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之会”与四种《兰亭》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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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延之盛赞《兰亭序》书法“遒媚劲健，绝代更无”，是关于《兰亭序》书法的最早评语。何延之很细心，注意到《兰亭序》中二十个“之”字写得各不一样，谓为“变转悉异”，以此说明《兰亭》书法的丰富性。这个书写现象，何延之称之为“重者皆构别体”，后来成了书家品评《兰亭》书法的“口头禅”，也是书家作书的一条“金科玉律”。
岁月流逝，《兰亭》古本越来越少。今天所见《兰亭》名本，或摹本，或临本，或刻本。这些复制品的本子，并无临摹者的名款，后世题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以下文字节选自《字里书外》（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 《兰亭序》神龙本（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 | 刘涛
“兰亭之会”与《兰亭序》
古人“ 䜩集”的场面，汉代画像石、汉晋墓室壁画以及北宋以来的卷轴画上都能见到。汉末，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的邺宫“西园之会”是文人雅集的典范，“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的场景，只能从他们的诗歌里看到。
晋朝士人喜好大自然，集会移向山林。留名后世的两次，前有西晋石崇的“金谷之会”，后有东晋王羲之邀集的“兰亭之会”，依旧是饮酒赋诗。
当年的兰亭，王羲之《兰亭序》描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孙绰《兰亭后序》写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记载：“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兰亭之会就在天柱山下的兰亭，而非今日之兰亭。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四十）对兰亭有一番考述：兰亭原是亭堠之亭，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为名胜古迹的兰亭，东晋一代曾经三变：原在天柱山下的鉴湖湖口，后迁亭于湖中兰渚，又从湖中迁到天柱山顶。南朝陈、梁之间，兰亭又迁到湖中。北宋末叶，兰亭移建天章寺，并建鹅池、墨池，引溪流相注。明朝嘉靖年间，绍兴知府沈某在天章寺故址以北择地重建兰亭，此后亭址再未变迁，清朝又数次修建。这处兰亭，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兰亭风景区，在绍兴市西南二十多里兰渚山下。
集会那天是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古代的“修禊”之日。“修禊”源于先秦时期春秋两季在水滨设祭的“除恶”风俗，《后汉书·礼仪志》所谓“去宿垢疢为大洁”，意思是除旧疾，求健康。曹魏时代，民间的“修禊”活动才固定在三月初三。
王羲之召集的“兰亭之会”，四十一人参加，人数比石崇“金谷之会”多，有隐居当地的士族名士，有现任官员，王羲之和谢安、许询、支遁、孙绰都是当时的明星人物，五十一岁的王羲之携子赴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众人临流而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山川春风之助，“一觞一咏，畅述幽怀”。
| 明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故宫博物馆藏
这次“兰亭之会”，赋诗者二十六人，有四言有五言，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录有全部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兰亭诗卷》墨迹本，不全，传为唐朝书家柳公权的手抄本。
王羲之为兰亭之会写了一篇序，后人名为《兰亭序》，前半部分记述风流之盛，后半部分伤时感怀，悲叹人生不永。《兰亭序》有墨迹本传世，后来成了书法史上显赫的行书经典。文人雅集诞生旷世书作，这是仅有的一例。
王羲之所作《兰亭序》，最早名为《兰亭集序》或《临河叙》。宋朝时，《兰亭序》是尽人皆知的书法名作，异名别称甚多：欧阳修名为《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黄庭坚称《禊饮序》，宋高宗题曰《禊帖》。元朝，郭天锡名为《兰亭宴集叙》。
《兰亭序》最初的名声，在文章而非书法。《世说新语·企羡篇》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唐朝史臣编撰《晋书·王羲之传》，引录了这篇三百二十四字的序文。
石崇《金谷诗序》名扬晋朝，全文失传，只有部分文字保留下来，结尾一段：“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俱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企羡篇》的注文引录了王羲之《兰亭序》的另一个文本，名为《临河叙》，一百五十三字，是节略本，最后一段文字与《金谷诗序》相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临河叙》所说赋诗、罚酒人数的文字，在传世的《兰亭序》里见不到，而且《临河叙》的篇幅比《兰亭序》短，显然是有同有异的两个文本。清朝末年，这篇《临河叙》引起了学者、书家李文田的注意，他说：《临河叙》多出的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既然“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对于这个疑问，启功《〈兰亭帖〉考》这样解释：“诗文草创，常非一次而成，草稿每有第一稿、第二稿以至若干次稿的分别。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刻石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以当时的右军文集言，序后附录诸诗，诗前有说明的话四十二字，抑或有之，刘注多这四十二字，原不奇怪。”
