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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罗盘、瓷器,大宋的发明再好,也难抵道学之害!

2017-10-17 读史开眼界 读史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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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32篇文章。 


众所周知,宋政府是软弱无能的,但是,那时的中国社会却跟它的政府完全相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火器、罗盘、纸币、瓷器喷薄涌现,并传向海外。


然而,在这样大好的局面里,却又发生使我们惊愕的事情,那就是理学开始根深蒂固,对中国产生700余年的巨大影响。


一、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


前面几篇,我们的篇幅几乎全部在叙述宋政府的政治形态,以及因这个颟顸的政治形态所引起的灾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那时的中国社会跟它的宋政府一样,也是堕落的。


其实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整个宋帝国时代,起自十一世纪,经过十二世纪,再到十三世纪,二百余年间,它的物质文明,有辉煌成就,不但超过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并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最保守的观察,中国至少比欧洲进步一百年。


这种情形,我们作五项叙述:

1、火药。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我们不能确切指出它发明于某年,但可确定至迟十二世纪已经大量生产——1126年首都开封之围,守城的宋军,就使用过火药反击,名“震天雷”,从这个名字可看出它的威力。宋军把火药制造的铁炮埋在城下,等金军攀城时引发,发出巨响,能爆炸出一个巨洞。同时还制成一种“飞天炮”,即现代火箭的始祖,用火药的后射力推进炮火,击入遥远的弓箭射不到的金军大营。


女真兵团对这个魔鬼般的新武器,大为震恐,成为当时它第一次撤退的原因之一。而第二次围城,如果不是相信荒唐的骗子郭京,开封在火药保护下,不是一个容易陷落的城市。


1161年采石战役,虞允文也曾使用一种“霹雳炮”,轰击金舰。它可以说没有什么杀害力,因为它不能瞄准,但它的声音能使女真战士心惊。张浚北伐时,一个平民发明家魏胜,曾用他发明的“炮车”,作为野战攻击的武器。不过它无法阻止张浚的挫败。再好的武器,在不能作战的部队手中,都没有用。


跟其他的中国古发明一样,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在庆典时点燃,以驱逐邪神恶鬼。不过,它却通过金帝国,流入蒙古人之手。在十三世纪时,蒙古帝国得到中亚科学家们的合作,制造出精确的巨炮,反过来摧毁金帝国。并于1273年,一炮击碎襄阳(湖北襄樊)城楼,襄阳投降,宋帝国门户洞开,不久即亡。

2、纸币(交子)。纸币的发行,起于十一世纪初。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对金钱携带,感到困难,十贯(一万钱)的重量就是50公斤,不仅携带不方便,而庞大的体积,又容易引起盗匪注意。于是纸币应运而生,以一贯(一千钱)为一张纸币的单位金额,如此,十贯不过十张钞票。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财产担保,联合发行,每次发行125万贯——即125万张纸币。只有在进步的印刷术支持下,才能供应这么巨量的发行。时间以三年为期,到期即可兑换现款。后来由政府主办,设立国家银行(交子务),禁止私人发行。这是世界上使用纸币的开端。


——纸币对宋帝国社会有繁荣安定的作用,并被其他国家所仿效。金帝国发行过五贯(五千钱)和十贯(一万钱)大钞,以后的蒙古帝国更发行十两银币的大钞,后来发现钞票既有如此奇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农村破产,促成遍地民变。到了更后的明王朝,在排外的情绪下,竟认为纸币也是外国工具,下令取消。这对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

3、罗盘。姬轩辕(黄帝)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发明指南车的神话,一直盘旋在中国人脑海之中。但真正的航海罗盘,要到十一世纪才出现。不过跟火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的发明人,只知道中外海上贸易,原来只靠定期的贸易风和星象的观察,对方位的辨别力,十分薄弱。


首先使用罗盘的,可能是中国海盗,他们把磁针放在稻草上,使它浮在一碗水上,装在一个小匣子里,它在阴霾和大雾中,就能始终保持所指的方位不变。这种简陋的设备被引用到商船上之后,加以改良,使贸易风的价值顿时减低。十二世纪宋高宗赵构泛海逃亡,金军曾用掳掠到的船舰出海追击,就使用罗盘导航。只因女真战士不能忍受海上的风涛,才告放弃。


