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入山”，是道士热衷的话题（参看葛洪《抱朴子·登涉》）。李白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入山”本来是和寻仙、采药有关。但这里，我要讲的却是祭祀遗址的研究。“出塞”，我也不是讲昭君出塞，而是讲早期艺术中的外来影响。
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入山与出塞”为题，寄托了我当年的学术之梦。虽然和真正的考古相比，它只是零打碎敲。但“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吕氏春秋·重己》），我相信，这些小东西，它们来自考古，也能回到考古。小东西的背后，照样会有大问题。
李零教授
治学之道有小大之辨。庄子尝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荀子亦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敝》），都是讲“小不知大”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而近人王国维倡三境界说，其第一界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是拿登高望远当大前提，并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考古是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考察，除耐心毅力，眼界宽广也异常重要。近来北大中文系开海外汉学课，张鸣先生引朱德熙先生说，谓中国学者精勤有余，而失之于陋，师生都深有同感。俞伟超先生跟我谈考古，也有类似慨叹。故今以眼界为话题，举实例为佐证，撰札记二则申论之。首先，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这类遗址或近在城邑之中、四郊之内，或远在名山大川、千里之外。其网络不仅体现城邑分布，亦可反映国土范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古代城邑和与城邑有关的聚落、墓葬是发掘重点。这些地点多为道路辐辏的人口密集区。但远离其外的名山大川（和尚、道士才去的地方），往往是祭祀遗址所在，却常常被忽略，或者虽有发现，也多出偶然，少有调查和发掘。我们所知只是挖出来的“物”，而不是保存它们的“坑”，这是非常遗憾的。比如：（一）泰山南麓，旧泰安城西南有个叫“东更道”的村子（现在是高楼林立的闹市区）。1954年，当地曾发现一个用大石覆盖的“长方形窖藏”，其中整齐放置着六件“铜罍”和一件三足铁盘，从东到西作一字排列。前者，两件有铭，旧释“右征胤”（盖）和“楚高”（器），曾被认为是楚器楚铭（以有“楚”字故）。“窖藏”面对山体，调查清理者推测是楚灭鲁（前256年）后祭祀泰山的遗迹。现在看来，这个“窖藏”其实是瘗埋祭物的“坎”。“坎”中器物，所谓“铜罍”，东周以来多称“缶”。其器形与战国晚期的楚式盥缶相同，纹饰也与战国晚期的楚器（如朱家集楚幽王墓出土的铜器）相似，但铭文字体属燕，其实应释“右冶尹”（监造铜器的官员）和“楚高”（人名），疑是燕取楚器而用之。这类发现本来极为重要，但时至今日，学者称引，图录发表，全是坎中铜器，我们从未见到祭坎的照片或平面、剖面图发表。（二）辽宁喀左的大凌河畔，在数里之隔彼此相邻的六个地点（上咕噜沟、马厂沟、北洞孤山、山湾子、小波汰沟、和尚沟），自1941年以来不断发现“铜器窖藏”。其所谓“窖藏”多开凿于河川沿岸丘陵地带的山顶，上覆石板，下藏铜器，情况与东更道相似，现在看来也是祭坎。坎中埋藏，既有商代孤竹国和箕国的铜器，又有西周初年燕国的铜器，“文革”时期曾被推测是燕国势力扩大到辽西的遗存，现在看来是与燕地来往密切的当地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凌河类型之间的魏营子类型），即推测属于古代肃慎族的遗存。由于这些地点与发现过红山坛、庙、冢的遗址相邻，又是后来东胡、鲜卑等族活动的中心地区（辽的祭祀中心木叶山在其北面）。我们认为，它们应是长城以北大凌河畔很有传统的祭祀中心。然而可惜的是，对这些祭坎，我们同样了解甚少。大家对这类发现的兴趣也是“物”大于“坑”。
喀左出土铜器的地点（钟晓青绘）
（三）湖南宁乡，从30年代起，这里曾不断发现商周青铜器 。这些铜器与一般铜器不同，往往形制特异，如造型优美的四羊尊、含义神秘的虎食人卣、带“大禾”铭文的人面方鼎，盛满玉器的铜卣，装有224件铜斧的铜瓿，以及频频出土的越式大铙。它们都是发现于河湖岸边和山头山脚，显然是古代沉埋祭祀的遗迹（“沉”是投于水中，“埋”是埋于“坎”中，水用“沉”，山用“埋”）。其地在长沙以西，应是长江和洞庭湖以南很重要的祭祀中心。然而可惜的是，这些祭祀遗迹，我们知道的也仅仅是器物。宁乡出土铜器的地点（钟晓青绘）
