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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海那边
2019年8月10日,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1993年,他因为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惹怒了单位的一些领导,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他再一次无家可归。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了子女美国的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究竟讲了什么?会引来这样的遭遇和后果?
这“一滴泪”,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扭曲、残酷的人和事,是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承认,害怕面对的并不久远的历史,是他的“一滴泪”,也是整个民族的一场哭泣。
1943年10月,巫宁坤自告奋勇,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乘坐着一艘没有武器,没有军舰护航的运兵船,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危险,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后来到美国。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了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1年,当新中国的橄榄枝递给他的时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却因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了回到中国。
李政道帮他收拾完行李,还送他上路,临行前,他还问李政道:“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回去?”多年之后,当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国,巫宁坤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室友,他发现,对方已经成长为顶级国际学者,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回忆往事,巫宁坤流下了“一滴泪”,这滴泪,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
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见,最终决定接受这份聘书,回中国任教。当时他想:“放弃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听到这个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开心,哥哥终于要回来团聚了,而台湾那边的哥哥、姐姐却表示了担心,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没有阻止巫宁坤为国效力的一腔热情。
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同事陈梦家教授的家中闲聊,外面的广播大喇叭突然响了,原来是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跳工间操。陈梦家很生气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美国的时候巫宁坤也是读过的,但他还不愿意相信《1984》要成为现实,依然抱着希望。但接二连三的事件如洪水猛兽一般汹涌而来,最终冲垮了巫宁坤心中细沙堆起的城堡。北大荒,是中国最北地区的一片荒地,自古以来就无人开垦。为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地要粮”,新中国组织过士兵、知青进行了辛勤地开垦,也曾经将一些劳改犯人转移到这边的农场进行工作。1958年,已经从大学教授变成劳改犯人的巫宁坤,被装在卡车上带到了北大荒农场进行劳改。一到农场,场长就告诫犯人们,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农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着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巫宁坤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北大荒,寒冷、荒凉、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绝望。他无法相信有人能从这里逃出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计划要在15年内“赶美超英”。农场的宣传人员说:“外面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怎么干,才能将功赎罪?”
在过去,不管谁站出来揭发指责,巫宁坤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监狱改造,他竟也觉得宣传人员说的对。为了“将功赎罪”,他这位从没干过苦力活的教授拼了性命,挑比别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别人快。以至于得到了表扬,被当成了宣传的典型榜样。在转到另一个农场之后,伙食更差了,犯人们都饿得浮肿起来。不被饿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里人能够送一些吃的来。有一次,巫宁坤收到妻子送来的几张烙饼,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室友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漂亮的柳体字写着:“教授,我恳请你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一定加倍奉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看着那漂亮的柳体字,巫宁坤心软了,借给了这位室友一张饼,可没过多久,这位室友还是饿死了,他远在湖南的内人,并没有来给他送食物。
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的岁月,才会懂的幸存的可贵,也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
1979年,巫宁坤被平反,30年“右派”的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他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去记录自己经历的这30年。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
有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为表现好从下放的地方调了回来,结果他一回来就成为揭发别人最积极的那位。曾经说话斯文有“长者风范”的前辈,一夜之间变了嘴脸,站出来揭发别人时一开口就大喊大叫,犹如泼妇骂街。曾经对知识充满崇拜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逼着老师下跪,把无知当成理想。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被别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段短暂的“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曾经“天真”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当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该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继续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中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说完这番话之后,巫宁坤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为他被批斗,被抓进监狱的罪行之一。但他不后悔说了这样的话,1993年,他将《一滴泪》出版,记录了想要铭记的历史,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这样,他被停发退休金,收回了房子。当时他和妻子正在美国子女的家中居住,学校领导因为这本回忆录“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的房门砸烂,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宛如当年的“抄家”。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继续阅读:公众号裸嘢李部分原创帖子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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