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采】邓智恒(达尼):海外征程,新时代远征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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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智恒(笔名:达尼)
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2007届校友,《海外征程》系列长篇小说作者。海外8年30国工作经验,先后任职华为和互联网巨头公司,历经总部产品线,海外4个地区部,2个跨洲大T系统部,担任海外分公司总经理,工作区域地跨中东北非、拉美、欧洲、东南亚。
一
我与母校
上海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上大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业。还记得我刚入学那时,宝山校区新建完不久,学校还在边建设边开学,除了最早建的ABCD教学楼,陆续建成了EFGH等新教学楼。宝山校区当时虽没有东区和南区,但依然很大,大到不得不骑车,大到每次要晨跑打卡,都对上海大学之大,敬畏到气喘吁吁。
当时我住进的“新世纪”宿舍也建好不久。今天的弘基广场,当年还是一片农田,有几间民房。虽然夜里农田没有灯光,可每到考试搏夜复习时,同学们都摸黑去对面的打印店印资料。考完后,有些男生会去民房的网吧过个瘾,而女生们爱去图书馆下的咖啡馆小资一把。但无论男生女生,每到周五,大家都会在58路或767路相遇,当时还没地铁,这是我们回市区唯一的交通工具。
大三和研究生阶段,我来到延长校区。和现在定位影视和艺术不同,当时延长校区是工科学院的基地。校园里的第一教学楼是我们的圣地,我在这里上课,也在这里备战考研,一教三楼的天台能看到延长的草坪,是全校最佳观景点;西区的大礼堂有时会搞校园歌手活动,男生也常常在西区女生宿舍前等着心爱的姑娘(我太太也是上海大学校友);操场上总有人跑步,而我读研的行健楼实验室更是我学术飞速进步的小家园。校外,还有大芝麻和小芝麻餐厅、学海饭店、阿麟馄饨,一切仍历历在目。
毕业后,我也常常回到母校,上海大学日新月异,而我的记忆有时还跟不上了。毕竟人生最美好的是青春,每当想起大学时光,曾经点滴细节都会被我定格。但有一点我觉得始终没有变,那就是老师们对学子的爱。多年后的一天,我坐在几位老师边,听他们聊着陶行知和杜威两位教育家,我能感觉到老师们对教书育人是有真爱的。回头再看,深深体会到上海大学对年轻人成长的用心良苦。
黄素娟老师曾是我在通信学院时的班主任(辅导员),她像大姐姐一般包容学生。今年回到母校看到黄老师,她一点也没变化,依然年轻、有活力与乐观积极。我们聊起班级里的往事,似乎就在昨天;李志芳老师是我课外实践的老师,在她的引领下,我们成立了SCOPE这个独特的组织,实践中手把手教会了我们很多工作方法。当然,我还感恩很多老师,恕我无法一一例举。
二
毕业后的职业发展
在我准备考研后,一度担心能否考入,就去玉佛寺烧香。寺外有一个算命的,没等我开口,就拉着我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2年后,你会去海外,几百个人要靠你吃饭。”
我不信。当年,除了洗盘子留学或技术移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海外还能干什么?还给人家饭吃?那可是外企在中国最红火的时代啊,最一流的人才不都该去外企嘛,明明是外国人给中国饭吃才对。
谁料一语中的。毕业后,尽管我拿到上海某500强外企的Offer,但还是决定离开上海,告别在沪的父母和女友,去了深圳华为(那年上海学生离沪很少,去深圳总部的硕士就我和同济、交大三个学生),与全国毕业生一起经历了难忘的培训后,就浪迹世界了。
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就和当时大部分同学不同,我去了很多国家工作和常驻——富裕的欧洲、波斯湾边的中东,红海和地中海边的北非,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亚马逊平原和巴塔哥尼亚,南太平洋的小岛、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国,还有很多我之前从未知道的地方。
当年中国跨洲自由行才仅仅开放3年,99%的中国人都不太可能有此经历,但华为海外生涯,给了我这样的年轻人一种独特的人生。
我在2个跨洲际的大T系统部工作,地跨5个海外地区部,先后负责了跨17国,跨21国的2G/3G/4G电信网络行销。我有些“从0到1”的销售突破,还是从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开始的,我就用着一些商办处和反签函方式入境实现拓展。
