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从怒中来，一身刚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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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热爱文学的人，
几乎都会读到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喜欢美术的人，大多读过他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研究音乐的人呢，
也少不了读过他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
而他写给儿子的家信，更是成为经久不衰的教子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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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洁身自好，宁死不屈，一生光明磊落，不肯趋炎附势，
他多艺兼通，学贯中西绘画、音乐、文学、外语；
他治学精深，一丝不苟，倾毕生之力，写下数百万言的法语译作。
他就是中国一代翻译巨匠——傅雷。
“携雷霆之怒而来，以刚直之躯处世”
傅雷的行事作风，与他的名字一样刚烈：
在他自印的稿纸上，署有“疾风迅雨楼”，
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秉性；
他曾从事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
因不肯与世俗同流，几次绝裾而去；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
有人劝他：做个检讨吧，先过了这关。
傅雷坚决不从：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妥协！
1966年9月的一晚，夜凉如水，万籁俱寂，
接连遭受四天三夜批斗的傅雷同妻子朱梅馥自缢于家中。
污名实难忍受，尊严不容践踏，
宁可悲壮一死，也不愿屈低头颅一寸，
这，就是傅雷先生的傲骨。
经历人间沉浮，此生宁折不弯，
短短58载岁月，
他像一道疾雷，
呼啸着划过，
照亮了苍茫天际，
亦点亮了后人心灯。
1
- 灰色童年造就孤独的赤子 -
20世纪初的江苏省南汇县城，
（南汇县即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
尚没有修筑通往上海市的公路，
当地人往来皆靠撑一叶小船，
交通闭塞路途曲折，一派萧索冷清之感，
这是场寂寞的旅途，也是个寂寞的所在，
在这个寂寞的地方，
缓缓升起一位如星星般闪耀的人物——傅雷。
1908年4月7日，南汇县周浦镇傅家宅内，
传来婴儿嘹亮的啼哭，哭声中隐有愤怒之象，
长辈闻听，选用《孟子》中一句“一怒而天下安”，
给孩子取名“傅怒安”。
怒安15岁那年，
远房表亲张愚石为他拟一单名，
张愚石以为，
“一怒而天下安”俗谓大发雷霆之怒，
遂改名为傅雷，而怒安为字，
君从怒中来，一身刚直气，
名如其人，傅雷一生都带着刚烈的影子。
如果童年有色彩，那么傅雷的童年一定是灰色。
那年他还不到四岁，
父亲被土豪劣绅诬告入狱备受折磨，
出狱不久就撒手人寰，
彼时母亲忙于营救和照料父亲，无暇顾及儿女，
除了傅雷，家中弱小的二子一女相继夭折，
一年之内，傅家连失四口人，
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失去丈夫和孩子，母亲的性情变得愈加坚毅：
这个难关一定要过去，
祖传家业要守住，
我唯一的儿子要训诫成龙。
为了给傅雷良好的教育，母亲效仿孟母三迁，
举家搬出落后闭塞的乡村，
迁到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渝镇。
傅雷七岁，即课读《四书》《五经》，
兼请英文及算术老师教习。
课程刻板而枯燥，傅雷不免会淘气贪玩，
而母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
惩罚儿子往往不近人情：
一次，只因为傅雷读书时略有倦怠，
母亲就用烛油去烫醒他。
傅雷回忆童年时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在母亲如此专制严苛的教育下，
傅雷养成了严谨刚烈但又压抑叛逆的性格。
12岁那年，傅雷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附小，
离开了母亲，他“敢怒敢言”的个性完全得到释放，
一年后，竟因太过顽劣被学校开除；
随后傅雷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因言辞激烈，公开反对宗教，他再次被校方开除；
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
傅雷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一腔热血，
参加了五卅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
可他差点被捕入狱，
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带他回乡。
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直言不讳的他眼见学风日下，
倍感失望，萌发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第二年冬天，
傅雷告别母亲乘上去法国的客船，
结束了流浪式的学子生涯，
自此乘长风破万里浪，
踏上全新的征程。
2
- 以严谨的译笔书写不朽的传奇 -
傅雷留法四年，学习艺术理论，
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
