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思想
ISBN: 9787108075604 定价: 78.00元尾崎秀实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 年，年仅43岁的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种传奇性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一再得到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泥沙俱下。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诚理解者，以及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在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尚未得到清晰刻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他生前的著作，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的世界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力图从思想和学理层面开掘其卓越的中国论遗产。这是我们编选、出版这部《暴风雨中的中国》的初衷。
本书篇目的编排以原作发表或写作时间为序，内容涉及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的解决之道，如何建设亚洲社会主义圈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等，力求以编年的方式呈现这些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文字。
【著译者简介】
尾崎秀实（1901—1944），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负有盛名的民主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曾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与鲁迅、夏衍等左翼文化人士多有交往。43岁时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使其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有《尾崎秀实著作集》（全5 卷）。
张秀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日语系讲师。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琦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等。三联书店“20 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解说 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选摘】
——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节选）
文 | 赵京华
尾崎秀实革命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与中国息息相关。他出生不久便随出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父亲来到台湾，一直生活到19岁。在此，中华传统文化及台湾当地的生活习俗对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他对中国浓厚的亲近感。1919年回到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期间，他通过吉野作造门下的“新人会”和大森义太郎主持的布哈林《唯物史观》研究会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著述，同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试图在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中发现其世界史的意义。尾崎秀实与中国大陆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而于1928年年底被派驻上海以后。1928年，中国的大革命已然退潮，但上海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之汹涌波涛还残留着大革命的余韵，这使得尾崎秀实心潮澎湃。在此，他不仅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更深深投入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和“左联”成立的过程中。除此之外，这期间影响尾崎秀实一生命运的重大事项还有两件：一是通过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佐尔格结识；另一个是通过上海左翼文化人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如王学文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参见尾崎秀树《上海1930年》，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1932年年初，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开始了其令人瞩目的中国评论活动。其间，于1938年至1940年出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嘱托”（中国问题智囊），并参与政府外围组织“昭和研究会”等。直到1941年被捕，他出版有《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折期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现代支那论》（1939）、《支那社会经济论》（1940）等6部著作。在1943年6月向法庭提出的第一份《上申书》中，尾崎秀实回顾他在上海的经历：实际上，我是积极踊跃地奔赴派遣地上海的。……特别是1925年以后的大革命时代，那一个个事件都曾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而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中国问题，这样的方法完全征服了我。对我而言毋宁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引领我去关心中国问题，而是相反，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深化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和理解。
另外，与我在上海的体验相关联，我的思想立场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是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这使我对民族解放乃至一般的民族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第二是从各种角度现实地观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使我相信这才是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者的最大公敌。（《尾崎秀实著作集》第4卷，第296页）
可以说，尾崎秀实是在20世纪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而早年积极奔赴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获得的实际体验铸就了他特有的“左翼的立场”——从实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在和社会革命的密切关联中思考中国“民族运动”的走向，从而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未能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不足。在上海，他曾亲临“一·二八”抗战现场，目睹国民义勇军的青年男女被日军枪杀或逃出虎口的场面，深切感受到中国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力量的强大存在（参见风间道太郎《反叛—尾崎秀实的生涯》，东京：至诚堂，1959年，第104—105页）。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年底赴香港、上海等地考察战况后，他曾对友人松本慎一吼道：“太悲惨了，中国人啊！难道日本就没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吗？”（参见松本慎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尾崎秀实》，《世界》杂志1946年12月号）这些生动的细节亦反映了尾崎秀实真诚同情中国的立场。一个观察家或评论者，必定要对客观对象获得整体综合的把握，并以独特的逻辑理路深入其内里，从而发现别人难以观察到的问题面向，这样才能达到卓越。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出发观察中国，这一特征在尾崎秀实那里比较清楚明显。