《兰亭序》以书法名世，要晚到唐朝初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尤为宝重”，令宫廷搨书人做出摹本赐给近臣诸王，遂为世人所知。传说太宗去世后，真迹殉葬昭陵。
| 传唐朝柳公权抄写的《兰亭诗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名本
王羲之《兰亭序》由隐而显，为天下所知，书家奉为行书典范，此唐太宗之功。太宗临终要求将《兰亭》殉葬昭陵，从此真迹永绝，此又太宗之过，埋下后世学者书家聚讼《兰亭》真伪的根由。
1965年那场震动文博界的兰亭真伪论辩，曾有人说，待发掘昭陵，《兰亭》真迹重见天日，真伪之争可以了断。但《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欧阳修说，温韬只重财，将昭陵“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一部分被宋太宗赵光义购募，刻进法帖，传于人间，“独《兰亭》真本亡矣”（《金石录跋尾·晋兰亭修禊序》）。
温韬是华原贼帅，盗墓狂人，将辖境内的唐帝诸陵“悉发掘之”，惟有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风雨不可发”。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某省考古人士说，《兰亭》在唐朝的名声很大，但《五代史》记温韬盗发昭陵竟未提到，大概高宗未将《兰亭》殉葬昭陵，很可能葬入乾陵。言下之意，《兰亭》仍有可能重见天日，让人燃起希望，却是没有依据的推测。唐朝以前，《兰亭》一直秘藏私家，即使摹本世人也难见到。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之后，令宫廷搨书人各搨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还有近臣房玄龄等八人，算来十数本。尽管限于上层小圈子，《兰亭》毕竟传出宫外。唐玄宗时代（712～755），始有记述《兰亭》的文篇，如何延之《兰亭记》，如刘餗《隋唐嘉话》。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到太宗宝重《兰亭》。这些迹象表明，8 世纪时，《兰亭》已在士大夫阶层传开。唐宋两朝流传的各种临摹本《兰亭》，行款都是二十八行，风格如一。这种现象表明，历代相传的《兰亭》源出一个共同的祖本。
岁月流逝，《兰亭》古本越来越少。今天所见《兰亭》墨迹名本，前三位依次是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这三本《兰亭》的位次，在清朝乾隆朝排定，并和其他有关兰亭的书迹合为八种，分别刻在圆明园“坐石临流亭”的八根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民国初年移建于前清社稷坛改名的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虞、褚、冯三本，依次称为八柱第一、第二、第三。
| 兰亭八柱帖拓片
人们也用摹勒上石的方法复制《兰亭》，出现各种刻本，其中以“定武本”最著名。定武本据何人临摹本上石，宋人说法纷纭，提到智永、欧阳询、褚遂良、赵模、怀仁、王承规等。后以欧阳询临摹上石的说法占据上风。欧阳询上石的底本，又有不同的说法，或云欧阳询据右军真迹摹勒上石，或云据欧阳询《兰亭》临本摹刻。
这四种《兰亭》名本，或摹本，或临本，或刻本。这些复制品的本子，并无临摹者的名款，后世题在某人名下，都有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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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临本
本幅白麻纸，纵24.8 厘米，横57.5 厘米。两纸拼接，接缝在十四行与十五行之间，行距匀称。历代屡经装裱，墨色晦暗。此卷卷首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人称“天历兰亭”。本幅末尾下端题“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一行，又称为“张金界奴本”。启功说，张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总管元朝染织杂造工匠，元文宗时主持奎章阁建筑工程。
明朝时，这本《兰亭》流入民间，晚明归大收藏家吴廷。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歙县（今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人，富甲一方，书画收藏之巨可与明朝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相埒。吴廷广交文人书家，曾将这本《兰亭》借与董其昌，万历二十六年除夕（1599 年初）索回。此卷后来又落到董其昌手中，约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转让给明末儒将茅元仪（止生）。清初为大收藏家梁清标所得，后进入清朝内府。卷中有乾隆帝题跋二则，其中一则写于乾隆十二年（1747）。