我代表着中国和中国科技,与当地有社会名望的人谈生意。两个大T其中一个是原全球首富的家族企业,另一个是中东首屈一指的超级财阀。但我也充分融入了本地人的普通生活,我学会了一些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我的同事来自全球各地,有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西班牙人和卢森堡人;也有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人、哥伦比亚人、智利人、秘鲁人和危地马拉人;还有中东北非的约旦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科威特人、巴林人、沙特人,埃及人、苏丹人;此外,还有很多东南亚、北美等国的伙伴,我无法一一例举。但这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和人生广度。
在海外,我遇到过天灾和大传染病,也遇到过当地社会动荡和治安危机,我自己也在海外高强度工作中生过一场重病。但我更感谢这一切使我的思维角度变得多样,因为只有一个人的经历足够丰富,才能想得更宽广。
我8年海外30国的商业经验中,历经过海外跨洲大T的无线行销部部长、超级产品管理团队的“重量级成员”,而后我也加入过互联网巨头,担任某事业部总经理,但重心依然是海外分公司。
三
转行
2018年4月。那时网传了一张某老人在机场孤独背影的照片——76岁的中兴侯总背着包,在安检口即将登上赴美的飞机,被迫参加美国调查中兴的听证会。
这件事真正激发我开始写作。
当年的海外企业在国内没有声音,却在外历经磨难,而每当我从海外回到国内,在机场书店里,却看到了房地产商人的讲话,成功大佬的授课光盘和资本大鳄牛哄哄的预言。望着这追逐一夜暴富的景象,我曾对这风气有点失落。
但当近年媒体开始将重心调整到中国海外形象时,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局内人”,一个“走出去”的时代亲历者。因为这不是媒体们一次出国考察,一些网络搜索,一本文献就能说明白的。
中国有半官方的海外交流和宣传,有华侨组织,有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但华为等企业意外地承担了中国在海外叙事者的角色。许多被派往海外常驻的兄弟们,成了故事的原子,他们不是羽扇纶巾、决胜千里之外的“评论员”,而是一砖一瓦、脚踏实地的“建造者”。
但华为等企业从不愿意花精力去吹嘘,它永远低调地磨好自己的豆腐。这让我感到可惜,时代会忘了他们,没有人真正记录过“走出去”的历史细节,也没有人关心过这批走向海外拓荒者们的贡献。所以我想写一本书,避免这些故事的湮灭。
虽然近年来分析华为的管理工具书早已汗牛充栋。培训市场,学华为的课程也层出不穷。然而学华为的企业,往往“形华为者死”。为什么华为能赢?答案可能很多维,但绝不是工具书上写的那些抽象教条。
虽然“形华为者死”,但“神华为者生”,华为就像一头大象,每一个人都在盲人摸象。想要找到答案,只有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亲历体验一回,自己寻找心中的答案。没有比小说的形式更能产生沉浸式体验,所以,我决定写长篇系列小说。
可当时我还在另一个新的创业项目上,无暇两头分身。为此,我的合伙人也曾对我非常生气,我之前总是带着无比歉意对他说:“再1个月就写完了。”可写作是无法预估的。终于有一天,合伙人忍不住发了火。我明白一边写作一边工作,两边都会一事无成。而我选择了写作。于是,我每月追加财务投资来撑业务,同时减少占股和分润以弥补我对项目的歉疚。
但我工科生外加多年商务工作,使我写惯了PPT,却不能写长文。起笔时,我发现竟只能写词组,且语序都受英语思维影响。写一句话已有困难,更别提长篇小说。小说是一门手艺,与汇报、宣讲、咨询报告、新闻都不同,散文和短篇作者都不一定能写长篇。此外,碎片时代的长篇作者更时刻要与抖音、微信争夺人的注意力。
除了技巧,写作更是极消耗精力的体力活,你必须独处,每天保持8小时粘住座椅,不分寒暑昼夜稳定输出。哪怕一天或一个月都没可用的产出,但你依旧得坐着。写作要求长期高度聚焦,状态不能被打断,因此人的身心不会有张弛,你得像一尊石佛一动不动,非常孤独,且影响健康。村上春树爱跑步,就是为了对抗写长篇的损伤。
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他人的消息——融资创业、发财升官,而你依旧聚焦,必须在自我怀疑和迷失中,坚持日复一日地对抗下去。很长一段时间,作者不需要与世界链接,有时就像匍匐了一年的狙击手,一年的心电图和呼吸最好都能平得像直线;而有时,长篇作者又得是推土机,无论遇到什么都得推平。最终,我在2018年底完成了《海外征程》前三部的初稿。
其实,百万字写完,也只能占整件事的2%,注意,是2%不是20%。这时,我决定彻底转行了。
人到中年,在自己行业都已有一定基础。但人有时还得走出舒适区,重新整装再出发,而我决心进入图书IP行业。这是很大的人生调整,就像人在高楼上,但你决定从自己这头的宽木板,横空跳过去,抓住另一头的窄木板。这里必须感谢我太太的宽容与理解。
进入新行业会冒很多风险。书号稀缺,影视寒冬,短视频挤占,出版方对原创书非常审慎,全聚焦于低风险的中外知名作者的经典读物,小说领域鲜有新面孔。
所以哪怕百万字的辛苦,与出版人沟通也只有一次机会。这不是写一周的PPT,大不了重来一周,而是写一年都能被秒拒。所以即便出版方说“先看下大概”,你也不能当真给个半成品,你枪膛里只有一发子弹,必须百分百瞄准后才射击。
我遇到出版界的前辈和贵人,非常幸运,2019年民营出版巨头看中了《海外征程》系列作品,正式立项并进入出版流程,包括了纸质书、电子书、有声广播剧、影视戏剧等形式。