问题在于“民族运动”，尾崎秀实有时也称其为“民族问题”或“民族抗争”等。就是说，把“民族运动”的动向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途径，对民族解放意识的重视乃是其中国论述更为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对此，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并没有形成统一见解。在我看来，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整体历史观之，民族解放运动乃是更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进程的一环。尾崎秀实并非单纯看到了中国人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运动”表面上的汹涌波涛，更意识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革命”总进程。因此，用“关注社会革命”来概括其中国论述的整体特征，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尾崎秀实自大学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来，就形成了以政治革命观察世界的方法论。从社会革命视野的形成，到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持续关注，再到战争格局下亚洲社会主义理念的构筑，他在思想和信仰上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这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高涨的阶段，他对“民族运动”的关注总是与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连接在一起。也由此，他得以超越“国家”的局限，在剧烈变动的20世纪上半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解。众所周知，社会革命缘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了20世纪初则波及亚洲全域。十月革命的爆发，更推动了社会革命在亚洲的兴起。这个“社会革命”的进程和政治内涵，在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十分具体的阐发。他看到了“一战”导致的“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与法国大革命是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政治革命不同，“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26页）。就是说，法国革命还主要是以共和制民族国家之建立为目标，而俄国革命则真正开启了世界“社会革命”的新纪元。后者打破了国家主义藩篱，具有了真正“解放”的意义。这也正是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中强调的：“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82页）这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革命”，其根本的政治内涵就是人的全面解放，所谓社会运动也便是解放运动。李大钊的认识可谓相当深刻。其中，“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的民族革命，在最初只是这种全面“解放”中的部分内涵。但十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当初预测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发生，共产国际开始在亚洲和中东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落后地区的殖民扩张愈演愈烈，“社会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而形成了民族解放运动暂时盖过“社会革命”的趋势。但是，如果注意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论述，便可知他们并没有放弃经过民族解放而达到“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因此，才有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乃至民族、民主与社会主义两阶段革命的辩证法思想。就是说，以民族解放战争推进社会革命，或者通过社会改造实现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广泛动员，两者构成了内在统一的逻辑结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正是从社会政治革命逐渐向民族解放斗争倾斜的过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更有内在的关联。有时是社会革命包含着民族解放的内容，有时是民族解放成为主要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程度。因此，要认识1930年代的中国，就需要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进入而聚焦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形态。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个“社会革命”的大视野。与此相关联，尾崎秀实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从世界革命理念延伸而来的有关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检察官就其提倡“东亚新秩序”社会之意图的审讯时，他清晰阐述了作为过渡形态的亚洲社会主义构想：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935年前后，他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日本一旦陷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最终有爆发社会革命的极大可能性”。在这个转变时期，日本国内的革命势力非常薄弱，因而仅凭日本自己很难实现此种重要的转变，即使实现了恐怕也难以安定。故为了身处英美帝国主义之敌对关系中的日本实现此种转变，就需要苏联以及摆脱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领导权的中国，这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提携。以这三个民族的紧密合作为核心，首先确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小尾俊人编《现代史资料（2）佐尔格事件（二）》，东京：美铃书房，1963年，第128—129页）
这个“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提携”是区域社会主义的基础，其构想还包括其后逐渐扩展开来的从英法荷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印度、缅甸、泰国、印度支那乃至菲律宾等，以及蒙古、回教民族共同体和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朝鲜及满洲民族共同体，它们共同构成广泛的亚洲社会主义圈。这是一个源自世界革命论的构想，但在尾崎秀实那里，我以为它更接近介于马克思世界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列宁-托洛茨基路线，是一个世界革命之阶段性的蓝图。帝国主义战争引发资本主义内部的混乱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内乱和解放斗争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而社会革命必将推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区域社会主义的出现，最终走向世界革命。这是一个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原点，经过共产国际推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革命实践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构想，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细亚革命”（宫崎滔天）、“复兴亚细亚”（北一辉），乃至“东洋共同社会”（橘朴）的理念，在基本原理和逻辑理路上都全然不同。这是共产主义者大胆而高迈的乌托邦理想。从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角度考虑，我认为这个审讯记录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上述亚洲社会主义圈的构想，初步形成于1935年。这意味着他在评论活动走向成熟之前，就已经在思想理念上有了此一构想，这必然影响其中国论述的内涵。其二，是中国的民族战争与社会革命给予他的启示。