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集》案影响有多大?
《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以戴名世、方苞为例
关爱和
【作者简介】关爱和(1956一 ),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摘要]清入主中原后,针对激烈的反清情绪,对士人采取严密的钳束政策,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其《南山集》的锋芒而致大狱,与戴氏有文字交的方苞也因作序而罹罪,虽幸免于死,但精神受到重创,为文风格遂变得迂回盘折。此案前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心路历程。
戴名世与方苞是清代桐城古文初创时期的双子星座。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方苞(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戴名世与方苞同为桐城人士,同好古文辞。戴氏与方舟、方苞兄弟客居南京时,以文章之学相切磨,对时俗文风,亦存维挽救正之志。戴名世《方灵皋稿序》叙及与方氏兄弟的文墨交谊时云:
始余居乡年少,冥心独往,好为妙远不测之文,一时无知者,而乡人颇用是为姗笑。居久之,方君灵皋与其兄百川起金陵,与余遥相应和,盖灵皋兄弟亦余乡人而家于金陵者也。始灵皋少时,才思横逸,其奇杰卓荦之气,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溴。已而自谓弗善也,于是收敛其才气,浚发其心思,一以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炉锤,穷极幽渺,一时作者未之或及也。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侧出者,固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灵皋于《易》、《春秋》训诂不依傍前人,辄时有独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与灵皋互相师资,荒江墟市,寂寞相对。而余多幽忧之疾,颓然自放,论古人成败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盖用是无意于科举,而唾弃制义更甚。乃灵皋叹时俗之波靡,伤文章之萎茶,颇思有所维挽救正于其间。
此文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是年方苞中江南乡试第一,刊其制义,戴名世为之作序,叙其文字交往,也各见性情心志。
戴名世作《方灵皋稿序》三年后的康熙四十一年,方苞转为戴氏《南山集》作序。此年戴名世由江宁迁桐城南山新购私宅,自称归隐。其门人尤云鄂将生平所抄戴氏文百余篇付梓,因戴氏卜居南山冈,即以《南山集》命名。方苞《南山集序》云 :
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始相见京师,语余曰:“吾非役役于是而求以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其后各奔走四方,历岁逾时,相见必以是为忧,余亦代为忧⋯⋯是集所载⋯⋯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盖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
方苞序文对《南山集》评价甚高。此序是否为方苞所作,历来有所争论。李塨《甲午如京记事》记方苞曾语李塨云:“田有文不谨,余责之,后背余梓《南山集》,余序,亦渠作,不知也。”后苏惇元作《方望溪先生年谱》,谓 “其序文实非先生作也”。李、苏所言,代表否定一派。但方氏文集中,多次说过自己因《南山集序》牵连入狱,从未辩白《序》非己作;又据《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 》一文中所录戴名世在刑部的口供,戴名世只承认《南山集》中署名尤云鄂的序是自己代作的,而认定“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 的”;再对照方苞在戴氏去世后所写的《书先君子家传后》对戴文的有关评论,与《南山集序》的口气十分吻合,应该可以肯定此序出自方苞之手。
康熙四十八年 (1709),戴名世57岁,会试及第,授编修。越二年,《南山集》案发。是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此时,清王朝 正着意清除清初曾十分流行的反清意识和情绪,康熙处理此案雷厉风行,牵连甚众,除戴名世、方孝标两族外,为《南 山集》作序者 、刊刻者及与戴交往的很多人均得罪被捕,方苞即在其中。审讯两年后,以“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的罪名定罪,戴名世与尤云鄂俱论死,其他人得以宽释。方苞出狱隶籍汉军,时年46 岁。