这三个例子，在考古发现中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实际上，很多发现于山川附近并且性质不明的出土单位，恐怕都要重新核查（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所谓“祭坛”）。古代祭祀遗迹，从形式上讲，有“坛”（堆土为台）、“墠”（除地为场）、“坎”（掘地为坑）三种。“坛”是隆起的，与平面的“墠”不同。但隆起的不一定就是“坛”（墓葬封土或宫室台基也是隆起的）。同样，“坎”作为坑，与墓穴或窖藏也不容混淆。关于古代祭祀遗址的重要性，1997年初，我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次学术讨论会上做过主题相似的发言。在发言中，我对《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提到的秦汉祠畤做了重新考察。我发现，二书提到的700多个祠畤，其中可考者227个，它们在考古发现中留下了许多痕迹。不仅如此，在更长的时间范围（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和更大的地理范围（长城以北，长江以南）里，考古的潜力也很大。当时，作为学术回顾，我曾特别提到台湾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1901—1978年）致力的“封禅文化”研究。我认为，他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凌先生是中国人，但他的思路和他早年留学法国受到的影响有关（凌氏是从Marcel Mauss和George Montandon学）。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主要是法国汉学，而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则是法国汉学中影响最大的明星人物。他的享誉欧洲，不仅在于其学养深厚，贡献范围广，培养过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和葛兰言（MarcelGranet，1884—1940年）这“三大弟子”，而且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留心沙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翻译《史记·封禅书》（1890年）开始其学术生涯；继之以登泰山，写《泰山》（1910年）；最后一部著作是《投龙》（1919年）。这中间有连贯的思路可以探寻。沙畹的《投龙》是一部未完成稿（死后才发表）。从表面上看，他讨论的只是道教科仪的个案，即古人在名山大川沉埋“金龙”“玉简”（或“金简”“银简”“铜简”“木简”）祈愿还愿的遗物，但实际上却是出于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山川祭祀传统的关心。这一研究既和他对泰山崇拜的调查有关，也与他翻译《封禅书》的初衷相承。因为，对沙畹来说，宗教是很重要的文化视角：如果你不了解一个文明的宗教，也就不大可能了解这个文明本身。在《投龙》一文（篇幅很长，实为专书）中，沙畹从道教金石铭刻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如南岳衡山发现的唐玄宗投龙简（铜简） ，江苏苏州发现的吴越王投龙简（玉简和银简），以及岱庙、泰山、华山、嵩山和济源的投龙碑，等等。此外，他还对文献史料中所见五岳四渎和道教洞府的有关记载做了详细考察。尽管他的考证，涉及范围主要是唐以来的道教活动，但其材料足以表明，这类活动在古代是连贯的传统，不但祭祀频率高，而且分布范围广。我们估计，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必定还有许多遗物沉睡其中。例如50年代以来，江苏的太湖和浙江杭州的西湖，绍兴的鉴湖，曾陆续发现五代吴越王的投龙简（多为银简），1981年武当山紫霄窝出土过明代投龙简（玉简），同出有金龙和玉璧， 1982年嵩山峻极峰出土过唐武则天的投龙简（鎏金铜简）。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它们因投放地点不同，而有“山简”“水简”“土简”之异，长度多在一尺左右（随历代尺度不同而有变化），形状类似秦汉的木牍。古人多称“简”，但少数也有称为“版”或“册”者。投龙简
3-2 武则天嵩山投龙简（河南博物院藏）
