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电信诈骗，职业教育是否扛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山东女生徐玉玉，遭遇“助学金”电信诈骗骗局后，不幸因心脏骤停猝死。而今，六名嫌犯悉数落网。在公安部公布的6名嫌犯中，5名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因此安溪县“诈骗之乡”的名号又得到了一次确认。
每有“犯罪之乡”曝光，贫困都会成为被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以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为集中，农村人口几乎占到绝大部分。于是媒体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诈骗人他们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多来自“诈骗之乡”，二是年轻且贫穷、人生不顺。比如云南“盲井村”被发现之后，当地公安局一名负责人就把原因归结到贫困、懒惰和不劳而获心理。然而，问题又来了，惰性每个人都有，不劳而获也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但由此走上犯罪道路的终究是少数。
那么，诈骗的根源到底该怪贫穷呢？还是该怪地域呢？
每一环都盘根错节，“大鱼”早就赚得盆满钵满，通过种种手段隐匿住自己的身份；而新加入的“小鱼”们抱着想发财的愿望，成为了“打手”，当出了事情，他们成为首当其冲的责任人。
这些“小鱼”多有这样的特征——年轻、贫穷、人生不顺、缺乏持续性的谋生本领，希望赚“快钱”，看到同乡发财就动心。他们多是辍学的青少年，在家无所事事便会聚在起“找事做”。当这些青年人从小对诈骗的氛围耳濡目染，又缺乏靠得住的有前景的谋生手段。他们则成了“可悲”的人群。
有调查表明，“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也就是，如果最初有100名学生进入初中，那么其中只有37名学生会从普通高中或中职毕业。”很多底层辍学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和生存技能，同时也容易悲观绝望。
比如这次的6名诈骗嫌犯，平均年龄只有26岁，3人为90后，最小的不过19岁。主犯郑贤聪长年在外打工，与妻子离婚后一直单身，育有一儿一女。家中的房子为一幢尚未完工的2层小楼，红砖裸露，内外均未装修。而年纪最小的嫌犯熊超，97年出生，只比徐玉玉大一岁。事实上，对很多地方的年轻人来说，对未来的选择少得可怜：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入另外一个生存轨道；或者早早结束学业，进入社会，过上与他们父辈相仿的生活。而诈骗被他们误以为是寻求快速致富的捷径之一。
于是乎，我们一方面呼吁各相关部门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另一方面也该反思教育的作用。
有专家指出，在整个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中，教育战线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加强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通过保障教育机会，努力为贫困家庭拔掉“穷根”；二是建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贫困家庭就学资助全覆盖体系，不让贫困家庭子女因贫困而失学；三是通过实施高质量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支持贫困家庭子女通过就业带动家庭脱贫，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推动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对于因成绩倍受打击，自己不想读书的“辍学者”，我们如何能吸引他们学习一门安身立命的技能，用有质量的、培养技能的中职教育感化这些人呢？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
内容摘自：
腾讯评论 《徐玉玉案嫌犯群体：“电信诈骗之乡”新的困境》（王杨）
中国青年报《贫穷里那些不择手段的“底层互害”》（杨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