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明的金字塔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新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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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告别金字塔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新书座谈会
时间：6月24日
地点：清华大学甲所
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 “野蛮的”、“蒙昧/不开化的”、 “半开化的”、 “文明/服化的” 以及 “明达的”（“启蒙的”）等五个等级。
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收入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级论做出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对中国的读者了解文明论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反思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进程的诸多定论，将多有启发。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结集，而是一批原创性的学术研究的汇合。如此规模的全球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尚属首例。
▲ 文明的境界。（Albert Craig,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以下内容据座谈会实录整理
本书主编，撰有《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国际法的思想谱系》
“从五百年的跨度来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么样形成的。
我想要说的话不多，我想留一些时间请嘉宾来谈一谈他们的想法。很高兴这本书现在出来了。我想说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要特别强调这个新。全球史研究进入中国比较晚，在国外也在开展之中，进入中国以后有很多的误解，还有一些是属于旧瓶装新酒。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不是一回事，这个在序言里面说得很清楚，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本书我们集体的，或者说世界秩序研究团体是试图开辟一个新思路，怎么去研究世界秩序，我们不仅仅只是当前，我们一直把它推到五百年之前，我们从五百年的跨度来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
第二点这本书虽然是一个文集，但是我想做一个说明，就是它不是会议论文集。通常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论文集或者是会议的论文集，或者是一组纪念性的论文结集。这本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新的研究，都是我们这些年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还有我们私下交流和互动，好多年不断的修改过程，使它成为一本完整的一个研究集子。
我举几个例子，在国外这种原生的研究，新的研究结集有一些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人类学有一个集子，使整个学科得到了改观。还有一些其他的集子，能够使知识的范式得到改观。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结构主义也是。这样一种集子，就是一种集体的成果，大家在一起做努力。我们试图做这样的努力，因为在国内好像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做这个，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家一起的这种努力做一个尝试，看能不能把全球史研究崭新的面貌展现出来。
最后我还要提的，在座的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这些学者他们的写作有一个特点，他们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他们会以非常直白的、非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他们的分析，不仅是观点，他们还提出非常严谨的分析，他们不会抹平某一种尖锐性的话题，某一种尖锐的修辞他们不会含糊。他们也不会做那种使他们所论述的主题变得模糊起来平易近人的事，他们做的不是那样的一种东西。他们想提出特别尖锐的问题，而且是在不同的学科的背景下。
比如说唐晓峰的文章在这个集子里是第一篇，他是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对地理学的这个学科本身的生成提出质疑，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分析。他不会认为地理学科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尖锐的分析。还有梁展的文章。如果大家熟悉康有为的《大同书》，你们看到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康有为为什么要把他的世界设在移民后的巴西，这是怎么回事？他会给我们梳理得非常清晰，为什么要移民到巴西，为什么移民没成，大同世界跟那个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全球史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他不仅仅是从近代史的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梁启超的面貌，好几位学者，比如郭双林、宋少鹏，在这本书里面都做了特别的分析。在晚清的时候梁启超为什么要提出理学？是因为他捍卫理学吗？其实不是，是有别的原因。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读书。我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这里有很多非常尖锐的对学科本身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思想家和文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样的研究。
我先说这些，我特别想听我们的嘉宾谈谈他们的体会，我先把麦克风给我们的翟总编辑，请他先讲讲。
“文明等级论是广泛的影响和制约十九世纪以来我们中国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生成和发展的学说。
刘禾博士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级论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文明等级论是广泛的影响和制约十九世纪以来我们中国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生成和发展的学说，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是中国现代知识结构的核心部分，就是由这个来构成的。刚刚刘禾博士也讲了，比如说关于梁启超对于文明的介绍，关于康有为的这种大同世界的设想，其实都是跟这个有着密切关系的。
我自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我是78级。也就是在这样的学说当中熏陶学习的，我的专业是考古学，广义的人类学也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当时摩尔根的著作，甚至包括我们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理论起源基本上都是建基于这个学说当中的。文明起源论的学说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学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包括我们的近代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学说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对这个理论产生多大的怀疑，我想这个原因恰好是这本书里提到的，也就是政治无意识，没有想到这个文明起源论的背后文明等级会有那么深刻的一个历史和思想的根源。时代发展到今天，检视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理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么一个理论去加以重新的认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
