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师雅惠
作者简介：师雅惠（1983—），山西交城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中国古代文论。著有《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等。
摘要：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城文章的代表性风格。
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史学和文学常常呈现出一种互相交融的态势。孟子有言：“诗亡然后《春秋》作。”[1]认为史学继文学而起。章学诚则宣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2]认为传志之文源出于史学。在学术细分后的时代，史家在“事信”之外还须讲究“言文”，而文人的创作既可以被史家视为史料，不少文学作品本身又是一种对历史的有意记录。史家和文章家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起来。本文所要讨论的桐城派早期作家，就是这样一些具有“史家”与“文家”双重身份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特指活跃于清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之前，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人物的一批文人。具体到行文中，则以戴名世、方苞、朱书为主要论述对象。戴、方二人为桐城派开山人物，已是文学史常识，而朱书（1654—1707）与戴、方二人过从甚密，其文章曾受到戴、方二人的大力推崇，戴名世称赞朱书“才气横绝一世，其奇伟博辩之作，视余不啻倍蓰过之”[3]，方苞也说自己在朱书古文面前感到“惭且惧”[4]。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应将朱书与戴名世、方苞并列为桐城派的“宗师”。 [5]本文亦同意此看法。此三人均有志于史学。戴名世曾多次表示自己“先朝文献”的兴趣与撰著史书的志向，并最终因作史而罹文字狱；方苞虽未完成万斯同所嘱托的润色、改写明史草稿之事，但却对史法有着精深的研究。朱书亦是“熟于有明遗事，扺掌论述，不遗名地”。[6]本文即拟从他们的历史写作入手，来观察桐城派文章的早期面貌，并藉此一窥清初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分合关系。
一、桐城派早期作家“当代史”写作的思想背景
桐城派早期诸家的历史写作，集中在明史特别是明季史事上。这一兴趣点的产生，与清初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以及诸人自身的学问志向均有关系。
明清鼎革之后，无论是私家史学，还是官方史学，都得到蓬勃的发展。私家野史方面，据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一书的统计，顺治、康熙两朝著有私人史著的史家，共有218人。[7]而这些史著大部分都是对明清之际史事的记录。如阚红柳所言，“清初学术界，研究当代史已成为一种学术风气”。[8]而在朝廷方面，顺治二年五月，即诏修《明史》，此后不断下诏征求民间遗书，以备《明史》纂修。康熙十八年三月，博学鸿词科开科，取中者五十人俱任命为《明史》纂修官。同年五月，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官，叶方蔼、张玉书为《明史》总裁官，十一月，《明史》馆正式开馆，《明史》的纂修进入实质性阶段。此后，史馆人员虽屡有变动，但在几个核心人物如徐乾学、徐元文、万斯同、王鸿绪等的主持下，《明史》纂修工作得以持续进行。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在万斯同《明史稿》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明史》310卷。在此稿基础上，又经修改，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张廷玉等进呈《明史》336卷，此即乾隆四年所刊刻的殿本《明史》。可以看出，在这近百年的修史历程中，康熙一朝是最主要、完成工作最多的时期。
朝野两方面对修史的重视，直接影响到戴、方等人的学术兴趣。康熙二十二年，戴名世致信门人余湛，即提到官修《明史》在取材上的不能完备：“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9]因此他立志独撰一书：“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鄙人无状，窃有志焉。”[10]此后康熙二十五年，戴氏以拔贡入京，得以广其见闻，并有机会与有志于史事的师友如刘继庄、朱彝尊、卓尔堪等交流讨论，终于有所创获。康熙三十九年，戴名世致信友人刘岩，谈到自己“二十年来，蒐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万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11]，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方苞的学术转向，则与康熙十八年后以布衣总领修史事的万斯同密切相关。方苞少时，虽有父兄教授经史、古文，但其兴趣主要在“辞章”方面。康熙三十年，方苞入太学，获交于万氏。万氏对方苞的古文才华颇为欣赏，但又提醒他，古文之外尚有学问。据方苞回忆，自己“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12]康熙三十五年，方苞将要离京南下之际，万氏又以史事相托：“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13]此后方苞虽未直接从事史书写作，但却开始潜心探索前代经史著作在文字安排上的奥妙。苏惇元所辑《方苞年谱》所附《文目编年》，将方苞所作诸篇关于《尚书》、《周官》、《仪礼》及《史记》的笔记系于康熙三十五年之后，是有一定道理的。除单篇笔记外，方苞晚年还曾应弟子之请，将读史心得整理成《春秋通论》、《左传义法举要》等著作。
朱书亦就修《明史》事与万斯同有过讨论。据朱书《与万季野书》，康熙三十三年左右，朱书曾在徐秉义家宴上得见万斯同，其时万氏曾向朱书询问明末宿松籍锦衣卫指挥金星耀的事迹。朱书以此为契机，写成《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一文，以备史馆采择。又感于金忠士、金星耀父子事迹之灭没不彰，而作《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向安庆府六邑之士征集乡先贤之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此《书》中指出，皖人“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尤其是“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14]。按“三百年”的时段推算，可知朱书所征集的重点，是明代皖人的事迹。因此可以说，朱书这一征集乡邦文献的举动，由官方《明史》修纂直接促成，是民间学者对官方修史工作的有意补充。