另外，古代沉埋，除去投龙，还有封禅。封禅是国家大典。这种大典在历史上只有六次，即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的封禅。沙畹在他的《泰山》一书中对这类活动也有所探讨，并绘制过其坛壝的复原图。这六次封禅的遗物，唐代以前还没有发现，发现者都是比较晚的东西。如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和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泰山日观峰曾两次发现玉简或玉册（明查志隆《岱史》、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明代所出，情况不明。清代所出，是宋真宗行封礼告天的玉册。1931年，在泰山脚下蒿里山顶，还出土过唐玄宗和宋真宗行禅礼告地的玉册。这两套玉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非常宝贵。前者是用珉玉（汉白玉）制成，后者是用真玉制成，也是古代山川祭祀的见证。其长度也在一尺左右（也是按当时的尺度计算），但与投龙简不同，形状类似编联成册的竹简，古书多称“玉册”，但也有叫作“玉简”或“玉版”的。
封禅玉册
4-1 唐玄宗玉册 4-2 宋真宗玉册
上述两类发现，主要是唐代和唐代以后的出土物。它们都是道教历史范围内和与道教有关的发现。道教以前的出土物是什么样？过去我们不知道。最近有两件私人收藏的文物（后入藏上海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两件文物是用墨玉（玉质属蛇纹岩）制成，形状大小与汉代的木牍相似。这里为区别上面的“玉简”和“玉册”，不妨称为“玉版”。这两件玉版是战国晚期秦人祭祀山川的遗物。其出土地点为华山。华山又分太华和少华，铭文“华大山”当指太华山，实际上也就是“华太山”或“华泰山”。其例与霍山之称“霍太山”同。它说明历史上的“泰山”不只一座。鲁泰山固称“泰山”，但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泰山”（“泰山”是群山之尊，并非专名）。华山是秦地的“泰山”。霍山是晋地的“泰山”。嵩山是成周洛邑所依，古称“太室”“少室”，情况与华山分“太华”“少华”同，则是周地的“泰山”。玉版铭文是讲一个名叫“骃”的秦国贵族，他在“周世既没”后某年的冬天（秦灭东西周在前256年和前249年，此年在其后），因为染病不起，怎么也治不好，只好到华山祷神，求神释罪。铭文近300字，不仅对了解古代秦地祭祀山川的传统十分重要，而且也为研究其他早期的同类活动打开了一扇大门。秦骃玉版（上海博物馆藏）
秦驷祷病玉版的发现，使我们重新注意到沙畹在90年前提出的问题。由于这两件玉版，其形制、功能与投龙简非常相似，可以视为道教投龙活动的前身或背景，它使我们再一次注意到，“入山”是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考古发现的外来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打开眼界的领域。
中国的“华夏地区”和“周边地区”都是历史变化的概念，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周边地区叫“蕃”。我们的正史，原来是把讲“蕃”的部分放在全书之末，冠以“戎”“狄”“蛮”“夷”等名。由于我们总是习惯“从内向外”看问题，老是觉得“西出阳关无故人”，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外来影响往往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见也拒绝承认或不能辨认。对于我们的认识习惯，汉学研究是“解毒剂”。1999年是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学术界都在纪念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五大发现”：（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发现）；（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发现）；（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1909年后始为世人所知）；（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1901年发现）。这“五大发现”，除（1）（4）是我们自己发现，其他都是由西人发现（敦煌卷轴的发现虽与王道士有关，但他没有研究能力，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发现”，还是与斯坦因的名字连在一起），都与“foreign devils”的丝路探险有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就是借上述发现拓宽其眼界才加入当时的国际讨论。西方的汉学传统和我们正好相反，他们习惯的是“从外向内”看问题。他们是从与他们距离最近语言最了解的西亚、南亚和中亚来认识中国的“满蒙回藏”，由中国的“满蒙回藏”来认识中国和远东。20世纪上半叶的欧美汉学就是立足于上述发现。这些发现不仅给西方提供了“第三只眼”，也为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
