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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张杨:大理的声音

行李 行李
2024-08-24


1998年,导演张杨从北京来到大理,先是旅居,然后长住。在往后的多年里,他在这里创作了《洗澡》、《飞越老人院》、《落叶归根》、《向日葵》几部电影的剧本,也写下了去年反响很大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大理成为他重要的创作地,但他很少直接写大理,除了五六年前的两部短片:《生活在别处》和《春天来了》。20年过去,今年他一口气拿出了三部关于大理的长片:《火山》、《大理的声音》、《猫猫果儿考试日记》。

火山是隶属于洱海东岸双廊镇的一个村子,猫猫果儿是洱海西岸大理古城的一所幼儿园和小学,而《大理的声音》,是讲这里的人如何与自然相处,没有台词,没有旁白,只有声音。看起来都是没有剧烈冲突的剧情,只是大理人的日常生活。过去几年,关于大理的电影充斥着风花雪月和艳遇,他想用这几部电影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大理。

1998年他刚来大理时,在古城一带活动,那时古城聚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十年后,他搬去了双廊,在那里发现了洱海和落日的关系,也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白族人的世界。现在他重新回到古城,只是在古城全被游客填充时,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换到了山上,也是大理新移民的主要活动范围。

很多人对大理没有整体的概念,早年以为只有古城,后来以为只有海景房,在张杨20年的迁徙图里,在他今年三部电影的镜头里,你可以据此勾勒一个完整的大理。

 

行李&张杨

 

1.

 

行李:你来大理多长时间了?

张杨:20年,从1998年到现在。

 

行李:这是北京以外,你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了吧?

张杨:对。1998年我和几个编剧的朋友约着一块儿到大理写剧本,就是写电影《洗澡》的剧本。那时大理只有三家客栈,一家叫MCA,一家叫四季客栈,还有一家叫榆安园,最主要的就是MCA,尼玛开的。这个客栈非常不一样,形态有点像国外的概念,本来是要做画廊,所以有一部分空间是展厅,后来人多,就把三个展厅变成大通铺,10块钱一个床铺,好多人都爱住10块钱的大通铺,因为很自由,男女都可以住在一块儿,有公共卫生间,关键是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行李:你2012年在大理拍的短片《生活在别处》,那个泳池出现过,镜头里有派对,很热闹,大家彼此间也很熟络,还把尼玛推到泳池里去。刚看那个短篇时,以为是在双廊,很难想象就在古城里,能有那么开阔的地方。

张杨:对。又是白房子,有几棵棕榈树,像国外的某个地方,那个环境对我们很有吸引力。那时候北京来的艺术家差不多都落在MCA,你可以在那里遇见很多人,叶帅(艺术家叶永青)也是1998年在那里认识的。

那时候(艺术家)赵青在人民路有一个“鸟吧”,在现在“鸟吧”对面的院子里,洋人街上只有一家西藏咖啡,就是那时大理古城的整个状况。没有什么人,这些人在大街上就能互相认识。

认识赵青后,他带我们去他在南诏风情岛上的房子本园参观,当时很惊讶,确实像世外桃源,原来真的有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那时整个岛上没有人,就他们一家人住在那儿,而且没有路可以过去,只能在桃源码头坐船才能到岛上,很震撼。

后来这些年我们在大理经常玩的人,基本上都是1998年认识的。那次待了一两个月,除了我们在这里写剧本,还有李少红带着郑重、王耀两个编剧在这里写《大明宫词》,我和刘奋斗就写《洗澡》。从那以后,王耀、刘奋斗、我,每年都会来大理,形成了一种习惯,工作完了,就约着到大理来,一呆就是一个月以上,差不多连着来了几年。

2002年正好丽江有雪山音乐节,我和蔡尚君,现在也是导演,当时是我的编剧,我们一起从北京开车到丽江去,参加第一届雪山音乐节。

 

行李:是李亚鹏他们做的那个吗?

