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溪集》版本及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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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集》版本及其学术价值

Original 任雪山桐城派研究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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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及其弟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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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集》版本及其学术价值

任雪山

作者简介:任雪山，男，安徽泗县人，文学博士，合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方苞文集，清代一般称《望溪集》，其版本传衍颇为复杂。在各种版本中，尤以程崟本、官献瑶本和戴钧衡本最为精善。程崟本，为方苞手定，是后世方苞文集版本的基础。官献瑶本，前人未见提及，汇集当时学人的评论，真实再现了方苞的社会关系和学术影响。戴钧衡本，广泛辑录方苞佚文，乃集大成之作，为后世采用的通本。三者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共同呈现方苞在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江南桐城人，与刘大櫆、姚鼐并称“桐城派三祖”。方苞古文在当时已声名远播，受到各类文章选本的推崇，号称一代正宗；他所编选的古文选本，更是八旗子弟和士人学习的范本。即便以今日标准评判，方苞散文仍不失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方苞一生文章无数，但其文集版本复杂，迄今缺少专门的研究。

方苞文集，清代一般称《望溪集》，或《望溪先生文偶抄》，其版本传衍颇为复杂，稿本、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排印本、注音本、标点本、评点本、批校本等各种形式，可谓应有尽有。李灵年、杨忠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虽有大致梳理，然仅为条目，缺少深入考辨和学术价值分析。大致来说，《望溪集》从雍正初刊到乾隆续刊，从抗希堂家刻到《四库全书》官刻，后世一直刻印不断，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清朝各代皆有刊行。仅在民国就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国学基本丛书等各种版本，今日大型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和“基本古籍库”等亦收录。

《望溪集》版本，通常以出版者的斋堂名号来称呼，比如抗希堂本、味经山馆本、山渊阁本、直介堂本、文渊阁本、涵芬楼本等。抗希堂，是方苞书斋之名，抗希堂本是方苞家刻，总计16种148卷，刊刻时间从康熙到嘉庆时期。味经山馆本，为戴钧衡（1814--1855)咸丰元年刊行，正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山渊阁乃孙葆田（1840-1911）藏书之所，山渊阁本为孙氏所录《望溪文集补遗》一卷。直介堂乃刘声木（1876-1959）藏书之所，直介堂本为刘氏所辑，有《望溪文集再续补遗》四卷与《三续补遗》三卷，刻入《直介堂丛刻》。文渊阁本，即文渊阁四库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卷本。涵芬楼本，即涵芬楼影印咸丰元年戴钧衡本。以上诸本，最流通的是抗希堂本和味经山馆本。

《望溪集》各种版本，交叉重复，纷繁复杂，时有增删去取，让人优劣难辨。笔者通过考察分析，认为不妨以时间为限，以编者为核，把《望溪集》版本分为两个阶段：方苞在世时和去世后。方苞在世时，虽不主张文集刊刻，但由于门人及友朋的热心，还是有不少版本，从学术价值来看，尤以乾隆十一年（1746）的程崟本和乾隆十三年的官献瑶本最为精善。方苞去世后的版本，虽然种类繁多，但以咸丰元年（1851）的戴钧衡本为精善。对于这三种版本，此前的各版本，可以说是准备；此后的各版本，只是翻刻或补充。本文将就这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略陈浅见，求教大方。

一、程崟本

程崟(1687-1767)，歙县人，后迁淮安，为方苞弟子，字夔州，又字南陂，号二峰,著有《只拙斋诗钞》、《意怠集》、《二峰诗稿》等。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武英殿纂修官，兵部主事。致仕后，“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乾隆七年，方苞告归，程崟请编定文集，十一年（1746）书成。程崟本的特点有五：

第一，三人编选。程崟本，并非一人独立编选，而是程崟在前人基础上的定本。程崟本的底本有两个：王兆符本和顾琮本。王兆符（1681-1723），宛平大兴人，字龙篆，别字隆川，方苞门人，方苞好友王源之子，康熙六十年进士，有《隆川集》。雍正元年（1723）始为方苞编选年谱、《春秋》、《周官》及文集，秋八月书成，冬十二月卒，方苞为其作《王生墓志铭》。顾琮（1685-1754），字用方，吉林长春人，隶满洲镶黄旗，方苞好友。礼部尚书顾八代之孙，副都统顾俨之子。初以监生录入算学馆，曾任直隶总督、江苏巡抚，协办吏部尚书。方苞曾为其编选诗集，顾琮在乾隆五年为方苞编选文集。程崟在吸收前此二人的基础上，又广泛搜罗方苞文稿，汇成此书，名之曰《望溪先生文偶抄》。

