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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不到头 】偷渡到德国的福建、浙江农民——连载之二 初到难民营

2017-04-03 德国华商报山民 德国华商

编者按


 2015年,德国接受了89万难民,难民潮造成了德国的难民危机。对此,新一代德国华侨华人相当惊愕,也因为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而发出了许多惊人之语。我们只有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更清楚地认知现代社会。

德国在二次大战后经历过几次难民潮。或许您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也有一次与现在相当的难民潮。当时有5万左右的中国人用偷渡的方式来到德国,申报难民。他们艰苦卓绝的的故事,催人泪下。还有一些人,永远地留在了偷渡的路上。

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德国,并已经成为当今德国华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少当年的难民离开了德国回到故乡,或者再次偷渡前往英国和美国等地。这里讲述的就是当年偷渡者的真实的故事,而作者本人也是当年中国难民潮中的一员。

作者山民的《人蛇潮的背影》一书的部分内容多年前在《华商报》连载过。后来全书在中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修订补充,并改名为《一路不到头》,授权在本公众号连载刊登。文中的名字已经更改,请不要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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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不到头 ——偷渡到德国的福建、浙江农民


❂ 2. 初到难民营

在我成长的那个地方,在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福州评话里,说书先生常常闲话一段之后郑重地拍一下手里的抚尺宣布:下面就言归正传吧。在我那文化单调的故乡,古老的闽剧和福州评话无可否定是较为重要的故事来源。而今天是我要登台亮相了,我也装着很懂说书的腔调在稿纸上写道:那么,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纽伦堡(Nürnberg)附近的“清道夫”(Zirndorf)


这是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个小镇。一开头就请读者原谅,我至今还不能准确地默写出这个地名的德文字母,不过中文很好记,叫“清道夫”。中文“清道夫”是垃圾工,就是把废弃和没价值的东西集中起来,然后很简单地处理掉。但这里是德国,欧洲文明发展到今天,处理垃圾的方法已经是一门学问,分门别类,有些是可以再现价值的。而我要说的“清道夫”与垃圾毫无关系,至少它从懂德语的人口里念出来是一个相当好听的发音,而且是德国一个很出名的地方,联合国难民总署和德国联邦难民局就设在这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你随处都可以碰到一群群畏缩彳亍、东张西望的不同肤色人种。九十年代初世界局势的动荡:战争、贫穷和政治迫害,使“清道夫”难民中心门庭若市。每天都可以看到在大门外等待登记的一批批逃难者:有服装凌乱的一群青年,有拖儿带女的一个家庭;有干净利落赤手空拳的,有大包小包一套家私的。所一样的是憔悴的面容,呆滞的目光,和长途煎熬过的脱水肌肉。又仿佛原野被雨追赶的鸡群,终于找到了不漏水的屋檐。    

很少人会想到在大门入口处填写的一张简单的表格,竟成了这批流浪者以后在德国的身份依据。德国政府当时已经忙不过来了,哪有时间去核查你所填姓名和出生年月的真实性。据说九二年德国政府共接收了四十四万来自东欧和世界各国的难民;但万名以上的国家中,中国没有上榜。

我和几个同乡是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清道夫的。捷克蛇头把我们交给纽伦堡的接头人,接头人向我们每人收取五百美金的费用后就把我们从纽伦堡火车站带到了这个小镇。在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所谓“代报难民”的整个过程。当时难民中心里至少滞留一两千名各国难民,中国人也有几十个。每天都有几客车的人被分配出去又有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大门口补充进来,好像形势不忍心把这铁丝网里的世界给冷落了似的。

 

这里的难民营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公家机关

 

我在这里介绍的第一个人物是我的同乡林志浩。当我们被分配到大楼三层楼梯口那八个床位的房间时,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站起来迎接我们。他当时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过去态度是那么热情和诚恳,可眉宇间却闪烁着一种自信或自恋的人独有的倨傲,这使他阳刚的线条里似乎飘忽着不太真实的成分。

我们把包裹往地上或床架上一丢,舒一口气地在床沿坐下来。他就一直站在两排架子床的中间,极其诚恳地回答同乡的问题。门口的走廊有其它国家的人来来去去,张望的神情和吵嚷的声音让人感觉新鲜而热闹。我们像傻鸭子似地伸着脖子听他讲述,他的言语流露出很高的知识和见解。他早我们一个星期进来,对里面的情况似乎了如指掌。他声调爽朗地说:大家都是同乡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这句话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它体现出典型的福州人性格:豁达、义气、广交善结。    