张杨:不是,是孙冕和崔健他们做的第一届。参加完雪山音乐节,又从丽江一路开到大理。每次来都住在MCA,没有第二个选择。那次尼玛和我说他们后面有个院子,之前是他们自己租下来作为员工宿舍,房东也住那里,他说房东现在不想住,可以单独租下来,问我想不想租。我说挺好的,我们老来大理写剧本,干脆自己弄一个地儿,以后再来就不用花钱了,其他的朋友来,都可以住在这儿,所以就把那个院子租了下来,我和刘奋斗,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一人出点钱,就有了“后院”,因为就在MCA的后院,就叫了这个名字。“后院”概念上虽然也是客栈,但是没有独立经营,它实际上是划在MCA里,北京的很多朋友来大理,就住在后院。2003年,正好非典,我们的房子也弄好了,北京的好多人都聚在大理,就在“后院”。

 

行李:那么早就在大理有一个“家”了。

张杨:对,有了这个客栈,在大理就有家的感觉,来得更频繁了。最开始一年,是我自己在这里张罗,后来交给我一个做音乐的朋友打理,我们还得回北京工作,但随时回来住一下。

那一年我和蔡尚君在这里写了电影《向日葵》剧本的第一稿、第二稿。后来《落叶归根》的剧本也是在这里写的。2005年,我和刘奋斗、王耀一起,从北京开车到大理,中间到湖南衡阳找一个村子,就是当年《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个真实事件,一个人怎么把尸体运回家,真的找到这个人家里,和他聊天,做了些采访。然后从衡阳继续开车到阳朔,一路到大理,开车的过程中开始聊剧本。结果到大理的第一天,踢了一场球,把脚给踢断了,在大理动手术住院半个月,回来基本躺在后院,每天修养,也动不了。白天看电影,几个人一块聊剧本,在后院住了两个月,就把《落叶归根》第一稿的剧本写出来了。

写《落叶归根》的时候,也同时在想去年上映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后来再写《飞越老人院》的剧本,也是在这里写的。就这样,大理变成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地,一写剧本就在这里呆着。

 

行李:来大理之前,也是在外面写剧本?

张杨:基本都是在咖啡馆写,在北京也是。北京最早有一个叫“真的咖啡”的地方,是北京相对专业的咖啡馆,美国人开的,就在三元桥附近,《爱情麻辣烫》的剧本是在那里写的,也是这几个人,刘奋斗、王耀、郑重,我们每天泡在那个咖啡馆,剧本是在那里产生的。

像我们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也没有办公室的概念,你每天得有个地儿,几个朋友总是要碰在一块,咖啡馆就是最好的地方,也不用约,人和人自然就在那儿见面了。

后来好多年都是这种状态,有一两年是这家咖啡馆,可能过两年是另外一家咖啡馆,每个咖啡馆一待就很长时间,大家很默契,下午没事就扎到那里,各个类型的朋友都可以在那里碰到。从我们大学毕业起,咖啡馆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聚会的地方。

 

2.

 

行李:后院在洱海西边的古城,你怎么后来转到洱海东边的双廊去了?你还在那里建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归墅。

张杨:我和赵青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从南诏风情岛离开,去双廊的玉几岛做了青庐。最初的青庐就像石头城堡一样,但是他做了一个钢结构的玻璃观景台,那个地方非常特别,可能是看洱海落日最好的地方,本身视线比较高,前面也没有遮挡,能看到非常壮观的云和落日,因为在古城看不到落日和洱海的关系。以前好多人来大理,根本不知道有洱海,来了就在古城,也不知道去洱海干嘛,那时候对海东也没什么概念,大家不往海东去,双廊又挺遥远,而且路特别不好走,虽然那时候已经有大游轮了。

 

行李:我2004年第一次来大理就是坐大游轮去的南诏风情岛,当时不明就里,觉得那条线有点无聊。

张杨:很多人来大理,他理解不了整个大理的感觉,我就会带他们到双廊,到了双廊就是去赵青家,去青庐。那时候双廊只有赵青家,还有一家叫“彼舍”的客栈,有时候我们会在那里住一晚上。那时从古城过去可能得一两个小时,到那里后就在彼舍跟老板订一只鸡,我们就去赵青家待一下午,主要是在观景的地方看落日,外边来的人,只要站到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傻掉了,非常壮观!我们每次去都会拍很多照片,只有到了这个地方,你才真正到了大理,否则光在古城晃晃还不是在大理。一到双廊,看到这样一种景致,人马上就不一样了,心里也很安静。从赵青家出来,彼舍的鸡也炖好了,就吃个晚饭再回古城。

