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接着讲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序
罗时进
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文学博士，师从钱仲联先生。苏州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记得1985年11月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在桐城举行，钱仲联师出席了那次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五四’对桐城派是否定，我们现在也可以大胆地来个否定之否定。”这段话在当时分量是很重的，会后见诸于公开报道了。钱先生非常推尊桐城派，1962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专文对人们往往将桐城古文与时文混为一谈，斥之为“高等八股”的说法进行深入的辨析，认为桐城派主要是以古文改造时文，而不是把古文降为时文。这就翻了一个大案，这个观点钱先生始终坚持。
作为学生，我本应该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多关注一些桐城派问题，但除了对桐城方嵞山做过一点探究，并与一位在读博士生一起研讨过方东树的《书林扬觯》外，很少涉足这一学域，颇有些遗憾。前不久，我参加在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桐城派·文章学·方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会议，就方东树的《书林扬觯》以及“汉宋之争”发表了一些观点，当然也会谈到晚清、民初桐城派，也只是强调近代桐城派研究有较大的发掘空间，应有更多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尤其寄期待于中青年学者。现在萧晓阳博士完成了《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真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桐城派的话题，自然要回望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以及一代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文化现场，而隔着近一个世纪的距离远观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我们可以更冷静、理性，也更切近、深入地体察思考了。赵翼《论诗》说“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五百年”“千年”是就历史长河变化兴替的必然性来说的，而事物剥复相循的周期或长或短，有些也许就是几十年、一百年的事。只要看眼下儒学、国学的命运之昌兴，便能够深刻感知了。
桐城派，是一爿老店，时至新文化运动兴起，这爿老店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了。说实话，一个文学流派能够有几个世纪的命祚，而且堂庑竟然那样大，真是一个奇迹。这其中一定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必然性在，有值得辩护、需要辩护的道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对众所周知的桐城义法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
平心论之，桐城“家学”的核心知识“义理、考据、辞章”应该说是比较周致的义法了，其内涵丰富，包容性也相当大，韩柳、欧苏以来的古文之道，至此达到一个新的境域。我想，如就事论事来衡量此“家学”的话，被指谪的空间是很有限的，硬要说有所不足的话，也许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经世”的指向。其实这个要素在桐城派义法形成过程中曾被提出过，刘大櫆较早在《论文偶记》中谈古文要端即为义理、书卷、经济三者。也许“义理”与“经济”之间有交叉性，后来姚鼐提炼出义理、考证、文章相济论，影响极大。其后姚氏门人处于历史变局中深感经世务实的重要，再次重倡“经济”，姚莹在《复杨君论诗文书》中提出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点，无论义项和排序都具有改造的意味。近代洋务思潮渐成主流后，崛起的桐城派巨子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经世致用与务实救世的洋务思想最为接近，亦复强调“经济”，以更张桐城旗帜。将桐城派义法形成演变的过程稍作打量，是不难感受到他们对家国关怀的人文情感的。
那么，如何说桐城派“保守”呢？保守与革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度量、确认某一事物的性质，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存在，总是时间河流中的存在，是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存在，只有在具体的时间之流和时代演变中才能保持对存在的解释能力。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到，桐城派入清后兴起，本身有着易代之变的背景，是以晚明为鉴的文化反拨。这种反拨的着力点有两个，一是针对明代空疏不学的文风。魏禧在清初说，天下所谓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衣冠。”（《宗子发文集序》）桐城派之祖戴名世直接将“优孟衣冠”的假架子文风放到晚明环境中加以批判：“迨于天启、崇祯之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搘柱，而文妖叠出，波荡后生，卒不能禁止。”（《庆历文读本序》）戴氏是万万想不到数百年之后，作为一种“治妖”的力量也会被后世人与“妖孽”并称的。其反拨着力点之二是针对科举取士的时文之弊。对场屋误人，时文之法之陋，戴名世与方苞都有抱千秋之恨的痛彻慨叹，疾呼“以古文救之”。他们所走的就是以古文斡运时文，提高时文品格的路子。正因其以文见道，新树坛纛，方能号召士林，使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