第二，方苞手定。程崟本的重要价值在于，虽署名“程崟刻、王兆符輯”，但实为方苞亲手所定，姚鼐和戴钧衡都曾谈及此事，事实也确乎如此。方苞本人早年虽不主张编纂文集，但致仕告归以后，多次与弟子族人商讨文集编纂之事。在《与陈占咸大受十首》中，方苞提到雷鋐曾经为其编辑文集，并命其子抄写后赠与陈大受。而在《与族子观承七首》中，方苞明确说：“望溪集偶钞，如侄所云更定。再寄一部，并经、子七种。”由是观之，方苞本人不仅参与了文集的编订，而且根据各方意见作了调整更改，因此虽然文集署名为弟子所编，却体现了他的意图，表达他的理想。

不仅如此，方苞甚至非常关心文集的刊行，他在《与族子观承七首》中透露，他通过友朋或弟子门生，帮助文集在各地刊刻，“三年前，闽中监司并读经史子集二册，刻颁各州县儒学。嗣后关中、河南、粤西中丞、学使、监司各锓版以示诸生”。（后文的官献瑶本，亦如是）同时，请求方观承利用自身影响，助推文集的传播：“侄若作一序，述尊公与老夫虽远兄弟，而居相近，少小相亲。及水部公官京师，延刘北固教尊公时文，而老夫适入试京兆。每过寓斋，尊公即从问经史，或问及书后诸篇，手录而藏之箧笥者过半。绖叨为岳牧，宜庆圣上之孝治，故锓版以示书院群士及各州县生童，将以助流政教，而亦以终先人之志事也。此书遍布于百城，则尊公之好学亲贤，亦不没于后世矣。”

更有甚者，方苞对于卒后的全集编选，也有安排。因为，程崟本编选时，由于意识形态和其他原因，方苞大部分文章并没有收入文集，他希望身后能够有人帮他编纂全集，他选中的人是全祖望，在去世前一年，方苞对全祖望说：“吾老未必久人间，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这段话证明，方苞的大量文稿当时并没有遗失，只是没有拿出来。可惜后来，方苞之子早方苞一年去世，过了几年全祖望亦去世。虽然方苞去世后，全祖望为其撰写了《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但编纂全集的事却永远搁置了。

第三，以情选文。古人历来重视文集的编选，方苞在世时，文集就经常更动，有各种版本。仅就乾隆十一年来看，国家图书馆就有1册、5册、8册、11册等版本，其他图书馆还有6册、7册、10册、12册、20册等。各版本之间，所选文章不尽相同，排除后人遗失损毁的可能，当年增删去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通过逐篇分析《望溪集》人物关系，笔者发现，以情选文是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与方苞关系较近者，方苞为其或其家族成员所写文章，入选概率就大；与方苞关系疏远者，没有出现在文集中。据笔者统计，《望溪集》合计384篇，涉及同时代100余人，其中左未生、吕宗华、黄叔璥、李光地、李塨、王承烈、高裔等家族，入选文章都在4篇以上，他们与方苞或师或友，都是与方苞相友善的人。这其中有个特例，就是李绂（1675-1750）。

李绂为当时学术名家，公认是清代陆王学派的主要代表。方苞是清代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二人互为挚友，生卒年相近，同时在朝为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比如程朱与陆王的异同，比如对韩愈、柳宗元文章的看法，比如三礼编纂问题等。方苞曾经给李绂文集写过一篇序：《李穆堂文集序》。这一篇序，今人编的《方苞集》有，当年的《望溪集》情况不一，或有或无，即使有，也在补遗之列。李绂文集有方苞直接相关文章7篇，但是这一篇序，却也没有用。此文不选，究竟是因为两人后来关系破裂、性格不合、观点牴牾，还是其他原因，皆未可知。由此可见，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有诸多变数。