那些年不断去,后来我也想在双廊找个地方盖房子,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因为没找到人,后来因为跟玉几岛的八旬认识,他是当地人,熟悉情况,有一天告诉我,有一户人家要搬到山上去住,下面的房子不想要了。其实也没有房子,就是一块空地,是宅基地,我一看,就是这个地儿了!那是2009年,马上跟房主谈,很快就把这个地儿买下来,开始做房子。房子盖了四年,2012年才盖好,对八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实验,我们俩一边商量一边弄,最后有了“归墅”这个地儿。

 

行李:怎么不请赵青帮你做呢?

张杨:赵青后来不怎么建房子了,他就在家里呆着,教育儿子,反而是八旬开始做,赵青算他的老师,他所有关于建筑的概念、使用的材料、手法,都有赵青的影子。那时候八旬建了他自己家的酒店“粉四”,后来又给另外一个朋友建了一栋房子,已经有比较强的经验,归墅算他的第三个作品,他那时候还不能叫设计师,真的就是盖房子,也没有图纸,我们俩就是一边商量一边做,盖完了又拆,拆了又弄。他现在已经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了。

  

行李:你讲到在青庐看到洱海和苍山的震撼,有无数海边的房子可以看到更宽阔的海洋,洱海的特殊之处是什么?

张杨:因为有苍山,大理的云变得很特别。真正的海边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际线,远处也是海。但是因为有苍山,山顶上永远停留着很多云,这些云还造成光线的变化,这种光线变化直接投射在洱海里,非常壮观。大理常常有大光束、耶稣光,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苍山在西边,正好是落日的方向,夕阳西下的时候,从双廊的角度看过去,那个关系是最好的,云、光线和洱海的反光,构成非常壮观的景色,这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在真正的海边也看不到。

 

行李:可是你在新疆、西藏都待过很多时间,那边也有很多山和海子的组合。

张杨:你只要在一个地方长待,总是会有这样的瞬间,但是很多地方云的变化没有大理这么多。即使在西藏那么高的地方,云更通透,但是也没有大理的云变化丰富,我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感觉这是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

 

行李:能讲讲你在双廊的邻居吗?上海来的艺术家沈见华,舞蹈家杨丽萍,当地建筑师赵青和八旬……这些人构成外来人对双廊最早的想象。

张杨:最开始就这么几个人。2009年做归墅的时候,我们那一带的海湾还没有其他客栈,只有一家叫“海地生活”的客栈。之前一年,沈(见华)老师一家到了双廊,其实很多人到双廊都跟八旬有特别大的关系,沈老师留在双廊也是因为八旬。那时候整个双廊可以去的地方,一个是八旬那里,一个就是沈老师家。再往后有几个更年轻的几个媒体人来这里,像袁小冰是以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们辞职后,也想在双廊做客栈。归墅旁边的邻居还有王江和小晴,也是从上海来的,后来也做了一家客栈。那时候每天晚上要不然到沈老师家烤火聊天,要不然到小晴的客栈坐一坐。

杨丽萍老师每年春节都会回双廊,她们家四姊妹,那时都回到这里来。那几天我们基本在一块,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旁边一帮小孩在那儿,沈老师的孩子莺莺那时候六七岁,还有八旬和小四的孩子小彩旗,八旬家的老二八小弟。

2011年开始,每年春节那几天,沈老师家会做农民画的展览,因为他来了以后,开始教当地白族老奶奶们画画,同时也做《双廊双廊》乡村画报,我和叶帅算编委,八旬出钱。到春节的时候杨老师回来,我们还会召集一些客栈老板在沈老师家的院子里聊天,加起来一共十几个人,讨论怎么做客栈,怎么跟老百姓建立关系。当时是想建立一些村规民约,怎么让大家的行为符合村规民约,最开始两年是那样一种氛围。后来一下子人就多了,这个事就没再进行,但是有两年我们基本就是在沈老师家,大家见个面、拍张照片、聊聊。

 

行李:去年冬天去沈老师在双廊镇后面火山上的家,他也说起那时候每年春节大家围炉夜话,说很可惜没把那些谈话记录下来,其实很精彩。

张杨:是,早期的双廊基本就是这几个人,后来再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开客栈做生意的,我们接触的不太多。

 

行李:跟之前在MCA的时候相比,双廊是什么状态?

