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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之会”与四种《兰亭》名本

2017-03-21 刘涛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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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延之盛赞《兰亭序》书法“遒媚劲健,绝代更无”,是关于《兰亭序》书法的最早评语。何延之很细心,注意到《兰亭序》中二十个“之”字写得各不一样,谓为“变转悉异”,以此说明《兰亭》书法的丰富性。这个书写现象,何延之称之为“重者皆构别体”,后来成了书家品评《兰亭》书法的“口头禅”,也是书家作书的一条“金科玉律”。


岁月流逝,《兰亭》古本越来越少。今天所见《兰亭》名本,或摹本,或临本,或刻本。这些复制品的本子,并无临摹者的名款,后世题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以下文字节选自《字里书外》(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 《兰亭序》神龙本(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 | 刘涛


“兰亭之会”与《兰亭序》


古人“ 䜩集”的场面,汉代画像石、汉晋墓室壁画以及北宋以来的卷轴画上都能见到。汉末,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的邺宫“西园之会”是文人雅集的典范,“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的场景,只能从他们的诗歌里看到。


晋朝士人喜好大自然,集会移向山林。留名后世的两次,前有西晋石崇的“金谷之会”,后有东晋王羲之邀集的“兰亭之会”,依旧是饮酒赋诗。


当年的兰亭,王羲之《兰亭序》描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孙绰《兰亭后序》写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记载:“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兰亭之会就在天柱山下的兰亭,而非今日之兰亭。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四十)对兰亭有一番考述:兰亭原是亭堠之亭,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为名胜古迹的兰亭,东晋一代曾经三变:原在天柱山下的鉴湖湖口,后迁亭于湖中兰渚,又从湖中迁到天柱山顶。南朝陈、梁之间,兰亭又迁到湖中。北宋末叶,兰亭移建天章寺,并建鹅池、墨池,引溪流相注。明朝嘉靖年间,绍兴知府沈某在天章寺故址以北择地重建兰亭,此后亭址再未变迁,清朝又数次修建。这处兰亭,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兰亭风景区,在绍兴市西南二十多里兰渚山下。

 

集会那天是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古代的“修禊”之日。“修禊”源于先秦时期春秋两季在水滨设祭的“除恶”风俗,《后汉书·礼仪志》所谓“去宿垢疢为大洁”,意思是除旧疾,求健康。曹魏时代,民间的“修禊”活动才固定在三月初三。

 

王羲之召集的“兰亭之会”,四十一人参加,人数比石崇“金谷之会”多,有隐居当地的士族名士,有现任官员,王羲之和谢安、许询、支遁、孙绰都是当时的明星人物,五十一岁的王羲之携子赴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众人临流而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山川春风之助,“一觞一咏,畅述幽怀”。


| 明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故宫博物馆藏


这次“兰亭之会”,赋诗者二十六人,有四言有五言,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录有全部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兰亭诗卷》墨迹本,不全,传为唐朝书家柳公权的手抄本。

 

王羲之为兰亭之会写了一篇序,后人名为《兰亭序》,前半部分记述风流之盛,后半部分伤时感怀,悲叹人生不永。《兰亭序》有墨迹本传世,后来成了书法史上显赫的行书经典。文人雅集诞生旷世书作,这是仅有的一例。

 

王羲之所作《兰亭序》,最早名为《兰亭集序》或《临河叙》。宋朝时,《兰亭序》是尽人皆知的书法名作,异名别称甚多:欧阳修名为《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黄庭坚称《禊饮序》,宋高宗题曰《禊帖》。元朝,郭天锡名为《兰亭宴集叙》。


《兰亭序》最初的名声,在文章而非书法。《世说新语·企羡篇》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唐朝史臣编撰《晋书·王羲之传》,引录了这篇三百二十四字的序文。


石崇《金谷诗序》名扬晋朝,全文失传,只有部分文字保留下来,结尾一段:“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俱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企羡篇》的注文引录了王羲之《兰亭序》的另一个文本,名为《临河叙》,一百五十三字,是节略本,最后一段文字与《金谷诗序》相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临河叙》所说赋诗、罚酒人数的文字,在传世的《兰亭序》里见不到,而且《临河叙》的篇幅比《兰亭序》短,显然是有同有异的两个文本。清朝末年,这篇《临河叙》引起了学者、书家李文田的注意,他说:《临河叙》多出的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既然“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对于这个疑问,启功《〈兰亭帖〉考》这样解释:“诗文草创,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别。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刻石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以当时的右军文集言,序后附录诸诗,诗前有说明的话四十二字,抑或有之,刘注多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


