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抑桐城派的众声及其文学史意义
——以“局外人”日记为考察范围
徐雁平
作者：徐雁平，1968年11月生，湖北浠水人，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学副院长。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项，代表著述有《清代家集叙录》（3册，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清代家集丛刊》（201册，古籍整理，与张剑合作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1册，古籍整理，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编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等。作为参与者，与友人张剑、彭国忠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丛刊》（已出版4辑，第5辑13种今年8月出版）。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10）、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2016）、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青年奖（2012）等奖项。所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一）” 2016年入选南京大学首批“百优”课程。
摘 要：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有派别意识的文学流派，它在道光朝以后影响更为广泛，很多读书人的日记中有研读桐城派古文选本和桐城名家文集的记录，记录中既有推赏的文字，也有批评贬抑之声。本文选取桐城派之外文人，如李慈铭、谭献、袁昶、张佩纶、皮锡瑞、张棡、徐兆玮等，考察这些“局外人”在较为隐私的日记中如何更直接、真实地批评桐城派，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探究桐城派在拓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境况及其显现活力，进而揭示某一作家、流派的贬抑之声在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中有较特别的意义。
清人日记在清代文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日记因其所记录内容细节丰富、较真实地反映日常生活的客观状态等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不但可以作为还原历史语境的一手文献，还可以提供多种观察文学创作与传播的视角。以较为具体研究领域而言，譬如在桐城派研究中，日记的作用非其他类型文献可以替代。可以用来研究桐城派的日记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出自桐城派作家之手，如吴汝纶、姚永概等人的日记，还可将桐城派作家后人的日记纳入，如贺涛之子贺葆真的日记；其二，桐城派之外文人的日记，暂命名为 “局外人”日记，如本文主要引用的李慈铭、谭献、袁昶、张佩纶、皮锡瑞、张棡、徐兆玮等人日记。这些人或与桐城派中人有直接交往，或者仅仅是阅读过桐城派的著述。之所以选择这类文献，其用意在考察“局外人”如何保持距离地评说桐城派。
“局外人”日记中的桐城派记录，多近似于“断片”，然其因为偶然的机缘触发，不是精心组织、润色的文章，被“过滤”的程度较轻，其中有话直说的即兴指点得以保存。利用“局外人”日记研究桐城派，可以建立一个论说和考察角度：在桐城派人的“自说自话”之外，其他人如何看待桐城派？其他人的记录与评说，也有层次之分，是公开的（如文集）还是相对隐秘的（如日记）？在相对少顾忌的“局外人”日记中，桐城派又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研究文学的接受反应时，要时时警惕文体的内在制约，而“局外人”日记所保存的即兴、未经修饰的“外部声响”，无论就桐城派研究文献的拓展还是视角的更新而言，对于考察桐城派的社会影响力，皆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文学的影响研究，一般重视著述的编刊、版次、选本、批点等方面的研究，然被批被贬似乎作为“不利因素”被忽略。保存在局外人日记中刺耳的批贬之声，可在与其他声音的比照之中，为桐城派研究提供新视角。伽拉姆在分析叙事的语义结构时指出：“文本的世界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发展，而是以深度结构的方式发展，同时与周围的环境相关联。”若借用此思路，则局外人日记的作为史料与视角引入，可以探究桐城派不是“顺滑”的线性发展，派内派外皆有“杂音”，并且牵涉文化、文学的方方面面。