对音乐、绘画逐渐精通，
在这里，
他还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学子峥嵘，鸿鹄高飞，
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1931年，傅雷回国，
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
兼授美术史及法语。
只是局势动荡社会丑陋，多的是奴颜媚骨，
而傅雷一身正气作风刚硬，
始终与周遭流俗格格不入，遂愤而辞职。
之后几次变换工作都不能如意，
屡次失望后的傅雷最后选择了闭门译述，
他为自己筑上厚厚的城墙，
守护内心这一方净土。
谁也没有想到，退而求其次从事翻译，
使傅雷从此在中国译坛上大放异彩。
30年代后期，傅雷住在沦陷中的上海，
战争阻挡不了他，炮火影响不了他，
“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
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他闭门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
开卷的第一句话是：
“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
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
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
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
那时正是中华大地最黑暗的年代，
这本书的出版问世，
让无数遭受欺压践踏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
寻找到一线光明。
傅雷一向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后来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
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
光明、英雄、勇气、坚韧，
这些字眼所体现的人类高尚的情操，
是他毕生的追求与信仰；
真理第一，学问第一，艺术第一，
亦是傅雷一直秉持的原则与态度。
在他58年的生命中，
用37年的时间翻译了约500万字的译文，
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
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
《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扎克）
《高老头》
（巴尔扎克）
《雨儿胥·米露埃》
（巴尔扎克）
《米开朗基罗传》
（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
《伏尔泰小说选》
（伏尔泰）
《扎第格》
（伏尔泰）
——傅雷翻译作品节选
傅雷先生的翻译风格别具神韵，
中文译文更是十分传神。
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
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
傅雷写过论翻译的文章有《翻译经验点滴》、
《〈高老头〉重译本序》两篇，
作品不多，但足够精彩绝伦。
从意境上讲，傅雷对译文追求的是
“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思想上难融洽交流，
傅雷因此提出：
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必须是“纯粹之中文”，
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
他主张在翻译中“采用西洋长句”，
“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
他将“LE PERE GORIOT”译成“高老头”，
至今未曾听说过谁对此有非议，
主张一定要直译成
“高里奥爸爸”才心满意足的。
从文字上讲，
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魏文帝曹丕曾说：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
傅雷的翻译也是如此，
在他的笔下，译文充分显示了原著的神韵，
如：
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
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
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
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
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
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
（傅雷译：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再看两例：
A cette nouvelle,il (Zadig)tomba sans conscience；
sa douleur le mit au bord du tombeau．
傅雷译：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Etes-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ie?
—Elle me met quelquefois au bord du tombeau，...
