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中国工匠，该向德国职教学点什么？
锻造中国工匠，该向德国职教学点什么？
随时转换轨道、双元制学习制度、严谨精细的匠心成亮点
两年前，接受广东省揭阳市中徳双元制应用科技大学的筹建委托后，姜增彬赴德13次，近距离考察了德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对奠定德国工业制造世界地位的职业教育体系，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会。
在规划中，中德双元制应用科技大学定位于培养理论与实践能够紧密结合的工程师级别人才，建成后将是我国首家本科层次的应用科技大学。
所谓双元制，一元指企业，一元指学校，意在通过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科技应用型人才。随着中国制造从大国向强国升级的步伐，全国掀起一股中德合作的热潮。江苏、广东、四川、辽宁等地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四大对德合作基地。这些地方不仅引进德国企业、德国项目，还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然而，向培育了德国制造的德国职业教育学习，究竟学什么？如何学？姜增彬在深入了解德国教育制度之后，对本报记者意味深长地说：“做实职业教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高等教育，并非“独木桥”
2013年4月，姜增彬跟随揭阳市考察团第一次来到德国。由于事先没有与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或大学预约，短短几天的行程中，姜增彬始终没有找到认识德国教育体系的那扇门。就在访问日程接近尾声即将离开德国时，他决定留下来寻找接触的机会。
他误打误撞地走进了西门子职业学校，一位热情的老先生为他详细讲解了从幼儿园到职业学校再到大学的整个德国教育体系。当时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学生很早就被分流，但任何一种选择都可以随时转换轨道”。
与中国9年基础教育之后第一次分流——读高中还是上职业学校不同，德国小学一般只有4年，中学阶段已经开始分类——文理中学、实科中学、普通中学。其中，文理中学最终的目标是进入综合大学学习，未来多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实科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毕业生不能升入综合大学，毕业生通过劳动局的职业介绍中心选择一家企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得到培训位置，然后再到相关的职业学校登记取得理论学习资格，这就是“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下的学生。
尽管学生很早就面临人生选择，但这并不是一次选择就决定了终身。学生可以从普通学校转入职业学校，成为“双轨制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可以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文化课补习后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这样的转换，没有任何障碍，只与个人的努力有关，只要达到相应的成绩要求即可。”姜增彬告诉记者，这样的“变轨”，不仅仅存在于学制式教育阶段，在德国，即便是正式工作后，只要想继续接受教育，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申请获得政府出资补贴的成人教育机会。姜增彬在后来的多次对徳合作访问中，知道了不少在政府、协会等机构工作的公务员，曾经都是企业技术工人。
宽进严出，职教不轻松
近几年，每年临近中考，国内职业学校生源抢夺大战就会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些职业学校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源危机。
与我国职业教育生源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教育体系保证至少有6成以上学生最终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入综合研究型大学。在姜增彬看来，这无疑为德国制造储备了大量的实用型人才。
“都是职业教育，中德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姜增彬坦言，德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各门专业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材内容，学校和教师都无权改变。教学计划科学地协调了素质和技能、专业课与公共课、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培训计划也得经过行业协会审查并接受行业协会监督。他在调研中发现，其目的是更倾向于让学生学会学习，而非某个单一的技术专业。
双元制，被认为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核心制度。事实上，职校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在我国的职校教育中也必不可少。但记者采访一家著名的民办汽修职业学校时，其负责人直言，很难找到企业对接实习，学校的日常教学多通过自行采购汽车相关设备，这也是学校对外招生中的重要宣传点。
对于国内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难的问题，姜增彬对比德国的调研告诉记者，在他访问的不少德国企业，大家对接纳学生入企实践学习都抱有积极的态度。