第四，不喜时文。熟悉方苞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古文家，还是时文高手。《清史稿》称：“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周星颉之语云：“是以李厚庵、韩慕庐、方百川、望溪诸先生专于义理求胜，复能各开生面，卓然成家，而识力透到，往往补传注所不及。”傅增湘亦曾回忆吴汝纶传其举业之法：“勿随时尚，遵循正轨，宜法二方。”当时士人，甚至有直接背诵抄袭方苞时文，前去应考，并博得功名。乾隆皇帝亦请方苞编选《钦定四书文》，“以为举业指南”。由上可知，方苞时文影响可谓名冠朝野。

与此相对，方苞本人并不喜欢时文，他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时文评价不高。他认为儒者之学，应当以济世用，“时文尤术之浅者。”时文之弊，一是谋取名利：“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膴仕者”另一是残害人才：“世人之材败于科举之学，千余岁矣，而时文则又甚焉。”其二，劝他人弃时文而为古文。在《与贺生律禾书》一文，方苞劝其：“以贤之锐敏，宜乘年力方盛而尽之于经书、古文，庶几济于实用而垂声于世，亦当十百于时文。”在《与熊艺成书》中亦云：“以足下之锐敏，苟用所尽心于时文者以从古文之学，仆任其将有得焉。”虽然方苞自己也写时文，但只是为了生计，在《刘巽五文稿序》一文，方苞曰：“言洁劝余尽弃时文之学以治古文，而余授经自活，用时文为号以召生徒，故不能弃去以减耗其日力，而两者皆久而无成。”在《李雨苍时文序》亦云：“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其脱籍贯于诸生而仍好此者，尤心非焉。”其三，很少为时文作序。在《与吴东岩书》一文，方苞回忆在京师十年对时文的态度：“以时文序请者，未尝一应。盖谓文所以立，义与意也；时文之为术浅，而蕴之可发者微，再三序之，其义意未有不雷同而相袭者矣。况局于情势，违其心，以枉是非之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方苞素不为时文作序，但自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朱字绿、张彝叹作序开了头之后，别人之请便不好再推脱，数月间所作时文达几十篇。其中的繁琐疲惫，让方苞决心从此再不为别人时文作序。

第五，遗民情结。在清代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上，方苞通常是个“御用文人”形象，在《南山集》案后，一心为清政府服务。甚至后来被梁启超称为“依草附木”之人，是令人痛恨的“假道学先生”。在梁启超和很多士人心目中，“入关之后，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言下之意，方苞出仕清廷，缺少文人骨气，是没有气节的人。这种观点在有清一代和现代学术界，都很有代表性，不少学人因此看不起方苞。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方苞被“屈抑了二百年了”。如果深入当时的史实，我们会发现，方苞不仅不是“依草附木”之人，而且有很强的遗民情结，这可以四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生于遗民环境。方苞生于康熙七年（1668），虽然明朝灭亡（1644年）已经二十四年，但南明王朝刚刚开始，从1644年到到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灭亡，最后1683年台湾为清廷收复，近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时期。而方苞生长的环境，就是南明旧都：金陵。它既是明朝开国之都，也是南明弘光政权所在地，还是明遗民的精神故乡。方苞早期的交游与科考，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是清军入关以后，抵抗最顽强的地区，出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有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些无疑构成方苞的成长背景。在二十岁之前，方苞接触的人主要是楚越遗民，他在《再与刘拙修书》曰：“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且未尝涉宋儒书。”不仅是读书，方苞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明遗民影响。

其二，亲友往来多遗民。方苞祖父方帜(1615—1687)一生心怀前明，与江南遗民林古度、杜于皇、白梦鼎等诗酒唱和，有终焉之志。方苞之父方仲舒（1638-1707）为明遗民，一生不仕清廷，喜欢交游，往来多遗民，其中以杜濬、杜岕、钱澄之、方文、张怡、胡其毅等为主。方苞友朋最多的，也是明遗民及其后裔，比如万斯同、黄周星、王源、左未生、梁质人、乔介夫等，尤以王源、左未生为代表。方苞的两位至交好友戴名世和朱书,也都有深沉的遗民情结,南山集案多少与戴名世的遗民书写有关。通过交游，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及人生定位，方苞及其家族显然更愿意把自己归入“遗民”类。

