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清宁：重庆姑娘在印度曙光城

这是关于印度曙光城系列报道的第五篇，前面内容详见：

曙光城约章

“曙光城不属于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属于全人类。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须是神圣意识心甘情愿的服务者。
曙光城将是个永续教育、持续成长、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为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运用内在与外在的探索发现，曙光城将勇敢地跃向未来的体悟。
曙光城将是一个物质与灵性研究的场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现人类之大同。”

清宁的梵文名叫Anandi，意为喜悦。她的皮肤有小麦色的光，穿着麻布裙子，眼珠黑白分明得很。第一次相遇是在植物园，2000年，这片距离主城区4公里的50英亩土地面临房地产开发的威胁，曙光城买下后将之变成了一个研究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以及提供环境教育的场所。曙光城由许许多多的小社区和单位组成，植物园就是其中之一。而每周的开放日是一个单位向整个大社区中的其他单位和社区以及访客分享自己的方式。

清宁已经在植物园工作了几年，负责仙人掌类植物的育婴棚。她是受访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从在社区的时间上来说，但并未感到她有更多虚无缥缈的乐观与希冀。这或许与她在加入社区之前的准备有关：曾在北京的外文媒体做编辑，辞职后各处游走，在农场做过义工、学过中医、国学，参与过社区共建。博览圣贤书的同时，也时时审视自身能否将智慧落地。在到达曙光城之前，已经没有了乌托邦的幻想。清宁说：“曙光城是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实验室。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既是小白鼠，又是科学家”，又熟捻地引用着曙光城约章(The AurovilleCharter)中的语句，眼睛里放着光。清宁没有想到自己会对行政组织运作感兴趣，我也没有预料到关于曙光城的议事体系竟然是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子聊得最多。

采访很容易，感到她的敞开，也让我可以把关于曙光城对“母亲”和奥罗宾多看似个人崇拜的疑虑抛出。整理采访的时候，发现提问都反映出自己在彼时的思索甚至焦虑。最后告别时，清宁长久地拥抱着我，曙光城骄阳下二人汗味的融合气息，似仍在身边。

▲清宁在曙光城植物园。

行李&清宁

行李：要不先说说来之前的生活吧？

清宁：应该先从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我出生在重庆铜梁一个小山村里，父母务农。后来在大城市工作几年后回归到比较自然的生活状态，似乎是非常自然的选择。曙光城的目标虽是一个五万人居住的城市，但是它所处的地方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周边都是乡村。所以感觉我的生活就是从一个村子到了另外一个村子。

行李：之前在大城市做什么工作？

清宁：我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后在重庆教过书，然后到了北京，做过几年中英文翻译，也在China Daily旗下的报纸做过英文编辑。后来辞职，改做自由职业，就没有再进入过朝九晚五的上班状态了。几年里接触了中医养生、传统文化、自然农耕、佛学等等，在一些初创期间的社区做过义工。慢慢开始旅行，去看这个世界，到了一些地方，南非、印尼等，我希望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能跟当地人一起生活、做当地人。理想的状态是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到处都是家，都是朋友。

行李：为什么辞职了？

清宁：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在推动。高强度工作使我身心疲惫，感觉那样的工作状态不是让我停步的东西。我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想去了解。我对原生家庭和家乡没有什么归属感，有一种“何处是家”的感觉。这种迷茫空虚不是外界的美食、旅行、电影能够填补的，我们这一代人像是被拔了根，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晚才开始了解传统文化，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好像一直不断地去扎根、沉淀，在英文里的表达就是grounding，就是既要有最高的理想，又能在现实生活中生根发芽。我喜欢看书，读古今中外圣贤的时候，好像是通过他们的智慧明白了一些东西。比如读克里希那穆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臣服到无言以对的感觉，从前还翻译过一本他的书，叫《生命的注释》，在台湾出版。但是真遇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境况或者社会现象时，就是考验我是否真明白的时候了，不一定是真的明白，内在的思想和情感仍有很多冲撞。

行李：那在此前到过的这些地方没有想长待下来的愿望吗？

清宁：大理、广西的内观中心、广东的农场、巴厘岛的乌布，这些地方都有足以让我学一辈子的东西，感觉到处都是心灵的归属，在哪里都想长待，但是内心又仿佛一直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继续向前走。到了曙光城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此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为了最终来到这里做准备。其他的很多村民也有类似的感觉。