这本书通过一批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这就是全球史的研究和写作。我们今天的人当然明白，就是说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跟全球大事密切相关的，你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了解中国。但是过去长时间的并不是这样，30多年前我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编辑和编纂，当时学科的划分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在编世界历史的时候，因为世界历史当中已经没有中国史了，所以就不能叫世界历史，只能叫外国历史。外国历史下边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国别史，很多带有共同性的东西，有些东西没办法处理，最后只好又有一个国际关系史。所以整个学科的体系分类，这种拘泥于本学科的一个研究或者是言说，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建立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
今天看这个现象，当然是跟当时研究的水平有关，另外跟史学方法上的限于学科之见的研究路径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就把跟以前所谓世界史研究不一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学术界。我们看到这11位学者联手进行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本书书稿的终审是我做的，我在拜读这11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是受了很大的教益。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们国家相关的学术理论能够立于世界的前列。我也很期待这本书当中的各个研究范畴都能够尽快地形成一个相关的研究专论，我也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必将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成果。
“对于西方文明等级标准的批判，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东方学者，我们都为中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自豪。然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它应该是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就是西方殖民国家他们借助文明等级论，试图使得野蛮的殖民统治合法化的历史。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等级论，对于探讨世界秩序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刘禾教授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性成果。旨在以跨学科的角度深入剖析、解释现在地缘政治与双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开辟了一套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具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原创性。
尤其是刘禾教授通过借助联合国创建初期中国代表张彭春之口，深入剖析了欧洲文明等级论的帝国主义逻辑和民族主义倾向，将西方文明文明等级标准放到了人权普遍的对立面，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我简要回顾一下张彭春对于西方文明等级标准的批判，以及在构建世界人权体系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提起张彭春，他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他在外交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能走到联合国，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在世界人权宣言在起草的过程中，张彭春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把他定义成张彭春国际人权体系的主要设计师。实际上一点都不过分，具体的详细内容，实际上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的，还有一本是中文的，这本是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主要设计师》，里面有一个详细的论述。我就不详细说了，我想说的主要是与今天这个会议有关的。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之后，他作为一个中国的代表，继续活跃在联合国的政治舞台上。有关民族自决权当时进行了一个政治大讨论，当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专门的法律，拟将殖民地地区排除在世界人权公约之外。就连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著名人物，法国代表勒内·卡森，他虽然号称世界人权宣言之父，但所持的观点并没有摆脱西方文明等级和传统的文明标准，认为只有文明国家才能享有人权，这其实表明了他在人权保护方面所持的关键矛盾。这一知名条款遭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中国代表张彭春。他是一个坚定的捍卫者，以其雄辩的口才，对殖民条款一一进行了批判，应该说在联合国层面对于帝国逻辑、西方文明等级标准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认为西方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说白了就是欧洲的统治。他认为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这种文明标准应该有了新的含义，再也不能为西方辩解。他进一步分析了苦难根源的殖民统治，他这样说，殖民列强本身也遭受到了腐败的侵蚀，联合国应该帮助他们，确保他们不再腐败。他的呼吁，最后得到了第三国家的广泛支持，殖民条款最后被否决了，最后应该说是将自决权写入了国际人权两个核心公约。这就足以见证中国代表在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全球史专题史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首先对刘禾教授以及我们全体作者表示祝贺，对三联书店出版这样一本书表示祝贺。我只讲三点，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后面做了很好准备的这些嘉宾来谈。
第一，还是要谈一点方法论的意义。我们今天在学术研究当中，跨学科是大家都认可的，都努力的，但是真正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学科的围墙或者是藩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好像都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阶段，有的时候学科的界限强调的还是挺多的。所以不同学科之间对于一样的问题或者是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大家能够给予共同的研究其实还是不容易的，应该说这本书在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
第二，是专题史的深度。其实拿到这本书以后就想到了以前读过的两本书，一本就是《全球通史》，另外一本就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显然，这本书不同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两本书，首先它还是一本史书，它和《全球通史》是很不一样的全球史的著作。上下册的《全球通史》可能在座的各位都读过，那是一本非常系统的全球的通史。而这本书应该说是专题性很强，跨学科和专题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就学术研究的深度来讲，往往是专题性的研究更能够达到效果，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来讨论共同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就是专题史，这本书算上刘禾教授的序言总共有12篇，主题是非常集中，非常鲜明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确是专题史研究或者是全球史专题史研究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三，是作为一个读者的一点希望。在今天我们说世界成了地球村，一个国家的问题和整个世界的问题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全球史的研究，或者讲自我植入整个世界，植入全球，这种研究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或者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寄希望这种研究能够继续下去，出更多高质量、有深度的全球史的论著。