其三，书写明代先烈逸事。《望溪集》一共有六篇文章：《书孙文正传后》、《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书潘允慎家传后》《跋石斋黄公手札》，全面探讨明亡之故，主要观点是贤君佞臣，为崇祯帝辩护，把责任推到佞臣身上，这也是当时遗民比较普遍的认识。同时，为明代英烈纪其事，细致描绘，生动感人，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等，其所涉人物，皆为前明忠臣或遗民：左光斗、孙承宗、黄道周、李乘云。方苞与他们虽无直接接触，却心慕其人，笔书其事，字里行间，眷眷情深。

其四，为明遗民及其后裔立传。方苞本人为遗民后裔，后来结识的朋友也多遗民，或遗民后裔，其中立传的有：《孙征君传》《孙积生传》《白云先生传》《四君子传》《左仁传》等，并删定《孙夏峰先生奇逢年谱》。写墓表墓志祭文的有：《田间先生墓表》《杜苍略先生墓志铭》《杜茶村先生墓碣》《左未生墓志铭》《万季野墓表》《祭王昆绳文》《祭左未生文》等。通过这些书写可以发现，遗民的艰辛与高贵，以及方苞及其家族与他们的同甘共苦。

因此可以说，方苞虽然一生出仕清廷，但心怀前朝，不忘“故国”，而其遗民情结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长久地被遮蔽和忽略了，使得对方苞的认识长期存在简单化、甚至脸谱化倾向。对方苞知之甚深并与方苞之子结为儿女亲家的全祖望，在乾隆十二年（1747）方苞致仕多年后，造访金陵，赋诗高度评价他“犹喜素丝在，未为缁所移”。

程崟本，刊刻于乾隆十一年，为方苞手定，可以说是此前版本的汇总，也是此后版本的基础，流传甚广的抗希堂本即程崟本，因此程崟本堪称方苞在世时《望溪集》的代表。

二、官献瑶本

桐城籍文献学家萧穆（1835—1904)，在考证方苞文集版本时称，曾经亲见《望溪集》初刊本，其中“尚载生平师友及门生各文批评一百四十余人，批评凡三百二十五条，后来将各文批评悉数删去，故近来批评之本鲜有存者”。萧穆之后，未见有人提及《望溪集》汇评本，而笔者发现的“官献瑶本”，或是现存唯一的方苞文集汇评本。某种程度上，其学术史意义，超越其他诸本。

官献瑶（1703-1782），字瑜卿，号石溪，清代官员、学者，福建安溪人，为方苞弟子。乾隆四年(1739)进士，改庶吉士，充《三礼》馆纂修官，主持浙江乡试，提督广西、陕甘学政。著有《石溪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等书十余种，并传于世。《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程崟本刻好以后，方苞分送各地亲朋好友，包括官献瑶。当时，官献瑶提督陕甘学政，感觉此书有益于天下学子，遂予以重新翻刻，是为官献瑶本。该本并非“程崟本”全书翻刻，而是节选该本前两部分，亦即《望溪集》读经史部分。至于所选篇目与篇末附评，皆保留“程崟本”原貌，合计 58篇，评论170余条，评论者99人。

官献瑶本目前国内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陕西省图书馆藏，陕西学使馆刻本，2册，署名《望溪先生文偶抄》，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刊；二是国家图书馆藏，1册，署名《望溪先生文偶抄》，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刻。经过比对核实，两个版本为同一底本（乾隆十三年），所选篇目完全相同，评论内容相同，每页九行，每行十九字。不同之处在于，陕西学使本为官刻通行本，国图本为前者第二年之翻刻，且合并2册为1册。同时，国图本在其空白处，藏家还抄补了一些其他内容，为陕西学使本所无。

