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芳华》⑥
第十章(2)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混浊灯光里，何小嫚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们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何小嫚等着。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嫚的衬衫，但她马上就懵懂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
“有时候……”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嫚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的话中的双关语。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嫚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
“你平常的好记性呢？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
何小嫚连稍息都不敢。
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
“那个东西哪儿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你知道。”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儿知道？”
“……”
“嘿，问你呢！”
“……”
郝淑雯指着衬衣：“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的你承认啊！”小郝给她气笑了。
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儿，缝隙渐渐变大。
讯问陷入僵局。郝淑雯只好重来。
“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
“……谁烧了？”
“哦，没烧。那哪儿去了？”
“……”
“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
何小嫚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嫚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嫚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嫚的目光在郝淑雯的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
“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
“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这个证人很悲愤。
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雯又开口了。
“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撒谎。”
“她撒谎没有？”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
“撒了！”陪审团异口同声。
“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嫚的眼泪干了。
“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嫚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
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震住。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策那娘”！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嫚继续看着前方。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
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嫚的那声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嫚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嫚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嫚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
女兵们对何小嫚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嫚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儿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嫚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儿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飘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开机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嫚。
“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嫚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
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嫚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
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
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嫚毫无关系，手离何小嫚的身体数尺远。
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嫚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又胖又高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里多少流通点儿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几乎压没了，只剩牙缝儿里咝咝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
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
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他转脸问何小嫚：“朱克说换谁？”
何小嫚不说话，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
朱克又开口了，说：“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
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
杨老师：“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
朱克指着何小嫚：“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儿闻闻，她整个儿是馊的！”
大厅里静了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嫚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
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时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嫚。抱何小嫚比没的抱还糟。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
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
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
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时，何小嫚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嫚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
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嫚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
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也许我们对何小嫚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嫚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儿累活儿。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
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嫚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嫚说：“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嫚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嫚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
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
我们都说，不错不错。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人答得上来。
“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言壮语。杨老师跟“白专”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
“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
“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得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
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只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
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
第十一章(1)
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何小嫚去他宿舍登门造访。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他们的走廊里串。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何小嫚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
她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
很多人听见何小嫚这两声喊了，因此她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她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直到一九九四年，何小嫚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
刘峰为她打开门，问她有事没有。何小嫚答非所问，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那么快。刘峰说，伐木连正缺人，要他尽快去报到。这是不实之词，那时已经是秋季，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小嫚问了一句，伐木连远不远。远，刘峰说，在澜沧江那一边，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这么远啊，小嫚说。我们对澜沧江很熟，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澜沧江。
那么一场送别对话，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进行，总也不是个事，刘峰就对小嫚说，进来坐吧。小嫚进去后，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刘峰在整理行李，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一顶蚊帐刚缝补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刘峰把小嫚让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出去了，他穿着背心跟任何女兵夜话都不合适，他是为了何小嫚好。何小嫚见他没头没脑地打转，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衬衫。小嫚指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说，不就在这里吗？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何小嫚叫住他，哎，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他摘下针线，喘出一口长气，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
从何小嫚后来告诉我的情景，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何小嫚那晚是放松的，自然的。甚至，还自信。对，是自信的。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刘峰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这一点让小嫚自信了。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儿的次等人，于是跟她在一个海拔上了。小嫚问刘峰，她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听到这话不习惯，拿出半袋洗衣粉，一盆青葱，一盆青蒜，一盆芫荽，说这些东西带不走，请她帮忙处理。小嫚这才知道，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种植了好几种作物。他解释说，山东人口味重，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假如小嫚能帮忙，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都不要了？嗯，带不走，他是从连队来的，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小嫚沉默一会儿，问说，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他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之类。有的奖品是有用的，比如大茶缸，人造革皮包，脸盆。还有两块枕巾。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都金光耀眼。小嫚吃惊地问：都不要了吗？这不是都有用吗？刘峰说：都印上字儿了，怎么用？
