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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终于“认罪”了[@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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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一日一度
顾准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个。
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死后，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来。校长见他聪慧，觉得十分可惜，就推荐他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也算是一号传奇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一身纨绔习气，30岁前整日厮混于赌场，幡然醒悟后，发奋读书，竟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回国后，创办会计事务所，影响力极大。
到了事务所，顾准先是端茶倒水，再是做些商标登记、公司注册的杂事，由此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主办会计非但不恼，还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 潘序伦心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打打杂，能有什么见解。他不大相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会计夜校的讲台上，有了一个年仅16岁、初中也没毕业的新讲师。学生一看，怎么是个孩子？随即起哄将顾准轰出了教室。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十分器重，对他说：“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第二天，亲自陪顾准上台。学生们老老实实听完课，都服了。
潘序伦果然没看走眼，顾准的才气是惊人的。没多久，他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时，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19岁时，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这个初中未毕业的19岁少年，当时是上海滩高级白领，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挣到这么高的薪酬，接下来，恐怕会不断地被欲望驱使，赚更多钱，讲更大的排场。然而，20岁的顾准，却选择放弃一切，去过“革命生活”。
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意识到：“国力孱弱，一个人的富足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对他的革命热情，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在地下组织和事务所之间游走。很快，事态就脱离了掌控。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爱徒提交辞呈，一心要去革命根据地。
潘序伦听了，如遭五雷轰顶，心中万分痛苦。在他的计划里，顾准是事务所的接班人。现在他才明白，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
02
在顾准身上，与才气相伴的，是傲气。 顾准聪明，聪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当会计时，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当局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
见过他的人都惊叹：“顾准有三个大脑！”无论是讲课、做会计还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远超常人。 与此同时，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在会计事务所时，他常常跟潘序伦拍桌子，潘爱惜他的才华，从来不予厉色。地下党时期，胡乔木曾是顾准的上级，看人眼光颇为老辣。
1936年，徐雪寒被派与顾准直接联系，胡乔木便提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任职。不久后，沪上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杨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的上海，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顾准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他干劲冲天，精力过人，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做一场报告，一边听，能一边写出68张报告。
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他便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在顾准看来，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由此产生了冲突。 随后，中央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不服用的他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回击。
我的确抵制了。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顾准自述（文革时期）
顾准是骄傲的，是不懂“变通”的，是不肯轻易投降的。幸好，在陈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继续执行。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可是树大招风，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从少年天才到传奇局长，他太傲气。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太不服管教…
不久后，顾准的人生，迎来了巨变。
03
没有任何征兆，1952年2月29日晚，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
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这对顾准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闭门在家写检查，那些天，他心绪烦乱，意志消沉，夜里常常失眠，听着外面马路上车声归于沉寂又逐渐起来，慢慢地天又亮了。具体的撤职原因，没人告诉他，检查都不知从何写起，他本想写“民评”的事，却有人上门对他说：“你不要写这个。” 他的内心，得到的只有悲挫与激愤。 这之前，他的确做过不少组织上看来“过分”的事。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说：“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这话传出去，别人都觉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时候，在中共东路特委当宣传部长，最高负责人谭震林在《东进报》上发文，论国际形势。顾准拿起来一看，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没经过谭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删改了。 事后，才上任两个月的他被撤职，东路特委还针对他开了斗争会。作为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顾准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与人打交道，情商低，认死理，又耿又倔，争辩时也容易言语尖刻。加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反”时期，上海指标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谁？ 不听话，不服管教，有独立见解？那怎么行？ 顾准到底还是不服，他要求复查，结果被驳回，答复只有短短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04
被撤职后，顾准开始读书了。 他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该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便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3年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人又极其聪明，很快就从数理逻辑中得到喜悦，以至于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顾准又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当时正是中央党校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少，但足够引发顾准的思考。从此，他养成了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这让他比同时代人，走得更深更远。 而在内心深处，顾准还是觉得委屈和痛苦。在日记中，他一度反思过自己的不足，为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再做什么坚持。
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
惭愧之外，也很觉得缺乏信心。看来此后还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顾准日记
那时，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全面推行4年。顾准看出其中弊端，觉得这套经济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一次党校会议上，顾准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说了两句，在场领导马上抬手道：“这个题目，就不必讨论了吧。”
顾准没有再说，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问题。他常在日记中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顾准日记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上面的人一看：顾准你这是“反苏”！ 墙倒众人推，各种检举材料交了上去… 但事实证明，顾准的思考是对的。当初被视为“毒草”的《试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在离世20年后，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但那时给顾准的，是一顶“右派”的帽子。
05
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在家“闭门思过”时，妻子汪璧对他不离不弃，起居生活精心照料。孩子们不知大人的忧愁，顾准却对妻子说：“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他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他胸中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 火不灭，他的脾气也不变。1958年，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站在一旁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忍不住拆穿真相。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做的事。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商城劳动。在那里，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为了饱腹，他开始偷东西吃。饥饿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冲击。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顾准《商城日记》
