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女作家戴厚英之死[@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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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法博天地

戴厚英

  “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以《诗人之死》和《人啊，人！》而蜚声文坛。正当她年富力强，创作旺盛之际，却于1996年8月25日惨遭杀害。一颗文坛新星黯然在当代文学的长空中消失，让我们至今回想起来仍深感惋惜。”

凶杀现场一瞥

　　1996年8月26日，上海各大传媒都以简练的文字报道了戴厚英被杀害的消息。一时全国震惊。继而，英、美、法等诸多国家的传媒也相继报道了这起凶案。其影响很快波及国内外。上海市委领导指示：尽快破案。

　　陈申东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侦查员之一。他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他说，现场到处是血。戴厚英在客厅里，身上挨有30多刀，其中致命一刀是脖颈处的主动脉血管被割裂。侄女戴慧死于北房间，同样血迹斑斑，席子上还留有唾液，显然是昏迷过去后再被杀害。

　　陈申东说，当时现场被反复勘查。戴厚英的房为三室一厅套房，门锁完好无损，不见任何撬痕，显然为熟悉的人进屋后行凶。戴厚英尸体旁有一把带血的菜刀，这是戴家的菜刀。客厅的桌子上有一只茶杯，里面是白开水。屋内未上锁的橱柜抽屉均被翻动过，失窃物经粗粗统计有现金、存折、金银首饰和戴慧的一只爱华牌“随身听”。陈申东说，现场血迹遍布的程度一直到玻璃台板下面。最关键的是获取一枚“力度”牌皮鞋的鞋印和戴厚英眼镜上的指纹。

内查外调数百人

　　第二天，“803”一支队支队长刘道铭和虹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璐率员奔赴戴厚英的家乡颍上去调查，凡是熟悉戴厚英的人挨家挨户调查，连续半个月，跑了23个行政村，共登记了980多人，其中去上海打工的380人。16天后被全部排除，因为没有一人具备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与此同时，陈申东和虹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在凉城派出所的配合下，对地区内的500多户人家逐个排队调查。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反映，这天下午，他在新村里溜冰时，见到过一个老头子，秃顶，络腮胡子，穿一件粉红色衬衫。陈申东说，当时我们就在偌大的新村里找这么个老头子。当时有人说，小孩的话不可信。其实，这小学生反映的情况极为重要，基本说对了凶手的模样。陈申东说，这以后，秃顶、络腮胡子、红衬衫就一直印在脑子里。

　　一时间，案件像阴沉沉的天空，始终不见阳光。

戴厚英日记

　　戴厚英的女儿戴醒是从美国来沪奔丧的。母亲遭人残害使她悲痛欲绝。追悼会以后，她整理母亲的遗物。戴厚英没有什么积蓄，总共大约万把元，银行里的存折都是二三千的，没有一笔巨款。平时她将钱都捐给了家乡的灾民。她留下的无非是一屋子的书籍以及书信、日记和软盘。那日记足足有一麻袋。

　　侦查员们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不由对戴厚英的遗物产生兴趣，兴许从她的日记或书信中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可戴醒怎么也不让侦查员们碰母亲的遗物。她认为这是母亲的隐私，谁也无权过问。母亲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挖她的伤疤了。

　　也巧，同时被害的戴慧，她的舅舅是本市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他也一直关心着此案的侦破情况。于是，他出面做戴醒的工作，希望她配合公安机关，尽早抓获杀害她母亲的凶手。他还对戴醒说，只允许两位侦查员在极小的范围内阅读戴厚英的日记，保证不泄露戴厚英的隐私。

　　于是，一麻袋日记扛到虹口公安分局，由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和陈申东两人阅读。

　　陈申东对戴厚英的日记读得很仔细，凡是出现人名都一一记录下来，大凡是社会名流。突然一本日记本中出现了一个很陌生的人。这个陌生的人出现在1996年4月25日的日记里。戴厚英记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李文杰——陶峰。老侦查员徐一中马上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见过一张纸条，忙翻出这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并附言：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某号。

　　在浓雾中出现的这两个陌生人，犹如一道电光闪亮，不由令陈申东和施敏鹤亢奋。他们迅速查明，李文杰确是戴厚英在读临泉中学时的老师，很久没有到上海来了，不存在作案的任何因素。那个叫陶锋的也确是李文杰的孙子。老侦查员在走访呼玛一村时，那里住着不少来沪打工的安徽人，有人知道陶锋，但陶锋已不在呼玛一村，他前一天晚上坐火车回老家去了。有人反映，8月25日晚上，也就是戴厚英姑侄遇害的这一天，陶锋回呼玛住宿地时，看见他多了一台爱华牌“随身听”。再一追问，陶锋的体貌特征与凉城地区一个溜冰的小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红衬衫、秃顶、络腮胡子。

