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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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与桐城派

Original 任雪山桐城派研究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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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与桐城派

任雪山

作者简介:任雪山，男，安徽泗县人，文学博士，合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钱基博虽主张不立宗派，但也不排斥宗派，尤其与桐城派关系密切。不管是从宗族到出生地，从人生到交游，从教学到研究，钱基博与桐城派都有颇深的渊源，因此被时人视为桐城派，亦在情理之中。

钱基博（1887-1957），江苏无锡人，钱钟书之父，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以集部研究著称于世。钱先生尝言：“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喜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虽然钱基博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加入任何流派，但却与古文和文学流派打了一辈子交道，与桐城派关系尤其密切。

一、钱基博与桐城派的人生关联

钱氏尝与李详言：“博平生与桐城诸老，未尝有所因缘。”这主要是指二十岁之前，二十岁之后因缘就来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钱基博在无锡商界巨子薛南溟家遇见吴汝纶弟子严翊庭，严见其文声情并茂，欲引荐到吴氏门下。钱氏以自己学问未成，不愿依附大匠沽名钓誉。实际上，此前一年钱基博十九岁时就已到薛府任家庭教师，而薛南溟不是个简单的生意人，而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之子。如果钱基博想攀附桐城派，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他没有，这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与态度。就像当年他投考苏州师范学校，初试成绩优异，面试时遇见严厉的罗振玉，终因不肯屈服而未被录取。

宣统元年（1909），二十二岁的钱基博被无锡学者廉泉推荐到江西按察使陶大均处为记室。廉泉，无锡著名学者，精通诗文，19岁与桐城吴芝瑛结婚，吴氏伯父即吴汝纶。陶大均早年授业于黎庶昌，为曾国藩再传弟子，好古文辞，当年读到钱基博文章时，“骇为龚定庵（自珍）复生”，遂将其招入幕府，钱氏从容讽议，宁折不弯。某日钱氏诵读韩愈文，声朗户外。恰逢陶氏路过，以为不可，遂亲授以桐城派诵读之法。一年后，陶氏病故，钱氏返乡。从以上的人生经历来看，钱基博与桐城派还是颇多交集，曾国藩四大弟子三位他都有所接触，并有直接往来。

不止如此，钱基博与桐城派还有更深的渊源。钱氏是无锡人，无锡古代属于常州府。钱基博曾提出常州有桐城之学，即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恽、张二人常闻说于钱鲁思，钱鲁思授业于刘大櫆，所以阳湖派乃桐城派在阳湖支脉而已。阳湖文与桐城文当然有同有异，其异在于，桐城文从唐宋八大家入，阳湖文从汉魏六朝入；桐城文雅洁，阳湖文瑰丽，颇救桐城文声味寡淡之病。后李兆洛起，倡言秦汉之文为唐宋之祖，更辑录《骈体文钞》以当《古文辞类篹》。或正因此，后王先谦续《编古文辞类篹》，收恽敬、张惠言，不收李兆洛。钱基博引陆祈孙的《七家文钞序》，称李兆洛“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与桐城派殊途合辙，不收李氏显其境界偏狭，阳湖实出于桐城也。钱基博为常州桐城之学争地位，一方面出于他对阳湖派与桐城派的深入研究与了解，还与他与主要代表人物的宗亲关系。二钱同为无锡钱氏，可谓一家人，他常说“我常州”或者“吾宗伯埛”之类的话，比如在《中国文学史》钱氏曰：“惠言由辞赋以为古文，盖吾宗伯埛及桐城王灼开其途辙，而因以得法于刘大櫆也。”这表明他不仅承认与钱鲁思关系，并引以为自豪。而他的家族与李兆洛关系更为密切。

钱基博在《读清人别集录》中读李兆洛文集时透露，他的伯祖父钱维樾与祖父钱维桢皆为李兆洛授业弟子，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里面的《钱君鉴远传》记述的就是钱基博的高祖钱士镜。而李氏的《似山居图记》为钱基博曾祖所作，其他文章如《跋恒星图》、《陆傅严易参跋》等也有涉及钱基博祖上。钱基博认为李兆洛与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吴德旋四人一起皆治桐城家言，而李氏不囿于桐城派之说，论学兼采汉宋，论文综合骈散，溯源汉魏，实开同光以来不立宗派古文家法脉。而钱基博本人即为其中重要一员。由此可见钱氏一家几代与李兆洛不仅交情深厚，而且很多思想观点亦一脉相承。