张杨:古城这边好玩的人多,特别多Party,尼玛在MCA的院子里做很多Party,我在后院也经常做Party,还有鸟吧的party,各种人聚在这儿,吃吃喝喝聊天。在双廊就是串门儿的感觉。


从双廊玉几岛青庐里看到的洱海和苍山的关系,张杨说这里是观看洱海最好的位置。

 

3.

 

行李:你是怎么看待白族这个民族的?有人说这个民族文艺,老百姓都喜欢花草、诗文,有人说他们生猛,绕三灵这样的节日很开放,近似狂欢。

张杨:白族是受汉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民族,好多生活习俗和礼仪,汉族没有了,但在白族保存得非常好。去年我们拍了一个片子《火山》,发现婚丧嫁娶这些其实跟过去的汉族非常接近。

 

行李:可以具体讲一讲吗?

张杨: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吃大饭”,婚礼、葬礼、给孩子取名、盖房子、孩子上大学、过年……任何重要的事,表现形式就是吃大饭,街坊邻居都来帮忙,随点份子钱。你会在双廊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大饭,我和八旬盖房子的阶段,跟他吃了无数大饭,这家吃完吃那家,有八旬带着,会很自然的进入,即使没有八旬带着,后来这些人认识了,他们也会邀请你。归墅盖好后,他们经常在我们家门口贴个邀请,说谁家有什么事。

 

行李:直接贴在门上邀请?

张杨:对,就是贴在你家门上,说哪天他们家请客,你可以去。或者你看到吃大饭直接进去也没关系,他们也都特别欢迎。吃大饭是乡村社会里最重要的人际交往,平时肯定会有串门,但最聚集的时候就是吃大饭,各种亲戚都会来,他们一请就是整个村子或者半个村子的人,像结婚的大饭,吃三天,三天都是流水席,从中午开始,一直吃到晚上。

他们的葬礼也非常讲究,有一个仪式叫“讲评”,要对去世的这个人有一个评价,但更主要的是评价下面这些儿孙,仪式感非常强,晚辈跪在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木托盘,木托盘上有一个棍子,棍子搁在儿子的背上,长辈们在小板凳上坐一排,大家谁都可以说你对你家长辈孝不孝顺,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者好的事,说到愤怒的时候,拿起棒子就打,激烈的时候能把棒子打折。

 

行李:你都见过吗?

张杨:没有,我看到的都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像沈老师他们待的时间长就看过,这其实是对年轻人身体力行的教育。讲评完了,棺材才盖上。

之后还有一个仪式,晚辈们跪在下面,棺材要从这些晚辈身上抬过去,抬棺材的人,如果觉得这些晚辈里有不孝顺的人,可以用脚踹他,一般穿的孝服都是白衣服,后背最脏、被踹得最多的,就说明那个人是最不孝顺的。你平时孝不孝顺,那时候就会全部体现出来。这种仪式性的东西,汉族以前都有,只是现在慢慢消失,但在双廊这样一个乡村,还非常完整的保存着。

 

行李:所谓礼失求诸野。

张杨:白族最重要的是“迎本主”,这是白族和任何民族都不一样的地方。整个大理有2000多个本主,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本主,本主的故事也很有趣。比如唐朝一个叫李宓的大将,跟白族打仗,最后死在这里,本来是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对他也很敬重,最后李宓也成为本主。一根木头也可以成为本主,比如这根木头在某次洪水的时候,正好挡在某个位置,让水改道,村子免受灾难,木头就可以成为这个村子的本主。甚至本主和本主之间还可以谈恋爱……本主的概念非常丰富,这个形成了白族非常重要的文化。除了本主,白族也信仰佛教……过去任何对这个地方有贡献的人,他们都可以供奉起来。

 

行李:“迎本主”具体是指什么呢?

