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硅谷可以给中国城市哪些启发？

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地图

文｜孙不熟

在房地产霸屏的这两天，谈论科创这个冷门话题会不会没人看？

最近读完一本搁置好久的书《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下文简称《硅谷百年史》），获益良多，今天就聊聊硅谷以及它给中国城市的启发。

1、硅谷不是规划出来的。肯定没有人能规划出硅谷，硅谷的产业发展遵循着一套美妙的自发秩序，就像《硅谷百年史》里说的，“一个产业带动另一产业的连锁反应”。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加州的实质性发展，是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始的，淘金热从东部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与货物，这直接催生了铁路业，铁路再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

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简而言之，这就是硅谷产业链的基本发展脉络，它给中国城市的第一点启发就是，产业发展与联动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秩序，事先是很难准确判断的。在产业布局上，政府往往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中，种瓜有可能是得豆，种豆又可能是得菜。以硅谷为例，如果淘金热出现得更早一点，或者更晚一点，会不会仍然在湾区催生出一连串神奇的化学反应，没人知道。

2、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硅谷头顶着全球科创中心的皇冠，但它其实并没有过特别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人类影响重大的半导体、晶体管、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其诞生都跟硅谷没有关系，它们要么源自美国东海岸那些金光闪闪的老牌实验室，要么源自美国政府与欧洲政府主导的研究成果，硅谷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但它有一种纽约和波士顿都没有的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够迅速理解一项发明成果对社会可能存在的颠覆前景，并将其做成生意，挣到大钱。

事实证明，对财富的追逐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类的洪荒之力，硅谷因此后来居上，纽约和波士顿实验室里那些高大上的发明，只有到硅谷大农村鼓捣一下，才有机会迅速传播、改变世界。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二点启发是，基础科研与产业转化在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基础科研差的城市可以专注于后者，一样可以摘到高科技产业上的明珠，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

3、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在硅谷经济起飞之初，斯坦福算不上一所很好的大学，这首先要从历史说起：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以及整个加州，属于美国的后发地区，也曾是美国的“文化沙漠”。最重要的三所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创办于淘金运动之后的20世纪下半叶，比起东海岸常青藤的那些老牌名校，足足晚了100多年。大学会吃历史的亏，硅谷也不例外。

斯坦大学后来的崛起最早要归功于一个颇为尴尬的原因，那就是办学经费紧张。斯坦福是私立大学，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但根据老斯坦福的遗训，这个大学既不能卖地，也不能收学费。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弗雷德·特曼的教授，想到一个办法，地虽然不能卖，但可以租。于是，斯坦福大学干起了“收租婆”的买卖，并依托园区企业，想方设法在技术转化上做文章，这个决定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

正好，当时日本经济开始崛起，太平洋贸易迅速发展，一些科技公司想到加州设点，斯坦福科技园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批进驻斯坦福工业园的公司有瓦里安、惠普、柯达、通用电气，还有一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斯坦福科技园被认为是硅谷的起源，特曼后来当了斯坦福的副校长，也被称为“硅谷之父”，他还直接资助了自己的两位学生创建了名震天下的惠普。

经济腾飞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显著提升，旧金山湾区今天聚集的顶级大学完全不输波士顿和纽约，并助力加州成为全美第二大科教中心。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三点启发是，大学对科创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因为科创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持，而大学是这两项资源的最佳供应者。世界上有名的科技园区，除了美国的硅谷与波士顿，还有中国的中关村、台湾新竹，日本的筑波，印度的班加罗尔，都是硅谷模式输出的代表，那就是依托顶尖大学的科技园区而出现的。深圳被认为是一个暂时的例外，但这座城市正在以全所未有的资源投入恶补大学这块短板。

旧金山渔人码头

4、硅谷为什么在西岸而不是东岸？没有哪个行业比高科技更依赖大学，但论顶尖大学集中度，首推纽约－波士顿地区，这里汇聚了常青藤联盟里的大部分学校，问题是虎踞龙盘的东海岸居然输给了当时还在吃土的西海岸，原因一定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硅谷成功的原因中，除了大学，还有其他的东西。

一个常被人提及又被低估的事情是，湾区曾是美国西进运动与淘金运动中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美国嬉皮士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这些社会运动为硅谷带来一种深刻的反传统、反体制、反主流的思潮，这股思潮塑造了湾区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在20世纪60年代把湾区推到全世界报纸的头条。

也就是说，推崇个人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精神气质早在硅谷的创业公司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精神气质源远流长，与日后涌现在这里的科技公司需要的天马行空、质疑权威不谋而合。而反观东岸，与这个东西几乎是格格不入的。