“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学生进入职业教育时，就已经选定了实践企业，否则无法开始学习；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能够适应企业的劳动者，择优录取实习生，何乐而不为？”姜增彬详细算过一笔账，在一些大企业，尽管实习生有800欧元到1000欧元不等的实习工资，但三到四年学习期满时，相较于成熟劳动者，企业基本已经可以收回接纳实习的支出成本。
尽管如此，学生在工厂里并不是完全遵循车间的生产，沦为一个普通的劳力。为避免生产的逻辑与过程对培训的干扰，保证学生获得全面的、基本的职业技能，德国企业广泛设置了“训练车间”。条件不足的企业，也会在车间开辟一个角落用于培训，称为“培训角”。
“主要还是企业的观念吧，谁都想要成熟的技术工人，但谁都不愿意付出，只想用现成的，肯定就会技工荒啊。”姜增彬强调。
严谨匠心，法律来保障
都说德国人严谨，姜增彬第一次被这种严谨震撼到，是在一次参观一家职业学校时。
“人走进去，干干净净的，没有杂乱的感觉。所有的工具，都在一面墙的柜子里，分得特别细。”姜增彬说，尽管国内的职校也会收纳工具，但规矩程度绝对有区别。
这种对事物的严谨，也同样体现在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制度以及法律保障中。用姜增彬的话说，很少有责权不分、相互扯皮的情况。
以法律为例，《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培训员资格条例》等，都对每一个企业能开设什么培训项目，每一个项目能安排多少学院给予详细规定。至于企业培训的费用问题，按照德国联邦政府职业教育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企业内的职业教育经费完全由企业自己负担。
德国对员工培训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德国《继续教育法》规定，所有职员都有权进行每年5天的带薪继续职业培训，这就保证了每位职工都可以在就业后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
在德国职教体系中，姜增彬注意到，行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德国的行会在企业方面有为企业提供咨询、经营、纳税、法律等方面服务的职能，同时还承担了政府赋予的在职业教育方面的管理职能。行会负责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管理、教学大纲内容的制定、师资培训、考试、鉴定和颁发相关证书等工作。
反观我国，《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9月1日施行以来，在修法呼声中，今年2月，教育部对外表示，该法修订草案起草完成，至今仍未见下文。
而在职工教育方面，借鉴德国的立法思路，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王钦峰等多次提出制定《职业技能开发法》的建议，今年两会中，更集合了125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签署关于制定该项法律的议案，正式向人大会议提交。
“我们建议，国家从法律层面确定劳动者职业培训制度，构建全体劳动者终身培训体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职业技能培训中的政府职责、企业义务和个体权利。”许振超代表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法律刚性维护劳动者终身培训的权益。
与此同时，在深入研究德国行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干部表示，工会在职业教育中，应该被赋予更大的实责，“因为，工会在企业中，最了解企业和职工”。
德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始于1806年败给拿破仑后普鲁士邦的励精图治。时任普鲁士教育厅长的洪堡与朝野上下的共识者一同开创了服务全体公民的义务教育。封建的等级传统，德国人的务实精神，导致了封建教育制度结束后，双轨制诞生了。双轨之一是与大学衔接的文科中学，之二是训练平民子弟的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1920年颁布的法律规定：所有儿童接受四年基础教育，四年以后开始分轨。
覆盖全民与分轨制的两大特征导致德国教育在两个层面上收获了巨大的效果。在第一层面上，其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导致德国成为文盲率最低的国家，培训出的优秀工人托举起它的制造业。职业教育被称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另一个层面，德国的大学和学术研究自20世纪初至“二战”前，也几乎是世界第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几乎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打造的，可见德国大学的历史高度。
“二战”结束后，美英法在德国的占领者分别依据自己的价值观看待德国的教育。贯彻民主教育体制的美国和法国要求德国改变分轨制，至少是推迟分轨的时间。同样推行分轨制的英国则支持德国继续魏玛共和国时的三轨制。德国人对自己的教育体制充满信心和迷恋，几经争执，巴伐利亚州的报告大致通过，其他多个州跟进。三轨制穿越了战胜国的压力走进当代。
——《吾国教育病理》 郑也夫 著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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