从文学史的视角关注对于桐城派古文的批评，应推姜书阁、郭绍虞为先行研究者。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第五章名为“对于桐城派古文之批评”，并进一步细分为桐城派自己的批评、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评、白话文家的批评。这一论说结构眼光独到，既可以看到桐城派内部的不同声音，以及桐城派承受的外部压力，又可以显现桐城派派外的批评有新旧之分，立足点不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中关于桐城派的论说用了较大篇幅，其中专立“各家对于桐城文之批评”，从三个方面列出桐城派的劲敌：戴震、章学城、阮元、李兆洛、钱大昕、罗汝怀、蒋湘南。结合姜、郭二著所论，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及研究，尤其是据“局外人”的日记，“劲敌”的名单还可作较多扩充。在郭绍虞所列诸多“劲敌”中，阮元、李兆洛等其实并未真刀真枪地批评过桐城派，至多是“竞争对手”，而有影响深远或者说较大杀伤力的是钱大昕的论说：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这段文字，再加上钱大昕在《与友人书》中所说方苞之文“未喻古文之义法”，是从学问、义法两方面重击桐城派。钱大昕《跋方望溪文》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几位助推者。这篇小文被史梦兰《止园笔谈》卷四、陈康祺《壬癸藏札记》卷十一、方濬师《蕉轩续录》卷一全文或大部分转述。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后来者引用钱大昕文时，删减最后一句“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由“记所闻”可推知李绂、王若霖批评方苞文之事，在当时文人间已经成为掌故或谈资。钱大昕此文可作一则笔记阅读，前辈的掌故经其整合，形成新版掌故，而这一掌故，又经诸如史梦兰、陈康祺、方濬师等人的笔记再度演化，渐形成清代贬斥桐城派中最有名的文字片断。
钱大昕批评桐城派的余波，除呈现在不同版本的引述之中外，还以“浪花”的形式出现在其后文人的日记中。李慈铭评《方望溪集》，前后二十年，态度由激烈渐趋平和。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予不阅此者，近十年矣。其文终有本领，而义法未纯也，由读书未多，情至处弥为佳尔。”其中批评的要点“义法”与“读书”，与钱大昕文呼应。至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李慈铭对过往的判断有反省之意，并道出其中缘由：“（《望溪集》）余二十年前读之，多为浮气所中，又过信钱竹汀、汪容甫诸公之言，颇轻视之，故自后从不寓目，此以知读书贵晚年也。”偏激之论，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气盛，所谓“以己自蔽”，另一方面是过信钱、汪之论，所谓“以人蔽己”也。然李慈铭并非就此对桐城派手下留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记读《惜抱轩尺牍》，有语云：“至惜抱经学甚浅，为同时汉学诸儒所轻，因循而尊宋儒，贬斥惠定宇、戴东原、朱石君诸君子；至自夸其笔记中所论史学，谓足与钱辛楣相匹；且以与袁简斋素好，谓浙中可与竹垞、西河抗衡，则不识轻重之言矣。”此论与他在同治元年读姚范《援鹑堂笔记》所作判断一致：“桐城派实开近世空疏之弊，而先生专力考订，精博远非姬传所及。”以学问为评判要点、以汉宋之争为框架的批判格局仍未改变；而称姚氏“因循而宋儒”，将桐城派的推崇程朱解释为学术之争失利后的策略调整，非公允之论。
与李慈铭所述近似，钱大昕之论也影响了张佩纶的文学趋向：“余少而癖嗜竹垞，通籍后，遍阅乾嘉老辈遗集，则心所依归者惟钱竹汀先生。……余最不喜桐城，盖李临川、钱宫詹之说先入为主也。”钱大昕之论、汉宋之争，经过文人的传递与推演，渐渐演变成一种略具公共性的“话题”，或者闲谈中的某种评判标准，进而成为“今《世说》”。袁昶的日记中关于桐城派的评说较多，其中有“亡友戴子高秀才不喜惜抱姚氏之学”一则记录。戴望卒后，袁昶阅戴震《答姚姬传论学书》，才知戴望之言所本。又记录一掌故，有嘲弄当时学术之意。
有一伧来日下，谒友人篾叟，问何术可以救饥。叟笑答曰：“尔所挟何也？”曰：“无所挟”。叟云：“而若有才气，可讲考据并学骈散文字，此救饥之一术也；若无才气，可讲理学，作桐城派文字。”
