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治·普罗尼克 著 刘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5
ISBN：9787108075215 定价：79.00 元
60岁生日前，茨威格完成了《昨日的世界》的重写，获得了一段舒适平淡的时光。
此前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故国覆亡，并在漫长的流亡中发现自己已然丧失了母语和文化的参照。故土不可归，英国——甚至作为他心中文化艺术殿堂的欧罗巴大陆亦然；美国不是归处，巴西虽有时让他仿若“身处家乡”，也终归不是他想要回去的昨日的世界。游历了那么多国家和城市，肉体和灵魂双重的流亡令他越发找不到栖息之地、身心俱疲，“我们在任何国家都将无家可归，我们没有了现在，也没有未来”。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和妻子洛特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自杀。“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摧毁”，他曾说，而这大概是他想到的回到昨天之前世界的唯一方法。
乔治·普罗尼克（George Prochnik），小说家，人物传记作家，自由编辑，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英美文学。著有《追求宁静》《普特南隐身之所》等。
【选摘】
1941 年 11 月某天临近中午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从一张窄窄的铁床上醒来，另一张铁床上睡着他的妻子洛特（Lotte）。他从玻璃杯里取出假牙，穿上皱巴巴的长裤和衬衫。一群马从他寓所旁的石路上橐橐地走过，栖在树冠上的鸟儿们尖声叫着，几只虫子悄悄爬过他的皮肤。这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学名人、人道主义者，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及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均是挚友，来自维也纳，习惯用紫墨水写作，总是穿燕尾服出游，还没过 60岁生日。点燃今天的第一支雪茄，他走出散发着霉味的小木屋，沿着绣球花杂生的陡峭台阶而下，穿过马路，走进优雅咖啡馆（Café Elegante）。在那里，他坐在一群黑皮肤的骡夫中间，花了半便士享用美味的咖啡，和同他合得来的老板练习葡萄牙语。这并非易事，因为他的西班牙语总是跳出来碍事。之后，他又重新登上那些台阶，在兼作客厅的游廊里坐着工作好几个小时，时不时抬起头，越过棕榈树翠绿色的扇形叶子望向壮美的马尔山脉。比他小 27 岁，曾做过他秘书的洛特，就在不远处校正他那部关于国际象棋的短篇小说，女仆正在室内努力对付冒烟的炉子。在用过鸡肉、米饭和豆子做成的“原始”的午餐后，茨威格和洛特按照一本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下了一局。棋局结束之后，他们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散步。此时他们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上方山中的一个名叫彼得罗波利斯（Petrópolis）的小镇。他们沿着小镇主街漫步，然后转向一条古老的小径，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丛林，在欣赏了遍地的野花和潺潺流水后，又回到小木屋继续工作，写信回信。茨威格当时正阅读从地下室发现的一本蒙尘的蒙田著作，并认真做了笔记（他写道：“在使我们的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对一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的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继而入睡。如此这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但在今天，这种令人绝难相信的处境击败了他。在写给洛特家人的一封信里，茨威格表达了自己的惊异：“我不敢相信，在 60 岁这年，我会身处巴西一个小山村，身边围绕的只有一个光脚的黑人女仆，同往日生活中的那些书籍、音乐会、朋友和交谈相隔万里。”他留在奥地利的所有财产，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家族纺织行业里的股份，在1934 年第一次流亡时他设法带到英国的部分家产，他早已权当尽数丢失了。他穷尽一生，费尽心血收集的大批名人手稿和音乐曲谱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写给居住在伦敦的嫂子的信中，他再次强调：“我最迫切的愿望是，你能让所有我们留下的东西物尽其用……这就算帮了我大忙。对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东西，我也会少些遗憾。”但这里也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尽管迄今为止他们远离了构成往昔生活的所有要素，茨威格声称，“在这里我们感到非常快乐”。这里风景异常优美，当地人民淳朴可爱，物价很低，而且生活多姿多彩。他和洛特在积攒必要的力量去面对艰难的世道——“唉，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力量。”他写道。只要想到被无法言说的苦难吞没的家园，他们的快乐就会被破坏。关于纳粹占领区日常生活的新闻，甚至比军事情况的报道更让人沮丧。茨威格担心他在巴西陶醉于和平与繁荣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巴西对欧洲爆发的自我毁灭的战争免疫，这在其当权者中引发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他们开始幻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左右战局。幸好善良的巴西人民一直未变。“我们希望能给你寄一些当地非常便宜的巧克力或咖啡和糖，”他写道，“但一直找不到机会。”茨威格曾居住的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34号，彼得罗波利斯