“西方的文明话语造成的世界性影响，中国的很多问题要放在其中去理解。
这本书是全球史的著作，我拿到之后感到很厚重。我们是搞全球史的，首师大全球史研究中心是2004年成立的，成立了十来年了，可以说在全球史的研究方面也在不断地探索。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东西，如果不把它放在全球的视野下面，很多东西是不能理解的，事实上这本书在这里面，在某些方面可以说给了我们做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启发。
比如说跨学科，前面有位老师也提到了，这本书是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构成一个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我是学世界史的，那么我在这个研究的角度，可以说受到我们世界史这个学科某一个方面的影响，然后我再来看不同学科的人看这个问题确实很有启发性。尤其是这么一个主题，以十九世纪这个时段为代表，西方的文明话语造成的世界性的影响，这种话语的实践造成的这么一个世界的格局、世界的秩序，以及使得西方不仅是在国际法，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一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把这种文明话语变成了一种道德的高地，这在十九世纪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理解中国的很多问题，要放在其中去理解，实际上过去历史学界没有什么过多地关注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最近做甲午战争，实际上甲午战争为什么中国人挨打了，西方的媒体并不同情。为什么这样？因为日本人的旗号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他把这个文明话语投合西方媒体的爱好，让西方人觉得是日本人代表的是文明，清政府代表的是野蛮，这种文明话语是深入当时世界的很多大事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当然因为一本书对于整个十九世纪西方文明话语的实践是不可能全面去阐述的，只是从一个侧面，尤其是说它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这本书侧重点在这儿。因为这个文明话语对于日本、土耳其，对于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是从做世界史，做全球史的角度来受到启发，可能其他学科的人也应该会有启发。
这本书对于全球史的研究可以说应该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做全球史的同时我也在做文明史，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文明史的研究，可以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过去传统的研究路径是把文明当做一种实体、社会文化的共同体去做一个研究。比如说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中国文明，就是把古希腊、古罗马当做一种文明。如果我们作为一种话语去研究的时候，就是文明研究的新路径。
“文明等级这个参照对我们到底负面作用大还是正面作用大？
一年多以前刘禾老师跟我说她要编这样一本书，我一直在期待。读了之后很受触动。书中有很多的话语对我的启发特别大，我觉得文明等级问题，确实如刚才翟德芳先生讲的，它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它就是我们现在知识结构的核心部分，确实是这样。这一百年来，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好多是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下面生长起来的。
这本书让我触动的是它把有些东西还原出来了，把这个话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说明白了。我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我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缺陷，所以真的无力来全面把握这本书。但是我想读完以后，对我自己有触动，我觉得自己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一，是如何向我们的敌人学习？这个帝国的话语，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这一百年我们一直在学习；第二，我们如何处理自己文明内部的问题？第三，我们如何重新激活我们固有文明的这些弥足珍贵的遗产，这些闪光的部分？至少我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化研究的时候，这本书会刺激我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新文化运动快一百年了，如果从晚清开始时间更长一点，我们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忍痛进行自我批判。他们知道这种批判有的时候会有失我们民族的尊严，但是文明等级这个东西，这个参照对于我们到底负面作用大还是正面作用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东西长驱直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这一百年里文言文消失了，古老的话语表达方面消失了，我们越来越融入到刘禾老师说的世界村。我们自己文明内部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下子这一百年就变了？我记得汪晖先生和李零先生他们的文章里面涉及了这样一些话题，有一些论述还很深入，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借用外国的语境、思想和资源可能还不都是投降。我觉得这里面尤其可以鲁迅先生为例，鲁迅晚年的时候，就避免了在文明等级论里面来思考问题，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觉得鲁迅的这个个案可能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一方面批判，一方面建设。
如何激活我们民族固有的资产，弥足珍贵的这一部分？这也是几百年来我们几代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座的一些老师也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中国未来的文明应当是取今复古，其实这里面也有着面对着帝国主义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来来思考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批判文明等级论，会不会走向对中华文明的过度的阐释？
我自己关于历史的研究也有一个概括，在2008年的时候，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关于近代史方法论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概括，就是说近代历史整个方法有一个革命史取向，有一个近代史的取向，后面有一个后现代的取向。结果会议上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个时候对于后现代的研究刚刚起步，有的人按照这个方法去讨论，但是还不愿意承认，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在想这个东西对学术界来说肯定会成为一个潮流，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主导性的倾向。
所以反过来我们去回顾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会感受得到后现代，当然后面还有一系列的研究，对我们从文学领域到史学领域这样的一个扩展。刘禾老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出来一个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重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一个新的讨论，从某种意思上来说，这是对早期的革命史研究的某种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代史非常重要的倾向，一个是反帝，一个是反封建。不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概念现在多有争议，反帝、反封建的两条线是很明确的。当然了封建我们今天先不谈，反帝则是对民族或者国家的一个坚持。