行李：怎么到了曙光城？

清宁：2014年的时候我到印度旅行，去蒂鲁文纳默莱拜访了拉玛那尊者的修道院。在那里，我读到了“母亲”的自传，当时有一种彻底被震撼的感觉。我们中国古代就有世界大同的愿景，在印度的角落里竟然有这样一个关于人类大同的现实版实验，而且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竟然对此一无所知。觉得不能再等，立刻就来了。当时读到“母亲”说的一句话：事实上人类大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已经是一个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维度中仍然有很多不和谐。

行李：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清宁：有点记不清楚了，好像很自然，“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从本地治理那条路走进来，一靠近这个区域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又是真实存在的。森林更加茂密，鸟语花香。人们虽然忙碌，但是并没有纷繁交杂的感觉。

后来回国呆了两年，之前的工作关系、家人、朋友、在国内想做的尝试，都慢慢地随着事情的发展规律做了一个了结。在2016年回来这里申请成为新村民。在旅行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此生不可能去体验所有的经历，尝遍所有的美食，去到所有的地方。那么如何能将我扩大到与他人有同体感，能够同频共振，通过内在的转化由内向外地散发出一种不同的能量，去影响或者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我在不停追问和慢慢实践的，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从“无处是家园”到想要去做一个世界旅行者，到现在不必去世界各处游走，把这里当做家园，但是心里的安定感已经有了。曙光城约章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这个社区或者整个人类去实现它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它多么的鼓舞人心：“这是一个永远学习、青春不老的地方。”在来此之前，我就明确自己愿意终生学习，永远青春不老，不管容颜如何变化，身体是存在还是消亡。

这也是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先有的内在改变——看到一片更广阔天地的觉醒，或者即使没有看到也愿意被这种广阔容纳进来并在此间自由翱翔。人活着要有一种精气神儿，需要一种价值观来支撑，可以是儒、可以是释、可以是道，最终都会走到一起。人不应该只是主流价值观的受众，社会的话语权也不应该只掌握在文化政治或者经济精英手中。当我把这种体悟带到日常生活中去，生活更有意思一点。

行李：这里的生活比你之前在国内的生活更有意思一点吗？

清宁：不是和我以前的生活比，而是和我以前的意识状态相比。这一年多，我不知道是成长了还是退步了，内心所体验到的过程可能是不能按时间来计的。在这里的生活是放慢的，成长是加快的。

行李：在印度找到了家。

清宁：有人会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家园的感觉。我在这里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在中国也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即使是新的地方、新的食物、新的气候、新的语言，心理上没有太大的冲击感。

行李：现在的工作开心吗？

清宁：我们选择自己的工作，通常将兴趣、擅长和社会所需结合起来。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不完全由我或者社会来决定，而是内在的向导。在这里，表面上看来我似乎又干起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感觉却很不一样。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想成为瑜伽士，就到奥罗宾多修行院去学习整体瑜伽，结果到了就被分配去切面包。切了几年之后，他想换一个工作，就去找“母亲”。母亲跟他谈了一番话，这个人就很安心地回去，接着切了一辈子的面包。

行李：你在植物园的工作具体是什么？

清宁：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Matrimandir旁边的草坪上除草、捡落叶，很开心。成为新村民之后，在植物园一个给小朋友玩的灌木迷宫除草，后来做过池塘的维护，现在在仙人掌的育婴棚里做栽培，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母亲”和奥罗宾多的教导有时候很具体化，即使隔了很长的时空仍然有意义，比如他们说做园丁就要从除草开始。哈哈。

行李：还会再从事翻译的工作吗？

清宁：我是有这个意愿的。一方面翻译的过程也是自我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看到有这方面的需求。徐梵澄先生翻译了很多“母亲”和奥罗宾多的作品，以及关于曙光城的资料，但用的是当时的语言。我知道自己的学识和人生境界远远不及徐梵澄先生，但是尽自己所喜好，抱着回答自己此生为何而来的探索心态来参与这件事情就好了。

行李：你所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

清宁：各种各样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如何与他人和自己的内在相处。我自认为已经做了一定准备，能够接纳变化，吃苦耐劳，愿意学习。后来发现这是不够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村子”里，很多东西会始料未及地呈现在你面前，考验你的耐心和灵活度。有时一下子被打回原地，看到自己很狼狈的样子，曾经以巧妙的方式规避的东西又都重新来到面前。在Matrimandir周围有12个小静心室，代表“母亲”的12种品质。生活中的很多境遇，是为了让我们修炼这些品质，比如说是否真的真诚？真的坚韧？我知道自己在有些方面的品质比较突出，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较薄弱，而在这里，需要的是全面成长和发展。