如果置于传统文化、科举制度的背景下来看，桐城派并不保守，至少可以称得上“积极的改良者”。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封建道统的革命，桐城派，包括近代桐城营垒的各个部分在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革新或改良的努力，都仍然基于阐道翼教的立场。而当“道”与“教”遭到讨伐，连同其载体、工具的古文字都欲完全推倒之时，最能阐道翼教的义法自然首当其冲被抨击。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对桐城派是一种绝对的预设性批判、前提性否定，是要彻底割断其理论形态及其写作实践与知识阶层的亲缘关系、与大变革时代的社会关联。其实，这是新文化的一种肇建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激进改革者以桐城派作为保守的，甚至腐朽的文化典型，眼光倒是很准的，且不能不说具有历史背景中的正当性。
时间过去了近百年，今距国内首届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的举办，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那次会议尽管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还有争论、交锋，但学界的论争恰恰使桐城派问题重新回到学术领域中来了。它成为一个界碑，开启出新的桐城学术史的历程。这三十年桐城派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几代学者都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尤其在新的阐述语境中形成了不少超迈以往的论著，令人耳目生新。相对来说，至今近代桐城派有待探讨的问题较多一些。客观来看，近代桐城各系与社会大变局共生，原来传统封闭社会中的一个文学流派要面对国门打开后的时局与问题，欲在固守中求突破，其文心也艰难，文事也复杂。
这方面的研究萧晓阳愿意去做。他的博士论文是以《湖湘派研究》为题的，当时在文献上下了很大功夫，撰写得也极为认真，出版后极受好评，我也很为他高兴。我想，正是在湖湘派研究中，他熟悉了曾国藩和湘乡派，进而产生兴趣进入到近代桐城派研究领域。在成功申请到《桐城派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这几年他可谓朝乾夕惕、焚膏继晷地探索、前进。晓阳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做人很诚，做学问也很诚。正是认真于心、忠恳内发使他“再下一城”，顺利完成了项目，写成了与《近代桐城诗派研究》并峙的《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全书以近代桐城文派的嬗变为主线，在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变迁的纵深背景下展开，将近代桐城文派与“桐城三祖”之文及现代白话语体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脉络很清晰。他以“桐城义法”的演进为线索，来探讨近代桐城派古文“以诗为文”的总体特征，颇富新意。书中根据近代桐城文派之兴衰，将其发展分为新变期、中兴期、延续期、衰微期，并概括出各期的特征，都切中肯綮。
这些年晓阳地域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颇为用心，这一学养显然有用于本专题。他注意将桐城文派研究置于桐城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从桐城入手考察桐城派古文渊源，以江南作为论述其文体特征的基石，继而从江南文化视域探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并依次论述了京师、岭西、闽赣、湖湘、河北等地桐城派古文的文风，这样桐城中心位置与各地桐城枝系的关系呈现出来了，形成了一幅精致的文学地图。
要让这幅文学地图有现场化的动感，需要突出近代桐城作家的主体地位，在这方面晓阳借鉴了近年来家族文学研究的方法，注意从家族与师友传承入手。他以中坚作家为重点，考察桐城文派的传承与桐城望族的文学，其中近代姚濬昌家族、吴汝纶父子、马其昶等家族文人堪称典型，而梅曾亮与岭西文人及江西陈溥、吴嘉宾，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莲池二先生与河北弟子，李刚己、赵衡等的师承关系，则成为近代桐城派古文发展的又一种脉息，在近代桐城文学地图上构成了一个个腾跃的节点，闪耀生辉。
萧晓阳的《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有相当大的知识容量和颇为丰富的学术含量，文献基础扎实，思维落点新颖，在鲜明的问题意识驱动下，论证畅达有力。这是经过辛苦的学术旅程写成的一本有根、有用、有意味的学术论著。虽然全文尚留有一定的深化、拓展、完善的空间，但作为近代桐城派研究的新创获，相信在桐城派学术史上、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这本专著自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晓阳博士毕业快十年了，每见他有研究成果发表，作为导师都深感欣慰。对《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即将出版，是应该写些文字表达祝贺并寄予更大希望的。适晓阳将书稿发来，请我写一篇序文，自无可辞之。这也促使我重温一下仲联师当年的学术指导，同时将“桐城派”相关内容黾勉思考一过。思致戋戋，写来文字拉杂，姑充作引喤之语，祈知者谅我。
（2015年12月初 写于吴门）
（本文作者授权单篇独家首发。）
● 毛泽东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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