正如书里面所说，东海岸是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延续了老欧洲的很多条条框框，比如东岸的员工要成功，就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但在西岸，即便是亿万富翁也是牛仔裤＋T恤衫。前者盛产的是对生活一丝不苟的职员，后者盛产的是天马行空的工程师；再比如东岸和欧洲一样都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发展，而硅谷却鼓励员工随时考虑换工作，硅谷员工跳槽不存在“背叛”的道德包袱，被誉为硅谷黄埔军校的仙童公司之所以创立，就是源自八个创始人的一次集体的“背叛行动”，“背叛”在西岸畅行无阻。这在东岸是不可想像的，纽约－新泽西是美国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但是自打有了AT&T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公司出现了。

再者，东岸的大学在管理上仍然是一板一眼的，但在西岸，大学鼓励教师与学生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拿去市场上技术入股，鼓励他们创办企业，并据此创造出一整套的“产学研”互动模式，这也是斯坦福工业园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是靠收租是不可能后来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的。

所以，硅谷肯定不会出现在美国东岸，正如淘金运动、嬉皮士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不会出现东岸一样。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四点启发便是，远离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离政治中心太近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靠利益交换与妥协来解决问题，反而是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更充分地依赖市场与法治，靠创新来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

5、“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硅谷百年史》里特别提到，“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被提及却又被低估的事实是其晴朗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湾区没有纽约波士顿那么寒冷的冬天，没有芝加哥那么刚猛得雨雪与狂风，也没有南部德州那种湿热的天气，这里四季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凉爽干燥，很多创业者都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其中就包括对硅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位“硅谷之父”。

第一位“硅谷之父”是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特曼，他本来在东岸的麻省理工任教，但在一次回斯坦福大学探亲的时候患上了肺结核，病好后发觉气候阴冷的波士顿已经不适合他的身体，麻省的教授梦成为泡影，他只好留在当时不被人看好的斯坦福大学担任“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很难想像，如果不是这个插曲，特曼就不可能是“硅谷之父”，也许会成为波士顿128公路高新区之父。而没有特曼，硅谷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气候因素功不可没。

另一位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正是他从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才吸引到仙童公司最早的八位创始人慕名来到湾区，并创办出日后一系列伟大的公司。《硅谷百年史》这本书里写到，肖克利之所以回到湾区的家乡，“一个很大原因是这里美好的气候”。

地中海式的美好气候让硅谷人背感自豪，要知道地球上只有2％的土地拥有这种气候。一个叫做红木城的硅谷城市，曾经还打出这样一句傲娇的广告词：“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

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五点启发是，气候环境对吸引高端人才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地区均衡化的时候，气候环境往往会成为地方争夺人才最大的筹码。今年年初，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就因为无法忍受北京的雾霾，宣称辞职到广州的暨南大学任教，就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所以，“美好的气候”非常重要，这一点，南方城市要加分， 北方城市在治理雾霾和堵车上也要努努力了，要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高端人才跑到南方来。

6、硅谷为什么是个大农村？前面虽然无比称赞了硅谷的气候环境，但仍然不能掩饰它在空间形态上是个大农村，而非热热闹闹的城市。在这里生活，别指望能像在东亚城市里那样轻松地找到公交站、便利店、大排档与KTV，这里也没有地铁，长距离公交系统略等于无，没有私家车几乎寸步难行。

没有大都市里的高端配套与五光十色，农村般的硅谷靠什么吸引到高端产业与高端人才？这是规划师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城市的创新体系建设依托于什么样的空间秩序？或者说，什么样的空间形态有助于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到硅谷在地理上的发展起点，这个起点被公认为是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区，这个园区使用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而斯坦福大学这块地最开始又是加州前州长、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买来做养马牧场的，所以它一定在郊区而不在城市。后来，以这个工业园为起点，沿着著名的101公路往外延伸，形成一个绵延100多公里长的带状经济走廊。

美国是个车轮子上的国家，尤其是在加州，公路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硅谷在空间的拓展上没有形成一个具备中心区效应的传统城市，这跟湾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也跟美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不过，假如斯坦福先生当初在旧金山买块地作为大学的选址，今天的硅谷也许就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了，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硅谷可以给中国城市的第六点启发是，空间形态对城市的创新体系建设没那么重要，即便是大农村，只要基础设施做到位，也仍然能够通过成本优势、环境优势吸引到高端人才与高端产业。比如，东莞的松山湖就因为环境好、成本低获得华为这个大宝贝的芳心，北京的后厂村路在规划上略等于乡村公路，但靠着成本优势照样吸引到最牛的互联网公司入驻。

大多数时候，对创新创业者来说，最关心的不是城市的空间形态，而是成本、成本、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再高明的城市规划，也比不上简单粗暴的成本优势来得实在。所以，高房价才是规划师最大的敌人。

本文提到的图书为《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作者为 [美]阿伦·拉奥(Arun Rao)/ [美]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ruffi)，译者为 闫景立 / 侯爱华，出版单位为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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