“文化很高啊!”我端坐着,双手紧贴双腿按在床沿笑着赞叹。这是一种没什么风度的乡下农民坐姿。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露出几分笑意,就会显出几分傻气。这里需要读者明白,我是指我笑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认为有点傻,如果你因此把我看成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那就错了,记住这点对你在往后认识我的过程中是相当有助的。清醒的读者或许会说:废话,像这种形象的乡下人随处都能碰到。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到今天,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德国几年之后,我们的面色白嫩了,穿起名牌西装,戴起平光眼镜,走在文明国度的文明街道上,人们还是很容易一眼就辨别出来,劈头盖脸地问:喂,是从中国农村来的吗?有善感的朋友在暗中落泪吗?你可以感觉到出生环境凿刻在个体人物身上的悲哀。作为一个农民,我们有着一生也无法摆脱的呆板形象,所有围绕着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都提倡单纯发挥身体的优点。遇到问题时,有知识的人沉默镇定,把视线收起来了,藏在极幽深的大脑思维里转动;而我们恰恰相反,顿时眼光浅浮,整个脑袋却晃个不已,以为这样就是面对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今天整部故事的悲剧,源于我们的形象,源于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

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前面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插叙。不管怎样,我的一句话正确地表达了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午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林志浩的笑容明显地增添了一层灿烂的色彩,似乎有光芒一阵地闪过,可他却谦虚地说:“也不是很高,中专毕业。”我确实惊讶了,一个中专毕业生不在国内好好工作而随人蛇偷渡出来这让我惊讶。在我写这本书的今天,国内的状况产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无法体会八十年代的中专生在社会上的地位。我当时瞪圆了双眼道:“啊,有工作的知识分子呀!”我当时普通话说得相当结巴,我是用福州话这样赞叹的。霎那间,我敬慕的眼神和他反馈的眼光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交融,这就确定了几年下来我们的相互好感和友情。我要告诉你,任何感情的产生不一定都是有根有据的,许多是在不经意间双方心灵的一种碰撞而成的。严格地说我与林志浩并不是同类人,往后出现很明显的区别在于我言语低俗随便,而他却诚实认真;我对某些异性会起歪念头,而他却始终一本正经。当然这构不成矛盾,在德国这个特殊环境里,我们还是很友好地相处下去。

对于我的疑问,他用一句很有气概的豪言做了笼统的回答:“男子汉志在四方吧!”    背面的窗口下传来了人群的吵闹声,我们都围过去观看。林志浩依旧站在原来的位置介绍,某一栋房子是什么机构,某一个门口外面围着的一群人在等着办理什么手续。在他的语气里,这一切显示着他对难民中心熟悉的程度和对环境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我转过身来问:“哦,德国政府收的难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民这个名词是我偷渡到捷克时才听到的,刚开始让我感到惊骇而又新奇。我现在必须指出,林志浩当时的解释对我后来的命运起着不可省略的影响。对这个年轻人最初的印象使我发出的崇拜,令我一开始就误人歧途。你看他站在那里的姿势多么具有说服力,静态中体现出睿智。他说难民有很多种啊,政治、经济、战争、宗教、种族,我们只要不牵扯政治就是了,我们福建人抓住的只有一样东西:经济!这时,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很有力度的握了一下拳头。

这个八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有初步的英语知识,这是他对难民中心各种事务熟悉得比谁都快的原因。他每天指导我们该去的部门和该办的手续,诸如照相、按手印、身份上电脑、接受联邦难民官员问话、健康检查,等等。

冬季的早晨亮着高擎的路灯和其它室外灯光,这种冲撞夜幕的红色光线在寒冷里颤动,鲜艳而让人兴奋。每天这时候我们就起床了,一窝蜂地围在各办理处的门口等着天色渐渐发白。好像来自落后国家的人民都没有秩序观念,德国办事人员也束手无策,于是便按照临时身份证的排列一个个地叫人进去。谁都知道这种情况下已没有什么好争取的了,但还是一层一层地堆压着往里挤,似乎是挤近一点能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名字,又似乎是挤近门口理所当然会占到某种便宜。底层人民的心理就像我们身上的各色破旧衣裳一样在人群里此起彼伏地闪动。其结果常常是一个上午排不到叫名,却个个挤得汗流浃背、疲惫不堪。

而吃午饭时的情景则更加糟糕。饭厅管理人员为了让难民有序地排队,用铁栅栏隔出一条窄长的走廊,走廊转了几道折,进了就出不来。在这样狭小的通道里,还有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拥。这时大家是一致向前的,当饭厅里座位坐满的时候,门被闩上了,铁栏杆里没有任何可以膨胀的空间,于是人面对的就是同钢铁博斗,胸部顶在铁条上,仿佛断折一般。吃饭为了延续生命,为了吃饭生命在遭受威胁,我几次犹豫着不想去,但往往一夜之后精力又恢复了,第二天中午还是去争取领回晚餐和隔天早餐在内的一天食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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