“有才气，可讲考据并学骈散文字”，大约是指阳湖派。虽然是被一并嘲弄，但桐城派明显是等而下之。袁昶在光绪七年日记中还记录这一掌故的另一个版本：“客或言，凡人才力不足者方讲理学，及桐城派古文才力稍强，则讲考据，又稍强则能讲词章，最强而机智纵横、才气敛劲者，方能讲求经世之学。”一则掌故两个版本，而袁昶所记的掌故，又是钱大昕“记所闻于前辈者”的异代翻版。诸如此类，桐城派及其人物，从个人的“读后感”，变为文人讨论的话题，或者说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戴望对袁昶说不喜姚氏之学，章太炎对孙宝瑄说他痛恶方苞之文。这类闲谈，都留在日记之中。
钱大昕《跋方望溪文》如同盘旋在桐城派心头上的额“幽灵”。光绪二十七年姚永朴任广东信宜县起凤书院山长，生徒以钱文前半请问：“果有此事否？”可见此事文人较为熟知。姚永朴据例证方氏言“桐”有据，并称钱氏所批之文，不知出处，再引李绂《论周官书》跋语，申明“李公之直，方公之虚，皆可为后进法，必不如竹汀之所云也。”如此用力，则钱文对于桐城派而言，其“重要性”可以想见。对于方苞的“不利”的掌故，还有他“终身未尝作诗”一则，袁枚、李慈铭等皆是传播者。桐城派进入文人的掌故，表面上似乎是“沦落”与“不幸”，而从传播的层面、或者参与知识、学术的结构层面来说，未尝不是有积极意义的现象。桐城派成为“话题”、谈资或掌故，或是其影响广泛的表征。
梳理贬抑桐城派的简史，就目前所见史料或阅读文献印象，咸同以来，相关记录更多。被批评，被贬抑，对于一个文学流派而言，不能单以“坏事”或“负面”来评量。蒋寅曾研究过“历代贬杜论的谱系”，指出“杜甫从一开始说是起评分很高的，后来随着杜诗被经典化，这才出现了非议的声音”，借此论点来看贬桐城派的谱系，可能与桐城派的经典化，尤其是《古文辞类纂》这一选本被经典化有关，但不能过多地推衍，似应更多地考虑桐城文章传播天下所造成的影响，这种贬抑，应该是渗透或普及过程中的反应。《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的旗帜，吴汝纶以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六经后之第一书”，据笔者统计，此书自嘉庆二十五至1918年共有21个版本。《古文辞类纂》的传播，正印证了郭绍虞的论说：“当方、姚以古文义法震撼一世之时，戴震、钱大昕等已起而议其后，然而两派交恶，并不能影响到古文界的声势。”该书风行天下，然行迹并不“顺滑”，时有不同的“杂音”，这种“杂音”在局外人的日记中有更真切的记录。
谭献指出《古文辞类纂》“蔀于理障”，指摘选文标准因强调“义理”而忽略“辞章”。皮锡瑞日记中多有读书记录，其中有两次记录《古文辞类纂》，光绪十九年所记仅称其“板尚旧”；光绪二十七年又买一部阅之，又称某版本“未尽善”。观其日记叙写之例及读书习惯，似对此书无好感。谭、皮对《古文辞类纂》的批评或沉默，当是因为二人为文皆取径骈俪，是为文学宗尚不同所致。对《古文辞类纂》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该书的选文标准，张佩纶光绪十七年日记所论较具代表性： 近日作古文者，于鹿门所选八大家，亦未涉猎。案头置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一部，便高视阔步，有睥睨一切意，甚无谓也。偶阅“序说”一门，归震川寿序数篇，亦复入选，体固陋劣，文实不佳。……然则姚选有删及方、刘者，当是定本，惜康、吴两本均以多为贵，不知抉择也。士大夫欲作古文，当自出手眼，为周秦汉魏，为韩，为欧曾，为三苏，为半山，即不然，亦宜博考三唐两宋间，求其理解，而以本朝诸学人之经说史论参之，无徒博古文之虚名，恃姚选为秘本，稗贩偷窃，以水济水，流于空滑无味之文也。
张佩纶所论要点是：姚选中当删方、刘之文；不能墨守姚选，要取法乎上；推扬本朝学人之文。批评姚选，时与批方、姚相关；或者说批方、姚时在动摇姚选。批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遂及其他桐城派代表性文家。
阅《刘孟涂集》，亦桐城派也。……其论骈体也，云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竭。与余持论相合。然观其散文，才气纵横，而失之理不卓、骨不坠。骈体亦立意矫俗，自以为取法《离骚》，实则《淮南》、《抱朴》一派。……观其《致阮文达书》，即窃取《古文辞类纂》议论，以先秦诸子、六经装点门面而已，实未能有所心得也。
姚春木有《樗寮诗话》三卷。其论诗一宗惜抱，无甚卓见。……归、方自是文之一派，必天下人均出于其途，始得谓之古文，所见殊隘陋。惜抱于唐宋八家外，一笔抹倒，直接归、方，一若统绪相传，然则茅鹿门竟是古文宗匠定论矣。