时代学术风气之外，诸人自小浸润于其中的地理文化环境，对他们的史学兴趣和史学观点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戴名世、方苞祖籍桐城，朱书祖籍宿松。桐城、宿松明清两代均属安庆府。安庆“阳渎而阴岳，左吴而右楚”[15]，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桐城地处安庆府中部，在明末曾先后遭农民军、明官军、清军数次蹂躏。宿松地处安庆西北，与属于大别山脉的英山、霍山邻近。明末清初，英、霍山区曾有农民军及官绅在此结寨防守。顺治初年，诸寨“多为明守，不肯下”[16]。顺治五年，江西总兵金声恒降明，英山、霍山、潜山、太湖、桐城诸寨亦予以响应，“拥众如故，遥奉明制”[17]。直到顺治七年，方被清军次第剿平，而英山三尖寨寨主、义军骨干张福寰尚“独守山寨十余年”[18]。戴名世、朱书分别出生于顺治十年、顺治十一年，二人少年时期当听到过不少亲历战乱者对旧闻的讲述。这为他们日后从事历史写作提供了宝贵材料。戴名世记述明清之际桐城战事的《孑遗录》，即是“从诸父老问”的结果。[19]朱书亦著有记述四十八寨始末的《皖寨纪事》，保存了许多不见于正史及地方志的史料。具体到个人家世，戴、方、朱三人的父辈师友中，不乏深怀故国之思者，如戴名世曾祖戴震，为明诸生，“国变痛哭，薙发服僧衣，入龙眠山中不出”[20]。朱书之父朱光陛“遭变后，氎巾深衣历十余年一易”[21]，以遗民自处。方苞之父方仲舒，以布衣终身，而好与诸遗民交游，方苞幼时，曾亲接著名遗民钱澄之、杜濬、杜岕之声欬，对他们的生平志节有感性的认识。戴、方、朱三人虽均出仕新朝，政治立场与父辈不同，但他们笔下对于明帝国覆亡的痛惜叹惋，对易代之际忠义之士的赞颂，不能不说有父辈的影响在。
桐城早期诸家对史学的爱好，还与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有关。戴名世说自己与友人编选时文，最终目的是为了发明“圣人之道”，保存“先王之法”。[22]方苞虽尊崇程朱，但对阳明学者如鹿善继、孙奇逢、汤斌等人的志节事功亦称赞不已。[23]朱书亦是“以经世之学，自负其议论”。[24]而作为文人，著史是他们实现经世抱负的最便捷途径。历史书写不同于单纯感物抒情的文学创作，对制度因革、成败缘由的描述与探讨，需要广博的、关于世务的知识。戴名世在《史论》中说：“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25]即表达了对“史学经世”的郑重认识。这是桐城早期诸家从事历史写作的又一重思想背景。
二、明清正统更替时间与明亡原因之阐释：桐城早期诸家的史观
今存戴、方、朱三人文集中，关于明季历史的记录主要有纪事文与传记文两种体裁。戴名世《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孑遗录》，朱书《皖寨纪事》，均近于史部纪事本末体，而三人文集中关于明末清初人物的单篇碑传，则可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史部传记。这些文字所体现的史观，主要集中在对明清正统问题的判断，与对明朝覆亡原因的阐释上。
明清正统的交替，也即明祚到底结束于何时？是清初明史写作中一个极为敏感的原则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史著中纪年应如何书写、南明诸帝是否应入本纪、崇祯十七年三月之后抗清之士是否应入传等具体的行文法则。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中所录顺治及康熙初年私人修撰的“通记”类著作中，出自遗民之手的大多认为崇祯十七年（1644）后明祚仍存，而出自新朝官员的如傅维鳞《明书》，则将明亡时间定于崇祯十七年。在朝廷《明史》馆内部，主持修史的汉人官员多主张在承认清朝统治的同时，肯定甲申之后明藩王政权的客观存在。如康熙二十三年，由徐元文、徐乾学兄弟共同起草的《修史条议》，建议“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也”。[26]王鸿绪在其《史例议》中也提出：“《明史》甲申以后，纪年当何从？余曰：此事大非后生小子所敢定也。无已，则从《宋史》。”[27]南宋德祐二年，宋帝赵㬎降元，元封其为瀛国公。之后宋臣先后拥立宋度宗庶子赵昰、赵昺为帝。《宋史》于《度宗本纪》后设《瀛国公本纪》，附载二王于后，赵昺死，方书“宋遂亡”。赵㬎降元后誓死抗元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谢枋得诸人，《宋史》均为立传。徐、王二人都建议仿此前例，将南明诸帝附于崇祯本纪之末，并且适当保存甲申以后忠于明室、尽节而死者的事迹。汤、徐、王均为清廷高官，他们参与史事，并没有万斯同那种存亡继绝、“藉手以报先朝”[29]的悲苦深意，但作为汉人，以“汉人作汉人传”，[29]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和史家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还是试图在清廷意旨与历史实际之间求取平衡，努力为明末君臣争取叙事空间。但他们的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尽管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态度在统治稳定后有所改变，但乾隆四年所刊殿本《明史》，以及乾隆四十七年写入《四库全书》的改定本《明史》，依然将崇祯下葬作为明朝下限，南明福王、唐王、桂王、鲁王只列入诸王传，于其建号时称“伪”。
在明清断限与易代之际纪年书写问题上，戴名世的立场与对故明抱有同情态度的史家较为接近。其《与余生书》言：“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踰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30]认为应遵《宋史》之例，将南明诸藩王政权纳入《明史》的记录范围。在具体写作中，戴名世大多时候采取了“据事纪时”的方法，即依照实际控制权来决定纪年、称谓。如《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中，崇祯十六年（1643）后即用顺治纪年，因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榆林城被李自成军攻破，之后政令已不由明室出。《画网巾先生传》开头，亦书“顺治二年”[31]，表明此文是站在新朝士子的立场上对忠于故国之人予以表彰。《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专记弘光朝事，则在崇祯十七年后用弘光纪年，在行文中涉及福王时，称“上”、“帝”、“天子”。记录桐城一县战事的《孑遗录》，纪事至甲申之后一年，于崇祯十七年后纪年只书干支，不书顺治或弘光年号。因当日桐城县令虽仍由明中央政府委派，但纵横于县境、决定一县民众生死者，乃各路军阀、乱兵，明廷控制力在此时已极为微弱。文末又书：“大清兵至南京，圣安帝遁。”[32]仍称福王为“帝”，隐含地表述了此时南方地区多数地域仍处于明室控制之下的事实。但用带有贬斥义，通常用于敌军、夷狄、失节之臣的“遁”字，而不用“狩”等天子专用之讳语来记述弘光的弃都逃亡，又暗含对弘光的批评之意。但也有些篇目未遵循上述原则，如《杨维岳传》于杨维岳不食殉国死后书曰：“是岁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33]此时弘光政权已亡，如此书写，当是一种表达赞颂之情的文学性修辞。