《南山集》案是康熙后期震惊海内的文字狱。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南山集》曾根据方孝标所作《滇黔纪闻》中的材料议论南明史事,并使用南明诸帝的年号。清王朝不惜罗织罪名,铸成大狱,在于借助此案以表 明对有遗民心态、以网罗明末文献而酝酿反清情绪者严惩不贷的决心和态度,《南山集》案拉开了清代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的序幕。
戴名世与方苞,以文字相知,以文字得罪,堪称莫逆患难之交。《南山集》刊刻时,方苞即称:“褐夫之文,盖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戴氏死后,人隐其姓名称宋潜虚,方苞又谓:“然世所见潜虚文,多率尔应酬之作。其称意者,每椟而藏之”,“潜虚死无子,其家人言:椟藏之文近尺许,淮阴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或曰已失之矣。”戴名世遭祸后,其文以隐秘的方式保存、流传,遗失与讹误现象自然严重。今人王树民编辑整理《戴名世集》,录文282篇,收辑最为完备,考核也最为可信。
读《戴名世集》,最让人怦然心动 的是作者自我塑造和勾画出的贫寒磊落之士失意落魄的形象及倔傲不驯的性格。戴氏自言:
当今文章一事贱如粪壤,而仆无他嗜好,独好此不厌。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而仆以为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为之,将欲入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而不幸死丧相继,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为困踬颠倒,良可悼叹。同县方苞以为:“文章者穷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穷亦奇,如戴子是也。”仆文章不敢当方君之所谓奇,而欲 著书而不得,此其所以为穷之奇也。
此段夫子自道概言了戴名世的志趣、追求与生存困境。戴氏把《明史》的写作视为平生第一要务,“留意先朝文献”,“胸中觉有百卷书”者,则指《明史》的撰著。此即方苞所称“藏其胸 中而未得一出焉”,也即戴名世以为必“人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者。戴氏撰写《明史》,为左史、太史之文,留千秋万古之名的夙愿,因衣食之累、穷困之扰而不能实现,则忧患不平之气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他在《初集原序》中云 :
余生二十余年,迂疏落寞,无他艺能,而窃尝有志,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妄欲追踪古人。然家无藏书,不足以恣其观览,又其精神心力困于教授生徒,而又无相知有气力者振之于泥涂之中。⋯⋯假令天而不遗斯文,使余得脱于忧患,无饥寒抑郁之乱其心,而获大肆其力于文章,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而荏苒岁月,困穷转甚,此其所以念及于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
欲著书而不可得的困顿,欲攀援而无人相知的烦恼,恃才自傲而不用于世的牢骚,极易酿成对社会世道不满与感慨忿怼的情绪。戴名世年轻时有《穷鬼传》一文,取意于韩愈的《送穷文》,写曾附身于韩愈之身的“穷鬼”转而附身于“被褐先生”,遂使其“议论文章,开口触忌,则穷于言;上下坑坎,前颠后踬,俯仰蹋踏,左支右吾,则穷于行;蒙尘垢,被刺讥,忧众口,则穷于辨;所为而拂乱,所往而刺谬,则穷于才;声势货利不足以动众,磊落孤愤不足以谐俗,则穷于交游。抱其无用之书,负其不羁之气,挟其空匮之身,人所厌薄之世,则在家而穷,在邦而穷”。戴氏以“褐夫”为字,“被褐先生”实为自指。韩愈《送穷文》谓穷鬼有五,戴氏此文谓穷鬼有五穷。作者借“穷鬼”之口曰:“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往独来而游于无穷 。”穷不但不能使人意志消沉、自暴自弃,反能使人感发奋起、傲然兀立。与《穷鬼传》寓言式体裁相似,戴氏又有《盲者说》、《鸟说》等文。《穷鬼传》近于自嘲,《盲者说》、《鸟说》则意在嘲世。《盲者说》借盲童之口,说明盲者目虽不见,四肢百体自若,不疲其神于不急之务,不用其力于无益之为,盲而不盲;而世上明目不盲之人,邪正在前不能释,利害之来不能审,治乱之故不能识,不盲而盲。《鸟说》叙述羽毛洁而音鸣好之鸟,不栖深山茂林,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 的故事,说明世路凶险,洁身自好者当好自为之。此类文章,都隐含着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绪,这些情绪,或寄寓于艺术形象,令人神会;或触喉而出,锋芒毕露。戴氏《送蒋玉度还毗陵序》言士林柔媚之风尚云:
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而世之论才士者必归焉。今之所谓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时,便佞也而喜其适己,狼戾阴贼也而以为有用。士有不出于是者,为傲、为迂、为诞妄、为倨侮,而不可复近。
此种直言与《盲者说》、《穷鬼传》之曲语,愤世嫉俗的情绪是一脉相承的。
桐城是东林党人左光斗,复社之英方以智、方文,几社巨擘钱澄之的家乡。康熙年间,政治秩序虽趋于稳定,但江南地区反清情绪仍未真正遏止。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在士林谈荟中,传述前明遗老轶事,盛推前辈气度志节。戴名世有志于《明史》,史虽未成,但于明代文献掌故及史书之法是十分留意的。《戴名世集》中有传记文5O余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记述明末志士奇民的事迹的。《杨维岳传》记史可法部下、安徽巢县人氏杨维岳在清兵破扬州后绝食以死之事道:
北兵渡江,京师溃,而史可法以大学士督师扬州,城破死之。维岳泣曰:“国家养士三百年,以身殉国,奈何独一史公!”于是设史公主,为文祭之而哭于庭。家人进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饮酒,亦却之⋯⋯居三日,北兵至,下令难发。维岳不肯。人谓:“先生曷避诸?”维岳日:“避将何之? 吾死耳,吾死耳!”其子对之泣,维岳曰:“小子 ! 吾生平读书何事? 一旦苟全幸生,吾义不为。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来劝慰,偃 卧唯唯而已。搜先人遗文,付其子曰:“当谨守之。”乃作不髡永诀之辞以见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诣先世神主前,再拜人室,气息仅相属。人来观者益众,忽张目视其子曰:“前日见志之语,慎毋以示世也。”顷之遂卒。
与杨维岳不肯薙发事清之事相仿佛,《画网巾先生传》记述了顺治二年发生在福建境内的故事 。一位着明代衣冠、匿迹于山寺之中者,当其被逮而被迫去掉明网巾装束时,复令仆人画网巾于额上,人称画网巾先生。画网巾先生终因不肯去掉所画网巾而引颈就戮。作者在表彰易代之际守节死义行为的同时,也控诉了清朝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屠杀与血腥。
如果说,上述传记尚可勉强以网罗旧闻、搜集轶事为掩饰,那么《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与余生书》两文则近于攘臂以出了。前文为戴氏读《春秋》之笔记。作者认为:
今夫《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报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也;其次,力不能报,而报之不克而死;最下则忘之;又最下则事之矣。
戴氏以复仇诠释《春秋》之大义的弦外之音,是任何一个亲历明清社会变革的士人都能会意予心的。《与余生书》是与学生余湛讨论关于搜集南明史料之事 的书札。《南山集》案以“悖逆”定案,即据此文。戴氏在文中以史学家的眼光评价南明史料搜集的重要性。戴氏认为:宋亡后,陆秀夫拥立帝爵在广东崖山坚持抗元,存在不足一年,所据又仅海岛一隅,而史书犹得备书其事。与之相比,明亡之后,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必当于史有所书写,但可惜其事渐以灭没,致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念此而令人叹息扼腕 。而在支离破碎的文献中,桐城人方孝标所作《滇黔纪闻》记永历年间亲历之事,则更显得弥足珍贵。戴氏在《与余生书》中,因使用南明年号而得罪,而文中所表现出的对南明史料的珍惜是与对南明政权的眷依纠缠在一起的,史学家的良知与遗民情绪是混合并存的。这就很难为根基未稳的清王朝所接受,所容忍,《南山集》案也因此而作兴。
方苞晚生于戴名世15年,戴氏与方苞之兄方舟对方苞早年行为影响极大。方苞与戴氏有志于古人立言之道者同,而方苞性情 中忧患 自怼的成分更多于戴 氏。方苞 26 岁时所作《与王昆绳书》言己心志、性情道 :
(苞——引者)饥驱宣、歙间,入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颠顿怵迫;或胥易技系,束缚于尘事,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君子固穷,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诚恐神智滑昏,学殖荒落,抱无穷之志而卒事不成也。
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则由此而四十五十,岂有难哉!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与众人同其蔑蔑也。每念兹事,如沉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绕屋彷徨,仆夫童奴怪诧不知所谓。苞之心事,谁可告语哉!