张佩纶在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批评当时古文、汉学、宋学、西学风气时，首列古文：“今作古文者，剽窃桐城而不知上溯秦汉”。张佩纶似用连带、横扫的批评之法，触及桐城派古文观念的核心问题、重要人物。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阅《初月楼古文绪论》，“（吕璜）论桐城三家，极推姚惜抱，乃恪守桐城者”，“而又曰归震川似《史记》，岂震川胜韩、柳乎？震川不免小说气，才学识均平平，亦无二千年事供其叙述，岂能望龙门肩背乎？”光绪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读管同《因寄轩文集》，由“阳刚之说”而及桐城派与归有光：“阳刚之说，发自惜抱，曾文正主之，然实一偏之论。文自以刚柔交济为妙，气盛自刚多柔少，笔曲自柔多刚少。顾谓六经，惟《公羊》为刚，然则《诗》、《书》三礼皆柔乎？皆不可学乎？……子长之境，岂桐城所能到？与震川皆貌似耳。”于是整个桐城派几乎都在张佩纶的批驳之中了。
张佩纶对桐城派的议论，多是因读书而起，如光绪十七年日记记录与范当世的交往：“肯堂方评《骚》，分章集解，其意以王逸、洪兴祖及朱子各家所说未尽合，故自为之。桐城派往往若此”。以上两则日记是因读桐城派刘开、姚椿书引发，在批评《古文辞类纂》选文宗旨、文派统绪等问题时，前一则日记的起笔“阅《刘孟涂集》，亦桐城派也”，可与“桐城派往往若此”关联，其中之意，或是张氏留意桐城派很久，认为种种作法、主张的流弊颇多，不得不批判；或是当下文章的世界似是被桐城派所笼罩。这种由点及面、由个体及流派的批评，在皮锡瑞光绪二十二年读《南山集》的日记中出现：“戴（名世）长于时文，兼能古文，不过及宋而止，汉唐以前经史之学并无所解。桐城派大抵如是。所作时文，序至数十，殊属无谓，且有大题名、小题名，尤陋劣可憎。”皮氏着眼点在戴氏经史之学的缺失，而以与张佩纶近似语句“桐城派大抵如是”，指出桐城派的通病。
相较而言，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所引发的议论更多。皮锡瑞的异议仍从“学问”入手：“随意翻《续古文辞类纂》，知桐城古文家无专治汉学者，不能谓阳湖诸公其文与之相近而强合为一也。取张石州书一首而列为一家，尤可不必。若然，当时治汉学者岂独一张石州乎？”皮氏以“汉学”为标准，指出阳湖派与桐城派有分别；张穆（石州）《与陈颂南书》列入《续文辞类纂》“书类”，选择失当，不合体例。孙宝瑄（1874-1924）现存日记仅有十年，不能见其对桐城派较为全面的看法，光绪二十年日记中有阅读《古文辞类纂》及王选《续古文辞类纂》的记录。日记中对姚鼐文的评价是：“笔力太弱，不足取也”，又因读李兆洛、恽敬文集，引发进一步的批评：“国朝古文家，阳湖与桐城并驾而驰，然桐城用笔轻趫盘折，其弊也薄；阳湖用笔重直遂，其弊也滞”。
谭献对桐城派的评论，目前所利用的主要是他生前已刊印的文集和日记选刊，文集中评说桐城派主要在三篇序跋中，语气温和；日记尽管经过筛选，然还是较文集激烈。可能是说话的语境不同，故收放分寸有分别。就目前已经整理的谭献日记选来看，谭氏对桐城派的议论主要在光绪年间，而同治年间较少；是是非非议论并行，不是单线条的推进，对某一名家的看法前后有变化。以所持态度及语气来考量，谭献是桐城派的“局外人”。谭献光绪十年十月十六日至廿一日日记有集中阅读王选记录：
十六日 购得王翰林先谦选刻《续古文辞类纂》。意主桐城，去取颇矜慎也。十八日 阅《续类纂》。吴敏树南屏者扬己太甚，楚贤终推曾文正耳。廿一日 阅《续类纂》毕。主张楚才，矜诩太甚。吴南屏气骄而才悍，不能漱六艺芳润，选言非雅，未始非一方桀傲之士，未必登千载著作之林。至周星叔、彭丽笙辈举场变相，绳以姚氏义法，岂有合哉！惟曾文正其诗虽不足观，而其文固独绝耳。好言古文有吴大廷彤云者，未经采及，犹其公论。
上引谭献日记，见于今日整理本“补录卷二”中，用语激烈，“矜诩太甚”至“岂有合哉”一节，在刻本中被删除。“去取颇矜慎”、“未经采及”之语，应是对王选选文标准有异议。日记中所提吴南屏，即吴敏树，湖南巴陵人；周星叔，即湖南长沙周树槐；彭丽笙，即彭申甫（字丽崧），湖南长沙人。谭献所批立足点与湖南人皮锡瑞不同，然箭不虚发。吴敏树被纳入桐城派，应是借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之力，然吴氏对此并不满意：“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而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同是针对选人标准，同是面对吴敏树，徐兆玮的日记则有好评，而对声誉较高的梅曾亮不以为然。徐氏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六起点勘王选《古文辞类纂》，并由此引发点勘《惜抱轩文集》，延续至此年四月二十三日，此日日记有以下一段文字：
古文专家明推归震川，今推姚姬传、王益吾。师则以曾文正、梅郎中为宗主。而予所服膺者在吴南屏，南屏有庐陵气息，且有深识遗韵，不似姚[梅]郎中之或失于浅薄也。若文正之气体宏敞理足而词可以举之，直是上追韩欧，非专力摹一家之文自矜炼胜人，而气势亦骏阔，可与南屏并驾，而油然之光、渊然之色，味美于回，咀嚼而愈出，则吴更进一筹焉。
选本对于桐城派而言，既可以宣扬古文观念，又可以自我塑造，如《古文辞类纂》康刻本将方、刘列入；对于《续古文辞类纂》而言，除承续正编的观念之外，作家的统系如何选择编排是当时文人关注的重要问题，谭献在日记中两次对王先谦选本有评说，都提及“主张楚才”之用意，批评是一语中的。两次评说，所针对入选者不同，然皆以为曾国藩“不愧作者。”徐兆玮在扬吴贬梅之外，对曾国藩也是极力推扬，甚至有“上追韩欧”之语。