傅雷译：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
“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
（伏尔泰：《查弟格》）
从风格上讲，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
“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因而他的译文从来不会随意篡改原著：
原著“油滑”，他的译文亦“油滑”，
谓之“忠实原文”。
所以他的译文极大程度地还原了原作者的写作特色，
有时候甚至要超出原著的语言水平。
比如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修改得也不多，
风格冗长而滞重，
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层次清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傅雷的翻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人称赞：
巴尔扎克能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傅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傅雷做事较真，
翻译更是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在每次动手翻译之前，
他总是把原著翻来覆去看四五遍，
读懂读透彻，领会其中的神韵了，
这才开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
往往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
非要弄得明明白白才往稿纸上写。
傅雷先生的译文忠实贴切，而又不拘一格。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傅雷体华文语言”，
他亦成为译坛泰斗级的人物。
可他却说：
“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
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见不妥。”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
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
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
傅雷于1951年、
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高老头》，
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
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
而当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出版后，
直至1941年，他才完成了全部四册，
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
可到了1950年，他对译本不满意，
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新翻译，
那么巨大的工程量，
傅雷毅然把一切推倒重来，
应是勇气、信念和责任使然。
有人读完他译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这样的感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
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
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磅礴气势瞬间扑面而至。
连法国人都说：再也没人，
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3
- 刚直耿介待人，严于自律对己 -
和傅雷的才华一样出名的，
是他耿介难从的硬脾气。
1935年，傅雷应国民政府之邀，
到洛阳考察龙门石刻，
到了之后傅雷发现，当地连年灾荒，
军队横行不法，社会秩序混乱。
他看不过去，
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
找附近驻军，驻军不理。
傅雷嫉恶如仇，愤而离去。
第二年，国立艺专校长滕固致电傅雷，
邀他担任教务主任。
傅雷起草了一份纲要，以学生成分复杂，
要求测试甄别，不合格者一律淘汰。
可滕固不同意，
傅雷一气之下跟他吵翻。
1954年，北京召开翻译会议，
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例句。
但是，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他举出那些例句，就等于是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
这下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
有一位老翻译家甚至气得大哭。
大家都说傅雷狂傲，暴躁易怒，
其实他不是狂，而是真，
他直言不讳，在学术问题上毫不留情，
对别人严格，只因对自己更严格。
他的怒，亦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学术、为国计。
从人格上讲，他不徇私，不媚权，
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傅雷为人刚直固执，
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也不肯随波逐流，总是据理力争。
刚硬的脾气为他带来许多苦难，
可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运动，
他都不肯趋炎附势，更不会卑躬屈膝。
1958年的“反右补课”之中，
风雨来临，降落在傅雷头上。
“批判大会”上，一顶顶大帽子扣了过来：
“傅雷，你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
“傅雷，你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傅雷，你一贯反对苏联！”
当时一个领导想保护傅雷过关，
他劝傅雷：你做个检讨承认错误，先过了这关。
傅雷不答应：我没有错，为什么要写？
领导又劝：要么，你说你说的话本意是不反党的，
但实质上是反党的，加个实质上，行不行呢？”
傅雷依旧摇头，坚决不从。
奈何“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不久后，
傅雷果然被宣布打成“右派分子”。
这时的难何止于名节上的辱，
傅雷译完了巴尔扎克的《赛查 皮罗多盛衰记》，
却被束之高阁。
只因傅雷是“右派”，署名不改不予出版。
有人劝傅雷：改个名字吧，
你一向淡泊名利，改名也无妨。
可傅雷不愿，他没有媚骨，唯有傲骨：
给我划成右派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而改署名更是错上加错！
让我改名字，不可能！
只是一家生活全凭稿费，此时难以为继，
幸得后来有人相助，