朱书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中进士前，民族思想较为浓厚，他对于明代断限的看法，较之戴名世更为大胆无忌。其《癸壬录》，述明季史事，始于万历元年（1573）癸酉，终于康熙元年、永历十八年（1662）壬寅，并于《自序》中明确表示：“明祀绝于壬寅。”[34]以永历十八年，永历帝被俘杀为明亡。又其《灵谷寺树记》，记述南京灵谷寺一株曾受朱元璋封赏的古树，文中感慨道：“庙社既墟，而后天地之间，惟海上一隅，以赐玉终奉故朔，垂三十七年，今亦已矣。”[35]直以康熙二十二年，奉明朝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覆亡为明亡。文末则书“庚辰三月烈皇帝讳日”[36]，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但此处并不书康熙年号。类似的写法还有《先考仲藻府君事略》，文末曰：“府君生万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申时，至乙卯十二月二十日戌时卒。”[37]乙卯为康熙十四年，朱书父亲以明遗民自处，故此处只书干支，不书清朝年号，以符合传主平生志节。
方苞在明清正统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戴、朱二人的矛盾与犹豫。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少于戴、朱十余岁，对新朝统治更具认同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记述明清之际人物事迹时，对敏感时间、事件往往采取有意略过的笔法。后一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详述。
对明朝覆亡原因的理解，是明季史事书写中又一重根本性史观。其中，对明末党争的评价，可以说是各家争论的焦点。东林一派史家如黄宗羲、钱澄之等，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积极意义，认为明亡于“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38]另外一派偏重实际效用的史家，则认为两党之争，对国事并无益处，如夏允彝《幸存录》，对明季朋党相争深致不满，认为无论君子、小人，都未能担当起挽救危亡的重任：“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此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之矣。”[39]在朝廷《明史》馆内部，同样存在两派意见。万斯同作为黄宗羲弟子，在党争问题上的态度同于乃师：“凡魏忠贤余党齮齕东林、复社诸君子者，虽有小善，必摘发其心术，使不能掩大恶。”[40]另外一派如朱彝尊，则认为应当以历史人物的“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作为评判的依据。[41]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万历时任礼部尚书，在东宫的册立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因为名不列东林党籍，所以东林派史家文秉在其记述万历至崇祯朝史事的《先拨志始》中，“凡涉册立事，纤悉具录”[42]，却对朱国祚的贡献只字不提。有感于祖辈的遭遇，朱彝尊要求作史者“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不肖也”。[43]由于黄宗羲在当时及后世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万斯同又是《明史》草创阶段的主要统稿人，因此东林派史家关于明末党争的意见，在历代知识界几乎成为定论。但这一派史家以流品定是非的史观，使得他们的历史著述常常带有“创作”的性质，对史家的实录精神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当代学者顾诚在其《南明史》中，即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比勘，特别是借助清方档案的记载，指出了东林派史家的许多有意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之处。[44]谢国桢对东林人士的“清议”十分钦佩，但也承认他们的史著具有成见，“虽以黄王之贤，犹尚不免，其他则更可知”。[45]
章学诚曾言：“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46]所谓“史德”，即“气贵于平”、“情贵于正”。[47]以此标准来看，戴名世的史德远在黄宗羲之上。其《孑遗录》、《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对倾向于东林的史可法治军、理政的勤勉有细致的描写，但对史氏在协调大局上的左支右绌、无能为力，以及东林群体中的一些败类如怂恿左良玉进攻南都的黄澍等的作为，也都予以记录，并认为门户之争、中朝官员对地方官及武将的牵制，是政府终不抵“流贼”的主要原因：“中朝以门户相争，而操持阃外之事，使任事者辗转彷徨而无所用其力，直至于国亡君死而后已焉。此其罪甚于盗贼万万。”[48]又其《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认为弘光朝实际上是“党祸以趣之亡”[49]：“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50] 此篇《纪略》，对东林派史家在弘光朝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上的说法，并不盲从，如弘光帝在黄宗羲笔下，是一个极为昏庸无能的人，所谓“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51]，此文却收入了弘光一些颇有见识的言论，如他在“群臣日上疏相诋諆”之时，下诏制止内斗，又在杨维垣等打着为弘光祖母郑贵妃报仇的旗号，为万历时“三案”翻案时，表态说：“朕为天子，岂记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问。文武诸臣复举往事污奏章者治罪。”[52]都不失为能从大局出发的清醒之见。又，关于伪后一案，黄宗羲、钱澄之等均认为童氏为真后，而弘光则是假冒的福王世子。戴名世则认为童氏之事，真伪不能定，黄、钱“身罹党祸”，他们关于弘光身份的说法，不免“怨怼而失于实”。[53]顾诚《南明史》肯定了戴名世这一判断，并用大量证据证明，弘光帝的身份无可怀疑，黄、钱等人之所以要把弘光描述成是马士英找来的冒牌货，主要是因为当日东林党人意欲以桂蕃而不是福蕃继统，在迎立福蕃时又被马士英抢占了头功。[54]戴名世在谈到史料的辨别时曾说：“《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吾以为二人而正也，则吾从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则吾仍从一人之言，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尽从，夫亦惟论其世而已矣。”[55]他在明末党争及其相关问题上的持平之论，即体现了这种惟其是而不惟其人的态度。