二、钱基博与桐城派的教学联系

以上主要是就人生关联而言，如果从教学来看，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更加密切。桐城派代表人物多为教师，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戴钧衡、吴汝纶等人生主要活动都与教学有关，桐城派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书院教学来实现。钱基博一生勤于治学，既是文史专家，又是教育家。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在无锡国专、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湖南师大、华中师大等校任教。他当年受唐文治邀请长期任教的无锡国专，亦与桐城派有关。唐文治出自《续古文辞类纂》编者王先谦门下，又从吴汝纶学习古文法，特别是桐城派诵读之法。任教期间，他与唐文治一起推行古文辞教育。不仅如此，从教学体系到教学方式内容，钱氏都沾染了很强的桐城派色彩。钱基博的弟子马厚文在《从钱子泉先生受业记》一文，详细记录了钱氏在光华大学教学情况。

第一学年，开设“基本国文”课程，用姚鼐《古文辞类篹》为教本，以所著《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作参考。钱氏教人读文，亦采用桐城家言“诵读”、“圈点”之法。尤其是诵读法，与唐文治在全校推行的诵读法一样，都是来自桐城派的“因声求气”理论。第二学年，讲授《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自王闿运以迄胡适，以一个古文家眼光来综核评述，民国纪元前后之五十年间文学之变迁，其中“散文”部分就是以桐城派后期人物为代表。第三学年，讲授“韩文研究”，用《东雅堂韩昌黎集》为教本，以所著《韩愈志》及《韩愈文读》作参考。而韩愈恰恰是桐城派文章不祧之宗祖，没有哪个文学流派比桐城派更重视韩愈，所谓“文章介韩欧之间”。第四学年，讲授“桐城文派”，以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为参考，但嫌其书分卷庞杂，又无评述，于是钱氏口授，选读各家之文，剖析利病，且以所著《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为参考，说明桐城派起原、发展、传授和演变。

马氏还透露，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桐城文派论》即是钱基博讲稿。他说：“其后先生再开此门课程，备有讲稿，书于黑板，有系统、有条理，而门人梁堃记录最为详备。不幸梁君病卒，同学将其笔记请先生作函介绍至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小丛书出版，名《桐城文派论》。”笔者翻检梁堃的《桐城文派论》，从行文风格来看，确实有点像课堂笔记，简练凝聚而不枝蔓。从内容来看，与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及其他著述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当时马厚文的文章是刊登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钱基博诞生百周年纪念专辑上面，而该专辑是由钱基博的几位著名弟子门徒编选，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从反面来说，马厚文本人跟随钱基博多年，也是职业学者，没有任何动机作假，该书是否为钱氏所作，与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影响钱基博。所以可暂时将此书列为钱氏作品。该书论述精到透辟，堪称钱氏一生桐城派研究的系统理论总结。

由钱基博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与桐城派关联密切，甚至是有点以桐城派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第一年阅读的《古文辞类篹》，系统体现了姚鼐以及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可以说该书是进入桐城派的门槛和必由之路。第二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桐城派后期的生存环境和具体生存状态，更好地了解桐城派的发展脉络。第三年的韩愈学习，是桐城派古文的追根溯源。第四年研究桐城派文法义理讲解，是在前面三年基础上的系统评判与理论提升。从作品到理论，从个案到学术史，全面完整地呈现桐城派的面貌。

三、钱基博与桐城派的相关论争

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他与别人发生的三次学术论争。1929年下半年，钱基博与李详展开了一场论争。李详（1858―1931），字审言，江苏兴化人，明代状元宰辅李春芳八世孙。工诗文考证，著述颇丰，以骈文知名当世，为清末民初文学家，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氏1908年在《国粹学报》第四十九期上刊发的《论桐城派》一文，引起较大社会反响，观点常被时人评论转录。文中李详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及其流变，特别批评了桐城派末流文章之弊：徒具形式，内容空疏；只知起承转合及文言虚字的运用，摇曳作态，实乃八股之变种。他认为古文无所谓派，而有所承即可为派。文章发表后，虽影响较大，但并没有人公开反驳，而当时桐城派名家马其昶、姚永朴和姚永概等与其皆为至交，也没有发表意见，可见李氏所论非虚，确为诸家共识。