《兰亭序》以书法名世,要晚到唐朝初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尤为宝重”,令宫廷搨书人做出摹本赐给近臣诸王,遂为世人所知。传说太宗去世后,真迹殉葬昭陵。


| 传唐朝柳公权抄写的《兰亭诗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名本


王羲之《兰亭序》由隐而显,为天下所知,书家奉为行书典范,此唐太宗之功。太宗临终要求将《兰亭》殉葬昭陵,从此真迹永绝,此又太宗之过,埋下后世学者书家聚讼《兰亭》真伪的根由。


1965年那场震动文博界的兰亭真伪论辩,曾有人说,待发掘昭陵,《兰亭》真迹重见天日,真伪之争可以了断。但《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欧阳修说,温韬只重财,将昭陵“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一部分被宋太宗赵光义购募,刻进法帖,传于人间,“独《兰亭》真本亡矣”(《金石录跋尾·晋兰亭修禊序》)

 

温韬是华原贼帅,盗墓狂人,将辖境内的唐帝诸陵“悉发掘之”,惟有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风雨不可发”。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某省考古人士说,《兰亭》在唐朝的名声很大,但《五代史》记温韬盗发昭陵竟未提到,大概高宗未将《兰亭》殉葬昭陵,很可能葬入乾陵。言下之意,《兰亭》仍有可能重见天日,让人燃起希望,却是没有依据的推测。唐朝以前,《兰亭》一直秘藏私家,即使摹本世人也难见到。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之后,令宫廷搨书人各搨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还有近臣房玄龄等八人,算来十数本。尽管限于上层小圈子,《兰亭》毕竟传出宫外。唐玄宗时代(712~755),始有记述《兰亭》的文篇,如何延之《兰亭记》,如刘餗《隋唐嘉话》。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到太宗宝重《兰亭》。这些迹象表明,8 世纪时,《兰亭》已在士大夫阶层传开。唐宋两朝流传的各种临摹本《兰亭》,行款都是二十八行,风格如一。这种现象表明,历代相传的《兰亭》源出一个共同的祖本。


岁月流逝,《兰亭》古本越来越少。今天所见《兰亭》墨迹名本,前三位依次是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这三本《兰亭》的位次,在清朝乾隆朝排定,并和其他有关兰亭的书迹合为八种,分别刻在圆明园“坐石临流亭”的八根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民国初年移建于前清社稷坛改名的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虞、褚、冯三本,依次称为八柱第一、第二、第三。


| 兰亭八柱帖拓片


人们也用摹勒上石的方法复制《兰亭》,出现各种刻本,其中以“定武本”最著名。定武本据何人临摹本上石,宋人说法纷纭,提到智永、欧阳询、褚遂良、赵模、怀仁、王承规等。后以欧阳询临摹上石的说法占据上风。欧阳询上石的底本,又有不同的说法,或云欧阳询据右军真迹摹勒上石,或云据欧阳询《兰亭》临本摹刻。


这四种《兰亭》名本,或摹本,或临本,或刻本。这些复制品的本子,并无临摹者的名款,后世题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虞世南临本


本幅白麻纸,纵24.8 厘米,横57.5 厘米。两纸拼接,接缝在十四行与十五行之间,行距匀称。历代屡经装裱,墨色晦暗。此卷卷首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人称“天历兰亭”。本幅末尾下端题“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一行,又称为“张金界奴本”。启功说,张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总管元朝染织杂造工匠,元文宗时主持奎章阁建筑工程。


明朝时,这本《兰亭》流入民间,晚明归大收藏家吴廷。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歙县(今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人,富甲一方,书画收藏之巨可与明朝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相埒。吴廷广交文人书家,曾将这本《兰亭》借与董其昌,万历二十六年除夕(1599 年初)索回。此卷后来又落到董其昌手中,约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转让给明末儒将茅元仪(止生)。清初为大收藏家梁清标所得,后进入清朝内府。卷中有乾隆帝题跋二则,其中一则写于乾隆十二年(1747)


