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恩溥丨中国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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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1845 – 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熟悉底层农民的生活。他一生著作十余本，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是他在华传教结束之后，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对后世学者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本书内容有二十七章，其中总结了二十六个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令人警醒与深思。
本文选自《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第十八章，也是史老师在《寒假论文读写课》的赠送课《鸡窗开书卷，读书迎新年：读书过除夕》课堂上为大家所读之内容。想听史老师的朗读？☛戳这里
中国人的素质
文丨明恩溥〔美〕 译丨秦悦
知 足 常 乐
我们业已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这种能力被恰当地称为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能力的。尽管面对明显无望的境地，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失望，或者说，他们看来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经常还是反对抱有希望。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也从不怀抱任何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似乎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他们看来也不去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等着他们。
但是，“忍耐”和“坚忍”这两个词肯定无法完全涵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美德。我们也必须考虑他们在不幸遭际之中心境平和，这种似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常乐”。我们主要是要人们注意这些美德；我们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无论如何表达，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各种力量进行一种直线式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数不清的中国人依靠这种普遍而实用的理论来谋生。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现实的，起作用的。听到一个不幸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如果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就要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许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命运”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存在的民族，肯定不会愿意去与命运作激烈抗争，他们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老的说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从中学到的课程全都具有保守的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憾。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一无所知。然而，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活在前朝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用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即使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阻碍着进步。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现今其他国家的经历，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际，迁移是一个简单明了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们推想，中国人最易接受这个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证。但是，对于这个缓兵之计，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
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
吸水、开花、结果，
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
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知足这个特殊能力的论述，由于西方没有相应的东西，因此，这种论述没有刨根究底。中国人生来知足，如同鱼因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要飞翔而有双翼，似乎成了事实。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他们还生来就有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忍痛能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无能为力。中国人通常乐天达观，没有神经系统，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没有完全讲述的种种原因，他们不会白费力气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让步的。对于大多数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并且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总之，中国人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为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密切相关。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情愿尽可能地自得其乐。过分挑剔并不是普通中国人的缺点。他们是模范的客人。在哪儿吃饭都行，吃什么都香。即便是那些许许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人的好交际，几乎是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郁郁独处的普遍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有一个主要的享乐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这无关紧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无疑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际。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有一句很难表达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有的东西不多，但件件物尽其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常对诸多的不便满不在乎，长时间地为众人做份外的事，不仅不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可抱怨的。
当仆人的中国人，习惯于哀叹自己命苦，因而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成为笑柄和话柄。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勤劳，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午夜之后还听得见他们在纺线的人，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摸黑工作，却不叫苦。他们起早摸黑，如此辛劳却视为家常便饭。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苦乐不均，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歇一会儿，还特别爱吃他们的粗茶淡饭。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经常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谢立山➊先生在《华西三年》一书中谈到长江上游时说：“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脾气。”立德先生➋的《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赏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笔者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沉重的车子，走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季节好坏天气，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准备食宿。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这样干了几年，他的主人证明他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吗？
也许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即使是在身体虚弱而又极其痛苦之时，快乐的希望也没有背弃他们。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贫困不堪、营养不良、远离家乡，有时还被亲戚冷待甚至抛弃，未来又看不到一丝希望，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他们的镇定自若，并不是对那些神经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指责，然而假如处于同一种状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具有这种快乐性情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并不罕见。任何在中国有些经历的人都遇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再次重复：如果关于“适者”如何如何的历史教导的确可信，那么，中华民族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注 释
➊译注：谢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 1853—1925），英国领事官。1876年进驻华领事界做翻译学生，1881年继巴克尔为驻重庆领事。曾多次在华西旅行，搜集了许多关于商业和博物学的材料。后在温州、烟台、台湾等地任代理领事和领事。1893年，他发表了一份关于台湾的重要报告。1902年4月，英国在成都设总领事馆，他首任总领事。1905—1908年任使馆代理商务参赞和商务参赞。1908年曾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议。1909—1912年任驻天津总领事。后脱离驻华领事界。1919年又被召回，任使馆特别馆员。著有《华西三年》（1890）、《满洲》（1901）、《鸦片问题探索，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两卷，1914）、《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1902）等书。此外，他还写有许多关于台湾和四川等地的重要报告。