袁昶称《续古文辞类纂》中，心折者有曾国藩、梅曾亮二家。袁昶在日记中还记录了李慈铭的论说：“《续古文纂》中，前惟惜抱、子居、皋闻三家最善，后惟梅、曾相望，百年中落落止此数家。”对曾国藩异口同声的推崇，是桐城派在光绪年间的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举措，可视为树立新典范，在桐城派后期作家中，曾国藩的地位不在方、姚之下，简直可与唐宋诸家相比。如果将选本及其他刊刻的著述中相关文字视为对曾国藩的公开推崇，那么在日记中所记录的读后感与日常友朋言论视为私下闲谈，则可见曾国藩在公开与私密话语场域中得到一致认可。桐城派有脉络清晰、充满荣光的拓展史，与之相伴随的是，遭受贬抑也有较长的历史。桐城派中人，对此境况有坦然面对者，如张裕钊在与蒯光典的书札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窃尝谓自乾隆中叶以来，海内言文章者，宗仰桐城，树立标帜，群天下而趋之；而高才广学，更相訾议者，亦复不少。究而论之，桐城实有不可磨灭之处，亦实有不满人之处。
在遭受来自派外的批评时，桐城派中人对所在流派信奉的理论、写作倾向、选文标准、学问也有批评反思。与外部批评相比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看法一致。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一文中用“义法”衡量归有光的文章：“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其道无由。……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然方苞在批评归文时，姚鼐在给弟子陈用光的信中也批评方苞的“义法”，认为方苞文并未得太史公书真精神，“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关于“义法”的批评，结合其他论说，在桐城派内部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方苞论文，重视文采，比如提出“雅洁”说。但或许过分讲求“清真雅正”、“辞无芜累”，或者非“阐道翼教”、“助流政教”者不苟作，使得后人认为他的文章灵气不足，如吴敏树指出：“盖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方东树以为方苞说理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骠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即而求之无玄黄采色”。方、姚视程朱理学为安身立命的状况，自曾国藩之后开始动摇，吴汝纶在致姚永概、马其昶的书札中，告诫为文不能堕入理障、不能谈理。对于方苞的经学，姚鼐评曰：“望溪虽学者，而其人敦厚而识滞，又似未见阎百诗之《古文疏证》，故执其误而不知返”。批评方苞未能吸收当时《尚书》研究的成果，而是固守自己的见解。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阮元主编《皇清经解》时，没有收入方苞的著作。曾国藩也认同阮元的做法：“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国朝巨儒多不甚推服，《四库书目》中于望溪每有贬词，《皇清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
选本问题，张棡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廿八日日记记录了桐城派中人孙衣言的谈“国朝古文门径”，记录孙氏语：“姚氏《古文辞类纂》，当选至归震川（有光）止最好。方氏（苞）气味便不逮前，刘海峰（大櫆）则尤浅矣。惟曾文正所选《经史百家杂抄》，较《类纂》门径尤阔大，其中评点亦精，为学者不可不读。”桐城派中人对所推崇、信奉的流派有不同的声音，与此相映的是局外人贬抑桐城派时，也并非一棒打死、全面否定。谭献光绪十年日记有一段文字表明他与桐城派的关系：“往年不乐五子八家之说，故日记有谈学术一篇，未及桐城家数。若以近世学人所见，必以不佞为掎摭星宿遗羲娥矣。少交袁凤桐敬民，严事邵位西丈，入都后朱伯韩、王少鹤、孙琴西、冯鲁川诸先生皆附文游之末。诸君固学宋儒之学，传桐城之文。予亦究心方、姚二集，私心有所折衷，不苟同，亦不立异也。”谭献的“不苟同亦不立异”，正是一种“局外人”的评论，他所说“谈学术一篇”，是同治三年的一则日记，其中论本朝学术之变迁，确实未提及桐城派，然有一语笼统指涉：“儒林文苑，两无所归，承学之士文采黯然矣。”评价不高。谭氏谈及入都后从游诸君，即前文所示道咸以来以梅曾亮为主的桐城派群体。所谓“不苟同亦不立异”，可以通过同治三年日记中的两则材料看出。此年日记中有较完整的《师儒表》，列绝学、名家、大儒、通儒、旧学、经师、文儒、校雠名家、舆地名家、小学名家十类及代表学者，其中文儒中首先列出桐城派主要人物，将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学术版图中的位置大致界定；然在另一则日记评前后七子时，顺带指摘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前后七子不独诗不可诋，即其杂文均有志法古，虽不无利钝，尚不至以书义为古文，如今之所谓桐城派者。”谭献在文儒所列桐城诸家中，以姚鼐为主导，然即使如此，也并非一致的赞语：