就是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革命史的氛围，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经过后现代、后殖民的一系列的，包括现在全球化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各种各样的现实的冲击之后，我们反过来对以往的历史的重新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实际上正如刘老师在文章里面所透出来的，实际上有助于当今中国，就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是我们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或者是国际法的遗产方面的全新的角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我要说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方面，我想接着孙郁老师刚才提出来的这个话题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文明等级论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于西方的方方面面所有事项做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总体性的批判，这里必然会涉及一个所谓对现代性，包括有的作者里面也提出了对启蒙现代性考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批判文明等级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西方所有的一切都打到一个地方性里面去？或者打到一个种族性里面去？而且在文明等级论里面包含着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我参加过一些会议，有很多学者他们内心里面所迸发出来的是一种非常优越的传统文化的意识，他们说中华文化有一统天下的感受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批判，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读者他如果不是特别理解这样一个批判的含义的话，会不会走向对中华文明的过度的阐释？
“世界秩序的重新确立，是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向的关键内容。
我想谈两点非常具体的体会。
第一个感想，这本书提出的概念，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全球史研究的一种非常好的理念，尤其是研究大航海时代五百年以来世界历史时两个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概念。我认为通过这两个概念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理解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进程。可是在这两个概念当中，我和刘禾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有一点想法不是太一样，不一定对。在这两个概念当中，我认为更应该强调前一个概念，即世界秩序的概念。我认为如果用世界秩序的概念取代文明等级的概念来统一大家的思想的话，就我本人来说，我更为赞成。
为什么呢？第一点，我认为文明等级论尽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可是我认为这个名词容易引发歧义，引起争议。比如像把中国作为半文明国家，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就像近代社会，在和西方接触以前，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一个近代的国家。可是这个概念我们怎么用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向学生来交待？怎么用在教科书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明等级，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它会引发一些后续的问题，这些后续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学者驾驭不了的。第二点，我认为这个世界秩序的概念，或者说近五百年以来，世界秩序的重新确立、重新制定，是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内容，或者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刘禾老师在序言当中说，在十五世纪末以来的五百多年当中，世界文明等级的确立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说得非常好。可是我认为能不能改一下说法？比如改成十五世纪末以来的五百多年当中，世界新秩序的确立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这两种表达刘禾老师喜欢哪一种，我更倾向于后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代以来的社会有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像民族国家所谓的主权意识，所谓的双边或者多边条约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新秩序，都是世界新秩序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国际关系对于传统国际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因为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状况来看，比如在我们历史学界，除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政企转换这些被大家普遍重视的因素之外，现代世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秩序逐步确立的一个过程。根据刘老师的意见，1492年开始的大航海是打破世界旧秩序的开端，这个没有异议。1494年签订的双边协议，标志着现在世界秩序开始正式确立，我认为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这个新秩序实际上是建立在强权和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新秩序还持道义原则和平等原则，我想近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新秩序的确立，我认为是形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就像今天英国的脱欧公投，我个人是非常赞成这种形式的，我认为不管英国脱欧还是不脱欧，这个形式正义我是很赞同的。
随着欧洲强国在全世界的扩展，他们也将逐步把这种新秩序扩展到全世界，如果我们不否认的话，这实际上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本质特征。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新秩序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正义，所以他们有理由将这些新秩序推广到全世界，我想这个过程到今天还依然在进行。这是我谈的第一点个人想法。
第二个感想，我认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中国史研究当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当中，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个是革命的范式，另外一个就是现代化的范式。革命的范式我认为坚持的是道义的原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完全是一种道义的原则。所以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咱们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摆脱殖民压迫的过程，我认为这是革命范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二种范式就是现代化的范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我认为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原则，它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渐向西方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两种范式近年来都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大家都有点迷茫的时候，近十几年来全球史的概念逐渐引入中国。全球史在中国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的研究，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不落后，就像刘老师他们在2004年就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现在像武大、山大，还有几个学校也成立了相似的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世界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并没有落后。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全球史的概念，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启发意义是特别大的。大家都知道费正清先生的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影响非常大，并且很多学者都知道有一个条约时代的说法。现在我们仔细想一想，实际上所谓的条约时代，实际上就是从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的秩序到半被迫接受，到后来主动接受，到现在中国实际上在1945年以后就已经逐步加入了制定世界新秩序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个概念的引入，对于我们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重构我们的文明论，避免帝国主义的逻辑、民族国家的逻辑之外，可能性在哪里？