行李：有物质层面的焦虑吗？这似乎是很多年青一代的村民面临的问题。

清宁：很多年都有，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时候十分剧烈、猝不及防。后来我发现这种焦虑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实际状况所造成的，而是集体意识在个人身上的呈现。每个人都有理想和梦想，但是真正去实现的很少，为什么？一种普遍存在的匮乏感。

行李：怎么去面对？

清宁：把时间用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前几年因为社区状况不好，很多人离开了，后来还有人抱着想要改变的心态回来，这几年社区发生的变化也是由这种反思和行动引起的。我曾经也很喜欢抱怨：怨天、怨地、怨自己，说不尽理不清道不明，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来势汹汹、挡不住的能量。这也是一个必经阶段，之所以会抱怨，是知道生活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忧虑只是一个过程，之后要如何去面对才是目的。那么抱怨得差不多了，就应该办点儿正事儿了。不是要清除忧虑的力量，我知道它在我的体内还有一席之地，但我对它更了解了。比如前一段时间的状态就很焦虑，过了几天它就烟消云散了。有一种感觉，就是更大的一个力量在推动着我向前走，我只是臣服，把自己交给这个更大的力量。

行李：整个社区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清宁：在1968年建设之初，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先行者们靠着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建设城市，而现在物质条件更加丰富，有了森林、农场，多元的文化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有很多可以和世界分享的东西。这时，社区自身也面临着新的转变，像“如何给社区注入新的活力”这样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现在的很多居民是在物质条件比较成熟的社会工作了大半生，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来到这里，那么没有积蓄的年轻人是否可以得到住房、工作的机会？是整个社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另外，在物质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时就面临一个选择：是呆在这个舒适区，并不断地提高这个舒适度，还是让当年先行者的那种精神去引领社区的发展？作为一个社区，它也在寻求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因为过去50年的很多包袱，所以进展比较慢。

行李：社会层面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像母亲所说，“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一起走。”

清宁：可能你采访一百个村民，就会有一百种意见，而且都有支撑的论据。那么，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连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发言权的不平衡——总有一些人的声音被媒体或大众所忽略。而在曙光城，任何一种声音都有机会被听到。它就是这样一个美妙的调色板，各色各样都能呈现出来，有机会听到完全相反的声音。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对立呢？我的观察是，无论是在行政厅还是其他的单位，人们多少都会起反应，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对社区发展毫无怨言的人。曙光城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母亲”说过，全世界所有的困难都会集中在曙光城。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和工具，但是在我们内在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可能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行李：你认为现在这方面的挑战比从前大吗？

清宁：我觉得现在的曙光城处在一个敏感期或者危机之中，又有危险又有转机。当我们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可能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与见解，还会认为那是唯一的可能性吗？不会。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把这些看似相反的东西融合起来，并不断演变成现实。

行李：如何实现这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清宁：有一些村民是读懂了奥罗宾多和“母亲”的教导的，他们从中总结出一些工具，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现在在很多会议中会有一个叫作 “沉默的观察者(silentobserver)”，或者叫“临在的保持者(presencekeeper)” 的角色。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现场保持一种宁静、内外和谐的状态，以这种能量引领会议。本身这种照见应该是我们自身具备的一种能力，但在我们内在还有不足的时候，在外部设置这样一个镜子一样的角色，开会就不仅是情绪的释放和自我意见的表达。

行李：你会参与到许多社区的议事过程中吗？

清宁：因为还是新人，所以并不多，都是以义工或者“沉默的观察者”的形式。我难以对一个事情产生参与的兴趣，前提是它让我感到极大程度的真诚。社区以一种自治组织的形式存在，作为成员有责任参与这样的活动。我在植物园和自然相处，是对社区的一种贡献，现在社区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需要处理的更主要是人与自我和人与人的关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行政组织运作的这些事情感兴趣，去年社区做选拔过程的时候需要义工，我过去帮忙打杂，目睹了这个过程之后，真的感觉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希望。很多人对市政厅的人有成见，觉得他们像世界上其他的政府机构人员一样，有高人一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个也确实存在，然而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也在不断地提高。在曙光城是这样的：如果你个人不成长，整个社区也会推动你成长。

行李：市政厅的工作也并不比其他的职位有更大的利益吧？

清宁：是的，有很多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也同时有其他身份：像建筑师、疗愈师、教师、艺术工作者等等。他们在社区生活多年之后，感觉对社区的下一步发展可以有更多的贡献，做这些行政工作是他们对社区的一种服务。