朱书在明末党争问题上，亦偏重以实际事功论得失，对文士们热衷在口头上争是非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如其《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文末赞曰：“有明三百年，言官受祸最酷……然国之败亡，言官实与有责焉。自两党角立之后，内阁六部不能自主一事，听之言官，言官又自相溃讧。其后，孙传庭宁出关以死，不肯复对狱吏。陈永福辈甘弃守汴之功，投身逆闯，不亦悲乎！”[56]认为言官对任事之人的苛责，加速了明朝的败亡。在《游冯公少墟园亭记》中，朱书更明确地对东林诸君子“在位讲学”提出批评，认为诸君子以讲学立门户，不过是一种置个人意气于国事之上的自私行为：“讲学之名立，则附会者多，苟不得附，则忌之者众。内不必皆君子，外不能使人安于为小人，则门户分。门户分，则其事也急于疆场，重于国是。争者未息喙而国已亡矣。”[57]因此他在历史写作中，既表彰东林党人，如《海运策》一诗，赞颂抗清斗争失败后英勇就义的明水师将领、东林党人沈廷扬之气节：“奈何田横徒，岛上命空尽……骈首甘蒿街，孤负胥潮愤。”[58]将沈氏比作古代忠臣田横、伍子胥。同时也不埋没东林反对派的事迹，如《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记载万历年间金忠士奉命巡按浙江时，曾上疏为徽州、宁国两府百姓求免税契银，“疏上，又移书阁臣沈一贯。一贯亦是忠士言，事遂得寝。”[59]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万历年间东林党的头号政敌，但朱书对他的爱民之举，亦予以肯定。
与戴、朱二人不同，方苞关于明末党争的看法，接近于东林一派史家。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中，方苞对万斯同《明史》草稿中进君子、斥小人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之言，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凡群小所指为诽谤以陷忠良者，乃黄帝之明堂，唐尧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汤之总街，周武之灵台，所侧席以求之，虚中以听之，舍己以从之者也。汉、唐、宋、明舍二三谊主而外，乱政凉德，奸人败类，无世无之；惟祸延于清议，诛及于清流，则其亡也忽焉。”[60]这几乎是黄宗羲“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61]、“天、崇两朝，不用东林以致败”[62]说法的翻版。类似的意见还有《书卢象晋传后》，感慨崇祯“以聪明刚毅之君，独蔽惑于娼嫉之臣”；[63]《跋石斋黄公手札》，认为明末忠良志士效忠无路的主要原因，在于“媢嫉之臣，相继而居腹心之地”，致使人主阴受其转移。 [64]但方苞这种“流品论”史观，在现实指向上与黄宗羲等人有所不同。黄宗羲作为复社成员，偏袒东林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争取历史解释的主动权；方苞作为新朝士子，对东林的推崇，主要出发点则是辅助风教。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中，方苞为万斯同辩护说：“自古善人以气类相感召，未有若复社之盛。小人诬善之辞，亦未有若魏党之可骇诧者。而易代以后，犹有谓先生为已甚者。人心之陷溺，此君臣朋友之道盖几乎息矣。”[65]可见他看重的是东林在“君臣朋友之道”上的道德榜样作用。今人陈永明认为，在清朝统治逐渐巩固之后，南明史的书写开始“朝着‘去政治化’的方向逐步发展，并尝试以传统儒家道德诠释，取代过往带有强烈政治隐喻的历史观点，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历史的叙事角度。”[66]方苞论及东林人物时的现实考量，正可以与这一观点相印证。
三、史著之“义法”：桐城早期诸家的史法
桐城文章在行文上以讲究“义法”著称，而“义法”本是史著的作法。“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67]其源头则可上溯至《春秋》。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作《春秋》，是感于“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8]，因此《春秋》不仅是对史实的记录，而且是可以“当一王之法”[69]的“道义”之书。司马迁作《史记》，亦是要通过“整齐世传”[70]而“成一家之言”[71]这一史学传统，曾一度式微，但在中唐之后随着古文的兴盛而得到延续。韩愈《顺宗实录》、《平淮西碑》，以及北宋初宋祁、欧阳修等用古文写就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改变了以抄录史料、整齐旧事为主的旧式史书作法，而注重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提炼，来表达作史者的见解。[72]方苞所强调的“义法”，即是对这一史学写作传统的总结概括：“《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73]按方苞的说法，“义法”以“言有物”、“言有序”为核心标准，既包括通贯全书、“于其言之杂乱无章者寓焉”[74]的史著笔法，又包括较为浅显的单篇文章之法。用“义法”的标准来衡量戴、朱、方三人的历史写作，可以认为，三人文章，都能做到洁净有法度，但在法度的运用上又各有特色。
戴名世曾有写史应如“大匠之为巨室”、“良将之用众”的比喻[75]，他的史著，亦展示出高超的组织史料的才能。梁启超曾称赞其《孑遗录》能“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史家技术之能。”[76]杜维运也说戴氏“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镕冶之”。[77]戴氏史著的章法，接近于方苞“义法”中“于其言之杂乱无章者寓焉”的精微变化的层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确立历史的空间坐标。首先是选取关键地域作为写作的切入点。如《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分别记录榆林、保定、扬州事，此三地在明季政治版图中均有重要意义：榆林与“流贼”所兴起的延安府相接，此处人心向背可见出朝廷教化之成败；保定为拱卫京师之重镇；扬州在弘光朝为史可法督师驻地，江南、江北安危皆系于此一地之存亡。因此戴氏虽未能实现写作《明史》的心愿，我们却依然能从这几篇文字中见出他对当日天下大势的把握。赵翼曾评价吴伟业歌行“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是“善于取题”[78]，这一评价亦可移之于戴氏诸篇《纪略》。其次是将纵向的时间叙述与横向的空间叙述相结合，增强了历史的“现场感”。如《孑遗录》开篇即叙述桐城四境所接壤之地，以及境内山川形势，下文十余年之攻守战事即在此一空间中展开。又如《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篇首叙述西北边境行政区划与地理形势，以见出榆林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此地“尚雄武而多将才”的民风的由来。[79]《崇祯甲申保定城守战略》，篇首叙述明末畿辅行政建置，“总督二，巡抚九”，“十三节镇”，以此暗寓明季军政的腐败，虽有重重护卫却毫无效用，“贼至辄望风溃”[80]，并凸显保定军民在一片降旗中“坚守不下，死义甚烈”的难能可贵。[81]梁启超谈“史迹之论次”，认为“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82]，戴名世可谓善设构背景者。