作为刘禾老师的同事，应该首先向刘老师表示祝贺，还有整个团队，其中有一些作者是我的朋友。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学术学科化、学术职业化、思想与学术脱节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的项目。它涉及的学科非常之广泛，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等等，涉及众多的领域，它还包括这些深度的研究，包括对学科建制历史的分析批判等等，所以它可以放在不同的标题底下来观察，也是学科史批判。光是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把很多的论文来做一个统一的角度贯穿，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文明论，当然我们现在讲文明论都不会忘记在“文明冲突论”这样一个语境里面看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在冷战结束，在宣布历史终结的时代以后，我们今天来重新谈文明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是对这样一个支配了近代世界秩序，支配了世界权利的分配、权利的均衡关系，加上思想学说的一个批判性的感想。另一方面中国有自身的传统文明论，也会加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在这样一个非常多层次、多层面跟文明相关一系列的话语讨论中间，怎么样来定位，怎么样来引出新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持续讨论的话题。包括我们今天重构我们的文明论，是否能避免帝国主义的逻辑、民族国家的逻辑。避免了这些之外，可能性在哪里？所以这是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读者对于它的直觉应该是，它是一个批判者，是具有强烈挑战性的一部论著。它是不是完全从后结构主义出来？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它有相当多的历史分析、个案的分析。我个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历史把握。我觉得一种话语和实践的生成、演变的历史逻辑，几乎贯穿了书中所有的论文，所以它跟通常的解构是不完全一样的。
从这样一种不完全是解构历史分析得出来的一个论述里面，除了它的批判性以外，它的建构性和建设性在哪里？我想这个可能在一些读者的视野里面会忽略。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刘禾老师的文章中最后提到这样一个问题，由此看来，在经典的文明标准衰落之后，人权当然是要重新定义的。人权究竟是否最终取而代之，而成为西方世界新的文明标准呢？就是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种规范性的东西，怎么从一种具体的历史经验里面来构造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普适性的话语实践？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话语？从张彭春本人来讲，他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人权。那么这个东西从联合国几次的人权声明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不断协商、不断争论的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个规范历史的建构，做一种历史批判的分析，我觉得是一种还原，是一种了解，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给定的、不可挑剔的东西。反过来对于我们学术来讲，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学术研究、历史个案研究、历史方法跟某种问题结合，这是一种规范式的思考，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和建构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具有很大潜力的方面。
“这个世界太多的问题都是跟这个世界秩序有关系。
我今天没有太多可讲的，因为我对它了解很不够，虽然刚才提到这个研究开过两次会，我现在记不清我参加过哪一次。有人说我参加过第一次活动，但讲了一些什么我都有点忘了。现在好了，这个书出来了，我觉得很不错。我一开始只看了一下刘禾写的序言和我的老朋友唐晓峰写的这篇长文，很惊讶，我自以为好像对唐晓峰很熟悉，知道他喜欢讨论的是一些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书里面唐晓峰写的文章，让我有一点陌生感。他写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我确实觉得这个世界太多的问题都是跟这个世界秩序有关系。大家在谈论说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觉得是处在后冷战时代，是不是后现代我不太明白。而且我觉得这个后冷战的时代丝毫没有什么太平气象。希望以后还能够听到各位新的高论。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应该做的更历史化一些。
对于这本书整体的印象，我和商伟是基本一致的，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全球史其实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定义的东西。我觉得不存在哪个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合法的。从这本书明显可以看出来，它是和刘禾原来的研究相延续的，可以说是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延续。
我想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应该会产生比较大的争议，但正因为有争议，所以它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从前面生产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得出来，刚刚前面他们也讲到，就是这里面的统一性是比较强的，或者说这个聚合性比较强。但是也让我产生了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团队的合作里面没有挑战的声音、特别不一样的声音？
另外，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还是有一些质疑。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概念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1492年到1992年500年，在用这样一些概念的时候，我们有把一些东西固化的倾向。因为这个世界秩序五百年以来是有很大变化的，不能简单地来讲从1492年开始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秩序，而且这个秩序在二十世纪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文明等级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很多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明或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东西，并认为因此自己就有侵略别人、支配别人的合法的权利。在书里面也讲了一些东西，这个形成也会有一些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个五百年的东西。另外唐晓峰那篇文章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语言，他讲地理大发现，同时也是一个欧洲文明的自我发现，我觉得这个非常经典。但是这个欧洲文明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也应该是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欧洲文明或者说和二三百年以前的欧洲文明，和现在的西方文明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像萨义德东方学所讲的，东方学把西方之外的所谓的东方本质化了、固化了。如果中国算是一个他者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给简单地本质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我们要做得更历史化一些。