张杨:“迎本主”是白族每年最壮观、最有意思的仪式,时间在春节期间,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回到这个地方,不管在外面干嘛,那几天都会回来。他们初一开始迎观音,迎完观音迎本主,每个村子迎本主的时间不一样,比如初四可能是双廊的大建旁村迎本主,初六可能是玉几岛迎本主……像周城和喜洲这边,一直到初十五还在迎。双廊的本主是从红山庙迎到大建旁村的本主庙,再去到玉几岛的赵氏宗祠,每个村子轮着迎。

 

行李:怎么个迎法?就是把它抬着出去?

张杨:双廊的迎本主是从红山庙开始,一大早就有一艘船从红山庙把本主迎到船上,船要在洱海上兜一圈,然后在双廊专门有一个地方下船。更早的时候,上百个老奶奶在下船的地方念经,念很长时间,念完经,老奶奶们撤到旁边,年轻的小伙子们要冲到水里等船过来,船快靠岸的时候,这些小伙子们要冲上去抢本主,谁摸到这个本主就代表谁有运气,所有人都在抢,之后再从船上把本主接下来,迎到街上。

主街上有两辆大的木车,本主会被迎到木车上,上面站着两个人护卫着,旁边有两根非常粗的绳子,几百个男人拉着这两根绳子,女人不能进入这个行列,只能跟在后面。老人们站在不同的巷口,摆上供案、香案,等着本主从家门口经过,经过时,每家每户就开始放炮,每个巷口的鞭炮都炸得一塌糊涂。后面就开始舞龙,双廊有三条龙,代表三个村子。

整个仪式有几千人,非常壮观,所有在这个镇上的人都要参与,从初一迎观音一直到初七送本主,把本主又送回红山庙,整个一套仪式才算结束,仪式感非常非常强,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仪式感强的东西。迎完本主,就要开始新一年的劳作、生活。

对白族来说,迎本主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无论你去到哪里,春节这几天都要回来。其实白族人往外跑的不多,不像很多地方的乡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行李:听起来就激动呀,这些都会在电影里看到吗?

张杨:会的,整个过程我们都非常完整记录了,2013年拍《春天来了》的时候已经拍过一次,去年又拍了一次,因为之前拍过,有经验了,知道哪些地方架机器才能拍到。白族信仰的神非常多元,并不只信一个东西,很开放。

 

行李:如果一个孩子要接受教育,可能把他们的本主系统理清楚,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清楚了。

张杨:对,双廊有一个本主是真名实姓的祖孙三代三员大将,三代镇守整个双廊。了解了这些,就了解这一部分历史。

 

行李:你搬到双廊以后,感觉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有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张杨:古城还是以新大理人为主,更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就隔这么远,你在双廊就能看到特别本质的白族生活。当年有人担心双廊会变成下一个丽江,我觉得不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丽江古城后来被掏空了,纳西族离开那个地方,或者到城里住,外地人占据了古城,所以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质感没有了。但是双廊即使今天有这么多客栈,还是以白族人的生活作为基础,他们的仪式、他们的婚丧嫁娶,包括老奶奶们初一、十五念经,中午吃一顿斋饭……这些东西每天都在发生着,他们还在这个地方生活,只是多了游客,但是生活本身没有质的变化。


张杨以前在双廊的邻居,上海来的艺术家沈见华,后来搬到了山上的火山村,由他发起的双廊农民画社也一起搬到了山上。在张杨即将上映的新电影《火山》里,会借助沈见华一家的生活,借助农民画社里众多农民画家们的生活,窥见一个真正的大理,一个真正的白族。

 

4.

 

行李:包括《火山》在内,听说你今年会有三部关于大理的电影上映?

张杨:应该会。我2012年在大理拍了《生活在别处》,2013年拍了《春天来了》,都是小短片。我在这里生活这么长时间,这样两个小短片还不能满足我对这个地方的表达,需要更大体量的片子,因为这里有太多有意思的人值得拍。

 

行李:这几个长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想的?

