎作为一种技术存在，它的意义就起到了几乎是生杀大权的决定作用。因此有人以此为比喻：搜索引擎如同一条河流，顺流而上可以寻到优质的水源，或者是遭遇污浊不堪的污染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不是魏则西本人调动了公众的悲情，而是他打开了一个让人发现问题开启认知的阀门，让我们直面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问题。

发现问题后，我们曾做过某些尝试，比如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付费搜索的广告性质；并规定，搜索引擎平台作为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应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然而，在2018年，南都互联网广告合规研究中心对国内用户最常用的四家搜索引擎医疗广告合规情况进行测评，通过搜索25个医疗关键词，对上述平台产生的546条广告逐一分析后发现：

医疗广告中，医院广告占7成以上；

超4成医院用作广告宣传的部分医生，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查无执业信息；

部分搜索平台审核不严，被撤销广告批文的药品仍在做广告，宣称“有效率100%”；

超4成医院有广告违法“前科”，部分违规表述仍存在。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57亿，使用率为81.9%；手机搜索用户数达6.37亿，使用率为80.9%。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医疗信息，已成为患者选择医疗途径的重要手段之一。医疗领域的特殊性，使得医疗搜索不同于其他互联网商业产品，需要严格的信息筛选审查来确保安全。

这样一个调查至少指明了目前的两个现状：一，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医疗信息目前仍是一个获取医疗信息和选择医疗途径的重要手段；二，目前搜索引擎做的还相当差。

假设二: 如果选择让搜索引擎中保留医疗广告，应该怎么做呢？或者说，一种想要向善的科技，能做些什么？

百度关于医疗广告竞价排名这件事做法让人本能地联想起Google的“do not be evil”（不作恶）的愿景，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目睹了百度作恶的惨重恶果，提出了“科技向善”的行业追求，这其中的跨越，意味几何。

首先，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和意识到的问题是，让魏则西去世的，是疾病，而加速他疾病恶化以及加重他家庭负担的，是搜索引擎的不合理规则、是未被规范的民营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业的扰乱、是缺位或者无效的医疗监管、以及将不成熟医疗技术和治疗方式不合法推向市场的商家。这其中很多的影响因素是无形的、是公众无力解决的、是明显资本和利益驱动的。只有那个性质中立的技术，是能够通过人为设置而改变的，因此，我们才如此执拗地怒其不争，如此固执地希望它能“向善”。

今年，腾讯提出了科技向善的理念，这一理念引发了行业的一个小型地震。科技向善包含的一层含义，就是用人性深处的善意，去陪伴，去提醒，让技术也会温暖。技术虽然是中立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可以引导人性善的一面。无论哪一种具体的技术，人都是技术的尺度。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

可以参考美国医疗领域的搜索引擎的做法

首先，搜索引擎上保留广告，但搜索引擎并非公众首要依赖的求医信息源，权威的医疗行业排名是公众的重要信息参考。

除了病友信息分享和和亲友的推荐，大多数人都会求助有公信力的医院排名，而颇具权威度的传统媒体排名，是不少美国民众看病找医院的重要参考。其中最佳医疗机构排名覆盖美国2千多家医院，还包括各种分医疗科目的分类排名，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和知名度，对这一问题的行业权威发布系统的成熟，并没有给互联网搜索引擎留下太多改变行业结构的机会。

其次，有比较成熟的独立且专业医学知识搜索引擎供公众选择。

这样的搜索引擎包括Omni Medical Search、WebMd、PubMed、Healthline、HealthFinder等，其专业程度已经获得了公众一致的认可，以及平台的知晓率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公众被培养成了很好的搜索习惯，公众无需在普通的搜索引擎平台上查询专业的内容，而是转而向专业平台寻求帮助。

如果科技最重要的驱动力不是资本，而是致力于社会良性运转，那么“科技向善”便会让人心生崇敬。比如很多制药厂生产出许多治疗各种疾病的药品，但价格很贵，即使它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但人们不会觉得这是向善的事情，因为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许更应该去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和弱势群体。

所以，写到了这，自不用去说明那道题如何作答了，因为科技本身是一种选择，“向善”传递了积极倾向和其中的方向感，“不作恶”定义了不可为的底线。无论是“向善”还是“不作恶”，都是一个价值目标，都在尽可能地让科技为人类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服务和体验。

最终，至于“应不应该在搜索引擎上加入医学广告”这一问题的解释权，仍旧归属于你自己，因为，应该与否，是一种规范，而如何做，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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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技的本质是算法，那么科技与人建立关系的过程应该是：让算法成为人的顾问，让算法成为执行者，最后一步似乎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要让算法主宰我们，不要把一切交给算法。

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技术，势必一定会受到法律、人类伦理等社会规则的约束。当科技突破这一切的时候，如果不能以服务人类和作出有益的贡献为目标，即便在技术标准上表现的无比优秀，都无法被认定为好的产品。正如马化腾在《科技向善》的文章里写的“再想深远一点，人口老龄化问题令医疗服务系统承受庞大的压力，这不单是中国，更是全球各地政府当务之急。科技又能否协助政府提升医疗系统的效率？我们又能否借助科技帮助病患者缓解痛点，减少家人的生活压力？”

如果具体说到“向善的科技能做些什么”，那么魏则西父母通过技术重获一子，或许是一种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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