二，在纪事中传写人物形象。《孑遗录》及诸篇《纪略》都以纪事为主，但在事件的叙述中，又插入许多对涉事人物性情的叙写。以《孑遗录》为例，崇祯九年（1636）正月一段，记述了一位为掩护乡邻，诱贼远去，“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的老妪，以及一位拒绝为贼修桥，“余一人生，岂众人遂当死耶？”甘愿被杀的民间男子事迹[83]，见出在辗转濒死之际的民众，仍存义烈之性；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一段，记述张献忠与黄得功战场相见时的一段对话：“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何相扼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头耳，何公侯为也！’”[84]通过张献忠之语，揭出当日“贼”与“官”互相勾结、互相依赖乃一种普遍的心理和行为，而黄得功的回答，则可见这位“威名震于贼中”的将军的忠贞正直。黄得功在弘光朝为江北四镇之一，后世史家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此处则为读者展示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又如崇祯八年五月一段，总述史可法治军的辛劳情状，其中“军行不具帏幙，当天寒讨贼，夜坐草间，与一卒背相倚假寐，须臾，霜满甲胄，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声戛戛然”[85]一句，成为关于史可法形象的经典描述。又如崇祯十二年一段，记述抚军郑二阳的昏庸无耻，大敌当前，却“以其所著阴德书出示土民，而戒民间勿捕伤禽鸟”[86]，将退兵之计托付于冥冥之天；敌退之后，方出兵进山，掠夺民寨，且大言：“兵之出征，犹诸生赴试也。兵入山叩堡寨，犹诸生之赴试投逆旅主人也。”[87]有统帅如此，真乃国家败亡之征兆。这种种人物形象的加入，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使得全文不再是军报资料的汇集，而是包含人间鲜活万象的画卷。
三，凸显历史的节点与脉络。如《孑遗录》中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四年一段，围绕“抚贼”一事展开，太湖兵备道杨卓然早有招抚计划，几经周折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两军停战，杨氏入京面奏天子，请求朝命。而朝中公卿对此犹豫不决，桐城民众则认为可趁此机会将贼兵一举歼灭，贼兵亦觉察政府诚意不足，意图再次发起攻袭。在此千头万绪交汇之时，戴氏写道：“乃党祸方烈，廷臣日以门户相争，漫不以贼为意。”[88]于是一个可以决定战局走向的机会，被轻易放弃了。由此又引出停战协议破裂之后，桐标营张宝山袭贼而死，言官又借此劾黄得功擅杀部将张宝山等一连串事件。从而通过此一事，串起前后诸事，并且借此写出当日言官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者的“微旨”即寄寓其中。又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此篇主要叙述史可法督师四镇之始末，兼及弘光一朝军政大端。文中不断对史可法的处境进行概述与评论，如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史公奏请，皆多所牵掣，兵饷亦不以时发，南北东西不遑奔命，国事已不可为矣。”[89]崇祯十七年冬，对部下李日芳“当以生气出之”的劝导，“笑而不答”，观星象之后，又“怆然不乐”。[90]弘光元年四月，扬州告急，“史公檄召各镇兵来援，皆观望不进。”[91]史可法负有统领四镇之责，他履责的顺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南明抗清形势的好坏。而通过上述提示，读者不待终篇，已能体会其困境，预知弘光政权的败亡。与李日芳对话一事，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温睿临《南疆逸史》之《史可法传》亦采入，但温《传》是将其放置在传末，作为传主“逸事”来写，表现的是史可法个人的品德；[92]戴氏《纪略》则将其放置在事件的进行中，使得此事不单关乎史氏个人形象的塑造，而且具有提示下文的情节性作用。这一差别，固然有文体的原因，但作者史才的高下，亦可从中见出一斑。
朱书现存史著中，《皖寨纪事》偏于事实的记录，在文采方面略有欠缺。其传记文字，则能从一人事迹中见出一时一地之风气，如《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金忠士文才武略兼备，朱书于其武事方面，选取镇守榆林为重点，兼及万历间西北边境防守情况；文事方面，则重点录其关于“天灾告警，莫测其祸，汹汹之势，所在思乱”[93]情势的奏疏，而此疏所言，正是当日国家病症所在。又如《送梅勿庵游武夷序》，此篇文名为送序，实为记人，文中由“吾江南上游文献，盖推桐城方氏，宣城梅氏”[94]一句，牵绾起方以智、方中通父子与梅士昌、梅文鼎父子两家，通过对两家家学与处世风格的对照描写，见出明清之际皖北士风、学风的多样面貌，最终归结到“三百年文治遗泽”[95]的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上来。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把握历史的全局性眼光。