傅雷才得以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计。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这样的消息：
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
看到后，傅雷的脸上没有笑容，
他只说了一句：
“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傅雷刚直待人，更严于律己，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一定要有规有矩。
他们家的暖水瓶，壶把一律向右，
空了的则一定要放在排尾，
灌水的时候也一定要从排尾灌起，
如果壶把放的方向不同或者前面有空壶，
傅雷就会发脾气；
还有，他们家的日历只能保姆撕，
一次妻子不小心撕掉一页，
他还会给粘回去，等保姆来撕。
他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
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才吃晚饭。
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长年累月，傅雷皆埋首于书房，
他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
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
就不做旁的事，严谨至极。
4
- 能折服他的唯有过人的才华 -
在这世上，能让傅雷低头的事不多，
金钱不能让他低头、
权势不能让他低头、
甚至死亡都不能让他卑微一分，
唯一能折服他的，也只有过人的才华。
在傅雷还在上海美专教书的时候，
校长是刘海栗，
傅雷评价此人：待我甚好，待旁人却刻薄。
1936年，傅雷收到来信，
得知画家张弦积劳成疾，不治而去，
他伤心张弦的遭遇，立即致信刘海粟：
“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让其桃李得悉；
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
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
然而信去后却石沉大海，
傅雷只好自己为张弦办展，
当刘海粟出现时，
他指着刘的鼻子大骂，
之后便和刘海粟断交长达二十年之久。
虽与刘交恶，但提及刘海粟的艺术造诣，
傅雷一直是心悦诚服。
一次在校内讲话，傅雷仍尊称其为“大师”，
当场引起学生不满，
学生们觉得刘海粟还不够格，
傅雷却坚持己见，双方不欢而散。
众人都认定他和刘有交情，
想借此抬高刘的身价，
傅雷却坦然回答：
以私交而论，我确实看不惯刘先生的商学之风，
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
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这就是傅雷，公私分明，
他敬才，更惜才。
那时的文坛上，
张爱玲作为新人异军突起，独放异彩，
傅雷非常欣赏她的才华。
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的傅雷感到不满，
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
傅雷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公开批评。
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傅雷是对的，
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画家黄宾虹当时艺术造诣高却不为人知，
而傅雷对他深为佩服，
便亲自组织为黄宾虹开个人画展。
由于傅雷的赏识与大力推荐，
黄宾虹才名气高涨，
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一次，杨绛先生翻译了一篇散文，
傅雷很难得地称赞了几句，
放眼文坛，
能得到傅雷的佩服那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果然，杨绛日后在翻译上的成就世人共睹。
作为傅雷相近的朋友，
杨绛写过一篇《忆傅雷》，
不可避免地提到，
钱钟书和傅雷常常发生学术上的争论，
但她更多感受到的，
是一个有时很随和的傅雷：
他有事会和钱钟书商量，
尽管讨论得很热烈，
可他并不固执，也会采纳别人的建议；
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
还专门征求钱钟书的意见，
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
傅雷却也不会摈弃外行；
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
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
不善适应社会，
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倔强的钱钟书和刚强的傅雷能玩到一起，
想必，二人的才华也是彼此所欣赏的吧。
5
- 鸿雁家书是他最深沉的爱 -
傅雷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固执较真、耿介难从，
而他难能柔情的一面，
折射在一部特殊的作品中——《傅雷家书》
这本书摘编了从1954-1966年间，
傅雷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家信，
其中既包含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脉脉温情和谆谆善诱的教育，
更是傅雷一生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
金庸曾评价说：
“傅雷先生的家书，
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青梅竹马，
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长子傅聪是有名的钢琴家，享誉国际，
而他的成就，和傅雷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傅雷自幼受到寡母严教，
也许从那时起他便明白，
人世艰难，懦弱无能之辈无法生存。
因此他将母亲对他的严加管束
和近乎“虐待”的教育也用在了儿子傅聪身上。
在傅聪很小的时候，
傅雷就开始培养他做人的品格：
要求孩子应该怎样说话，如何行动，
在一些规矩上不能有丝毫逾越。
比方每天同桌进餐，
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
饭菜咀嚼，
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
又不听父亲的警告，
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而在做事方面，
傅雷深知“选择不当，遗憾一生”，
他本想培育傅聪学习绘画，
可惜傅聪并无兴趣，总是胡涂乱画一通，
强扭的瓜毕竟不甜，
傅雷放弃了让傅聪学画的打算。
幸而不久后，
他发现了傅聪音乐方面的天赋，
在1957年写的《傅聪的成长》那篇文章里，
傅雷这样写道：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
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唱片。”
从此在父亲的督导下，傅聪开始学习钢琴，
他的钢琴训练也有严格的规定，