行李：这些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清宁：之前的选拔过程也会像外面的选举一样，出现游说和利益集团等现象。大概五六年前发生了转变，大家探讨说我们在曙光城不是为了复制外面世界的做法，而是为未来的城市做一种探索。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参与式选拔方式：所有人被邀请参与到一个三天的选拔过程中，首先，不同的工作组（财政、城市规划等等）先介绍自己的工作，大家自荐、推荐他人或者只是参与。共同经历这三天，很多人内在外在都会发生很多变化。有些在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加入市政厅工作的人，在三天的过程中内在发生了改变，最终成了“公务员”。这也给了曙光城的年轻人一个较早参与社区行政事务的机会：有对社区比较了解的第二代、第三代年轻村民，他们在这里经历了自己的早期成长之后，到国外留学、生活，回家探亲的时候不小心被选上，留在市政厅工作。

行李：参与这种三天过程的人多吗？

清宁：还不是很多，很多村民并不了解，或者没有时间参与。还有很多人为这个社区默默贡献了几十年，但是因为反感从前那些政治化的东西，所以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事务。若能把这些人的意见融入进来，是非常可贵的。

行李：你感觉这样的模式可复制性强吗？比如在中国的村官选举。

清宁：曙光城的很多实践，其意义是象征性的，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想法，但是启发到世界另外一端的一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去实践，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大规模地复制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可以在一些共识社区中尝试。

行李：奥罗宾多和“母亲”的灵性教诲，和你之前读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的东西是有相通的，还是有更多的不同？

清宁：感觉源头都是一个，只是发展的道路不同，各家各派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奥罗宾多和母亲确实在意识层面开拓了一个让我一生都翱翔不完的空间。印度的传统佛教倡导一种出世的态度，到森林中去修行、直至涅槃；而“整体瑜伽”则是将整个生命转化成修行。

行李：很多村民好像对提到奥罗宾多和“母亲”有些忌讳，担心它会发展成另一个宗教，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清宁：我不这么担心，宗教是人在没有真实体验时的一种自我约束，或者是外人因为不了解而附加的标签。世界上有很多的学者、官员，还有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New Age运动的心灵导师，很多受到“母亲”和奥罗宾多影响。不过他们不一定会提这个名字或称自己是他们的追随者，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和当代人更能接受的语言去传承其教导。宗教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产物，但是现在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许多宗教的领袖和研究者达成共识，不再是“我的宗教是唯一的”，有一种宗教大同的态势。“母亲”和奥罗宾多生前就说过一定不要个人崇拜。任何有很多追随者的宗教，其开山鼻祖的初衷一定不是创立一个宗教，而是想分享一种真理。另外一方面，有人把奥罗宾多和“母亲”当做自己的上师，愿意以一种宗教式的方式追随他们的脚步，如果这是心灵自然的归属和选择，而不是一种自我局限，也无可厚非。有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过一种心灵生活。每个人需要走的道路不同，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我们只有这一生，他把他的道路走好了，相当于另一个你把自己的道路走好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在曙光城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奥罗宾多和母亲的画像，但是在社区的中心——Matrimandir，整个空间都没有任何画像。

行李：昨天我们一起去参加徐梵澄先生的研讨会的时候，有学者说，曙光城是乌托邦。去年认识一个在这里做博士论文的朋友针对的就是这个议题，他的观察是，乌托邦是一个目的地，是静止的，而实验室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曙光城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个过程。我蛮认同，你怎么看呢？

清宁：认为曙光城是乌托邦的，欢迎他们来这里生活体验。这个没有对和错，生活体验短，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内的时候我被朋友们称为理想主义者，我感谢这样的心灵选择，似乎未曾臣服于现实。但我不是抱着对乌托邦的期望而来到这里的。

行李：那它是什么？

清宁：可以说它是一个实验室，但不是封闭的，而是对全世界开放的实验室。而且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既是小白鼠，又是科学家。你想要加入曙光城吗？

行李：每次访谈之后，都有很深的感动，但感觉时间还没到。

清宁：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经历的人生阶段。之前有个中国男孩在这里待了九个月之后离开了，现在仍然在路上，广交天下好友，这也是适合他的人生状态。那时候正是曙光城发生许多变化的时期，或许他有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强大落差导致的幻灭感觉。

行李：你有过幻灭的感觉吗？

清宁：在来这里之前有，这是我所说的心灵上的准备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现在我不再期望去享受一个已经成型的理想社会的成果；我更愿意参与共建的过程。很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世界像电影一样在眼前展现。而现在，我不仅在见证，而且在参与这样一个“和而不同”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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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刘安琪

照片提供：清宁  刘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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