阅《望溪文集》，不可谓非学道之士，而所见咫尺，殆不知世有寻丈，以范中材可耳。 尔日，阅方、姚文集。知桐城文极口义法，甚形尘坌。姚实名家，性温温不欲异耳。 阅《七家文抄》。惜抱往往有心为提掇顿宕，不免嵬琐。皋文力学，子居恢侈，同于画虎。
以上所列差不多都是有分寸的贬抑。谭献的论说基调并不一致，如光绪七年五月初一日记：“阅《文征》。惜抱先生翔雅有音节，置之北宋亦足名家，不可谓非作者。海峰气喘无余地，固当蓝谢青耳。”又以为李祖陶编《国朝文录》将纪昀撰碑志凌驾姚鼐之上“实非公论”，“尚书记诵之学，叙事虽磊落使气，而未离说部，故条畅有余，闳深不足，未能与人争衡。予亦目笑桐城，而姚比部有道之词，虽约而不闳，亦言之成理，高者有逢原自得之趣，正未可以饾饤吏牍之见绳之也。”
（谭献像）
李慈铭评论以苛严著称，他一方面批方苞集“义法未纯，由读书未多”，“其读经读子史诸文，多不可训。时文序寿序亦嫌太多”，但另一方面也有肯定之语：
阅《望溪集》。其叙天伦悲苦处，枨触生平，时为泫然废卷。若其书后之文，语无苟作，墓铭志传，亦多谨严，叙述交游，尤为真挚。与人诸书，无不婉切有味，此实可传者也。
前文曾述皮锡瑞光绪二十五年批评桐城派无专治汉学者，然至光绪二十六年皮氏日记中所记则有一种难得的“了解之同情”：
阅惜抱《九经说》，亦有独到之处，《续经解》何以不收？若云汉、宋杂糅，其中未尝无杂者也。其所以不入者，以其好作文字衍义理，与朴实说经之体稍殊耳。祭酒极尊桐城，而不以姚说入《经解》，殆以此耶？
皮氏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何《九经说》未有选入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所作的推测关系到治学方式（学术）、论说方式（文体）、以及学术宗尚与文章流派等问题，并不是以汉学作为裁量的唯一标尺。对照桐城派内外的批评，来自外部的批评，更有锋芒，更直接；来自内部的批评总体上显得温和，且不作大幅度的否定，有一种分寸在，且不会在桐城派的学问方面缠绕笔墨。内外批评着眼点的近似，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其一，外部批评对桐城派中人有影响，内部批评可能是外部批评的延续；其二，桐城派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流派，它的形成或所谓的后世建构，背景较为复杂，内部发出不同的声音，既看出内部并未有众人必须遵守的规条，又可推断它不是一种以结社、盟约为基础的严格文学流派，而是大江东流顺势吸纳的粗放型文学流派。桐城派“局外人”日记对于桐城派研究而言，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微观研究层面，为桐城派的发展或影响研究，提供一种较为真实的语境或过程。桐城派“局外人”的日记，对于桐城派中人而言是“局外人”，但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他们是同时代人。隔代观看，自然少羁绊，多些客观，但也可能造成判断上的 “隔”，不如同时代人对文学风气变化更能敏感地把握，对存在的问题更真切地觉察，为过程性的、还原情境的文学研究提供依据。“生态还原”的意义，对于桐城派研究而言，不但可以在“局外人”日记中见到更真切的议论与贬抑；而且还原进一步即使是贬抑，也不是沿用不变的基调，贬抑有前后变化之分，贬抑的同时也有赞誉。再进一步，就是桐城派也有自我反省与批评，内部的声音并不一致。这种局外人日记与正式文集中批评的差异，局外人贬抑同时的肯定，桐城派中人信奉推崇时的反思与质疑，正可显示桐城派内部建构与外部拓展的丰富与复杂境况。某一作家、流派的贬抑之声在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中有较特别的意义。利用“局外人”日记研究桐城派，还可从文学史的微观研究走出，关注到更宽阔的层面：一是道咸以降，关于桐城派人物活动的记录或关于桐城派的议论逐渐增多，且多夹杂刺耳的贬抑之声。这种发展势态，其中自有脉络，道理则近似耕田种地：在东南一带，桐城派已有多年的精耕细作，然后向周边或更远的“边地”拓展，如桐城派在北上直隶，西南向广西发展。如此发展，必然引起更多人关注，引发各式议论。