张杨:想好几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想做一个纪录片,那两个小短片算不上纪录片。我在拍西藏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之前,想做一个《大理的声音》的纪录片,用声音的概念,构成声音和影像的关系。一般的纪录片要不从人物角度进入,要不从事件角度进入,我想用声音的概念组合。

前年做完西藏的片子,《冈仁波齐》对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作品,它是比较纪实的拍法,在没有剧本的状态里,花比较长的时间即兴创作,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手法,我想沿着这个方向再做一些尝试,正好《大理的声音》是最好的延续。

一般电影总是需要一个剧本才能谈,包括投资方也要有剧本才知道你在做什么、拍什么,但是《冈仁波齐》的创作方法是不知道拍什么,大概知道一条路,知道冈仁波齐神山这么一个方向,知道这样的纪录形式,但是最后呈现出什么样,是未知的。《大理的声音》这个概念差不多,开始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关于大理声音的纪录片,至少用一年的时间观察一个地方,因为它有季节性,通过一年,基本可以看明白这个地方所经历的轮回。

怎么用相对少的经费去完成这件事,那就是小团队、低成本、长时间创作。《冈仁波齐》在高原上拍摄,需要人多一点,那时候我们是30多人的团队,到了《大理的声音》,就是20人,我们把剧组压缩到基本不能再少的状态,为了获得拍摄周期的长度。

我们做前期准备的时候,也做了很多采访,权衡了一下,觉得有时间再做一个关于人物的电影。我对大理这些人都很熟悉,一直在里面捕捉哪些东西是可以成为电影。

中间有过一个想法,我们拍一组人物系列的电影,我随便一列,值得拍的人有100个,当然拍摄100个人就很难是电影的概念,当时我们想是不是每个人拍5分钟、10分钟?但是这种创作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慢慢的记录,这种想法不是电影,它是另外的东西。

我们最后决定选取某个人物先做一部电影,未来有时间、有机会,再去一个一个去拍。最后选的是双廊的沈见华老师和农民画的故事。

 

行李:这几年关于大理的电影挺多的,但都是把大理假设为一个艳遇的地方。

张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拍大理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因,这两年关于大理的电视剧和电影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都有点误读,一说大理就是风花雪月,我希望拍出真正的大理,一个和大众概念里不一样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就是怎么认识白族人,怎么认识他们的生活。《火山》这部电影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跟白族人的生活产生重要关联,而不是简单的写外面人。正好沈老师是从上海来的,可以看到他们一家外来人的生活,同时又有非常重要的这些白族画家们,这就构成了电影的一种可能性。我们通过采访,慢慢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勾勒出来,找到一种方式去拍摄。方法跟《冈仁波齐》差不多,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来演,有些是纪实的记录,有些是再现过去的某些生活,也是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记录他们的生活。

 

行李:可以透露一下《大理的声音》的内容吗?我自己对这部特别期待,这里有完整的四季轮回,有很多有趣有识的人,还有壮丽的自然景象,很想知道,你会用怎样的方式,通过声音来呈现这些。

张杨:《大理的声音》是更宏观的东西,不牵扯到具体的人,是写人和自然在这个环境里怎么相处,它就是记录大理一年四季自然的变化、人的变化、白族人的生活、新大理人的生活,里面也牵扯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声音,大理本身是非常包容的。

我们有大量的笔墨写到自然的声音,比如春种秋收,这里还是乡村社会,在一个乡村社会里,他们春天种什么?夏天种什么?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也有各种鸟类的声音,从苍山上的鸟到洱海里的鸟,一年四季里,这些鸟如何迁徙变化。包括云在一年四季里的变化。

 

行李:会有旁白吗?

