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明敏 ：母亲的遗物
再贫穷的女人，恐怕也有一两件细软，母亲的细软是一枚黄金戒指。
我的老家山东招远盛产黄金，为此便有家乡的人，带着各种黄金饰品来售卖，父亲毫不犹豫地为母亲选了一枚个头最大、椭圆形戒面上，刻着两朵小花的戒指买了下来，那时母亲半身不遂，行动受限的她每天坐在床上，时常用拇指将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捻了一圈又一圈，时不时的看着戒指微笑，阳光下母亲柔和的面容透着淡淡的满足感。
收拾母亲遗物时，和戒指一起收藏在我首饰盒里的，还有一枚母亲身体好的时候，经常戴在手上的一枚顶针。母亲去世的时候，父亲给哥哥姐姐每人分得相等数量的钱，给我的则是戴在母亲手上的这枚戒指，哥姐们将钱都返还给父亲，只有我真实的得到了母亲的遗物，这枚带着母亲的体温、戴在母亲手上三年的戒指。
母亲中等身材、椭圆脸、深眼窝、皮肤细腻白皙，只是一双粗而结实的手和她姣好的面容极不相称， 母亲用这双手抱大了我们姊妹八个孩子，家里的铺盖被褥、孩子身上的衣裤、手套、书包，甚至一条小裤衩都是母亲戴着这枚顶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了，开始忙乎一家人的早饭，那时候住平房早晨是一天最冷的时候，我每天也跟母亲一起起床，揣着小手得得瑟瑟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边点炉子生火做饭一边埋怨我说：有福不会享和没福是一样。在母亲的眼中，在暖暖乎乎的被窝里睡个懒觉就是最大的幸福。可自从有了我们这一帮孩子后，母亲从没有睡过一个懒觉，起早贪黑地忙碌是母亲的日常状态。
1968年，当时在重点中学读高中的哥哥和读初中的两个姐姐要上山下乡，父亲错划为“右派”被专政，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一帮孩子支撑着这个家。还要给孩子准备去农村插队的行李，三套被褥棉衣棉裤都要翻新。
每天吃完早饭，妈妈就开始忙碌，将洗干净的被面铺在大通铺一样的床上，将旧棉絮小心翼翼的铺在被面上，然后用手轻轻的按压，试着感受哪个地方的棉花少，再将零散的棉花撕薄垫在上面，直到整床被子的棉花厚度均匀，再将被里铺在絮好的棉花上。这时，母亲会拿出针线盒，从盒子的底部翻出这枚有点发黑的顶针，熟练地套在右手中指上，拿出一根缝被的粗针递给我说：来，把针给我纫上。然后母亲弓着腰坐在被子上，掖好被子的边和四角，将针鼻顶在顶针面上的小眼里，将针穿过厚厚的棉絮，连着二、三次，然后坐直身体伸开双臂，像收鱼网一般慢慢将线从棉絮里拉出来，被子的四边针脚要缝的密实，拉快了，线不是断就是打结反而耽误时间，最后再将被子的中间横竖纳几行，一条被子从早做到晚，如果中间在捎带着干点别的活，就要两天的时间，三个孩子的行头，母亲日夜兼程地忙乎了一个来月。
每次做完针线活，妈妈就会趴在松软的被子上，跟我说：来，给妈捶捶背。这时的我轮开小拳头，捣蒜似地在妈妈的背上一顿乱捶，一会儿就没耐心烦地跑开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哥姐们走后，每到傍晚做饭的空隙，母亲总是对着窗外默默流泪，母亲46岁生我，68年我四岁多，刚记事的我看母亲流泪也跟着母亲流泪。
母亲将旧衣服洗干净撕成片铺在桌子上，在布片上抹上用面熬成的浆糊，晾干一层抹一层，晾干后的布片，俗称：疙巴。挺实的能靠墙站立，用做鞋底，再将纸鞋样铺在黑趟绒布和“疙巴”上，画出鞋面和鞋底的样式用剪子绞下来，在绞好的鞋面里絮上一层棉花，镶上里子用黑色寸带包上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这时母亲开始捻麻绳，先将一团乱麻捋直，再将捋直的麻一根压着一根缠绕在“拨落锤”（一种用木头旋出来的两头粗中间细，直径三四厘米左右、长度半尺长的浑圆木棒，中间镶嵌一根带钩的粗铁丝）的铁钩上旋转，半天的功夫，捻出一大团粗细均匀的细麻绳。这时，母亲戴上老花镜，翻出那枚黝黑发亮的顶针戴在右手中指上，左手拿着绞好的鞋底，右手拿着锥子和纫了麻绳的粗针开始纳，三层疙巴落成的鞋底，又厚又硬，锥子要在上面来回钻才能穿透，顺着拔出锥子的眼，将麻绳穿过去，缠在手上勒紧，锥子涩的时候，母亲就在花白的头发里来回荡几下，纳到最后没有力气了，就用胳膊肘顶着膝盖，一双鞋底纳的密密实实，最后将鞋面和鞋底缝合在一起，粘上胶底，打上扣眼，按上扣鼻，一双柔软舒适、保暖透气的千层底棉鞋就做好了。 我高中去外地读书那年，母亲六十二岁，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衣服鞋子都买现成的，在我临走之前，母亲还是执意给我赶制了一双黑色趟绒棉鞋。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母亲将爱一针一线纳进我的棉鞋，温暖了我整个高中的冬天。
一大家子一帮孩子，指着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虽然如此，我们却因有一个精打细算心灵手巧的母亲，男孩干净利落、女孩漂亮整洁，外人一点也看不出家里的窘境。
这枚跟随了母亲大半生的顶针，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缝纫工具，它千丝万缕穿起了我对母亲无尽的思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基本上不做针线活，只有在我缝被子的时候偶尔拿出来用一下，更多的时候，它就像一枚珍贵的首饰，珍藏在我的首饰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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