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和其发展的多元性十分强调，并把前者当作理解后者的背景。他们对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理解正好相反（以为无视考古发现和迷信传统史学），尤于我们津津乐道的“大一统”简直深恶痛绝（以为纯属狭隘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之狂热表现），甚至拿“什么是中国人”大做文章，抹杀夏代，肢解商代，缩小西周。学者或称“解构永恒中国”。这类说法虽然颇多偏见，但对调整我们的认识还是大有好处。中国的边疆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关系最大还是它的“北方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从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黄河流域从北到南分三条线。一条是长城线，大约在北纬41°左右；一条是南北推移线，大约在北纬38°左右；一条是王都线，大约在北纬35°左右。这是纵着看。横着看，从西到东，它又被倒U字形的黄河河道和太行山脉分为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四块，全是西方影响东播、北方影响南下的敏感地带。过去鲁迅先生曾说汉唐“大有胡气”，现在从考古发现看，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的黄河流域与魏晋南北朝颇多相似。“汉史”和“胡史”是同一个历史。关于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近来讨论颇多。比如铜鍑、短剑、铜镜、带钩、牌饰、有銎兵器和工具、金银器、石城、石冢、岩画，还有东北地区的玉器，以及冶金术的起源和马车的发明等等，它们的研究都为重新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不容忽视的背景。除去考古研究，艺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例如由“斯基泰艺术”的兴趣，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中的动物主题一直非常关注，认为它们是受北方草原地区甚至中亚和西亚的影响。他们“由远及近”，我们“由近及远”，同样有互补的作用。下以神道石刻为例，试做探讨。中国的神道石刻是个大传统，上可溯源于霍去病，下可延续到袁世凯，前后达两千多年。这个传统，表面看，似是“中国原装”，其实却不然，它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受外来影响很明显。例如：（一）翁仲（即通常说的“石人”，多作成对的文武官员）。一般印象，这类“石人”见于神道石刻是从唐代以来（如西汉和六朝帝陵都没有发现）。但从文献记载看，汉代已有墓前石人或神道翁仲是不成问题的。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索隐引姚氏说谓西汉霍去病墓原来就有“石人”，而《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水经注》也提到汉冯龙墓“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焉”，《风俗通义·怪神》也提到汉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另外，早期实物虽经历代破坏，仍有个别保存，也可证明这一点。如：（1）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前的一对石翁仲（高约2米，年代约在元初五年即118年左右）；
（2）山东曲阜孔庙收藏的汉乐安太守麃君墓前的一对石翁仲（高约2.54米和2.2米），有刻铭，一件自名“亭长”，一件自名“府门之卒”，年代约在本初五年（146年）后不久；
（3）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曲阜东汉鲁王墓前的一对石翁仲（高约2米）；
（4）山东邹县匡庄地面保存的一件石翁仲（高约1.2米）；
（5）山东邹县孟子庙收藏的一件石翁仲（高约1.48米）；