在这段文字最后尾崎秀实特别说明：“而在此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过程中拥有重要意义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社会，我从当初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以日中事变为契机将彻底得以实现。而其时与苏联合作并得到其援助，通过我十余年来与佐尔格的谍报活动，已和共产国际乃至苏维埃联邦的重要部门有了密切的联系，因而将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与中国的合作我也有充分的自信。”（《现代史资料（2）佐尔格事件（二）》，第129页）就是说，这个亚洲社会主义蓝图正因为有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观察才得以产生，其实现也因中国的抗日实践才成为可能，两者互为表里地构成了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基础。尾崎秀实从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大视野出发所观察到的中国图景，在世界革命理念引导下所展开的对于战争解决和亚洲联合的展望等，都远远超越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谱系和亚洲主义范畴，也是战前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无法全部涵盖的。评论家桥川文三认同竹内好的说法，即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并依据其体验而写出独创性著作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北一辉和铃江言一。桥川补充到，如果把尾崎秀实也列入这个谱系，那么可以说尾崎秀实续写了鲁迅-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中国。虽然他没有写出埃德加·斯诺或史沫特莱所耳闻目睹的中国大转折时代，但无疑是把两位西方记者视为榜样的（《尾崎秀实著作集》第1卷附录“尾崎秀实与中国”）。这为我们暗示了一个从日本“语境”以外来重估尾崎秀实的路径。1930年代，有一大批来自西方新闻战线的，同情乃至直接参与到共产国际号召下的反法西斯同盟中来的知识分子汇聚于大革命后的中国。他们在观察剧烈的社会变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传言中的共产党这一政治力量，并向西方世界做了最早的报道。如果在这个谱系中与埃德加·斯诺进行比较，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将得到另外一种形态的彰显。其实，尾崎秀实是与史沫特莱关系十分密切的友人（参见尾崎秀树《上海1930年》，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而对斯诺他亦是赞誉有加，并密切关注过两人于“西安事变”前后对毛泽东的访谈等。在我看来，桥川文三的上述说法多少有些低估了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内涵。从某个方面来说，其中国论述已然超越了作为自由主义进步人士的埃德加·斯诺的著述，至少他对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社会革命和民族运动的认识绝不亚于后者。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如果说埃德加·斯诺主要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变动中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潜在的可能性，由此反映了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尾崎秀实则不仅摆脱了一般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发现官僚制和封建性并存而导致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根源，而且在民族解放的诉求下看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形成的现实趋势。尾崎秀实没有像斯诺那样深度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而是在密切关注大革命及后来每一步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倾力于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西南军阀势力和浙江财阀关系的考察，由此对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有了更为全面综合的把握。斯诺通过对西北陕甘宁边区的深入观察，看到了共产党人对战争与革命关系的深刻把握，意识到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西安事变”前后尾崎秀实的一系列论述，与之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人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斯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进步人士，而尾崎秀实则被夏衍等称为“同志”那样，两人在政治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乃至个人最终命运上，都有巨大差异。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尾崎秀实当时面对着极其错综复杂和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与写作条件，这铸就了他中国论述的独特形态和内涵。尾崎秀实绝非一般记录“事件”的新闻记者，而是一个善于观察“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从总体把握历史走向的观察家。他的时事评论看似是对一个个中国和中日关系问题的跟踪剖析，但实际上则是沿着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必然逻辑来呈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对观察对象的整体认识的。这个“社会革命”视野包括后来战争导致革命的“亚洲改造”构想，主要来自他对中国革命和亚洲时局的切身体验，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念的引导。因此，他的中国论述能够在记录社会革命动态的“活生生”的历史同时，又相当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发展的趋势。我甚至感觉到，尾崎秀实有一种将对象从“客体”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其主体之生命力的观察与表述能力，他努力穿越战争时局下的敌对关系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种种限制，以十分曲折沉郁的笔调去感受和叙写1930年代那个激流涌动的中国，充满了灵动的气象和鲜活的真实感。这是尾崎秀实不同于同时代西方的新闻记者和中国观察家的地方。那么，尾崎秀实这份遗产在当今的思想价值如何呢？他于战争年代所洞察到的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历史已经在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中得以成功实现，而亚洲社会主义改造构想，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已然终结的今天则已经成为昨日的思想陈迹。然而我要强调，从社会革命和亚洲改造的大视野观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观点依然是有效的——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他有关战争期间“东亚协同体”论和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的思考，其中所坚持的东亚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合作原则和共生共存的理念，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面对21世纪更为复杂棘手的亚洲问题之际。尾崎秀实是一位生于大时代、体验到大历史的人物。20世纪不仅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过渡的大时代，其革命和战争的大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传承之源，依然暗中左右着今天的我们。因此，理解20世纪中国也必将有益于把握未来的中国。20世纪中国最核心的议题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殖民统治的同时，揭开了社会革命的伟大进程。尾崎秀实以他短暂的生命，在战争与革命最激烈的十几年间深深介入到这个洪流中，其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也就成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需要我们倍加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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