官献瑶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表现方苞的文学风格。方苞书斋名曰“抗希堂”，“抗希”即“抗心希古”，源自嵇康的《幽愤》，方苞借此表达对古圣先贤的仰慕，其古文创作亦如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望溪集》：“苞于经学研究较深，集中说经之文最多。”在《古文约选序例》中，他明确提出：“盖古文所从来远矣, 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可以说，“宗经”是方苞文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李巨川评价方苞的《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气味深醇，醖于六艺，非复近代所有。”程廷祚则称此篇：“第一等识议，有关于圣学王道不浅，不独文章雄跨昔人。”李光地比较方苞与曾巩，认为方文：“醇实近曾南丰而深古则过之。”（《读经解》）方文的第二个特征是崇洁。古代文章多简洁，与宗经相适应，方文崇洁。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一文，方苞曰：“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方苞之洁，并非语言之简，而是文体纯正，所记之事不枝不蔓，然后方能气体洁净。刘芳霭谓方氏此文：“发明洁字，盖从子长论春秋之制义法勘出，韩子曰记事者必提其要，亦可相证。”查德尹评方苞《书王莽传后》：“此文亦妙远不测，而清深简洁，更出六一之上。”黄周星化用枚乘《七发》之言“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高度评价方苞的《书孟子荀卿传后》：“深识卓论，文体峻削，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

去除枝蔓，是为了简洁，简洁则言有序，这是文章之法；宗经是希古，是为了言之有物，这是文章之义，两者相合，构成方苞古文最突出的特征：讲究义法。赵青藜称：“义法具于春秋，自司马氏发，至吾师而推阐无遗，明者宜取则焉。”（《书王莽传后》）吴东岩谓：“古文义法惟昌黎进得之，而未揭以示人，至望溪乃悉发其覆，可为百世标准。”（《书萧相国世家后》）由于深得义法之真谛，方苞古文超迈前代，直追八家，近逼韩愈，万斯同称：“此等文实可肩随退之。”（《书删定荀子后》）徐蝶园谓：“于大处寻究，足以明道解惑，文亦自开门户，几可与昌黎分垒。”（《读邶鄘至曹桧十一变风》）韩菼论曰：“庐陵无此深厚，南丰无此雄直，岂非昌黎后一人。”《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就连与方苞观点经常不合的何焯，亦称许其文：“然观其读子史及叙事之文，心思笔力则非并世诸文家所能及。”（《读管子》）

第二、彰显方苞的学术地位与影响。首先，前辈对方苞的赞许。杜苍略为方苞父亲交好，自小看着他长大，高度评价其文章：“前儒所未发，却妇人小子共知。方郎十岁初为时文，先兄即劝以何不舍此而发愤著书，不意十五年后所造至此，惜先兄不及见也，勖哉！勿堕乃力。”（《读孟子》）钱澄之称方苞兄弟为故乡之灵秀：“人人读淮阴侯传，可以不拟议及此，二千年后左马乃得知己。余尝谓二方竸爽，乃吾乡白云浮渡之灵，昆山徐司寇长洲韩学士云，此吾代有数大秀才，公何得自私，而百川遽尔淹忽，每见灵皋之文，辄为心痛。”（《书淮阴侯列传后》）姜宸英文史天下闻，见方苞文却自叹弗如：“余近四十始游诸经之樊，方子未三十而所学造此，读之眼明心开，已而汗下。”（《读周官》）

其次，时人对方苞之学的评价。方苞之学，贯通经史，三礼尤著，其《周官》系列备受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方苞礼学著作五部：《周官集注》十二卷、《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六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周官辨》一卷，其中三部是《周官》系列。李塨称其《读周官》之文：“实见周公道法治体，故义精以深，声闳而远。”程廷祚论《周官辨伪一》：“圣人之经文理密察，故虽经贼儒增窜而得以寻，按义理拨抉蒙翳，然非治经者，知足以知圣人无由及此。”李光地评方苞《周官辨伪一》：“义理详明，证据确切，使胡文定父子见之亦当懑然心服。”张伯行谓《周官辨伪二》：“方子五经所述，余皆见之，至是出周官仪礼说，尤觉邃密。即此二篇及丧服，尊同不降，辨为周公，洗净面孔，伟哉！立言之功可并于立德矣。”李光地从孙李清芳更是提到，其先人见了方苞的研究之后而转变其治学方向：“吾家自从祖耜卿先生专治三礼，先君子将继事焉，及见先生周官戴记说，废然而反专治毛诗，研玩四子之书。”（《书考定文王世子后》）正是透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方苞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及影响。