“全是……全是好字儿啊！”小嫚说。这是她的原话，意思是：记录了他辉煌曾经的字，不好吗？她活了二十多岁，一个这样的字都没获得过。
刘峰没说话，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
小嫚翻看着那些奖品，终于冲破羞涩，说她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刘峰说当然了，只要她不嫌难看。
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嫚做，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嫚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她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儿。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嫚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她活了二十多岁，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嫚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在排练中和演出中，她被他一次次扛着，就像四岁时父亲扛她那样，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儿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这感觉小嫚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那个夜晚，小嫚几乎是爱刘峰的。不，她已经爱上他了。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她的时候，向她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
也许小嫚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刘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他如果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嫚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嫚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同屋的两个人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
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模范标兵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所有的奖品都是对受戒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第二年秋天，何小嫚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Ａ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嫚顶上去。何小嫚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嫚。何小嫚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嫚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何小嫚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得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雯向何小嫚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嫚说不行，她顶不了Ａ角小战士。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何小嫚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嫚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儿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
“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嫚，给她反悔的机会。小郝跟我们都认为，何小嫚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
“我头晕。”这是何小嫚给的理由。
谁不头晕？海拔四千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蹿到一百八，心跳也快快慢慢的。
“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
“你也头晕？”何小嫚问，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发生。
“废话！”郝淑雯说。
何小嫚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她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
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嫚排练一下午。那是一座露天舞台，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嘴吐白气，呼呼直喘地陪着她熟悉每个位置，每个队形，每一处衔接。
晚上演出前，我们听见台下嗒嗒的马蹄声。从大幕缝隙看出去，看到两千名骑兵整齐入座，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观众席，不只振奋而且恐惧，都不由自主地想，演出中万一惊了马，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是谁们。
何小嫚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郝淑雯催她起来一块儿活动腿脚，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
她说她反正已经倒下了，正发高烧呢。郝淑雯把卫生员找来，在她额头上摸摸，是烫的，可她一直烤着火。体温计可以做证，五分钟后从她腋下拿出体温计，卫生员说：咋的了，何小嫚高烧三十九度七！我们顿时乱了：何小嫚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儿了。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何小嫚身边，看卫生员喂她姜汤，何小嫚吞一口，他的喉结沉重地动一动。何小嫚是这天夜里的月亮，包括团长在内的我们都是星星。杨老师建议，今晚取消这个小舞剧，让何小嫚休息一晚。
团长说：“别扯了，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
团长岁数并不大，也就三十三四岁，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善于鼓动。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这个《军马和姑娘》的舞蹈是对他们的歌颂，纪念，也是永别。团长的眼睛不对劲了，因为有了泪。
团长来到何小嫚面前，蹲下来，像大人对待孩子：“小何同志，坚持就是胜利，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会感激你的。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也不只为我们团演出，你代表的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
何小嫚在这样的征召下，站了起来。
那个舞蹈开演之前，团长走出大幕。我们都蒙了：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团长对着近两千骑兵和战马说：“骑兵同志们，下面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创作的。”大家想，团长这个“我们”的范围，扯得有点儿大，舞蹈明明是上海舞校创作的，我们只是拷贝来的。团长接下去说的，更让我们觉得他在“扯”了。他说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嫚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这位小同志将带着四十度高烧上台，如果她倒在舞台上，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轻伤不下马背，轻伤不下火线。
台下掌声口哨声战马嘶鸣声，何小嫚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她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整个舞蹈跳下来，何小嫚相当争气，除了跑错两次队形，并没有像团长担心的那样“倒下”。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真把二十二岁的何小嫚当成小战士了，在她脑袋上又摸又拍。大幕刚拉上，何小嫚就倒下了。
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保障何小嫚随时有水喝，随时上厕所，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团长说保障何小嫚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看看小嫚的演出引起了怎样的感动？宣传效果多大？继续保障何小嫚的“轻伤不下火线”形象，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
何小嫚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嫚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嫚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嫚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嫚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嫚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量出三十九度七来了，证明温度计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喏，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护士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嫚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儿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嫚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实地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嫚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何小嫚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嫚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嫚玩儿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儿。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了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嫚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在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嫚在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传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嫚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急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嫚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原。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嫚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方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的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影响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嫚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嫚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跟小嫚的谈话，我认为小嫚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对丁丁，她简直是敌对的。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那年小嫚将近二十三岁，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写的一句戏词“长郊猎罢烹鹰犬”，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迟到太久。小战士独舞？对不起，跳不了。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达杨老师厚赏时，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我这才想起，小嫚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嫚，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放弃抗争，放弃我们这个“烹”了刘峰的集体。她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抗演，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她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希望燃遍她的全身。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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