将此文与戴名世《与刘大山书》、《初集原序》对照而读,两人潜心为文、直追古人文境的心志相同,勤苦于衣食、束缚于尘事的境况相同,而戴氏恃才傲物的成分居多,因此多牢骚之语;方苞自怨自责的成分居多,因此多沉痛之辞。
《南山集》案后,戴名世被处死,方苞虽被免死,并得重用,但始终未能从心有余悸的阴影中走出。他出狱后所作之文,屡屡提及《南山集》之祸。对于亡友戴名世,方苞有怨词,更有同情。他在《送左未生南归序》中以为:“余每戒潜虚,当戒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戴氏因不戒声利,终至祸身,令人怨恨,也令人惋惜。方苞在其他论及戴氏之文、论及与戴氏之交时,多是一往情深。他出狱后所作的《游潭柘记》,抒写面对自然油然而生的灵魂拷问:
余生山水之乡,昔之日,谁为羁绁者? 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邪? 夫古之达人,岩居川观,陆沉而不悔者,彼诚有见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极,终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于蹇浅,而蹙蹙以终世乎? 余老矣,自顾数奇,岂敢复妄意于此?
此时方苞51岁。将此文与26岁时所作之《与王昆绳书》相比较,在岩居川观、面对自然中思考人生追求的方式相同,但前文充满着时不我待的紧迫,而后文则多为大劫之后的追悔。方苞记狱中之事的文章,有《狱中杂记》、《余石民哀辞》、《结感录》等篇。《狱中杂记》追忆狱中所见所闻,揭露了京师狱中的黑暗。狱中通明透气设置不畅,春疫传播,法所不及而死于疫病者甚多。人犯一旦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所得保费,官与吏剖分。对死刑犯人,行刑者多方索要财物。对非死刑犯人,主刑者也视贿金多少决定施刑之轻重。
在狱中,无罪者可能无辜罹难,而决死者也可逍遥法外。刑部大狱成为贪官污吏横行不法的地方,个别良吏也多以脱人于死为功。中央监狱尚且如此,地方狱治则可想而知。《余石民哀辞》是为《南山集》案牵连而死于狱中的余湛所写的悼念文章。余湛为戴氏学生,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使用南明年号而酿成牢狱之祸,余湛则因此信而被捕。方苞《余石民哀辞》记述余湛狱死前后的经过道:
康熙壬辰,余与余君石民并以戴名世《南山集》牵连被逮。君童稚受学于戴,戴集中有与君论史事书,君未之答也。不相见者二十余年矣。一旦祸发,君破家遘疾死狱中,而事戴礼甚恭。先卒之数日,犹日购宋儒之书,危坐寻览。观君之颠危而不怼其师,是能重人纪而不以功利为离合也;观君之垂死而务学不怠,是能绝偷苟而不以嗜欲为安宅也。⋯⋯
君提解,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门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终事其母。吾恐无识者闻之,愈以守道为祸而安于邪恶也。于其丧之归也,书以鸣吾哀 。
余湛童稚受学,20 余年未曾与老师见面,却因老师早年的一封书札而破家亡身;身为士人,礼师守道,垂死而读宋儒之书,却瘐死狱中而无法终事其母。此不是冤狱又能是什么? 方苞为余湛喊冤,也是为自己喊冤;为余湛鸣哀,又何尝不是为自己鸣哀? 《结感录》记述了方苞被逮入狱期间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关照与帮助。其中记张丙厚急难相助之事曰:
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慑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慎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目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问,公厉声叱之。
在《南山集》案朝士多牵连,虽亲故旧友畏避不敢通问的情况下,张丙厚身为刑官之属,相护于大庭广众之前,其侠肝义胆由此可见。
对于康熙不杀、雍正赦许归籍之恩,方苞有《两朝圣恩恭纪》、《圣训恭纪》记载之。对两朝恩典,方苞表示“欲效涓埃之报”,但蒙难受辱所带来的情感裂痕却是难以真正弥缝的。论及士风,方以为:士气之盛昌,则自东汉以来,未有如明末者。他在《修复双峰书院记》中论晚明及五代之士风曰:
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 闽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尝叹五季缙绅之士,视亡国易君,若邻之丧其鸡犬,漠然无动于中。及观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后知无怪其然也。彼于将相大臣,所以毁其廉耻者,或甚于臧获;则贤者不出于其间,而苟妄之徒,四面污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