出版只是作品成功的5%~10%。过程非常艰难。光向中宣部正式提交和修改书名,就有来回5次,中间更是无数次反复,经历了诸多变故,从交稿到出版耗时2年半。期间遇到过疫情,遇到过印厂下印前一刻被叫停,还有无数次调整封面、名字、文案和设计,以及错版问题。
相对于我以前商业化程度极高的行业,我进入图书和IP行业,明显有着不适应,替他们着急。但转行就是有代价,我就只能靠耐心和坚定,修炼强大的内心,不断改进作品。
等待期间,有七八位负责纸书、电子书和广播剧的95后年轻女编辑分别告诉过我,她们在星夜读稿中多次被故事感动哭过,她们找到了人生成长中的希望与力量;我同龄朋友也读过,他们步入中年,很多已不再读书、不再学习,更难被触动,可朋友们读故事时忘情到坐过了地铁站,眼中也含泪花,有人凌晨发来感慨,说他找回了内心中熄灭的热情和奋斗。还有一位50多岁的朋友,决心不再躺平,重新选择了一条人生的道路。
看到大家有所变化,我感到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021年春,电子版终于在Kindle、微信读书、樊登读书会、得到等上市;纸书也在新华书店、机场、当当、京东和天猫上架;被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收录;广播剧登陆喜马拉雅FM等平台,接着书获得了很不错的评价(豆瓣9.3分,微信读书95%推荐值,喜马拉雅FM9.8分)。后续二部在8月和年底出版。而自己也即将加入作协,并在上海书展有了专场。同时,多家影视公司对小说IP化发出橄榄枝,正在洽谈版权。
回望这过程仿佛美梦成真。但让我坚持不悔的却是通过这本书,我交到很多读者朋友。女性读者意料之外的多,且95后年轻人很高比例,有北上广深,也有四线小镇,从祖国边疆,到海外游子,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读者们说这书给了他们很多正面价值的触动,大家觉得《海外征程》和以前看过的书不一样,没有商战的油腻和权谋,反而读得热血沸腾,格局宏大,有真实复杂的现实,也有知识收获感,更激励他们永不言弃和无穷的可能性。他们的话,让我心怀感恩和敬畏。
书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同一本书,不同人、不同阶段看,看到的内容也不同。虽然读者背景不同,但人天性中依然期待着一份《亮剑》的英雄主义。
四
使命
其实,这本书我最早起名叫《海外使命》,但编辑担心“使命”一词太宏大,普通人不能理解语境。但我还是认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所承担的时代使命。
从改革开放起,第一代是开创者,是恢复高考,重开国门的启蒙时代,有《平凡的世界》;第二代是承接者,是改革开放,制造业崛起的时代,有《大江大河》;第三代是远征者,是科技复兴,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新时代,而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个时代从0到1的过程。
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时代和使命。虽然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是“躺平”。但我觉得年轻人都是热血和有期盼的,只是还没看清前路或暂遇困境。
所谓使命,本就是要突破那时代最大的瓶颈去实现价值。其实哪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困境,每一代的使命在当时看来,都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成一件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要面对曲折。伟大的工作不是靠力量,而是用耐心去完成的。人生能否完成目标,就看你在逆境中的表现——是经受不住而放弃?还是你有强大的内心,继续修炼,等着胜利向你走来。
逆境就像教练,教我们在茫茫人生中,遇到问题,不要委屈,而是去面对、去解决、去战斗,成为勇敢的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这就是我理解的上海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而“自强不息”能够伴随我们每一个人,在逆境中成为一个打不倒的人,既无愧于自己,也赢得他人的尊重。
邓智恒校友
在2021年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100年前,上海大学的先辈们建立了上海大学,在万难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后又经过几代师生奋斗,成为了“QS世界大学排名”领先的综合性大学,如今崭新的起点,需要新一代上大学子去挑大梁。作为上大校友,我有使命,也愿意为母校的下个百年辉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衷心祝愿同学们永不言弃,实现时代的使命。
本文为校友会与邓智恒(达尼)校友约稿作品
编辑 | 钟艺玲 赵樱
责编 | 钟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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