（6）河南洛阳邙山北魏静陵前的一件石翁仲（高约3.14米）。这些石人，有些是取汉地的名称和形象［如（2）（6）］，应即后世所本。但从各种迹象看，它们应与汉王朝的老邻居匈奴有关。因为第一，墓前立石（鹿石和石人）一直是草原地区的传统（鹿石约流行于前13世纪—前7世纪，石人约流行于前3千纪—前14世纪），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整个欧亚草原分布极广，我国墓前立石的突然出现是从霍去病北征匈奴后才开始，估计是他从草原地区带来的葬俗；第二，上述出土物的例（1）—（5），形象朴拙，与后来差距较大，与草原石人非常相像，过去黄文弼先生做西北调查，就曾把草原石人叫“翁仲”；第三，“翁仲”一词原出匈奴金人（铜人），这类金人见于史籍凡六：（1）秦昭襄王金人；（2）秦始皇金人；（3）汉武帝金人（休屠金人）；（4）汉灵帝金人；（5）魏明帝金人；（6）赫连勃勃金人。它们或取之于胡［如（3），（1）可能也是］，或仿之于胡［如（2），（4）（5）是仿（3）］，或本来就是胡人的制品［如（6）］，不但金人本身是胡装胡貌（故亦称“金狄”），而且词汇本身可能也是外来（蒙古语称偶像为ongon，突厥语称鬼神为oŋžin）。
（二）天禄辟邪。是中国的瑞兽，作有翼狮虎相。有翼神兽见于神道石刻当以六朝陵墓最突出，但六朝以前，这类石刻早就存在，只不过它们是出现于东汉大臣墓，很多都被破坏掉了。如过去金石学家常常提到南阳宗资墓和宋均墓的有翼神兽（带“天禄”“辟邪”自铭），就是东汉以来的实例。有翼神兽本来是西亚流行的艺术主题。西亚的有翼神兽种类很多，特点是禽兽合一，特别是由鹰、狮两类变形。西人称为格里芬（griffin），狭义的格里芬是鹰首鹰翼狮身，广义的格里芬还包括带翼狮、带翼羊、带翼鹿，等等。中国的有翼神兽分两类，一类作禽首，如：（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翼兽形提梁盉”（战国三晋）；
（2）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鸟首兽尊”（战国三晋）；
（3）河南辉县琉璃阁M75出土铜鉴上的花纹（战国三晋）；
曾侯乙墓出土的 “鹿角立鹤”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战国三晋）；
（2）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的陶有翼神兽，作骆驼头或马头（西汉）；
（3）陕西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92号汉墓出土的陶有翼神兽，作狮虎类兽首（西汉）；
（4）陕西西安十里铺汉墓出土和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藏陶有翼神兽，作狮虎类兽首（西汉）；
（5）西汉渭陵出土的玉有翼神兽（两件），作狮虎类兽首（西汉）；
（6）中山王墓出土的铜有翼神兽，作狮虎类兽首（战国中山）；
（7）曾侯乙墓承托磬架的铜有翼神兽，作长颈兽首（战国曾）；
（8）巴蜀铜兵器上的有翼神兽，作带翼虎（战国）；
（9）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银带扣上的有翼神兽，作带翼虎（西汉）。后一类有翼神兽，其中作狮虎形象者才是神道石刻所采，习称“天禄”（义为天赐之福）、“辟邪”（义为祛除邪魅）。学者或以天禄、辟邪为中国自己的发明，但上述例（5）和同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是与草原地区有关的白狄之物，明显带有草原风格，其他出土物也多发现于草原邻近区，它们与草原地区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巴蜀兵器上的有翼神兽
15-1 巴蜀铜矛上的带翼虎 15-2 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上的花纹
（三）狮子。神道石刻有狮子当以唐代最突出，但狮子见于墓前也是始于汉代。如汉尹俭墓（《水经注·滍水》）和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狮子就都是东汉时期的例证。现在研究狮子，东汉以前的实例有没有是个问题。我们认为是有的。因为上面谈到的有翼神兽，它们中的兽首类，如果是大型猫科动物的样子，其原型应是狮子（它们都无雄狮的鬣，往往类似于虎）。我们理解，中国的天禄、辟邪尽管“虎头虎脑”，但已暗含狮子于其中。因为西亚有狮无虎，中国有虎无狮（狮虎的分布在地域上并不重合，有狮则无虎，有虎则无狮）。狮子原产非洲、西亚，本来不是中国动物。但它的传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如《穆天子传》《尔雅·释兽》都提到“狻猊”，就是战国时代的名称，而汉代则称之为“狮子”。“狻猊”“狮子”，不但动物本身是外来的，词汇也是外来语。《尔雅·释兽》说“狻猊”是一种类似“虦猫”可以“食虎豹”的动物，而“虦猫”是一种短毛的虎。古人最初是以虎的形象来认识狻猊。他们认为狻猊是一种与老虎相像并比老虎还厉害的猛兽，并把“狻猊食虎豹”视为祥瑞。格里芬和狮子是西亚的艺术主题，虎、豹、熊、鹿是中亚和蒙古草原的艺术主题，狮子东传，与老虎易位或混同，是以欧亚草原为媒介。狮子在中国受宠，非常有趣。因为狮子本是外来动物，进入中国后，不但摇身一变有了新的风格，而且跃居正宗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比如“舞狮”就被认为是标准的中国艺术。这是文化变形的典型例子。