➋译注：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9—1908），英国人。1859年来华经商。1860年赴苏州访问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渝的外轮到重庆，此后又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1907年返英。死于英国。著有《通过长江三峡：在华西经商和旅行》（1888）、《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1901）、《远东》（1905）、《穿过云南》（1910）、《旅华五十年拾遗》（1910）等书。后两本是他死后由其妻立德夫人（1845一1926）整理出版的，她曾于1902年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天足会。
附录
1
光辉 的 一生
文丨李亞丁
明恩溥 (Ming Enpu, 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基督徒政治家、宣教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华54载，著有多卷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作；是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在华兴办高等教育和北京协和医院的重要人物。
出 生
出生于1845年7月18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佛农（Vernon）小镇，父亲是公理会教会牧师。1864年，年方19岁的明恩溥成为威斯康辛第40步兵团的志愿兵，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战后他进入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读书，1867年毕业于该校。此后他又先后在波士顿的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和纽约外科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New York）就读，明恩溥为人幽默风趣，叙事生动，文采也非常好。
1871年，明恩溥在贝洛伊特与埃玛•迪金森（Emma Jane Dickinson）小姐结婚；次年，他接受按立成为公理会教会牧师，不久即受公理会海外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差遣，与年青的妻子一道登船前往中国宣教54年。
入华宣教
明恩溥夫妇经常深入民间，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和苦力，接触各界人士。1877年，他在山东赈灾期间，发放了12,000银元的赈款，同时也把福音传给各地百姓。1882年，明氏夫妇在山东恩县庞家庄定居，此后生活在农村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那里建立起教会、小学、中学和医院，使庞家庄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宣教据点。1893年，明恩溥又在附近的临清县建立了教会。到1905年时，他已经在恩县若干村庄设立支堂38处，信徒也增至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会在华的宣教工场。
文字著述
他对中国社会、文化、及乡村生活了如指掌。明恩溥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10卷左右有关中国文化、历史与社会的著作，把中国清晰而生动地介绍给了世界。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诚然，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视角与结论难免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书中也不乏针砭、偏颇之辞。然而，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察可谓入木三分，甚至令读者拍案叫绝，相信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此书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生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及。
明恩博认为中国的乡村就是中国的"缩影"，在写于1899年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中，他对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1907年出版的《中国的升起》（The Uplift of China)，是为美国的青年宣教运动（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而作。后来在英国加以修订后，又成为适合英国青年阅读的版本。
以上这三本书都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此外明恩溥还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如《中国文明》、《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明恩溥的晚年，主要在河北通州府（现北京通州区）从事神学方面的写作，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教务杂志》，以及英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都发表过许多有关宣教和中国时局的文章。他的著述和文章、手稿、信件和日记等数据如今都收藏在他的母校——威斯康辛贝洛伊特学院——的图书馆特藏馆内。
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宣教大会上，按照以往惯例，大会主席仍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明恩溥和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John C. Gibson）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由此可见明恩溥在中国教会界的影响与地位。
对义和团的主张和看法
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明恩溥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他受过现代教育，无法认同歪理邪说，认为这种做法只会给中国带来混乱和灾难。因此他明言：义和团不是在救中国，而是在亡中国；也因此多次撰文，呼吁清政府和西方国家采取行动，设法扑灭。
当北京陷入动乱之时，明恩溥夫妇也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内。他一手拿枪自卫，一手拿笔，记录下所见所闻。10月 27 日，明恩溥在民意调查杂志《展望》上发表了"对北京的惩罚"一文，记述了义和团对北京的破坏和八国救援队进京的实况。脱险之后，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写成《中国在动乱中》（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于1901年出版。该书分为两卷，论述了义和团的起因，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概况，以及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经过，留下来宝贵的历史资料。
退还庚款的大力推手
明恩溥是极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的人。因为他认为，要防止义和团这样的运动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为中国人多设立高等教育的学校。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终于批准29号决议，豁免中国部分赔款。1911年，清政府用退还庚款在北京开设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后于1924年改称清华大学）。从此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胡适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最后日子
1926年，明恩溥81岁退休回国，明恩溥余生都是在其好友和亲戚中间度过，并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他常常向当地居民演讲，介绍中国，谈论中国问题、历史与文化，关心当地的华人学生与群体。
1932年8月31日，明恩溥病逝于克莱尔蒙特家中，享年87岁。
据李亚丁原文删改。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附录
2
鲁 迅 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
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据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05版）文后附录整理。
附录
3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译本整理
下列乃近三十年来内地陆续出版的明恩溥此书之中文译本。但译者们似乎都不曾得知，至少不曾提到，早在1903年，这部风行宇内的英文名著就曾有过一个中译本问世。它由作新社出版于上海，名为《支那人之气质》，是由1896年涩江保的日译本转译而成。当时译者没有署名，只题署“作新社藏板”。
➊《中国人的性格》，吴湘川、王清淮译，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1年10月版；
➋《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005年由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中国人德行》；
➌《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➍《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1996年8月译毕)；
➎《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署名林欣译；
➏《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秭译，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
➐《中国人的气质》，此书即作新社1896年《支那人之气质》，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
➑《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刘晓旸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7年11月版，此译本有多家出版社出版；
➒《中国人的德行》，杜颖达译，哈尔滨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➓《中国人的特性》，戴欢、代诗圆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
⓫《中国人的素质》，董秀菊译，文津出版社2014年4月版；
⓬《中国人的气质》，王怡翾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5月版；
⓭《话说中国人》，吴杉译，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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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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