隐居在郁郁葱葱的彼得罗波利斯的茨威格写道，欧洲如今的困境是远超巴西当地人想象的，就像中国之前的困境对他这样的欧洲人来说无法理解一样，既认为不可能，又一直放不下。为什么这个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这个为自己的文学成就骄傲，更为能够团结起欧洲文学界和艺术界而自豪的人会蛰居在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 34 号，过着他自称为修士般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距离，这种茨威格向他的出版商描述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巴西避难时光，使他保持了自由。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自传《昨日的世界》，并“从头到尾修订”了之前的创作。彼得罗波利斯的乡村生活“似乎将奥地利翻译为一种热带的语言”，他对一位流亡同胞如是说。对茨威格而言，维也纳在黑暗中愈行愈远，但这座城市作为一个艺术乌托邦的虚构角色却愈来愈清晰。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他的老朋友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有些相似，有人曾这样描述罗斯：“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驴队驮着香蕉从下面的道路经过，女仆在隔壁厨房里轻声唱歌，茨威格忍不住开始回顾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光。他最珍视的是 1888 年老城堡剧院（Burgtheater）被拆毁之前，维也纳人最后一次齐聚这座宏伟建筑时的场景，因为这证明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审美有多么热忱。最后一场演出的帷幕刚刚落下，茨威格写道，悲伤的观众纷纷涌上舞台，只为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多年之后，在维也纳环城大道附近许多资产阶级装饰华丽的家里，那些碎片“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茨威格总结道，这完全是维也纳各阶层参与的“对戏剧艺术的狂热”。此外，这种强烈的痴迷——不只欣赏，还有吹捧——也促使艺术家在创造性方面达到新的高度，他宣称，“艺术总是在其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他从纸张上抬起头，满目皆是墨绿和金黄色的棕榈，是翠绿中掩映的山峦，是广袤的空荡荡的天空。他生命中的那些人都去了哪里，他惊讶地想。茨威格是个精于世故的人，他原以为他已听过世间所有的声音，却从未听到过如他的新家这般的寂静。世上有一种天才，他们的独树一帜吸引着人们去探究在这些天赋异禀或邪恶之后的秘密。同时，世上还有另一种备受瞩目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天才，却像是强效的透视镜，折射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富有的奥地利公民，焦虑的流亡犹太人，了不起的多产作家，不知疲倦的全欧人道主义倡导者，社交达人，无懈可击的东道主，高贵的和平主义者，平民主义的捍卫者，神经质的感觉论者，爱狗厌猫人士，书籍收藏家，总是穿鳄鱼皮皮鞋的人、衣着华丽、神情抑郁的咖啡狂热分子，世上孤独的心灵同情者，偶尔沉迷女色、时不时与男子眉目传情之人，疑似暴露狂，被定罪的谎言家，权贵的阿谀者，弱势群体的捍卫者，随着衰老开始变得怯懦，在死亡面前又成了一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身上兼具了人类社会中诱人和堕落的魅力。时至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在欧洲依旧拥有生命力。他的中篇小说在法国经常再版，而且总是登上畅销书榜单，他的作品遍及商店的橱窗和机场的传送带。茨威格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受欢迎，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大批的崇拜者。但是在英语国家里，尤其是美国，茨威格的作品在几年前却几乎绝迹。在我长大并开始接触文学的岁月中，我从没见过任何一部茨威格的著作，我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当我了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北美的学者是如何狂热研读茨威格之后，他的作品如今这种大面积的绝迹令我非常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茨威格如此迅速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呢？茨威格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揭示战前欧洲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生涯让人了解到，在这种文化被翻译成新世界的风格时，是具有煽动性的。茨威格的人生阐释了在危机四伏之时艺术家的责任感这一永恒不变的命题：忠于灵感还是忠于人文关怀，政治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他的生平引出了人类的归属这一问题——是我们对家庭和民族的责任，还是最终理想的世界主义。他在写作中描绘过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他在萨尔茨堡家中“露台避难所”斑驳的树荫下曾与许多欧洲的人道主义者和艺术家交谈，这一切都使茨威格成为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和重要的桥梁。在自传《昨日的世界》的题词中，他写道：“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句引自莎士比亚的话，在茨威格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着不同的诠释。茨威格意识到，他自己从荣耀到困窘的陷落只是欧洲所处的巨大困境的一斑。他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中曾这样宣称：“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但即使是这种共通的悲剧也无法缓解此般堕落对他造成的冲击。自他被从欧洲文艺界的“奥林匹斯”驱逐至后来凄惨流浪的几年中，他从未停止过诧异和震惊。“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真的非常少见。”他这种时不时源自“庄严不复”的想象的呼号，总带有些殉难者的意味。1941 年夏，在由美国奔赴巴西的前几天，茨威格写下了这些序言。当时他住在纽约州的奥西宁（Ossining），他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传的初稿。如果说他在彼得罗波利斯的家是偏僻、荒凉的，那么这所位于哈德孙河镇，距新新监狱（Sing Sing）一英里（约合 1.6 千米）之遥的住宅则是窘迫和孤独的。洛特在给远在英国的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奥西宁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光可以去欣赏。”