张杨:最重要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需要解说的,没有旁白,也没有字幕,所有的内容就是声音和影像,只有一些音乐人的介入,这种介入也是把音乐作为声音的一部分,并不是配乐的概念,这些音乐人就生活在大理,他们崇尚的自然音乐的概念,自然音乐就是要跟现实里的声音产生关联性,不管是风、水,还是人的声音、动物的声音,这跟我们这部电影非常接近,他们所有的演出也都是即兴的,我们只是把它搁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让这种即兴发挥跟某些段落产生关联,尤其是跟云产生关联,因为云是没有声音的,通过一些音乐的手段,把云表现出来。所以这部纪录片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看,只能是在电影院里观看、感受。

 

行李:这些音乐人会在哪些场景即兴演出?

张杨:主要是要安静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同期收音,所以不能在嘈杂的地方。比如在双廊那边,找一个空旷的、荒凉的地方,周围不会有汽车的喇叭声,也不会有其他声音的干扰。比如在苍山上的花甸坝,海拔3000多米。比如在水稻田里,收稻子的时候,音乐家就在稻田里演奏。


大理的声音,有农田里春耕秋收的声音,也有音乐人在自然里即兴演出的。

 

行李:《火山》为什么不以双廊作为片名,而是伙山?不大有人知道火山。

张杨:沈老师一家住在火山村,农民画社也在火山村,这个名字我们一听也挺高兴的,本身那个故事没有完全落在双廊,火山村才是真正的载体。沈老师家的房子叫“火山白居”,电影名字由此而来。

 

行李:这部电影也是拍一年四季吗?

张杨:对,也是一年四季拍下来,其实就是人的生活。沈老师一家人怎么生活,他的徒弟定龙和他杭州的媳妇怎么认识、结婚,沈老师家的保姆光菊夫妇怎么生活,沈老师的学生,那七八个白族老奶奶们怎么生活……就是关于生活本身,所以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细节,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纪录片,只不过很多东西都是重演。

 

行李:你同时还拍了大理一个小学猫猫果儿的考试?

张杨:因为猫猫果儿小学本身也是大理的一种新生事物,也可以说是新大理人生活的一部分,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他们要面临教育的问题,怎么去解决?他们就用社区化的、自主教育的方式,成立猫猫果儿幼儿园、猫猫果儿小学。这些新大理人从特别早就进行很多教育的实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既能体现跟教育有关的东西,也是新大理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我们在拍《大理的声音》和《伙山》的时候,脑子里也在想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没有,《猫猫果儿考试日记》是记录他们真实的考试,如果要用比较短的时间再做一个电影的话,这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们也借此做一些电影语言上的实验,之前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固定镜头为主,我想在这个电影里尝试从头至尾的跟拍,既是我们对电影本身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一种尝试,这是导演需要不断探讨的事:到底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猫猫果儿考试日记》,我们用二十多天的时间拍摄了这部电影。真实考试时,是一天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特别像纪录片,因为很多孩子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你要跟着他们的思路和状态走。当然整个考试的过程可以和老师一起来设计路线,但是具体到某一个考试的孩子说什么、干什么,那完全是他们自由的状态,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电影尝试。

 

5.

 

行李:你现在又主要生活在古城这边,是什么时候从双廊回来的?

张杨:2014年环海客栈整体关停,基本就回到古城这边住了。而且后来沈老师他们搬上山了,八旬也是到处跑,留在双廊的真正有趣的人少了,古城这边相对来说有意思的人、天天打交道的人多一点。

 

行李:你怎么看待大理这几年的变化?感觉每一个后来变得很热门的地方,在它热闹起来之前,都有一个小小的桃花源时代,一旦热门起来,桃花源就不在了。

张杨:所有地方的发展都是差不多的规律。在北京时,我们是最早天天泡在三里屯的人,慢慢的三里屯发展起来,变成人特别多的地儿,我们就从三里屯跑去后海了。后海只有一家酒吧的时候,我们天天泡在后海。非典的时候,后海一下子火起来,我们就跑到丽都那边去了。

我们喜欢单纯、安静的地方,等到它真正火热了、热闹起来了,就从这个地方撤跑了。大理也一样,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那么点人,最初十年都没有太大变化,后来一下子火爆起来。最早我们坐在洋人街,天天晒太阳、喝咖啡、写剧本。后来在人民路上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候人民路所有你熟悉的人,这一天你坐那里都能见着,大家都会从这里路过一下,有的人去买菜,有的人去会朋友,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跟谁碰面,然后说一块吃饭吧,两个人的饭局可能就变成三五人一块儿吃,那是以前人民路的常态,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人民路附近,和人民路产生很重要的关联。