| 《兰亭序》虞临本(兰亭八柱第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本《兰亭》称为“虞世南临本”,缘于董其昌。他割让给茅元仪时写了一段题跋,有“此卷似永兴所临”一语。梁清标(蕉林,1620~1691)装裱时,在卷首贴了一条标签,题为“唐虞永兴临稧帖”。虞世南封为“永兴县公”,故称“虞永兴”。乾隆皇帝喜欢这个大名头,题跋说,“董其昌定为虞永兴摹”,还为董其昌的说辞找了一条理由,“以其与褚(遂良)法外别有神韵也”。而鉴定行家并不相信董其昌的信口之言,乾隆时期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1733~1818)精于鉴藏,写过一篇《苏米斋兰亭考》,他说“颍上、张金界奴诸本,则皆后人稍知书法笔墨者,别自重摹”。启功曾经屡观原卷,赞成翁方纲之说,进而怀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临写者”。但学者的“精识”不敌前朝流传的俗说,世人依然称此本为“虞世南临本”。


褚遂良临本


本幅淡黄纸本,纵24 厘米,横88.5 厘米。也是两纸拼接,接缝在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行距匀称。因为后纸有米芾十行题诗,又称“米芾题诗本”。米诗全文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扎。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昭陵竟发不知归,模写典刑犹可秘。彦远记模不记褚,《要录》班班纪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

 

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北宋时,寻购“褚模”《兰亭》成为风气,往往指唐摹本为褚笔,流行的褚本《兰亭》渐多。米芾题诗讥讽这种风气,更没有说这本《兰亭》是“褚模”或“褚遂良临本”。后人未解米诗之意,以为类似褚法,竟题为褚本。


| 《兰亭序》褚临本(兰亭八柱第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启功认为,这卷《兰亭》的字迹与后面米芾题诗的笔法相同,纸也一律,“实是米氏自临自题的”。米芾书法得益褚书,以精于摹古自豪,喜欢显示自己临摹乱真的本领,他来临写一本大有可能。米芾诗中说,“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似乎在暗示世间好事者不要上当。


冯承素摹本


本幅白麻纸本,纵24.5 厘米,横69.9 厘米。两纸拼接,前纸十三行,行距较松;后纸十五行,行距偏紧。帖首前隔水上端有旧题“唐模兰亭”四字,左边骑缝处残留“神龙”小印左半,所以又称“神龙本”。此本递藏南宋内府、元朝郭天锡、明朝项元汴、清朝内府。全卷鉴藏印多达百数十方,后纸有宋朝李之仪、石苍舒,元朝赵孟、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题识观跋十七则。此卷所见“神龙”印,郭天锡至元癸巳(1293)的题跋指为唐中宗的年号印。中宗李显是太宗孙,高宗子,武则天所出,一生两次登基。第一次在嗣圣元年(684),两个月就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武后当政时期的圣历元年(698)召回,又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迎李显监国,逼武则天退位,李显再次即位,恢复唐朝国号。中宗“复辟”之初,仍然袭用武则天“神龙”年号,两年后改元“景龙”,又三年,被韦后鸩毒而死,年五十五。


郭天锡把此本《兰亭》定名为“神龙本”,他说“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郭天锡很谨慎,只说钩摹者是“冯承素等”。因为郭天锡知道,唐朝宫廷搨书人除冯承素之外,还有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彻等人,他无法确认究竟出自谁手,故谓“冯承素等”,是整体判断。明朝万历五年(1577),这本《兰亭》转到项元汴手中,他省复为单,题为“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指为冯承素所摹。不仅如此,项元汴还把冯承素和卷首的“神龙”年号半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人。这样说,就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双钩摹搨是精细的活计,费眼力,如果贞观末年(649)冯承素三十岁,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当有80 余岁,老眼昏花,岂能从事摹搨。


| 《兰亭序》神龙本(兰亭八柱第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本《兰亭》是公认的唐人摹本,比所谓虞临本、褚临本的影响大。启功《兰亭帖考》说,“这帖的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行款前疏后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边处挤写的状态。“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但有些学者怀疑这本唐摹《兰亭》的真实性,以为是隋僧智永的临写本,理由是书法过于妍媚。


定武本


《兰亭》定武本现身于北宋,有界栏,宋朝文人书家公认它是唐朝刻本。定武本的发现和流传,宋人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大体经过是:朱梁篡唐,原石移置汴都(今河南开封)。契丹破石晋,载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县)。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被定州士人李学究得到,死后被官府索走,放在定州官库里。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离任时带走原石。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薛家交还原石,置于汴京宣和殿。因为刻石在宋朝北疆定武军发现,宋人习称“ 定武本”,又有“定武兰亭”“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称。