前面孙郁也提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做了很好的阐述，文明等级论是在十八、十九世纪，随着学科化的发展比较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但是我想这个文明等级论是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理论？还是说它是包容在或者是被涵盖在其他的理论中，或者说它和其他的理论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想我们一般接受的，包括开始翟总编所讲的，就是我们原来是在一种所谓社会进化论的名目之下来接受文明等级论的，其实这里面回到的不是对文明等级论的评价问题，或者是对它的历史建构认识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对文明进化论的整体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本书非常好，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些认识提出了挑战。
本书作者，撰有《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
“政治地理学是火药味非常浓的地理学分支。
李零忘了一件事情，他刚才说他忘了参加过这些活动，另外他还忘了一件事情，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很有关系，何况是今天这还是三联书店出的这本书，搞的这么一场活动。实际上十几年前三联就准备做这么一个计划，就是要出版一种杂志《三联人文地理》。当时请张承志先生来做主编，他在筹备这个事情的时候把我和李零叫去，买了面包和汽水，跟着他讨论他的思想。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这其实是值得收藏的一个版本——就被叫停了，印了多少册也不知道。它的封面是一把越王勾践的宝剑插在那里，表示一种战斗气息。张承志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战斗性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他战斗的对象是谁呢？他说的非常清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就是那样一个地理学，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形成了一个近代的学术，带头者就是大英帝国的皇家地理学会，依托的是一系列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在全世界上所展开的活动。所以张承志当时的想法非常具有冲击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问题的种子，李零把这个事也忘了。所以刘禾一说的时候，就把这颗种子唤醒了，当想到这个事情和我自己搞的专业是有关系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进入了要说的那个话题，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学科批判。
实际上我思考的时候，一方面是文明论的问题，我想的是现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创建时候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实际上它是一个学科批判。这个书里没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地理学里面有一个火药味非常浓的专业，就是政治地理。政治地理这个词真正登场的时候是十九世纪末，是德国的世界现代人文地理的鼻祖拉采尔，他写的一本地理学的名著就是《人类地理学》，这个词现在我们不用了。人类地理学非常具有人类学、动物学的特点。他又提出一个概念，我们今天翻译成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政治是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地理学分支，是列强的地理学，是列强如何争霸世界的地理学，或者是列强之间进行博弈的一个分支。所以他讲地理学基本研究的单位是什么？国家。现代国家概念产生后，和它相适应，在人文世界开始把国家建成一个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单元。这个国家该怎么做？大家都熟悉了，好的国家，文化属性高的国家就得扩张，没本事的就等着别人向你来扩张，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理学开始就是这么出来的。下一个也是火药味十足的，就是英国的麦基德，就是讨论在世界上称霸的问题，这个思路在西方一直有，一会儿是边缘说，一会儿是海权说等等，整个学说的目的就是争霸世界。要做地理学的学科批判的话，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大的背景。
后来开始转换，地缘政治这个词大家觉得经过希特勒之后是非常脏的词，改成政治地理学，但是其中难免还有这样一些东西。政治地理学弱国几乎没有这个东西，强国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学科批判的时候，就可以和大时代建立起关联。十九世纪是有各种学科纷纷建立的时候，纷纷建立的时候过去只认为是科学思想的诞生，忘了还有大的历史时代、政治时代的背景。另外就是这个学科是由谁创造出来的，为谁所用的，除了知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这些讨论起来之后，一下子就呼应了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解读这些理论，比如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等等，都可看到学科当时的影子。所以讨论文明等级论，一下子就把这个学科的这个方面又照亮了。所以文明等级论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可以重新反思许多问题。
我写的这个东西谈不上研究，后面的一系列对比只是一点思考，要做深入的研究，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领土的起源是怎么回事儿，政治地理学是如何被制造的等等，还有国家性质概念的转变，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都可以从文明这个角度重新来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角度，可以照亮新的思考。
本书作者，撰有《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
“人类学、政治地理学可能起源于帝国探险。
我也是在考虑康有为这个里面牵扯到这个方面，我随便翻了翻关于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的起源。我跟唐老师的角度不一样，我想最早这种地理学可能是起源于帝国探险这种东西，历史上有很多探险队，我关注这一方面的东西多一点，比如俄罗斯为了打通远东通道，投资一些探险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营造了这样一个学科，紧紧和政治相联系的，和帝国意义、扩张意义紧紧相联系的这些知识。这个文章里面梳理了很浅薄的一些方面，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接触这些东西，在这之前我做了人种学的考察，主要起源也就是近代的一些问题出发。因为现在在科学上想找到这样一些东西，比如国家建设，特别是西方殖民战争的知识，我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我就说这些。
本书作者，撰有《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
“不放在文明等级论的视野下，一些问题没有解释。
我想有几点要谈一下，我们做这个东西绝不是反对文明的，我们是在反思文明，这个要说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几年我也在很多场合说过，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体量越来越大，国际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文化上，好像还依然匍匐在西方之下。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政治上、经济上强大以后，在文化上还是个矮子，他必须要构建自己新的文化。怎么构建？可能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要进行一番反思，对传统要有一番反思。所以我在一个地方说过，我说超越传统，超越西方，结合我们的时代，构建我们新的文化，我基本上是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我们反思西方，就好像把西方近代进步的东西我们全否定了，这是一点。