第三，呈现方苞的社会交游关系。官献瑶本汇集当时各家评论170余条，评论者达99人，真实再现了方苞的学术交往关系。通过对评论者的细致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其一，评论者皆为方苞友好，涉及老中青三代。其中评论数量达到三次的有：刘芳霭7次，韩菼6次，张自超、赵国麟、黄永年、赵青藜5次，李光地、程崟4次，万斯同、蔡世远、朱轼、刘北固、王兆符、刘大櫆、陈廷彦各3次。超过3次的8人中，李光地与韩菼属于长辈，对方苞有知遇之恩；张自超和赵国麟为同辈友好；刘芳霭、黄永年、赵青藜、程崟为方苞弟子。其二，在所有评论者署名中，有五人被方苞尊称为先生，他们依次是：黄周星(1611-1680)、钱澄之（1612-1693）、杜苍略（1617-1693）、李光地（1642-1718）、韩菼（1637-1704）。方苞所称的“先生”，并非日常的客套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要知道，即便如传义法于方苞的著名学者万斯同，都没有被尊称为先生，可见“先生”之重。五人中，后两位为清代名臣，学术文章名冠朝野，皆有恩于方苞，称“先生”理所当然。前三位却是著名的明遗民，在公开出版物上，明确称呼三位反清的明遗民为“先生”，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方苞却不惧风险，表达这份尊敬，可见其遗民情结之深。在文字狱森严的清代，把内心隐于字里行间，草蛇灰线，表达志节，可谓得春秋“义法”之精髓。

其三，方苞承认的弟子26人。方苞弟子有多少，说法不一，通常都采用刘声木的说法，他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中考证，师事方苞的弟子（家人除外，私淑、服膺者除外）有31人：方杓，张尹、叶酉、王又朴、王兆符、程崟、李习仁、汪××、徐流芳、黄世成、官献瑶、尹会一、雷鋐、沈彤、沈廷芳、陈大受、单作哲、陈浩、赵青藜、张甄陶、孙廷镐、陈从壬、周××、王××、吴燮、余焈、陈仁、龚巽阳、方文始、方城、吴××。但官献瑶本中，据笔者统计，评论署名时，对方苞“执弟子识”的只有26人，一半与刘声木不同，他们分别是：王兆符、程崟、雷鋐、刘芳霭、官献瑶、沈廷芳、单作哲、李清芳、陈仁、黄世成、方简、叶酉、胡蛟龄、赵青藜、韩彦曾、帅家相、冯祁、储晋观、余焈、刘大櫆、程廷祚、姚世騋、朱续经、和凤翔、方城、吴轩。方苞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慎重思考，比如他的族人，有不少从他学习，但他认可为弟子的只有方简与方城二人。刘声木与方苞的名单，究竟应该以谁为准，按理说，方苞的弟子应该方苞说了算，但具体情况并非如此。以方苞的知名度，当时不少人欲争列其中，只图名利而已；而有的人因去世早而不在名单之中，比如李塨之子李习仁，方苞正式弟子，却没有其名；还有的出于同情而挂名，比如和凤翔，方苞曾经明确说：“余与生惟南归时一相见，未尝从余游也。”因此，对于方苞弟子名单，一方面不能像刘声木那样宽泛，另一方面即便是方苞本人给出的，它也是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要视具体情况综合考量，而不能仅从一点立论。

在方苞弟子中，有两位应该特别注意：一是刘大櫆(1698-1780)，方苞首肯的程崟本，没有一篇涉及他，也没有一处提及他的名字，让人觉得他好像并非方苞弟子，如果此论为真，桐城派的很多说法就要调整了。但是通过对汇评本的分析，可见方苞是认可刘大櫆这个弟子，特别是方苞晚年，二人在一起时间较多，方苞对他较多生活关照，刘大櫆也感念师恩。二是程廷祚（1691-1767），一般认为他是颜李学派，而较少把他列为桐城派，但是通过官献瑶本来看，两个人是都承认师徒关系，程氏文集多次提及向方苞求教，并有多篇文章或信札与方苞探讨学术问题，且针对《望溪集》的编纂提出过重要意见，比如后来的“程崟本”之所以删去诸家评论，可能主要是接受程廷祚的意见。程廷祚关于此事，曾专门上书方苞，痛陈利弊：“大《集》以载道之文、不朽之业，一时承学之士竞欲连缀数语于篇末，以抒向慕倾倒之私，而忘其体之非古。以为宜有，文之至者初不待此，则疣赘涂附也。以为可以传其人，又未闻附松柏者，即不为茑与女萝也。兼收既涉标榜，偏取又阶嫌怨，其贻累作者，岂戋戋也哉！窃谓尽宜删削，以复古人之体制。”程氏之言，自有道理，但从文献学角度而言，显然造成很多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少一手资料因此丢失。但方苞显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后世罕见《望溪集》汇评本。从现有文章来看，方苞更推重程廷祚，比之刘大櫆。