宋人喜好摹刻《兰亭》,特别是南渡之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就复制的对象而言,宋以来的《兰亭》刻本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翻刻定武本。宋人记载,李学究得到定武《兰亭》未久,韩琦于庆历八年(1048)镇守定州,李学究献定武拓本,韩琦索原石,李学究别刻一石上交。李氏死后,其子以原石拓本售人,每本千钱。及宋祁守定州,李氏子欠赋税,宋祁以公帑换取刻石,藏于公库。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其子薛绍彭(后与米芾并称“米薛”)别刻一石留定州,换走原石,并在原石上凿损“湍、带、右、流、天”五字作为记号。因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损本”与“损本”之别。金兵陷汴京,原石亡失,此后翻刻本,率是五字“不损本”。


第二类是传刻定武本以外的古刻本。徽宗时,米芾父子三人曾传刻杜宝成家传的唐刻本《兰亭》,“五日模”,“善工十日刻”,号为“三米兰亭”。徽猷阁学士胡世将在豫章刻过两本《兰亭》,其中一本“出于钱氏贞观本”,也是唐刻本。


第三类是传刻唐人临摹墨本。南宋绍兴元年(1131),高宗在政事堂召见官员,枢密院属官辛道宗献出所藏唐人临本《兰亭》,说是出自唐朝内府,高宗令人刻于会稽。


《兰亭》刻本极多,桑世昌《兰亭帖考》著录了六十余种。唯有定武本声誉在其他刻本之上,为世所贵。宋人推崇定武《兰亭》,不但因为摹刻精工,又出自欧阳询,还在于书法。王安石曾孙王厚之说:“自山谷嘉定武本,以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于是士大夫争宝之。”南宋藏书家、“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说:“世贵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论。”黄庭坚这样评定武本,参照了另外两个《兰亭》刻本:一本“极肥”,传为唐朝开元时代书家褚庭诲所临;另一本“极瘦”,出土于地下,为宋朝龙图阁学士张景元所得,字画轻瘦劲健,说是褚遂良所临,号为“褚兰”。这两个本子,早已不存,但黄庭坚所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的评语却广为流传,成了鉴赏定武本的名言。


| 《兰亭序》定武本(柯九思旧藏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收藏的《兰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为人题跋《兰亭》拓本,则以定武本相夸。世传的定武《兰亭》拓本真赝混杂。赵孟在定武本《兰亭十三跋》中感叹:“(定武本)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明朝王世贞不像赵子昂那样迷茫,他说:“定武本有三,未损本,初拓也;损本,绍彭所留也;不损本,定武再刻也。缘不损本有真赝。而损本的然,故以为贵。”宋元时代极其推重的定武《兰亭》,清初犹有多本流传。流传有绪的名本,现在仅有三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两本,一是吴炳旧藏本,属不损本;一是独孤僧本,曾被赵孟收藏,清朝嘉庆年间遭火烧,残存三小片,卷后有宋元诸家题跋。


还有一本定武《兰亭》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柯九思旧藏本,属五字损本。卷后有宋朝至清朝题跋十余则,元朝名家鲜于枢、邓文原、赵孟、虞集、康里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的题记。此本墨拓较淡,可以察知石面不平且有裂纹。第一行末“会”字缺损,第七行、十四行泐损。屡经传拓,笔锋渐秃,字口不甚清晰。与冯摹墨本相比,柯九思定武本字画浑厚,特别是横向笔画,不是那么侧斜,更为古朴。柯九思本第十四行和十五行之间的下端有一个“僧”字,这个押署的“僧”字,在墨迹古本中见不到,或许可以说,“僧”字是定武本的一个特征。南朝内府鉴书艺人,梁朝有徐僧权、江僧宝,陈朝有杜僧谭,其名都有一个“僧”字。传世的二王墨迹,徐僧权的押署较为多见。刘餗《隋唐嘉话》说《兰亭》真迹“梁乱出在外”,表明《兰亭》曾归梁朝内府,“僧”字押署也许可以印证刘餗的记载。


| 定武本《兰亭序》所见“僧”字押署



字里书外》 刘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1

ISBN: 9787108053169 定价: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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