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待士也忠。其养之也厚,其礼之也重,其任之也专。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学者,虽以峻法加焉,而不害于士气之伸也。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
五代时期,士人视亡国易君,漠然无动于衷,而明末清初,朝士、布衣舍生取义者不可胜数,原因在于两代风教张弛不同。五代君主之于士,毁其廉耻,戮其心志,故国家一旦有事,缙绅之士皆坐而观火。明代君主之于士,待忠养厚,礼重任专,故能士气盛昌,礼义勃兴。方苞复又比较前明与有清士风之不同道:
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日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
士林中缺乏抗节效忠、舍生取义之气节,缺乏勇担道义、赴难不辞之正气,此种庸懦不立、畏怯不争的士林风气的形成,与清王朝文网严密、禁忌重重的士林政策有关,与清王朝矫明代士人聚徒结社、清议论政之弊而过正的政治现实有关。文网笼罩、言路堵塞、钳制士口、压抑士气的政策与现实,必然造就苟且偷安、推诿因循、好谀嗜利、寡廉鲜耻的士林风气。
方苞少年时,其父“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及长,所交友人如戴名世、朱字绿等人,皆好谈有明遗事。方苞与抗清志士钱澄之,不仕于清的名士杜浚、杜芥有过接触,《方苞集》中的《杜苍略先生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即是分别记述黄冈二杜及桐城钱氏事迹的。《孙征君传》则是记述清廷征聘而不出的儒学之士孙奇逢的。在方苞为这些志节之士所写的传志中,虽不像戴名世那样锋芒毕露,但对诸位志士刚直正义、坚贞不移的行为品格所表现出的敬仰之意,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当然,在敬仰之余,也不无几分好景不再的遗憾 和失落。
戴名世与方苞的人生命运和情感经历,是17世纪末18 世纪初中国士人心路历程的简写和缩影。明末士人清议讲学、砥砺气节所激扬起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亢奋昂扬的战斗精神,在明清易代之际,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沸沸扬扬的反清情绪。清王朝以严厉之策整饬士风,在不许聚徒结社、禁止清议讲学的同时,又罗织罪名,大兴文字狱。戴名世、方苞早年所生活的南京、桐城等地,曾是几社、复社活动的主要地区,受喧嚣骄盛士风的濡染和遗民情绪的浸润,戴、方的行为、言辞自然有不少可被指斥为狂悖不驯之处。戴氏文集中,愤世嫉俗之语多有。其自谓“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 ”。又称:“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他在北京,又尝“与昆绳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戴名世中进士获编修之职不久,便遭参议,不能说与其言行无忌无关。方苞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 ,喜事功”。39 岁中进士,不及殿试,闻母疾而遽归,后被人戏称之为“人之伦五,方君独二而又半焉 。既与于进士,而不廷对,是无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嗃嗃,终世羁旅,而家居多就外寝,是无夫妇也。一子形甚赢,而扑击之甚痛,盖父子之伦,亦缺其半焉 ”。《南山集》案后,方苞幸免于死,以白衣人值南书房,开始了后半生3O 年的仕宦生涯,经历康、雍、乾三朝,践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著书为文,虽有孤怀幽怨,但迂回盘折于词意之中。从戴名世到经历了《南山集》案之后的方苞,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思想过程。
(此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03年12期)
6.桐城派,接着讲
5.毛泽东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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