| 《兰亭序》虞临本（兰亭八柱第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本《兰亭》称为“虞世南临本”，缘于董其昌。他割让给茅元仪时写了一段题跋，有“此卷似永兴所临”一语。梁清标（蕉林，1620～1691）装裱时，在卷首贴了一条标签，题为“唐虞永兴临稧帖”。虞世南封为“永兴县公”，故称“虞永兴”。乾隆皇帝喜欢这个大名头，题跋说，“董其昌定为虞永兴摹”，还为董其昌的说辞找了一条理由，“以其与褚（遂良）法外别有神韵也”。而鉴定行家并不相信董其昌的信口之言，乾隆时期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1733～1818）精于鉴藏，写过一篇《苏米斋兰亭考》，他说“颍上、张金界奴诸本，则皆后人稍知书法笔墨者，别自重摹”。启功曾经屡观原卷，赞成翁方纲之说，进而怀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临写者”。但学者的“精识”不敌前朝流传的俗说，世人依然称此本为“虞世南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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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临本
本幅淡黄纸本，纵24 厘米，横88.5 厘米。也是两纸拼接，接缝在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行距匀称。因为后纸有米芾十行题诗，又称“米芾题诗本”。米诗全文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扎。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昭陵竟发不知归，模写典刑犹可秘。彦远记模不记褚，《要录》班班纪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
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北宋时，寻购“褚模”《兰亭》成为风气，往往指唐摹本为褚笔，流行的褚本《兰亭》渐多。米芾题诗讥讽这种风气，更没有说这本《兰亭》是“褚模”或“褚遂良临本”。后人未解米诗之意，以为类似褚法，竟题为褚本。
| 《兰亭序》褚临本（兰亭八柱第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启功认为，这卷《兰亭》的字迹与后面米芾题诗的笔法相同，纸也一律，“实是米氏自临自题的”。米芾书法得益褚书，以精于摹古自豪，喜欢显示自己临摹乱真的本领，他来临写一本大有可能。米芾诗中说，“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似乎在暗示世间好事者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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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素摹本
本幅白麻纸本，纵24.5 厘米，横69.9 厘米。两纸拼接，前纸十三行，行距较松；后纸十五行，行距偏紧。帖首前隔水上端有旧题“唐模兰亭”四字，左边骑缝处残留“神龙”小印左半，所以又称“神龙本”。此本递藏南宋内府、元朝郭天锡、明朝项元汴、清朝内府。全卷鉴藏印多达百数十方，后纸有宋朝李之仪、石苍舒，元朝赵孟、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题识观跋十七则。此卷所见“神龙”印，郭天锡至元癸巳（1293）的题跋指为唐中宗的年号印。中宗李显是太宗孙，高宗子，武则天所出，一生两次登基。第一次在嗣圣元年（684），两个月就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武后当政时期的圣历元年（698）召回，又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迎李显监国，逼武则天退位，李显再次即位，恢复唐朝国号。中宗“复辟”之初，仍然袭用武则天“神龙”年号，两年后改元“景龙”，又三年，被韦后鸩毒而死，年五十五。
郭天锡把此本《兰亭》定名为“神龙本”，他说“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郭天锡很谨慎，只说钩摹者是“冯承素等”。因为郭天锡知道，唐朝宫廷搨书人除冯承素之外，还有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彻等人，他无法确认究竟出自谁手，故谓“冯承素等”，是整体判断。明朝万历五年（1577），这本《兰亭》转到项元汴手中，他省复为单，题为“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指为冯承素所摹。不仅如此，项元汴还把冯承素和卷首的“神龙”年号半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人。这样说，就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双钩摹搨是精细的活计，费眼力，如果贞观末年（649）冯承素三十岁，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当有80 余岁，老眼昏花，岂能从事摹搨。
| 《兰亭序》神龙本（兰亭八柱第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本《兰亭》是公认的唐人摹本，比所谓虞临本、褚临本的影响大。启功《兰亭帖考》说，“这帖的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行款前疏后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边处挤写的状态。“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但有些学者怀疑这本唐摹《兰亭》的真实性，以为是隋僧智永的临写本，理由是书法过于妍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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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武本