贬抑对于桐城派而言，有公开的，有较为隐蔽的（如日记中所记）。公开的贬抑或只是隐蔽的贬抑的一部分，是桐城派发展的有力刺激。如果选择桐城派的文章选本主张作为考察对象，选本的选文范围、类别设立一直在大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微调”。“微调”举措，使得这一讲求清规戒律的文学流派，还能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没有被时代淘汰。在晚清关于桐城派文章选本评说的众声中，可重新思考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权威性。姚选的权威性，不在于其完美或作为一个静止的高峰，而是在于不断地被重刻、阅读、批注、“正面”与“负面”的讨论、改编、续补这一连续的过程中。“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自戴震、钱大昕贬抑桐城派以来，已差不多形成一个贬抑的谱系，或针对自归有光以及桐城三祖及其他重要作家，或针对学问及“义法”之说，或针对正续《古文辞类纂》，如此种种，可视作桐城派作为社会性的“经典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所承受的必要考验，桐城派面对的“不断变化着的评论”，近似一种或显或隐的“社会讨论”与“公共思考”，这或许是桐城派成为全国性文学流派不可缺少的“磨砺”。从前文所引局外人日记及其他文献记录来考察，批贬桐城派的“劲敌”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从地域上来看，来自浙江的较多，桐城派与浙江文人学人群体最终在北京大学的更替，似乎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渊源，据蔡元培、钱玄同1911年前日记所记，他们对桐城派毫无兴趣。相较而言，浙江一地似乎对桐城派更多排斥；从文学流派来看，来自骈文派的文人稍多，如皮锡瑞、谭献等等，当然，骈文家又以浙江居多。在地域与流派之外，还可以从时间脉络角度来梳理为何桐城派所遭受的批贬在同光之后日渐增多，以清代的古文选本所选桐城派作家人数及文章数量来衡量，自乾隆六十年编刊《国朝二十四家文抄》（徐斐然编）、道光十四年《四朝古文选》（孙澍编）、道光二十二年的《国朝文述》（王碨编），以至同治七年的《国朝文录》（李祖陶编）,桐城派中人，方苞虽始终入选，但入选文章数量排名没有任何优势，刘大櫆、姚鼐从未入选到渐入一般文家之列，至咸丰七年姚椿《国朝文录》刊刻，桐城三祖的领先地位才得以确立，而至光绪六年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桐城派作家群体优势得以显现，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可视为桐城派地位的强化。桐城派逐渐显露并扩大声势，自然会引人注目，嘲谑和批贬随之增加。要言之，桐城派遭受的批贬，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和合的结果，其中所蕴涵的丰富内容，是文学流派、文学史研究中少见的个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文学家族姻亲汇考与整合研究”（14BZW07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此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3期。）
1.贺涛是晚清北方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他本人无日记，其晚年生活、言行借其子贺葆真之手，留下不少记录。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按此文形成初稿后，2017年9-11月，在笔者与研究生的读书会中，有多次讨论，诸生皆有贡献，其中博士生张知强提出不少建议，并补充一些有力材料。特此说明。2.（瑞士）克劳德·伽拉姆著，范佳妮等译《诗歌形式、语用学和文化记忆：古希腊的历史著述与虚构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0年。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此版据1947年初版重印。5.钱大昕，《跋方望溪文》，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第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任雪山指出钱大昕《跋方望溪文》中所言方苞之事多不属实：钱大昕说李绂批评方苞文章有称名之误，方氏明知有错而终不肯改，考之相关文本，钱氏之言不实。钱氏说王若霖批评方苞古文与时文关系之说，也是杜撰。钱氏之所以贬抑方苞，主要原因不在于学术分歧，而是对方苞人格的极度不满，以至于不惜违背实事求是之学术精神。见任雪山《钱大昕与方苞的一桩学术公案》，见《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6.