相较于戴名世、朱书史著的宏阔文风，方苞的碑传文，篇幅均较短小，而以用笔的简省、文意的深微为主要特征。关于历史写作应取“繁”还是取“简”，历代史家并未有统一意见。大致来说，重“义”之表达者多偏好“简”。《春秋》行文可谓至简，杜预《左传集解序》解释其原因是“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96]。孔颖达疏言：“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意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97]也即“文约”是“旨远”的必然要求。与之相对，重“事”之记录者则不避“繁”。《左传》文繁于《春秋》，杜预解释这是由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98]《左传》以事解经，故不惮枝叶之繁琐。后世史家中，刘知几赞扬“简”、“晦”之义，但又说：“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99]欧阳修力倡“简”，他与宋祁等合撰的《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100]；单篇碑传文字，亦有意追求“文简而意深”[101]的风格。万斯同草创《明史》，则务于浩博，“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02]认为在修史的准备阶段，资料长编的撰著往往不能“简”。可见，在“撰录多备”[103]、文献足征的年代，史著的文风标准，不能一概而论。修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史著体裁，对“繁”、“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方苞属于拥护“简”的一派，这与他把史著视作是最后之成文，而非“史料”有关，亦与他对史之“义”以及史家处境的理解有关。
从现存方苞为明清之际人物所作传记中，我们能够较明显地体会出作者在“义”的选取上偏个人道德，与“法”的运用上尚“简”的倾向。如其《孙征君传》，为清初北方大儒孙奇逢之传记。将此《传》与康熙初年魏裔介所作《孙钟元征君传》[104]对读，可以看到，在取材上，魏《传》中所述甘于贫苦、拒绝阉党笼络、向大府进言、晚年天伦之福等事，方《传》均未采入，只重点记述其在天启年间挺身相救东林“五君子”，以及后半生入山讲学事。在同一史实的记录上，魏《传》详述了孙氏为“五君子”奔走的经过，方《传》只用“倾身为之”[105]一句来表述；魏《传》中所记述孙氏历次辞却征聘事，方《传》亦是一笔带过。方苞曾受孙奇逢曾孙孙用桢的委托，删定孙奇逢年谱。据苏惇元《文目编年》，此《传》与《孙征君年谱序》作于同年。可知方苞写作此《传》时，对孙氏生平细节已十分熟悉，《传》中事迹之取舍，有其深意在。方苞在传文末尾之“赞”中，对孙氏平生学问大旨进行了揭示：“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征君尝语人曰：‘吾始自分与杨、左诸贤同命，及涉乱离，可以犯死者数矣，而终无恙，是以学者贵知命而不惑也。’” [106]联系此文写作时间来看，方苞作此文之前二年，刚从戴名世《南山集》案中蒙皇恩得脱。脱身后的方苞，认为追慕文字虚名，是自己遭此灾祸的主要原因。因此，孙奇逢韬光养晦、“处隐就闲”的立身法则，便受到方苞的格外推崇。此《传》重点在突出孙氏与政治的疏离，与此无关者一切删汰，正是为了强调此“知命”之义。方苞论述前史作法，曾有“常事不书”之说：“《春秋》之义，常事不书……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107]《孙征君传》对史料的剪裁，正是遵循了“常事不书”的原则。
又如《田间先生墓表》，墓主钱澄之甲申后曾参与吴江反清义军，又曾在隆武、永历朝廷任职。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军攻陷桂林，永历帝由梧州逃往南宁。钱氏于此时脱离朝廷，于顺治八年（1651）年末辗转回到桐城故乡。这段在钱氏一生中至为重要的经历，《墓表》却只用“及归自闽中”[108]五字带过。全祖望对这一省略颇感遗憾，认为方苞可能是未见到钱氏记述南明史事的《所知录》。[109]但从《墓表》中所写钱氏与方家父子的密切交往，“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110]的情况来看，方苞不可能对钱氏任职南明之事一无所知。此文作于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多年前，友人戴名世因直书南明年号而被认为“悖逆”、处以极刑的教训应犹在心，而这二十多年里，又接连有吕留良、屈大均等著名文人因文字“悖逆”而遭祸。因此，剔除钱氏的故国之思与民族节操，突出其早年参加复社时的“君子”立场与晚年的学问成就，应是方苞的有意为之，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保全作者，并确保这篇文章能够流播于世。这可以说是方苞“常事不书”原则的另一种运用。
方苞谈《史记》作法，认为《礼书》、《乐书》、《封禅书》、《儒林列传》诸篇，均隐含着作者的言外之意。在方苞记述明遗民事迹的文字中，亦常有这种“言近而旨远”之辞，如《白云先生传》，传主张怡，崇祯末为锦衣卫，甲申三月后曾“与未死诸公哭大行于承天门下”[111]，后隐于南京栖霞山，是清初遗民中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方苞此《传》，对张怡早年经历，以及南归后的隐居生活，均以极平淡冷静的口气出之，但又写道，张怡不许世人为其著述抄录副本，言“已市二瓮，下棺则并藏焉”。[112]张怡的多种著作，今日尚存人间，并没有被带入坟墓，但这一表述，却传达出这位当年的崇祯近侍，在君死国亡后的深哀巨痛。晚清人袁承业在为明遗民季大来所作传中，记述季氏晚年把著作藏在密封的铁函里，“其殆郑所南《心史》，张瑶星《经说》之类欤？”[113]可见方苞此处的“微旨”，当日读者自不难领会。又如《季瑞臣墓表》，季氏为明季诸生，一生无甚大功业，此文主要记述其治家之事。文末突然插入季氏与一位友人的来往：“杨先生鹿园，金陵奇士也，于时人概不快意，独与先生为寂寞交。先生寡言语，终日温温，独时与杨先生扶杖矫首郊野，则巨饮纵谈大乐，或乐未毕而继之以哀。”[114]杨鹿园，名大郁，字炯伯，清初隐于南京，卓尔堪《遗民诗》收其诗十一首，中有“莫问蒙头点白霜，只看世事等黄粱”[115]之句。季、杨二人能成为不避哀乐的“寂寞交”，当是有同样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的缘故。方苞此处看似闲笔，实际上写出了季氏不为人知的情怀，用意颇深。钱穆认为方苞的文笔“很可做小品”[116]，这类充满“言外之意”的对故国人物的描写，正是方苞全部创作中最近于小品、最富情韵的部分。
综上所述，桐城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在史“义”和史“法”上均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在“义”的方面，戴名世、朱书更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具体人事的评论更倾向于从现实结果出发，以实际事功为衡量标准。而方苞对牵涉到朝代更替的敏感问题，往往采取有意规避的态度；在品评历史人物时则注重其个人品行，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法”的方面，戴、朱二人史著，呈现出包罗万象的宏阔气势，难以用一定的文法来阐释；方苞的传记文字，尚“简”尚“晦”，旨意深远，较有法度，同时也不免有气促不畅之病。