《兰亭》定武本现身于北宋，有界栏，宋朝文人书家公认它是唐朝刻本。定武本的发现和流传，宋人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大体经过是：朱梁篡唐，原石移置汴都（今河南开封）。契丹破石晋，载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县）。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被定州士人李学究得到，死后被官府索走，放在定州官库里。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离任时带走原石。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薛家交还原石，置于汴京宣和殿。因为刻石在宋朝北疆定武军发现，宋人习称“ 定武本”，又有“定武兰亭”“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称。
宋人喜好摹刻《兰亭》，特别是南渡之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就复制的对象而言，宋以来的《兰亭》刻本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翻刻定武本。宋人记载，李学究得到定武《兰亭》未久，韩琦于庆历八年（1048）镇守定州，李学究献定武拓本，韩琦索原石，李学究别刻一石上交。李氏死后，其子以原石拓本售人，每本千钱。及宋祁守定州，李氏子欠赋税，宋祁以公帑换取刻石，藏于公库。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其子薛绍彭（后与米芾并称“米薛”）别刻一石留定州，换走原石，并在原石上凿损“湍、带、右、流、天”五字作为记号。因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损本”与“损本”之别。金兵陷汴京，原石亡失，此后翻刻本，率是五字“不损本”。
第二类是传刻定武本以外的古刻本。徽宗时，米芾父子三人曾传刻杜宝成家传的唐刻本《兰亭》，“五日模”，“善工十日刻”，号为“三米兰亭”。徽猷阁学士胡世将在豫章刻过两本《兰亭》，其中一本“出于钱氏贞观本”，也是唐刻本。
第三类是传刻唐人临摹墨本。南宋绍兴元年（1131），高宗在政事堂召见官员，枢密院属官辛道宗献出所藏唐人临本《兰亭》，说是出自唐朝内府，高宗令人刻于会稽。
《兰亭》刻本极多，桑世昌《兰亭帖考》著录了六十余种。唯有定武本声誉在其他刻本之上，为世所贵。宋人推崇定武《兰亭》，不但因为摹刻精工，又出自欧阳询，还在于书法。王安石曾孙王厚之说：“自山谷嘉定武本，以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于是士大夫争宝之。”南宋藏书家、“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说：“世贵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论。”黄庭坚这样评定武本，参照了另外两个《兰亭》刻本：一本“极肥”，传为唐朝开元时代书家褚庭诲所临；另一本“极瘦”，出土于地下，为宋朝龙图阁学士张景元所得，字画轻瘦劲健，说是褚遂良所临，号为“褚兰”。这两个本子，早已不存，但黄庭坚所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的评语却广为流传，成了鉴赏定武本的名言。
| 《兰亭序》定武本（柯九思旧藏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收藏的《兰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为人题跋《兰亭》拓本，则以定武本相夸。世传的定武《兰亭》拓本真赝混杂。赵孟在定武本《兰亭十三跋》中感叹：“（定武本）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明朝王世贞不像赵子昂那样迷茫，他说：“定武本有三，未损本，初拓也；损本，绍彭所留也；不损本，定武再刻也。缘不损本有真赝。而损本的然，故以为贵。”宋元时代极其推重的定武《兰亭》，清初犹有多本流传。流传有绪的名本，现在仅有三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两本，一是吴炳旧藏本，属不损本；一是独孤僧本，曾被赵孟收藏，清朝嘉庆年间遭火烧，残存三小片，卷后有宋元诸家题跋。
还有一本定武《兰亭》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柯九思旧藏本，属五字损本。卷后有宋朝至清朝题跋十余则，元朝名家鲜于枢、邓文原、赵孟、虞集、康里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的题记。此本墨拓较淡，可以察知石面不平且有裂纹。第一行末“会”字缺损，第七行、十四行泐损。屡经传拓，笔锋渐秃，字口不甚清晰。与冯摹墨本相比，柯九思定武本字画浑厚，特别是横向笔画，不是那么侧斜，更为古朴。柯九思本第十四行和十五行之间的下端有一个“僧”字，这个押署的“僧”字，在墨迹古本中见不到，或许可以说，“僧”字是定武本的一个特征。南朝内府鉴书艺人，梁朝有徐僧权、江僧宝，陈朝有杜僧谭，其名都有一个“僧”字。传世的二王墨迹，徐僧权的押署较为多见。刘餗《隋唐嘉话》说《兰亭》真迹“梁乱出在外”，表明《兰亭》曾归梁朝内府，“僧”字押署也许可以印证刘餗的记载。
| 定武本《兰亭序》所见“僧”字押署
《字里书外》 刘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1
ISBN: 9787108053169 定价：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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