我觉得我做了这个东西以后引起了很多学科反思的问题。确实是，因为以前意识到一些问题了，但是没解。比方说原来编这个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中国现代史上的七七事变，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都叫事变。为什么都叫事变呢？它们完全不是一码事么。如果你要是去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起诉书的时候，那里面的原话就是说，日本人称事变而不称为战争，是因为他把中国人不当文明人看，就是日内瓦国际公约对中国人是不适用的。我当时编的时候想把它改过来，改不过来，因为长期的大家形成一个思维习惯了，你不叫事变叫什么？我都查过，“事变”这个概念是日本人用的，后来我们就都用了。可能是啊，我还没进行考察过，这里面可能是带有殖民主义因素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不自觉的，也就是政治无意识，在使用这些概念。
通过文明等级论这样去反思以后，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可能会得出新的结论。刘老师提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黎和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巴黎和会中国失败了，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所有的电报，去的和来的，我全都有，但是解释不清楚。不放在文明等级论的视野下，对于巴黎和会的结果没有解释。还有关于开罗宣言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时罗斯福要把整个琉球给蒋介石，蒋介石不敢接，为什么他不敢接？托管？他自己都不自信来托管这个东西。其实放到文明等级论这个底下来看的话，马上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蒋介石自己认为自己不是文明的，自己是半文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可能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带来很大的触动。
本书作者，撰有《中国植物知识的转轨与分流》
“世界秩序作为知识范式来讲，到底代表着什么？
我比较同意刚才仲老师讲的一些观点，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是希望反省现代世界、现代历史的。世界秩序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是要摆好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现代史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处在文明等级底层的国家，而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秩序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历史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特别是像科学，包括像很小的学科，像植物学，整个思维的方式都表现出要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就是变成这个世界秩序之中的一员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而且对于所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的本身——我说的这个世界秩序不光是用枪炮组成的，而且也是用知识和科学组成的——没有真正的了解，只是把它当做权利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需要很好的反思，反思这个世界秩序作为知识范式来讲，到底代表着什么。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本书作者，撰有《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
“西方话语在传播过程中，被我们自己的知识垄断或误用，导致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更强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自己。
可能这本书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西方只有这么一种话语。我们要时刻牢记，话语是在话语场中存在的，是有很多对抗性的。但是某一些特定的话语，会在一定特殊的场合下跟一些利益、强权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强制力的话语。当然我说这个西方的话语并不是一种，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面的写作很多是受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但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传播学的过程。这个传播我们不能说这一套西方的话语是通过透明的手段过来的，这个其中有很多变形。比如说有一种是属于知识垄断，在清末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了解比较少，知识垄断就得以可能，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就把伦理学去掉了。后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出版的时候有中国人要译过来，但是受到新文化支持者的劝阻，说你不要译。所以说这里面有垄断。还有一种就是有人生活在西方的某一个社区里面，这个社区里面流行的东西就成为他对整个西方的概括。
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西方主流的话语是一种民族国家，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话语，世界主义只是一种很小的边缘的话语，在犹太人中间比较多。包括进化论，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被认为是在整个西方十分流行的一种具有压倒性的话语，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胡适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发现无论是康乃尔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每天学生都有很多的经课，我们这里是去掉了经课。他发现教师如果在当地讲进化论的话有可能被解除教职的，现在在美国的有些洲里面，讲进化论的教师还是有可能会被开除教职的。但是我们的这些人介绍的时候，会把它描述为这种东西在世界上很流行，如果中国不这样做的话就落后于这个时代了。还有世界主义，这两者结合起来了，实际上是扭曲了西方的形象，变成了我常常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现代自我。中国现代自我里面有非常强大的进化论的东西，还有世界主义的东西。世界主义还有很多变形。
所以我在这个文章里面，主要谈论的不是说这个，西方有一个很大的话语政治，但是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知识垄断，或者说是一种误用，导致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更强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知识考古学，我们可能会探索一种东西在它的形变过程中是怎样被强化，被省略的。所有这些东西就遮蔽了我们想像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或者是一个全球的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工作，就是要颠覆，把笼罩在我们眼界里的东西打碎了，你才可能在对历史有另外一种想像的时候，你才可能跟西方商讨出一种更加具有让人变得自由平等的更好的东西。
本书作者，撰有《“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
“现代性的性别秩序如何形成、如何切入到新的世界秩序里？