在早期桐城派作家中，方苞享年最久，名位最高，其“义法”说，成为后世桐城派文章理论的基础。而从本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苞理想中的“义法”，本是作史之法，但其本人的史传创作，却是有关天下兴亡之“大义”少，有关个人存身之“小义”多；浑融包举之处少，细节描摹之处多，并未能体现“义法”的全体面目。这一特点，与方苞本人的学术取向有关，也与其生命历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心态变化有关。学术取向方面，方苞自青年时代便有治经之志向，晚年自言“平生精力所竭，惟在别择先儒经义”[117]，而于三《礼》、《春秋》、《诗》尤用力。这几部经典，《礼》以礼文寓礼意，《春秋》以事寄寓圣人之情，《诗》亦讲究“比兴”，均有“言高旨远”的特点。方苞以“简”“晦”见长的文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经典文风熏染的结果。精神心态方面，以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为分界线，方苞的人生轨迹与处世信念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此案由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118]而起，次年刑部审拟此案的题本中，进一步将论南明史事的《与余生书》列为《南山集》六篇“大逆之言”之首，戴名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伏法身死，朱书、方苞亦均受到牵连。朱书因亡故得免议，方苞先被下狱，后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获释。经此磨折后的方苞，一方面，对世间苦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写出了《狱中杂记》这样“准确有力”的文字[119]；另一方面，则拜服于朝廷的威权，体现在文章创作上，便是有意的“自我压抑”[120]。方苞对长篇史著之体的放弃，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对敏感事件、人物的有意略过，均可以看作是其史学写作中“自我压抑”的表现。可以说，从戴名世、朱书到方苞史传文风的转变，是一个史学告退、辞章兴起的过程，也是清前期文人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对文章之“义”与“法”进行选择的结果。经过有意无意的筛选，早期桐城派史著中的宏大之义与纵横驳杂之法被过滤掉了，思想与文辞上的洁净、规范，遂成为后世桐城文章的主要特征。
（此文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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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17页。
[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诗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1页。
[3]戴名世著、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杜溪稿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4]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四《朱字绿文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22页。
[5]石钟扬、徐文博：《朱书与桐城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6]《方苞集》卷十二《朱字绿墓表》，第346页。
[7] [8]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第27页。
[9][10][30] 《戴名世集》卷一《与余生书》，第3、2、2页。
[11]《戴名世集》卷一《与刘大山书》，第11页。
[12][13][102]《方苞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第332、333、333页。
[14]朱书著，蔡昌荣、石钟扬点校：《朱书集》卷六《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04页。
[15][16][17][18]《朱书集》卷十《皖寨纪事》，第186、187、188、190页。
[19][48]《戴名世集》卷十二《孑遗录自序》，第309页。
[20]《戴名世集》卷六《先君序略》，第174页。
[21][37]《朱书集》卷八《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第168、170页。
[22]《戴名世集》卷四《汪武曹稿序》，第100页。
[23]《方苞集》卷十四《重建阳明祠堂序》，第411—412页。
[24]《方苞集》卷十七《兄百川墓志铭》，第496页。
[25][55][77] 《戴名世集》卷十四《史论》，第403、404、405页。
[26]徐乾学：《憺园文集》卷十四《修史条议》，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27]王鸿绪：《史例议上》，刘承干编：《明史例案》卷二，民国嘉业堂刻本。
[28]杨天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万斯同：《石园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7页下。
[29]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
[31]《戴名世集》卷六《画网巾先生传》，第168页。
[32][83][84][85][86][87][88] 《戴名世集》卷十二《孑遗录》，第328、314、325、313、318、318、319页。
[33]《戴名世集》卷六《杨维岳传》，第161页。
[34]《癸壬录》原文已逸，仅存朱书自序，收入《杜溪文稿》康熙刊本卷二。《杜溪文稿》初刊于康熙三十九年，在后出刊本中，此序均被删去。此处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0页。
[35][36]朱书：《灵谷寺树记》，朱书等：《灵谷纪游稿》，《古学汇刊》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3662页。
[38][51][61][62]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8、336、328、329—330页。
[39]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收入《中国近代内乱外祸历史故事丛书•扬州十日记》，台北：广文书局，1966年，第20页。
[40][60][65] 《方苞集》卷五《书杨维斗先生传后》，第120、120—121、122页。
[41][42][43]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44][54] 参见顾城：《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54、115—122、203、218、236—237、361—362、472页。
[45]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46][47]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19、220页。