——罗盘至迟在十二世纪,就经由阿拉伯船队传到欧洲,这对整个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发现新大陆,以及欧洲那些海上帝国,都在有了中国罗盘之后,才成为可能。

4、瓷器。这是手工艺术和科学技术结合的产品之一。自十一世纪以降,直到十九世纪,瓷器始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货物,使东方西方保持一千余年的惊奇。十九世纪时日本帝国曾苦心仿造,不能成功,欧洲更不足论。


瓷器生产在十二世纪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共拥有三大名窑:


景德窑,在景德镇(江西景德镇),由政府经营,称为“官窑”、“御窑”。


汝窑,在汝州(河南汝州),也是政府经营。宋徽宗赵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他对梦中见到的雨后天空的那种颜色非常喜欢,就给烧瓷工匠传下旨意:“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徽宗的这道圣旨不知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烧制出了“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种颜色,成为特殊珍品——制造时把玛瑙研成细粉,作为主料,调成釉汁。出窑后,形成隐约像螃蟹爪一样极美观的细纹(古物鉴别家,就靠此种细纹,判断瓷器的真伪)。


哥窑,在龙泉(浙江龙泉),当地章氏兄弟二人,同是伟大的艺术家和企业家。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最初合造一窑,名琉田窑。后来兄弟分造,章生一的窑称哥窑,章生二的窑称龙泉窑。哥窑出品因土质奇润,呈现一种鱼子般的纹路。龙泉窑则没有这种纹路,但彩色同样优异。


——景德窑和汝窑,是国营企业成功的先例。章氏兄弟世界性的贡献,使二百余年衰弱的中国生色。

5、其他。纺织、刺绣,都十分发达,尤其杭州刺绣,它的领导地位保持到今天不衰。棉花经阿拉伯人引进中国,大量在江南种植。天文浑天仪已用水力发动,气压测量计(浮漏景表)也开始使用。数学家秦九韶,对平方根的计算方法有很大贡献。


建设上,江南的水利灌溉系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三百年间,江南(半个欧洲那么大)几乎年年丰收,很少水灾旱灾(宋帝国把黄河移交给金帝国,它永不停止泛滥溃决的特性,使金帝国焦头烂额)。十二世纪的江南,已不是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更不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的江南,而是一个富庶繁华、锦绣般的世界。


概而言之,中国高度文化盛况,类似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之前的情形,武装力量跟文化水准不能配合。七世纪(唐王朝)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再重现,但广大的社会在被长期的蹂躏破坏后,自动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雄厚潜力。靠此潜力,永远屹立在地球之上。假如有李世民一样的人物作为国家领导人,而不是赵匡胤之类,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比第二个黄金时代更伟大。


然而,中国没有再出现李世民大帝,却出现道学。

二、道学与圣人系统


道学,即十一世纪萌芽的理学。进入十二世纪后,理学改称道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性的学派,而道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种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己。我们似乎可以称道学是“应用理学”。


道学一开 44 34541 44 15290 0 0 1844 0 0:00:18 0:00:08 0:00:10 3235 44 34541 44 15290 0 0 1559 0 0:00:22 0:00:09 0:00:13 2921 44 34541 44 15290 0 0 1463 0 0:00:23 0:00:10 0:00:13 3589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1200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出现过圣人。而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朱熹,由此可知道学家的重要地位。


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制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


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

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十二世纪,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青楼女子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

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1、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2、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1196年,宋朝第十三任皇帝宋宁宗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1202年,即行解禁。


同时,道学家还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


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


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


01、这就是中国

12、强汉崛起 13、司马迁

14、王莽篡汉 15、班超再通西域

16、东汉败亡录 17、简读三国

18、短命西晋 19、五胡乱华 

20、南北朝  21、大隋悲歌

22、大唐崛起 23、周武传奇

24、安史之乱  25、唐朝的灭亡

26、五代十国 27、宋辽西夏鼎立

28、大宋文化 29、王安石变法 30、靖康之耻

31、岳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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