　　种种迹象表明：陶锋有重大作案嫌疑。

　　时不宜迟，追捕陶锋！

兼程捕捉陶锋

　　9月14日早上7时30分，一辆陈旧的尼桑警车从803开出。陈申东和杨璐带着侦查员党杰、金亚奇直驱安徽。虽是9月天，可酷暑未尽，依然热得汗水淋淋。尼桑车里空调失效，4个人在闷热的车厢里心急如焚。车到合肥后，在安徽省公安厅配合下，请了当地一名侦查员张晓东一同前往界首。从合肥到界首的路相当难走，加之又是夜间行车，车速拉不上去。到界首时已是深夜12时了。

　　界首，是戴厚英老师李文杰的居家之地，也是陶锋的老家。据当地公安机关查实，李文杰是退休教师，陶锋的父亲也是退休教师。陶锋1969年9月19日出生在这个教师之家，那年他27岁。陶锋从上海返回界首，是否住在爷爷家？方向不明。当夜，陈申东和杨璐他们商量如何着手捕获陶锋。

　　第二天上午，决定由安徽省公安厅的侦查员张晓东扮着陶锋的同学去李文杰老人家。张晓东能说一口道地的界首话，不易打草惊蛇。

　　张晓东见了李文杰，一口土话，令老人深信张晓东是陶锋的同学，便告知张晓东，孙子陶锋在昌盛宾馆做厨师，晚上住在宾馆里。

　　陈申东回忆说，当时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重大嫌疑人就在眼皮底下，紧张的是生怕稍有疏忽，到嘴的鸭子飞走。这通常就是破案前的兴奋和紧张。

　　陈申东他们与界首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因为陶锋在厨房间，随手就可操起各种刀具进行抵抗。所以，当地公安机关抽调两名带枪的刑警予以配合。

　　中午12时光景，陈申东他们一行7个刑警身着便衣，来到昌盛宾馆餐厅。陈申东亮出工作证，说：“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陶锋一听，顿时软了下来，面孔刷白。

　　陶锋先由当地刑警带往界首公安局。陈申东和杨璐立即到陶锋住的宿舍里进行了搜查，查获一台爱华牌“随身听”，这正是戴慧失窃的“随身听”。还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戴慧的存折。

交代行凶经过

　　9月17日，803副总队长王军和虹口公安分局局长宋孝慈驱车前往界首，将陶锋押回上海审讯。

　　陶锋是1996年春节过后到上海来打工的。原先以为上海淘金容易，不想一阵下来，非但找不到工作，连口袋里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回老家。爷爷疼爱这个孙子，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告诉他，上海有爷爷一位学生，很有作为，也很有名气，原先也是安徽人，叫戴厚英。爷爷嘱孙子：“到上海可以去找戴老师，兴许她能帮你一把。”爷爷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孙子。

　　1996年4月25日，陶锋再次到上海。他按照爷爷写的地址找到了戴厚英家，递上了爷爷的便条。尽管戴厚英告别中学时代已40多年，可她依旧记得李文杰老师。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老师的孙子来了，她热情接待。老师所托之事，她也热心相助。陶锋到了上海一家餐厅当厨师。可干得不愉快，心里很不平衡。他到戴厚英家去过几次，也想开口向戴厚英借钞票，可羞于启齿。那段时间，戴慧正巧住在戴厚英家，也认识了陶锋。

陶锋在上海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同乡来打工的都是脚碰脚，根本莫想动借钱的脑筋。所以陶锋在上海惟一能借点光的便是爷爷的学生戴厚英了。8月25日下午3时半光景，他又来到戴厚英家，只见惟有戴慧一人。这天戴慧穿着睡衣睡裙，且裙子较短。陶锋起了歹念，这个歹念是双重的，既有生理上的欲念，又想从戴厚英家里“拿”点什么。最后是钱欲占据上风。他卡住戴慧的脖子，将其卡昏。随后再翻箱倒柜，窃取财物。就在这个时候，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因为陶锋罪恶已经形成，对戴厚英的到来不由一阵惊慌，随后抓起一只香水瓶砸向戴厚英的头部。戴厚英与陶锋搏斗，被陶锋打昏。这时，陶锋从厨房间拿起一把菜刀，朝戴厚英劈去。戴厚英被砍醒，说了她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要后悔的。”这时，陶锋杀性已起，非但没有住手，反而举刀狠命砍向戴厚英，足足砍了30多刀，将戴厚英砍死。这时，戴慧从昏迷中醒来，抓起一把拖畚，与陶锋搏斗。陶锋又将菜刀砍向戴慧，将戴慧杀死。最后，陶锋洗去身上血迹，卷起劫掠的财物，仓皇逃逸……