[49][50][52][53]《戴名世集》卷十三《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第363、374、372、374页。
[56][59][93]《朱书集》卷八《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第160、155、155-156页。
[57]《朱书集》卷七《游冯公少墟园亭记》，第139页。
[58]《朱书集》卷三《天津咏古•海运策》，第52页。
[63]《方苞集》卷五《书卢象晋传后》，第120页。
[64]《方苞集》卷五《跋石斋黄公手札》，第133页。
[66]陈永明：《从“为故国存信史”到“为万世植纲常”：清初的南明史书写》，收入陈永明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67]《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68][69][70]《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7、3299、3299-3300页。
[71]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65页。
[72]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74页；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2、150—159页。
[73][74]《方苞集》卷三《又书货殖传后》，第58、59页。
[76]梁启超：《书籍跋•戴南山孑遗录》，《饮冰室全集》第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271页。
[7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208页。
[78]赵翼著，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卷九《吴梅村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66页。
[79]《戴名世集》卷十三《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第336页。
[80][81]《戴名世集》卷十三《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第344页。
[8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89][90][91]《戴名世集》卷十三《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第353、353、356页。
[92]温睿临：《南疆逸史》列传第一《史可法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44页。
[94][95]《朱书集》卷五《送梅勿庵游武夷序》，第95、99页。
[96][97][9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9页上、1709页上、1705页中。
[99][10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九《烦省第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5—266、264页。
[100]曾公亮：《进唐书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72页。
[101]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十三《论尹师鲁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18页。
[104]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八《孙钟元征君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7—458页。
[105][106]《方苞集》卷八《孙征君传》，第213、214页。
[107]《方苞集》卷二《书汉书霍光传后》，第62页。
[108][110]《方苞集》卷十二《田间先生墓表》，第337页。
[109]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三十《题田间先生墓表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62页。
[111]张怡：《白云道者自述》，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
[112]《方苞集》卷八《白云先生传》，第215页。
[113]袁承业：《明孝廉季大来先生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三十五，民国十二年刊本。
[114]《方苞集》卷十二《季瑞臣墓表》，第332页。
[115]杨大郁：《清明前四日同季水徙侯子山澹心静夫过聚霄道院至清凉山看花竟日》，卓尔堪编：《遗民诗》卷十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4页。
[116]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61页。
[117]《方苞集》集外文卷十《与陈占咸》之八，第800页。
[11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补辑《戴名世〈南山集〉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52页。
[119]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120]“自我压抑”一词，是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一书中提出的术语，指在朝廷文字审查制度之下，作者、读者、出版从业者，在文字产生、流播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的、自觉的“生存努力”。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第八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版，第393—500页。
7.钱基博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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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任雪山 卢坡 史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