顾准的身体和精神，当时饱受摧残。但他并不将这份痛苦视为个人的痛苦，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06
1960年，顾准回京。一年后，“右派”帽子被摘掉。重回科学经济院后，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超过10个小时伏案工作，阅读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还有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他想尽快找出答案。 然而，就在不久后，他又惹上了麻烦。因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当时，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一见到他就警告说：“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 顾准听了，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 顾准又被认定为集团的幕后人物。
就这样，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这次的罪名更加严重，极右。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右”的人。
9月，他的幼子在学校里，被摘掉了红领巾。
07
再次划右，对顾准的打击是巨大的。 因为这一次，伤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 丈夫被带走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解放前夕，为应付国民党追查，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将红色宣传品及时销毁。汪璧如法炮制，毁掉的却是顾准多年的心血与理论成果。 这时，汪璧精神上已濒临崩溃。早年丈夫被划为右派，她心头还存留希望，此时此刻，却完全不知道明天会是何种境况。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时，妻子汪璧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顾准日记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顾准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他被撤职时，汪璧每周都给他准备一本小说，亲自读给他听。他苦闷时，她就劝他读书。被送到商城劳改时，顾准郁郁寡欢，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话虽平淡，却能令他大半夜哭出声来。生活上最困难时，妻子还让他用自己的钱拿去买书，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 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 顾准痴痴地望着破镜重圆之日。他每周给妻子写信，汪璧每信必看，但从来不回。 但顾准实在是太想家人了。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进屋，看见妻子满口牙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汪璧一见他，厉声大叫：“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冬天，顾准写信说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发现衣物都放在门外。家门紧闭，敲门无人应声。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一个月后，家里终于来了一封信，里面装着一纸声明：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顾准日记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出事，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只求求你们告诉我。”
然后他才知道，妻子已经死了。
“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原来，当初帮顾准处理文稿时，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她最终被检举，落下罪名。重压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她的遗书里，只有一句话：帮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听到死讯后，顾准在《息县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曾说：“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后来，顾准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泪流满面地看完后，他淡淡地讲了四个字：“哀而不怨。”
他对妻子的哀思，从来未曾断绝。后来下放干校，他向张纯音借布票，并在日记中写道：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想悼念亡妻。可在那个政治环境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纱，于是他想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对弟子吴敬琏说：“我这一辈子，只爱过她一个人。”
08
妻子的死，并没有令顾准沉沦。
他开始了自己忧愤满怀的十年计划，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了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虽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身体也被病痛折磨，但始终没有阻止顾准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学勤所言：“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看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的参考书籍，追索人类文明的脚印，为的就是找出一条后人可以走的道路。 学者刘瑜分析恐惧如何对人性进行摧残时说：“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好的情况是沉默；最坏的情况，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 “文革”后期，政治气氛已经松弛下来，可许多知识分子忙着做家具、打沙发，以过小日子为人生寄托。经历那样一个时代后，很多人活下来，已属不易，而顾准，还能在漫漫长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平反之后，这些文章逐渐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学者都深深折服。大家对这个全靠自学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这目光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在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旁人忙于保全自我，顾准却还想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所以，九十年代，余世存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感叹说：
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
后来，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外国学者问：“在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问题显然存有挑衅意味，只见一位老学者起身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学者李慎之也感佩道：
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09
那时，顾准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但顾准傲就傲在他不但有傲气，还有一身傲骨。 “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他交代罪行。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写好的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在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 贴完后，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吴敬琏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指出过顾准的个性：“每到复盘的时候，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顾有一本《圣经》，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参谋答不上来。
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没有读过《圣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顾，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这就是顾准。 ——楼肇明
顾准的这些傲，总让他像个赢家。
此外，那时为了自我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出卖别人。但顾准后来遇到一位老友时，言语铿锵地说：“我手上没有沾过别人的血！” 浩劫刚刚开始时，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对方听罢，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终于打不下去了。 在顾准看来，除了对真理的真要固执，对做人的真，也要固执。为了捍卫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强权，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抗争。 这一身傲骨，敲起来是铮铮的响。
10
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儿女们。
11月15日，顾准立下遗嘱。
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多方苦劝、做工作，却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 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我本来就没有错。” 对方劝：“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句话后，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
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早在11月9日时，弟弟陈敏之曾写下长信给顾准儿女，顾准在信中加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11月15日的遗嘱中，最后一句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可最终，子女一个都没有来。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12月3日，顾准离开人世，年仅59岁。
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至今，他还记得那天的情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在顾去世十年后，儿女们才看到他的日记和通信。大女儿痛苦地写道：“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陈敏之流着泪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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