　　同年10月18日，陶锋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不出半月即被执行枪决。

             一生三劫戴厚英

                 作者 叶永烈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孤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国营百货商店担任经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丢失了1000元现款，他被当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愤而自杀。“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师。

   她1961年结婚，丈夫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又由于意见不合，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

   她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而通常，作家总是先成为地方作家协会会员，然后才成为全国会员。这样的“倒过来”的入会程序背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采访，她大致上谈了这些概况，没有涉及“敏感”问题。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汇月刊》，登着我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便送给她。

爱人之死

     在我拜访当天，戴厚英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热情地称赞了我的《马思聪传》。她说，了解闻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写，她将尽力给我帮助。但她又说：“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口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诸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没课，我应约去了她家。

    那天，我6点出发，8点到达她家，与她长谈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一起到五角场，“吃点心当中饭”。

    采访时，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是闻捷女儿赵咏梅，可见两人仍非常亲密。戴厚英在电话中告知了我正在采访的消息，并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厚英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她跟我谈起了最为“敏感”的话题——她与诗人闻捷之恋以及闻捷之死。

    闻捷比她年长15岁。两人认识，是在1968年。

    那时候，闻捷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被撵出这个“样板戏”剧组，与另外两个老干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从北京揪了回来。

    这年3月，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动。戴厚英也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审查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了，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杀了！

   上海作家协会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对于她的死，戴厚英深为同情。上海作家协会也认为应该写个报告，说明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她的自杀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开。上海作家协会要戴厚英起草这个报告，又派她和另一个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讯委婉地告诉闻捷。闻捷听后悲痛至极。

    闻捷对妻子的深沉的爱，感动了戴厚英。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竟然爱上了他。

    戴厚英对我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

   两人在苦难中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有人往上报告，说戴厚英作为审查组成员与审查对象闻捷相恋是“政治上的堕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到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严加批判。闻捷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8岁。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协会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声讨会”上的发言、喊口号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着，不停地抽烟，一天一夜能抽两包烟。“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说，她和闻捷的恋爱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闻捷，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这是一部右派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父亲是“右派分子”，她属于“右二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在我看来，《人啊，人！》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在“百家争鸣”的旗号下，从1981年秋开始，上海《文汇报》对《人啊，人！》展开了讨论。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这成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说，《人啊，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有人说小说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戴厚英回忆，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很紧张。她任教的复旦大学奉命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其作品，帮助小组负责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

    系里组织人道主义讨论，上面派人来听。有人发言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反驳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声势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日本、联邦德国都出了译本。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有关接待文件上专门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戴厚英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我写出了关于戴厚英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请她审阅。她约我到上海陕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维琳家中见面。她对于《雾中的花》非常满意，后来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录中，作为作者介绍。

     在茅维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着一块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后来与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死于非命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花圈如雪，挽联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文友，我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戴厚英的遗像在白花簇拥之中。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派书生气度。最醒目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坛前辈。

    戴厚英的爱女戴醒从美国赶回。她戴一副眼镜，瘦瘦的个子，酷似母亲，只是比母亲高。她一身黑色连衣裙，悲痛欲绝。

    经过对戴厚英有过交往的2000多人的调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时，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穿便服来到安徽界首昌盛宾馆。

   界首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省的交界处。侦查人员看了菜谱，借口不合口味，进入厨房。一个前额秃发、身体壮实的男子正在炒菜。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把抓住此人，给他戴上手铐。

     此人叫陶锋，正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

    侦查人员带着陶锋赶回上海的时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国。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赶往机场，把凶犯就擒的消息告诉了即将远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席了对陶锋的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坐在离他只有两公尺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他的每一反应，作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当时戴厚泉和女儿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发时，适值戴厚泉外出。他回来时，第一个目击了触目惊心的现场。

    此后，我采访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来龙去脉。

    凶手陶锋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陶锋拿着祖父写的便条来到戴厚英家，请她帮忙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戴厚英热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时半左右，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当时戴厚英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锋遂起了谋财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为家乡捐款。陶锋听说此事，以为她很有钱。据他后来交待，他当时想，从戴厚英家抢个一两万元人民币是不成问题的。

    陶锋趁戴惠不备，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突然回来后，陶锋又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被击倒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随后，陶锋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柜，窃走了两张存折，一张为人民币两千元，一张为美金五百元。

     根据庭审和采访，我写出了《非命》一书，作为对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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