后来店铺越来越多,再去人民路,它对你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一条街上都碰不到熟人,全是游客,慢慢的,大家就从人民路撤走了。

我们现在也会去叶榆路的大象咖啡,或者到广武路上坐一坐,还有点当年大理那种散漫的影子,人民路反而没有这种感觉了。但是现在山上这一块儿,“海盗酒堡”在这里,又成了大家每天去的地方。

大理的好,是它有无数空间给你,不是说古城没了,你就没地儿去了。像银桥,现在好多人搬到那边去,还有更偏远一点的,就在村落里,或者很多人往苍山上走。

实际上真正喜欢大理的人,其实都没走,20年过去,我周围最重要的这些朋友都在。有很多人说逃离大理,实际上是没有在这里长待的人,可能来三四年,他的根还没扎在这里,他们离开很正常,大理只是中间的一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大理就是真正的根据地,以后落户在这,其他地方都不想去。

 

行李:以前比较悲观,听你一讲,又觉得还好。你们最初在大理创造了一种美好生活,我们这些消费者,像后浪追逐前浪一样,尾随你们跑到这里来消费这种美好,消费的同时,美好就淡化,就不在了。但是对你们而言,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重新创造另外一种美好来。

张杨:大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人特别有趣,最开始那些有趣的人现在都在大理,后来又新来了一些人,也有很多有趣的人,这些人构成小的社会,像许菘的说“社区”,他们构成一个小社会,很多漂亮的地方,没有人文的东西,找不到这样的氛围,这是不愿意离开大理的原因。

 

行李: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大理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杨:大理就是我的家。最早我们给自己定位为“云归派”,在北京,我们说自己是从云南归来的一帮人,后来我们定位自己为“云居派”,居住在云南的一帮人,那就不一样了,这里成了家。以前说“回北京”,现在都说“回大理”,这里变成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行李:大理最明显的季节,风季和雨季,你喜欢什么季节?

张杨:11月可能是最稳定的季节,也是最温暖的,那时候其他地方都冷了,但是大理这边还很温暖,那时候每天就在外面晒太阳。我们来大理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阴天,如果长时间的阴天,我会有点郁闷,我喜欢阳光,大理每天都有阳光,即使下雨,某一个时段也会撺出一点阳光来。我们最早来大理的时候,每天在街上光着膀子晒太阳,即使冬天,中午依然可以光着膀子晒太阳,这对我来说是大理最好、最重要的部分。

 

行李:这是来大理后才养出来的习惯吗?

张杨:我们在北京也喜欢太阳,夏天我们游泳,天天泡在游泳池,晒得浑身黝黑。冬天北京也很舒服,有暖阳。

 

行李:这么说起来,北京和大理还挺像的。北京也有一个西山,夕阳西下时,太阳会从那边落下去,落下去之前,北五环,北四环,北三环,北二环,太阳在这些东西向的大道上洒满余晖。

张杨:北京和大理有两点很像。第一是风,北京的风很大,大理的风也很大。第二是都挺干燥的,北京非常干燥,很多南方人受不了。大理也是,南方人不太适应这里。从我身体的适应角度讲,很自然的就选择大理,南方的那种湿、潮,我有点受不了。

而且大理和北京都很开阔,只要你往洱海边上一待,往苍山一待,就是特别大气、特别开阔,北京也会给你这种傻大黑粗的感觉,也挺开阔的。

 

行李:在大理,你最喜欢一天里什么时辰?

张杨:当然最喜欢黄昏,因为云的那种千变万化、那种壮丽、那种不可思议,就在这时候产生。所有东西基本都在下午四点到六点期间产生,你永远看不厌的。我们去年用一台专门的机器拍了一年云,各种各样的云,真是百看不厌。


云和光的奇妙组合,是大理的魂魄,如果住在双廊,隔着洱海观看,会比古城有更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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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Daisy

照片提供: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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