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8.张佩纶，《张佩纶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9.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凤凰出版社，2018年。1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2.俞樟华、胡吉省著，《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3.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见《金陵生文学史论集》，辽海出版社，2009年。关于某一作家或作品的负面评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这一方面，严志雄对钱谦益在清代“典律化”已有研究；此外，较突出的还有归有光文章的负面评价问题。博士生张何斌提示留意此问题。14.吴汝纶，《答严几道》，《吴汝纶全集·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16.皮锡瑞，《皮锡瑞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17.谭献著，罗仲鼎 俞浣萍点校，《谭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8.谭献日记，常见的是《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是谭氏日记选；此外，有卷帙更多的稿本日记，主要藏于南京图书馆，目前博士生吴钦根正在整理之中。19.刘声木以《桐城文学渊源考》建立桐城派的谱系，其中缺陷不少，最明显的是确定桐城派作家标准太宽泛，或者推测流派传承之法简单、机械，如仅凭为文取法，就将钱大昕列入卷一归有光的系列；因为谭献师事邵懿辰，而邵氏尝从梅曾亮受古文法，遂将谭献列入卷七梅曾亮的系列。列钱大昕入桐城派，几近“以敌为友”；列谭献入桐城派，则是生拉硬拽。在批判桐城派的言论中，钱大昕之论一直被作为利器攻击姚鼐；而谭献的批评之声，在刊刻的文集中稍有保留，在较隐秘的日记中，则更多、更直截。20.《谭献日记》“补录卷二”所录亦非原本，总之，目前所见谭献日记已是被分割、剪贴、删减的文本。谭献日记版本比对结果，由博士生吴饮根提供。21.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见《柈湖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吴敏树收《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22.徐兆玮著，《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23.徐雁平有“曾国藩被塑造成桐城文派的新典范”之论，见论文《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24.张裕钊著，王达敏校注《张裕钊诗文集》附录一“张裕钊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5.姜书阁将这一类批评归纳为“桐城派自己之批评”，见《桐城文派述评》。其中提及刘开评方苞文“能醇不能肆”，曾国藩评姚鼐文“有序之言多，而有物之言则少”。26.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27.姚鼐，《与陈硕士书》。见姚鼐撰，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此则材料及下文方东树评方苞文以及方苞经学的评价，由张知强补充。28.方东树，《书望溪先生集后》，《仪卫轩文集》卷六，《晚清四部丛刊》本。29.潘务正，《从吴（闿生）马（其昶）反目看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的理论取向》，见《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30.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孙衣言收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七。31.谭氏所列桐城派人物包括：“姚惜抱氏，弟子管同异之，陈用光硕士，梅曾亮伯言；惜抱师资刘海峰教谕，姚薑坞编修；惜抱继起刘孟涂氏，族子莹石甫，邵位西比部。”《谭献日记》。33.D.佛马克、E.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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