（四）其他。在中国早期的神道石刻中，还有大象、犀牛、老虎，骆驼、马、羊，以及鸵鸟等动物。大象、犀牛是来自南方，老虎和骆驼、马、羊是草原艺术的特色，鸵鸟则来自西域。它们当中，除鸵鸟是唐陵所用，大部分都是汉代就已出现。作为艺术形象，大象、犀牛和老虎是商代西周就已流行，骆驼、马、羊与战国秦汉匈奴等族的影响有关，鸵鸟则是汉通西域的结果。它们也多与外来的影响有关。其中，有些今天很普通，但在古代却是新奇之物。比如骆驼，汉人说“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曰马肿背”（东汉牟融《理惑论》），望山楚墓出土人骑驼灯、两汉魏晋流行驼纽印章，在当时都属于异国情调（就像18世纪洛可可艺术中的“中国情调”）。还有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马在中国很普通，但置于墓前，却有大漠之风，对比赫连勃勃（属匈奴族）的石马（原在汉长安城附近，不知是否属于神道石刻），我们不难发现其风格的相像。帝王陵寝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艺术。它们的主人对外来因素不但不加排斥，还欣然接受，拿它显示国威，这是真正的“中国气度”。仅此一例已足说明，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其实都是“大有胡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面目全非，难分彼此，连我们自己都数典忘祖的“中国特色”。
补记：
（1）有翼神兽最早的例子还有日本泉屋博物馆藏青铜器饰，可能是春秋晚期晋国的器物。
（2）投龙简，是以金龙为通神使者，故原来每与告神的简册同时沉埋。这类遗物，除上所述武当山所出明代金龙，还有杭州西湖发现的五代金龙〔图6〕。唐代出土的小金龙，数量很多，或与这类活动有关。
（3）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陶有翼神兽，旧作误为秦代的铜有翼神兽，“秦代”是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之误，“铜”则是我的疏忽，近承赵超先生告，此器是西汉时期的陶制品，后经曹玮先生代为核实，是西安北郊红庙坡西汉墓出土。今为更正。1999 年8 月7 日写于上海博物馆
（原载《文物》2000 年2 期，87—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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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4
ISBN：9787108071071 定价：260.00元
《入山与出塞》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二十九篇，分为“写在前面的话”“翁仲研究”“有翼神兽研究”“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淅川楚墓研究”“楚国铜器研究”与“读书偶记”八部分，探讨课题牵涉广泛、丰富多元。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等研究，以小见大，探究表象之下的渊源流变。
作者欲从“入山”与“出塞”两个角度出发，解释中国上古文明演变的特色。在全书首篇《入山与出塞》一文中，作者大略叙述他近来关注的两个研究课题：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以及考古发现的外来影响。前者(入山)强调中国在上古时代，早已发展出自身独树一格的文明特色；后者(出塞)则论述远古时期中外(华夏与蛮夷，中原与境外，东方与西方)交通与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方式则是考察出土文物的型制与艺术表现的手法，从中寻绎外来文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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