每天要练习七八个小时，
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能出去玩的，
即便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
一次傅聪边弹琴边偷看《水浒传》，
在三楼的傅雷从琴声中听出异样，
下楼逮个正着，他一声暴吼，
“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1954年，傅聪远赴波兰学艺，
傅雷仔细叮嘱：
“首先要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父子情深，
此后一直鸿雁往返，信函交驰，
一封封家书越过万里重洋，
送到彼此的手中。
关山迢遥，曾经暴烈如雷的父亲，
对儿子的牵挂和思念与日俱增，
信中温情流露：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
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
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
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想起自己曾对傅聪的严教，
傅雷感到深深地自责，他写信道：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
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这是一位父亲的忏悔，
如山之爱，此刻翻江倒海般汹涌。
亲情支撑着傅聪度过那些寂寥的时光，
而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更让他受益匪浅。
在家书中，
傅雷和儿子谈人生：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
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
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
谈艺术：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
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
傅雷力图要把傅聪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不负父亲厚望，
于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
和“玛祖卡”最优奖，
后来傅聪成为当代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蜚声乐坛，饮誉中外，
优美的铿锵之声，征服了各种肤色的观众，
被人们赞誉为“钢琴诗人”。
1981年，
《傅雷家书》出版，人们对它爱不释手，
此后数度再版，成为教子有方、舐犊情深的经典。
6
- 至纯至真的他走了，空余时任无穷无尽的遗憾 -
1966年，“左”风狂作，飞沙走石，席卷中国大地，
傅雷的刚直耿介注定他不能幸免。
8月30日夜11点多，
一群“红卫兵”涌进了傅雷家中，
轰轰烈烈的大抄家开始了，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
挖地三尺，埋在花下当作肥料的带鱼鳞，
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
最后连地板都被撬起来，
依旧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忽然，阁楼那边传来惊人的消息：
查获傅雷“反党罪证”!
原来那是朱梅馥的姐姐寄存在傅家多年的一只箱子，
傅雷从未打开过。
“红卫兵”敲掉了箱上的锁，
从里头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
背面嵌着蒋介石像；
从一本旧画报上，他们翻到一张宋美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
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
傅雷说：那是亲友寄存的箱子。
“红卫兵”追问：“谁的箱子 ”
傅雷没有回答。
他深知一旦说出来，马上就会连累别人。
他只是反反复复申明一点：那不是他的箱子，
红卫兵对傅雷的不配合非常不满，
整整批斗了他们四天三夜，
方扬长而去。
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屋里满目狼藉，
傅雷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这样的侮辱，对他而言是致命的，
一个将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人，
绝难忍受此刻的尊严丧尽、斯文扫地。
赴死的念头，
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1966年9月2日，
绝望、清醒、冷静、安详，
傅雷夫妇二人从容不迫，
清扫人生最后的战场。
面对丈夫的抉择，
朱梅馥选择了追随，
不论天上地下，你我生死相依。
她陪伴着傅雷，
看着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页的遗书，
其中没有一个字是修改的。
在遗书中，傅雷委托了朱人秀13件事（节选）：
代缴当月房租55.25元；
600元给保姆过生活过渡费；
姑母寄存的饰物被红卫兵没收，
自己代为赔偿；
现钞53.30元，作为自己的火葬费........
看到这里，已是泪不能止，
连火葬费都打听清楚，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
走时干干净净，不带走一片尘埃。
信中傅雷三次道歉，
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
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1966年9月3日凌晨，
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陨落了。
这一年，傅雷58岁，短暂的一生，
随那个时代一样起落沉浮，
曾经他用手中的笔来抗争社会的黑暗，
现在他无畏地走向死亡，
用生命来抗争不公和侮辱。
生而有涯，终期于尽，
有的人忍辱，因为前路茫茫，还需负重前行；
有的人以死明志，因为尊严至上，人格不容践踏。
傅雷先生选择了后者，他成全了自己，
却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悠悠苍天，真理何在，
一身傲骨，不屈不挠。
2013年10月，几经周折，
傅雷夫妇骨灰正式入葬于上海福寿园的海港陵园。
他们的纪念碑洁白如雪，静默肃然。
碑身正面题有傅雷写的名句：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视频：《大师》：傅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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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大师》：傅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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