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志:土地上的沉思
农民工,是个应运而生的名词,一个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特殊群体。
这特殊群体,未进城前,年年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年春种秋收着一茬又一茬的五谷杂粮。当改革开放浪潮汹涌之际,他们突然抛弃赖以生存的土地,洗洗泥手泥腿,别亲人,背井离乡,转身成为中国特色的农民工。
土地,是生养农民的母亲。如果农民是鱼,那土地就是滋养农民的水。曾经离乡的游子总会揣把故乡泥土,曾经归乡的游子总先俯身亲吻脚下的土地。可今天的农民为什么纷纷甘愿抛弃土地、背井离乡?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民虽然有土地,但对土地已经失去了热情。”这,是一位省委领导分析小岗农民当年对人民公社为何不满的原因。
中国的老百姓更多的时候,上级怎么说百姓都甘愿怎么做。当年,领袖号召全民“农业学大寨”,随后全国的“大寨红花遍地开”。我曾见过重庆沙坪公园有片“红卫兵墓群”,有个“造反团”的墓志铭足见当年百姓是如何听从领袖号召,维护领袖权威的。请看:
七月山城上空乌云布,八月嘉陵江畔碧血飞,英雄的“八·一五”革命派惨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屠杀,我三七造反团的优秀战士,你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用生命和鲜血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豪言壮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安息吧,亲爱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三〇七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战斗团
1968年2月10日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曾梦想的桃花源生活,撩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激起无数仁人志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革命者掌权后急切地要给百姓一个桃花源式的生活,急切地在中国土地上试验人民公社制度。然而,是试验就难免有失败。决策者当年也许不曾想到,那急切要给百姓的无与伦比的理想社会,竟夭折在欲速而不达上。农民在土地上出工不出力,地里不出粮,大包干18个红手印中的严金昌说:“你不知道那时我们有多穷。一年打的粮只够吃三个月,一过十月,人们就出去讨饭。那时,一说分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要坐牢的,可是当年穷得已经只剩下一个死了。”那时的小岗,大姑娘没裤子穿,竟还是常有的事。山穷水尽的绝境才逼着18户农民甘冒坐牢的风险,秘密画押盟誓,誓在土地上进行一场革命。
中国农民是勤劳的,这勤劳是因农民无权可以谋私,无法直接致富;又无钱编织关系网,无法间接致富。摆在农民面前的只有一条多劳多得的出路,这样的客观现实使得农民甘冒牢
狱之险也要分田。中国农民也是智慧的,当年陈胜吴广就呐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历朝历代,农民在土地上生存不下去时,往往都揭竿而起,这,使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的起义一次接一次。
还是1979年,邓小平在黄山之巅对陪同的万里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先让农民富起来!”上级一发话,1980年,安徽全省推广土地承包制。然而,现实是——土地承包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民仍未富起来,反倒是部分城里人先富了。农民洞察到财富聚集在城里,于是毅然洗洗泥手泥腿,告别生养的土地,在中国史页上戳上“农民工”的印记。
巴掌大纸上按下18个红手印的人们岂能料到中国农村农业的道路竟是如此的南辕北辙?曾经垦荒开荒的人们,面对被农民抛荒的土地不得不流转给种田大户,思想上能完成这样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古乐府《东门行》中说:“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今天,毅然背井离乡的农民竟与之如出一辙。那真诚是彻底的,发自肺腑的,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革时代人们的激情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文革是个错位的时代。文革时有帮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群体,改革年代,又有多少没做金钱的奴隶和想做金钱奴隶而不得之人 ?
和当年大包干有所不同的是,小岗大包干前,安徽曾先后经历三次“包产”试验——1957年的“包产到户”,1959年的“五包六定”,1961年的“责任田”。三次的“包干”虽都短命得很,但毕竟是大包干是范例。而今天的农民进城打工既无先例,也无人教导、号召。看看年年春运期间汹涌如潮、拥挤不堪的农民工,我们钦佩他们年年进城干脏活苦活累活的精神,可我们能体会、理解他们抛弃土地的那份决绝吗?
2015年,我在“青未了文学网”读到一首署名巩超的《工棚里……》,节录如下:
架管拼接一个个田字格,
钢筋编织一行行打工诗,
你用汗水调和水泥,
浇筑着城里人的宫殿。
楼层拔着节地长高,
玉米也应该在抽着穗吧?
你用瓦刀雕刻着城市,
她用镰刀收割着思念;
你把愧疚堆砌进墙面,
她把心血浇灌在果园。
有年客居沪上,意外遇对新婚不久的亲戚,他俩遵行乡里俗规硬在饭馆宴请我。我那时因生意滑坡想过改行卖馄饨,所以执意看了他俩在普陀区棉纺新村的住处——六个人共租一间小屋(为省开销),进了门气味不堪入鼻,垫盖被、日用器具等邋遢得不堪入目。因作息时间基本一致,又因夫妻俩省开销分居男女两屋,导致夫妻俩婚后两年都未生育。后来与他老丈人聊起,他老丈人说狠狠臭骂了他俩后,他俩才转到芜湖卖馄饨,另寻了租处,这才有了头胎。
农民的家用电器一度曾靠政府买单的“家电下乡”政策推动,我们就能体会并理解农民工抛弃土地的那份决绝。农民工的初衷是想与城里人过上一样好日子,这是老百姓几千年的梦想。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农民转身成农民工后,中国乡村诞生了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2016年初,网上盛传过一则视频,那是一个进城的农家子弟在火车站给送行的父母双亲跪别的一幕,感动了多少国人!而那些乡村里的留守儿童,父母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个别留守儿童因长期缺少关爱与呵护,“野生野长”,心里得不到及时疏导,精神崩溃乃至走极端。据2015年新华社等媒体报道,贵州毕节的乡下有一兄三妹集体喝农药自杀,哥哥还留下一封遗书。这让我想到文革中父子兄弟姐妹甚至夫妻互相检举揭发,以至发生自杀事件,那时那个时代“最熟悉的陌生人”。——历史,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也是2015年,我在8月24日的《工人日报》读到孙海涛的《留守的天空——写给所有留守儿童》,组诗中有首《孩子病》,节录如下:
每次在电话里
她喊我:爸爸,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家
除夕的前夜
我从东莞回来,站到她面前
她却躲到了祖母的身后
早晨起来,她第一个要找的
是她的奶奶
——我的母亲,那时正在灶房里忙活
每次我要抱她,她就走开
每次我出去串门、走亲戚
她又满院子找我
两年多来,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没有超过一个月
两年多来,我经历结婚又离婚
好多次,她哭着找妈妈
一哭就偎在我母亲的怀里
她喊我母亲:妈妈,妈妈······
古代中国曾有文谏、武谏、死谏等等,有人将当年小岗的大包干称为“土谏”,今天农民工毅然决然地抛弃土地、弃老弃小甚至弃妻于乡下是不是穷谏呢?土地,如能使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谁愿意别妻离子、背井离乡?谁愿意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谁愿意成为留守者辛酸故事的主角?
▌作者:金仁志,曾用笔名金仁智、仁智、金天。安徽安庆人。作品散见《散文》《散文百家》《徐特立研究》《滁州日报》《安庆日报》《桐城文学》等。中年歇笔十五年。近作见《作家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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