事情的缘起是李详在《南通报》上读到钱基博关于桐城派的系列文章，主要是1928年11月16日—1929年3月3日连载的《<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同时他又正在看林纾的《畏庐文集》，胸中有不平之气无处发泄，这时正好费范九代替钱基博来向他讨要文集作研究之用，他就一股脑把连日来心中的怨气发到钱基博身上，同时表达自己对桐城派的一贯看法。两个人来来往往总共有七封信，论争的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钱基博是否是桐城派，二是对姚鼐及其桐城派人物评价，三是对林纾评价。李详认为钱基博之文雅宗桐城，其著述“张桐城之帜”。钱基博回应说，他蒙受此不白之冤已有二十年。实则他早年教育主要是家学，课诵萧选，泛滥四部之书，“自知文字与桐城异趣”。至于课堂教学中讲授《古文辞类纂》，实在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文章选本。至于桐城派诸老，早期的姚鼐与当时的马通伯，钱基博以为：“容与闲易，未尝作态，自饶别趣。”钱氏坦言服膺马通伯之桐城派散文，但并不赞成宗派之说。对于林纾，双方均持批判意见，李详认为林纾抬高桐城派，“不过为觅食计耳”，而林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秾巧糜，淫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进趋入猥薄无形，终以亡国。”李详的观点委实偏颇，林译小说的成就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与价值，他和严复一样对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有莫大的襄助，绝非如李氏所言亡国殃民。钱基博也不喜林纾，谓其“读书不富，矜气未化，涂泽其词，乃称祖宗桐城，政恐诸老，未必肯视为正出嫡子”。钱氏所言相对公允，而其称林纾为“桐城谬种”，不愿与之等量齐观，就多少有些胸中怨气。这与他和林纾的个人恩怨有关。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古文家、翻译家。钱基博和林纾的恩怨要从武侠小说讲起。林纾《技击余闻》在《小说月报》连载以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1914年钱基博紧随林纾之后，在《小说月报》刊发武侠小说，后结集为《技击余闻补》。钱基博坦言，他的创作是受林纾启发：“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钱氏小说确实不让林氏，连载之后一时赞誉有加。有读者言钱氏笔墨劲峭苍古，在林氏之上。林氏闻知，大为不悦，旋即致书编辑部，称愿意让贤，但不再供稿。商务当局衡量轻重，以林译小说影响更广，只得慰藉林氏，而宕塞钱氏。当时的编辑恽铁樵对此大为不平，无奈林氏名高。不仅如此，林纾还利用自己在京城的影响，阻止钱氏的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阻止他到北师大讲座。从此两人结怨。当然，钱基博说他不计前嫌，在所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给其应有地位和评判，这是事实。但钱氏在自传中说，林氏在时不肯降心以服，其不在时亦不作寻声之骂，就不完全属实。因为他与李详通信中，明确称林纾为“桐城谬种”，显然是“寻声之骂”，而且不少文章都提及此事。

钱基博的第三场论争是与范当世弟子门生。1933 年1月，钱基博在《青鹤》杂志连载读书札记《后东塾读书杂志》，其中第一篇即为“范当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文中涉及对范氏诗文的批评，引起以冯超为代表的范氏弟子不满，双方于是展开论争，战场一度扩散到《国风》杂志，周围相关的一些文人也卷入其中，一时在旧式文人圈影响颇大。后来《大江北商报》把双方论战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从论争的主题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桐城派的风格与界定；其二，南通派的存在与否；其三，桐城派语言雅洁的学术评价。

钱基博观点可概括为，文章风格决定流派宗属，风格不同即可另开一宗。韩愈语出奇崛，欧阳修变为平易，桐城诸老体气清洁，唯缺雄奇之境。曾国藩出，以汉赋之气运之，文体一变卓然成为大家。张裕钊得于《史记》之谲怪，其恢诡廉劲之风格亦自成一境。范当世问学于张裕钊，其文风恰如陈三立为其文集作序所言：“长于控抟旋盘，绵邈而往复。”“绵邈而往复”为桐城派之境，而“控抟旋盘”之境则非桐城派所固有。所以钱基博认为范当世在南通“为河源岱宗以开一地之文运，犹之方望溪之在桐城，曾文正之开湘乡。”范当世再传弟子冯超指出，范当世师张裕钊而友吴汝纶，其学本于桐城。冯超的老师，范当世的入门弟子徐昂认为，陈三立的措词皆与阳刚相对，则可反推范文具有阴柔之美，与桐城蹊径可谓貌异神合。陈灨一认为曾国藩文辞雄气厚，虽师法姚鼐但不同于姚鼐之清真雅正，非桐城可限。曾门四杰因为师法曾国藩，所以也与桐城不同。近世之人，他认为马其昶严正清洁，尚守桐城派家法；陈三立雄健挺拔，自成一家。林纾文词俊雅，与魏禧为近，与桐城派较远。陈的观点与钱基博较近，这实际涉及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如何界定桐城派，甚至是如何界定一个流派。不同的理论家观点不同，有的认为有所师承即可，有的认为风格相近即可，有的认为理论主张相似即可，各种理论互有利弊得失。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经说：“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强调的是有所师法，有所创造，他本人的风格与方苞、刘大櫆也不同。方苞文章的风格是谨严质朴，刘大櫆是峻拔雄奥，姚鼐是迂回荡漾。所以如何界定桐城派，至今仍然是个问题。