我自己研究中的一种感悟，就像商伟老师说的，像一个还原性的历史梳理，我努力想寻找这个脉络，寻找这个逻辑在哪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与其说有强有力的理论先行的指引的话，实际上我想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现在的性别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当我想理解当下的所谓现代性的性别秩序如何形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知识基础，一个观念基础，它们恰恰跟文明等级和世界观念的形成如此地密切地关联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在座的老师都知道，妇女性别研究在国内还谈不上学科化，所以谈不上对学科进行批判，但是这个知识的观念一样渗透在我们这里。在这个梳理的过程里面，除了知识批判、学科批判之外，刘禾老师的这个号召，实际上让我们深刻的去理解现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性别秩序之间的关联性。我就想说，当我们意识到文明等级进来之后，我们现在对过去妇女的想像，或者对未来妇女的想像都是在这个文明论这么一个环节里面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有双重想像，重构了过去妇女的历史，比如说缠足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比如说当过去的那些才女们都是无用的人，妇女们都是不生利的，家务劳动是没有用的。这些知识是在历史中被建构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要想什么样的妇女是好的？我当时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讲安身立命，实际上女性也追求安身立命。所以现代新的性别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女性的身体也被重新解读，女性的身和心都被重新解读，女性的身体放在哪里是好的，哪里是有意义的，都被重新想像，重新设计了。所以对我来讲，确实这个研究过程是一个自我发现、自己去理解的过程，就是理解当下，理解自己，我们作为一个女性，甚至一个男性也一样，对于一个性别秩序如何建立，如何切入在这个社会世界里，切入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里，这是一点感悟。
“我们今天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失序和什么样的秩序？
我看这个题目的话，我觉得是《世界失序与文明等级》，因为基本上在这个深层过程中，这么多的战争和失序，不断的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的野蛮的战争和宰制，你可以说是秩序，也可以说是失序，现代没有秩序。我想其实这本书基本的精神，除了讲知识和学科，其实它的基本精神是跟近代思想里面探索突破这个秩序的思索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举个例子，章太炎的思想中，“进化、公理、唯物、自然”，这四个都是文明秩序典型的支柱，他说要把这个东西重新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还有“五无论”，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文明等级论的批判。他后来提出“齐物平等”，讲“破除名相”，就是打破今天这一套知识分类学所提供的霸权。这一套知识的霸权，构成了一个所谓的秩序，这个秩序背后全都是失序的，只有形式上的“秩序”，所以不断地产生冲突和战争。在所有的领域里面，把这个冲突尖锐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也可以说接续了近代以来很多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的思考。刚才也提到鲁迅早期，包括他一直到后期的思想，这是一个类型的。刚才讲到有没有一个另类的出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考的前提，而且他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政治性的语境和政治思考的可能的方向，这是一个方向，我曾经把它叫做否定的公理观，它是否定的，它要提出自己的公理观，但它也是从解构、批判的意义上过来的。
第二个方向跟中国革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它转化后在中国这个世界里面产生新秩序。但是中国革命试图借鉴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以来延续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向，换句话说，建立一个新的普遍主义，那在政治上是它的对立面。这个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了同构性，我们可以看瑞贝卡·卡尔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讲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近代启蒙理念跟文明等级论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这个里面出现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破除的过程中，也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如果讲国际法的秩序的话，朝鲜战争以后，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这一套跟国际法直接相关的理念，的确包含了对欧洲国际法的学习，但同时又是否定，同时还是重构。因此如果说近代世界有一种所谓秩序性的萌芽的话，这些秩序性的要素并不只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创造的那个形式的秩序直接的物质化，不是说这个秩序变成了一个东西，我们以为有了。恰恰是在这个反抗、博弈和斗争当中产生出的力量，所以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政治的可能性。尽管中国革命当中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后革命、反革命的思潮，可以说否定这个的思潮，但是如果任何人忘记二十世纪对这个秩序的抵抗，从当中重新梳理出里面的那些要素和可能性，我们可能又真的就回到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当中去，现在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小，是非常大，在很多层面在再造这个秩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需要挖掘、形成真正我说的秩序。要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失序的背景下形成的那些新的秩序诞生的正面的萌芽里面找到这些要素，我想是这本书要反思的问题另外一个意义。
第三，确实当代世界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不完全是十九世纪或者是早期的问题，要完全想用旧的方式，无论是怎么回，回到任何一个模式上可能都不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晓峰是地理学的大家，我们看地理发现、海洋理论，都是构筑直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内陆的关系都被贬低了。所以整个欧洲关于无限的思考、普遍主义的思考，都是跟海洋连在一起的，所有的内陆都挺差的。国际法的很多的要素都是从海洋法里面发展出来的，内陆的国际法的资源在后来构筑国际秩序当中其实很弱。今天呢？金融化、电子化里面新的秩序是新的失序，黑客的世界，政府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力量在那个电子世界、网络世界里面互相竞争。所谓的边界，所谓的主权，所谓的你我之间的这一套边界的博弈关系，就好像当年的西班牙海盗、英国海盗、荷兰海盗，包括他们的国家，互相竞争，形成的一套国际法的秩序，这是和刘禾已经做过了梳理的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现在这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思考，是可以从这个历史里面来借鉴和思考，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失序和什么样的秩序？因为今天整个的问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是那个文明等级以变异的方式还渗透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的确是一个关乎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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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刘禾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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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禾
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是如何演变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这个问题经常被忽视，可是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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