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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文源自网络
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已经泄露，可以想象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国人，获得这一情报对九兵团是何等的威胁。虽然中央很快知道了这一情报的泄露，这时候的九兵团，已经是离弦之箭，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有闯过去一条路了。
震惊之下的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加强隐蔽、强化防空、军队夜间行动。”但九兵团本来已经极为仓促的行动变得更加仓促。而之后，就是长津湖激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催人泪下的战斗，可能莫过于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战了。9兵团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血战美军精锐陆战一师，在冰天雪地中，不少战士冻死冻伤。在死鹰岭，20军的一个连甚至成建制冻死在伏击阵地上，被人们称为冰雕连。有人说9兵团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入朝的，可是却没有人想过，9兵团从上到下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为何会犯准备不足的错误？党史出版社的《开国第一战》第295页记载：9兵团战斗减员19202人，冻伤减员28954人，其中3000余人伤重救治无效死亡。另有1000余人冻死，总减员48156人。这个数字看得人痛心不已。出现我军历史上罕有的冻伤减员，显然不是一句“准备不足、棉衣太薄”就能解释的。翻看史料才知道，原来这一切有一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人就是张东荪。1951年底到1952年初，当朝鲜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时候，曾爆发过一件震惊政界和知识界的大事——张东荪叛国案。
1951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已进入“领导人”行列的张东荪，被公安部门发现串通间谍，向美国输送情报。周恩来感慨：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不过鉴于张东荪之前所做的贡献，毛主席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杀，不关，把他“养起来”。1952年，在燕京大学全校批判会上，张东荪被戴上了“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
张东荪，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在此期间结识了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当中。
他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与梁启超宣扬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做过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参与过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文化“围剿”，他创办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
1937年后，他秘密参加国民参政会，希望说服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却被国民党人士告知“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从此对国民党及蒋介石失望。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受够了苦痛与折磨”，日本人要求他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在狱中，张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同被关押的洪煨莲 （洪业） 曾描述张东荪：“张公谩骂如狂癫，溷厕败帚执为鞭，佩剑虎贲孰敢前。”日军没办法，最终在判了他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之后，放归。抗战结束后，张东荪一直保持着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
张东荪和燕京大学同事（1932年前后）。后排右一张东荪1946年，国民党拉拢中间党派参加被共产党抵制的国民大会，时任民盟和民社党领袖的张东荪决意不从，为此与同道二十年的好友张君劢割袍断义、再不相见。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占领，张东荪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据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所载（下文材料多转引自《忍》一书），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主席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据杨奎松所看到的1949年初毛泽东所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几乎是唯一一位被单独点名邀请到西柏坡的民主人士，“早已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
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中共出于保护北平古都的目的，希望傅作义起义，让北平和平解放，便找到张东荪，想通过他的社会地位从中斡旋。最终，傅作义被张东荪成功说服，史称“围城解纽”，北平从而和平解放。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曾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他自己也说过：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张东荪这样一个在日寇面前不降，在国民党面前不屈，在新政权中获得礼遇和优待的人，怎么会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叛国了呢？
“叛国者”张东荪
如果说解放前的张东荪，是波澜不惊，大有作为的话，解放后的张东荪，却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转折。建国后，人民政府希望他出任要职，毛泽东也亲自邀其到中南海居住，这可是宋庆龄都没有的待遇。但他依然拒绝，他说：依旧住在学校，只在学校教书。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可能此时他还并未想到，他个人和他家族的命运，正在被他的“风骨”与民主人士的理想所悄然改变，一场人生的厄运即将降临。1949年，张东荪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会面，二人在外交主张发面发生了巨大分歧。毛泽东对他“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十分反对，并进行了批判。但张东荪依然坚持：中国想要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这样的分歧，和张东荪的“固执”，为之后的“叛国”事件埋下了伏笔。张东荪没有留过西洋，平时不穿西装，以长袍马褂的纯正中国人自居。但洋装不在身，并不代表他不崇洋。他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政治文化，还是充满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他的几个儿子或在美国留学，或在美国机构中工作。他本人一直倡导中国要走经济上共产主义，政治上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但他的思维内核，还是西方的有限政府、宪政和自由主义。可以推测，虽然张东荪倡导中国在美苏两个国家、两种制度间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如果走不成，全面倒向美国是他可以接受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张东荪看到，新中国有可能全面倒向苏联，他内心深处对美国政治与实力充满敬畏，对新中国与美国对立充满担忧，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知识分子，在中美走向冲突的危险时刻，从中做一番调解的工作。张东荪要代替中国政府与美国去做沟通，想要使美国当局了解中国的内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苏联，美国方面会简单地把中苏视为一体，当成敌人。在张东荪看来，美国掌握有绝对先进的武器（原子弹），无论哪个国家与美国开战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出，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是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将反攻大陆，到时候他们这些民主人士一定要人头落地。因此他几乎是饥不择食地盲目寻找沟通美国的办法，急于想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并不想与美国对立的种种情况，他相信志愿军在战场上一定要碰钉子，到时候中共也一定会转回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那时他就能够有所作为，中国就能够实行“中间路线”。
所以，虽然他也明白泄露机密不对，但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是“叛国”，是在“救国”。据张东荪自己后来交代。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自称“中建公司”经理叫王正伯的人来找他，说他做禁运品生意，跟美国人搭上了线。美国这回决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总部已经做好了计划。张东荪一听就慌不择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传达他的看法给美国官方，如果美国打赢了，一定不要让蒋介石回来。这个王正伯是个什么人？据当时负责特殊战线领导工作的李克农所归类，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共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许多是借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开展活动，不少人过去就是附敌分子，参加过日伪政府。为换取“从事贸易”的王正伯的热心，张东荪特意把尚未公开属于国家机密的政府财政收入预算份额情况和折算的小米斤数告诉了王。还专门拿给王一份他勾画过的未公开的政协委员名单，告诉王说，那些用笔勾出来的人，将来是可以一起做事的。更有接触过张案资料的公安人员回忆，张东荪曾将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具体日期连同财政预算一道，转道香港传递给了司徒雷登。杨奎松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像张东荪这样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杨认为，在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像张东荪一样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点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张东荪旧友俞颂华曾总结，“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由于个性和观念使然，身为中国人却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东荪，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他们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或曰“天下士”，抱负心极大。“退则为学术，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进则从政，治国平天下。”
抱负心极大，政治上却极端幼稚，是张东荪走上“叛国”路的第一要因。注意，张东荪为什么要给王正伯看财政预算，显然是为了争取王对自己计划的热心。也就是说，国家机密成了张为争取更大目标可以牺牲掉的代价，拿出来换的筹码。进一步说，在张东荪的潜意识里，为了换取美国的理解、支持、不敌对，中国的部分国家利益是可以牺牲掉的。中国在走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大道的时候，是需要给出一些筹码的。
家族命运，与知识分子的悲剧
张东荪的被捕和去世，并不意味这着家悲剧的终止，他的子女也受到了牵连。其中：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与他一同被捕，后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孙，张鹤慈（张宗炳之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均被判重刑，关押劳改十几年。继续阅读：公众号裸嘢李部分原创帖子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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