钱基博曾坦言，他并不喜欢宗派：“博生平论文，不立宗派。”虽然不立宗派，可也不排斥宗派，尤其在论文时很喜欢以宗派眼光看问题，这与梁启超有些相似。前者他与李详一边说不立宗派，一边又学程晋芳和周永年说姚鼐“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与李详言：“天下文章，其出于扬州矣。”而在与范当世弟子论争之时，钱基博又提出“南通派”之说。他认为蔡达观、费师洪为文皆喜往复，与范氏路径同，故戏名之曰“南通派”，并归纳南通派文风“以瘦硬盘屈取劲”，与桐城文“纡徐淡荡”相对。冯超不同意钱基博的看法，认为针“南通派”的提法不妥，他指出蔡达观渊源有自，费师洪仅附于徐昂门下，强为树派实为狭隘。陈赣一也不赞成立派，主张宗派之说不如师法之言更妥，他甚至认为桐城派的说法可以废止了。钱基博的南通派是以范当世风格为代表，而桐城派代表作家较多，就是方刘姚三人风格也不尽相同，所以通过文章风格生拉硬扯出一个流派，条件是不够充分的。事实证明，南通派之说，也就从此戛然而止了。而桐城派，不管赞成与否，文学家和研究者的心里还是有一个桐城派，虽然各人理解不太一样，但作为最大的散文流派的长期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桐城派在语言上有严格要求，也就是方苞提出的雅洁。冯超抓住钱基博自认与桐城派有渊源且服膺《古文辞类纂》等语，指责他写的《费大猷家传》掺入江湖小说语言，违背了方苞所谓“古文中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南北史轻佻语”等雅洁标准。同时，冯超顺势抨击钱文“中华人民造国”之类的提法，不伦不类。钱基博引经据典进行反驳，比如桐城派所推崇的太史公之记伙头，何尝不以俚语入文，但却充满奇趣，神采熠熠。后汉书载绿林、赤眉、铁胫尤来有黑山、左髭、牛角等江湖小说之语，如果禁止则难见当时史实。所以钱氏主张：“方望溪言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蘄于截断众流，而崇古文以卓出于史之上，诚窃以为其道隘狭，不免有时穷。”钱基博从文史相通的观点批驳方苞对语言的诸多限制和要求，指责其未免狭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也对古文语言上的限制进行批判，认为：“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蹈矩，以求保卫语言的纯洁，消极的、像雪花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语言本来是生动活泼的，方苞当年对语言的诸多规范，更主要是针对晚明以来空疏浮夸的文风而起，同时也是对语言纯化的要求，但是这种限制和要求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而演变为一种桎梏，特别是到五四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白话文运动和新文体的崛起，使得桐城派雅洁的古文难以应付，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钱基博与桐城派不管是从宗族到出生地，从爱好到交游，从师法到研究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桐城派也就不足为怪了。他说自己为此蒙受不白之冤，其实只是不愿取悦时贤而已：“囊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桐城派鼎盛之时，他不攀附；衰落之日，他不简单附和批判。他明晓桐城派之钝，亦知其锋。他能够取其长，亦能去其短。他书房所题楹联“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也可揭示其学术旨归。他说曾国藩论文“从姚入而不必从姚出”，他自己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有几人不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他们从桐城派进入，然后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其实，在钱氏心中，桐城派即使衰落，也是“已死之虎”。通过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既可以更好地了解钱基博的学术特征以及发展历程，也可以窥见桐城派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接受与命运。

（此文原刊于《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期，个别地方微调。）

详注已删，仅留参考文献：

[1]傅宏星：《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

[2]王玉德：《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4]文明国编：《钱基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5]黄仲苏：《朗诵法》，开明书店1936年。

[6]钱基博：《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中山书局1929年。

[7]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8]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文海出版社1986年。

[9]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

[10]马厚文：《从钱子泉先生受业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专辑》，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