事实上，当地唯一据说著名的地方就是新新监狱，洛特写道，“但每个人都试图忘掉这点”。茨威格的朋友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欧洲笔会的主席，曾对这个他称为“阴森的郊区”的住宅提出过质疑，他担心这样的住宅可能会令茨威格的精神更加消沉。在7月的一个下午，茨威格第一任妻子与前夫的女儿苏斯·温特尼茨（Suse Winternitz）在拉马波路（Ramopo Road）7 号住宅的草坪上为他拍了一系列照片。他坐在一把藤椅上，同平时一样，衣着整洁，一丝不苟：柔软的浅色长裤，白色的衬衫和波尔卡圆点的领结。虽然已经 59 岁，但他修剪整洁的胡须和从额头向后梳的头发依旧漆黑，双眼深邃，只有眼角的鱼尾纹和严重的眼袋显露出他的实际年龄。他身子前倾，翘着右腿，可能正倾向对话者。在那天拍摄的照片之中，茨威格在一张里姿态紧绷，表明他刚刚听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另一张里，气氛放松下来，但他看起来却仿佛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人。在这两张照片中，他的目光都透露出一种凝重。人们经常评论茨威格像鸟一般优雅的社交礼仪，但在这些照片之中，鸟儿却一头撞到它误以为是天空的玻璃上。在自传中，他察觉到“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间，在我的青云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他被迫“像罪犯一样”逃离了“国际化大都市”维也纳，他在那里他长大成人，备受青睐，汲取文化养料，成为咖啡馆聚会的贵宾。茨威格在流亡美国期间经历的戏剧般的绝境，对每个见过他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触目惊心的。1941 年 7 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遇见了他。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发现这个曾被他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看起来与往常迥异——不修边幅且神情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没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的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和茨威格一起用了晚餐。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最重要的是，茨威格明白流亡从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你才刚开始流亡生活，”他在 1940 年曾对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这样说，“你会看到世界是如何一点点地抗拒这种流亡的。”那时，茨威格已经在欧洲来回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向一个朋友概括自己当时的处境：“前作家，现为签证专家。”他们从 1940 年 3 月到 1941 年 8 月底离开奥西宁为止，带有日期、印章、签字和手写号码的领事图章，还有入境信息极其详细的登记记录和有效期，都被记录在茨威格的英国护照上。满满 19 页既稠密又神秘的记录，仿佛是《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里刻着玄妙咒语的护身符。怎样才算得上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概率是由其内心的刚毅程度、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外界的支持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卡尔·楚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而茨威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选择了退缩？戈培尔（Goebbels）曾经嘲笑这些流亡的作家，把他们称为“行尸走肉”。这轻蔑的称呼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就曾被这种恐惧折磨：这种将驱逐、分离视为永别的恐惧。这对欧洲社会来说全然的恐惧，在新世界的海岸边又再次出现。“二战”期间，移居国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庞大得惊人，有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同拜占庭帝国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美国历程，通过这个新世界各地的酒店一连串的房间，从一个不名之地到另一个不名之地间成百上千的车站，折射出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支离破碎的思想的停滞。所有的大堂和咖啡馆里都挤满了流亡者，他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彼此用母语低声抱怨。在从那个地狱般的政府机构弄到证件、工作及工作证明前，他们就居留在偏离市中心的社区的长椅上，在那里，早期流亡者的遗留物，甚至一家商店、一栋建筑物的残骸都会唤起他们对家的怀念。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为铭记“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受挫的流亡者的典型，茨威格的流亡历程堪称毁灭性的——或可称之为“罗得妻子综合征”。他过度解读了故乡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总是忍不住回望过去。他在拉马波路 7 号撰写的回忆录写道，如今他们“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不断仰望”那业已失去的大陆上的“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在我们这个文化价值永远错位、颠倒的时代，茨威格亲历了世界在他面前一点点变陌生的过程——他丧失了故土、母语、文化的参照、朋友、书籍、使命感和希望。他的经历不仅令人感伤，还神秘晦涩。这不禁使人想起托马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Heinrich）的一句话：“被征服者是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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