第四，汇集翻刻本、抄本与补抄本的版本类型。陕西学使本和国图本，都属于翻刻本，是官献瑶重新刊刻“程崟本”《望溪集》经史部分，他在给同门黄培山的信中说：“仆得方师经史书后二册，募工梫木颁布关陇间，以兴起来者。”然陕西学使本和国图本又有差别，前者是两卷本，后者是一卷本，前者标注为“陕西学使馆所刻”，而后者没有。也就是说，前者是翻刻，后者是前者翻刻之翻刻，何人所刻？笔者推断，应该为官献瑶本人。因为该本有两个序，一个是官献瑶乾隆十三年的序，与陕西学使本一样。另一个序是一段残缺文字，仅留下来结尾几句话，最后署名“乾隆己巳二月朔日清溪官献瑶”，并盖有“官献瑶印”和“瑜卿”两枚印章，因此可以判断为官献瑶于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一所刻。

国图本不仅是翻刻本，还是抄本。国图本在序言前面，抄录了两篇当时士子的月课文章：一篇是月课第一名《禹贡黑弱二水考》，作者为皋兰刘佩璜；另一篇是凤翔府古学第一名《雍山赋》，作者为汪盈科。不仅如此，国图本正文空白处，还抄录了七篇字迹工整、笔风一致的文字，基本为八股时文，除了第一篇是诗歌三首。八股文的作者，暂时尚难确定，而三首诗却暴露了抄录者，也可能是该本最后的藏家，他就是赵经元，字松斋，河南禹州人，约生活在清代咸同年间，《禹县志》有传，但也极简略：“经元工画，尤善小雀，尝为百雀图，极变化之妙。”三首诗写的都是“宝鸡八景”，分别是《秦山叠障》《渭水潆池》《鸡峰凌霄》，其中后两首未见有文集著录，第一首《秦山叠障》保留了下来，收录在《宝鸡县志》，即：“峰峦积翠草芊芊，古柏苍松不计年。雨过苔花浑胜锦，风生岚气拥余绵。寻幽野衲留奇字，采药丹仙秘宝钿。车马红尘岩下路，行人如在辋川前。”除此而外，国图本还是一个补抄本，或许某位藏家得到该本时，最后三篇半正文已经损毁或破损，无法阅读，藏家就对照原本重新抄写增补完整。从版本学意义来看，国图本可谓内容丰富。

综上可知，官献瑶本因其保留了程崟本初刊时的诸家评论，而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了解方苞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以及清代学术思想史皆有所帮助。

三、戴钧衡本

在戴钧衡本之前，最流行的是程崟本。虽然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文渊阁）四库本，但流通不广，影响也不大。正如萧穆所言：“盖望溪先生文程刻之外，非戴君搜辑之力，则至今已不能传。”戴钧衡于《望溪集》，功莫大焉！戴本面世以后，很快取代之前诸本，成为最通行版本，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涵芬楼本，到今日的《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选用的皆为戴钧衡本。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少有才气，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有《味经山馆文钞》四卷、《味经山馆诗钞》六卷、《书传补商》十六卷等。师从方东树，以继承桐城派文统为己任，获得曾国藩赏识。曾氏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推许他道：“在桐城者，有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戴钧衡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

戴钧衡本《望溪集》的特点有三：第一，辑文之全。戴本辑文之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最全之程崟本为底本。程崟本由于“随时有所增删”，因此版本较多，且诸版之间“前后篇数多寡不一”，戴氏“谨就所见篇数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为分卷而排次焉”。戴钧衡所言不虚，选择底本，尤其是《望溪集》底本是件复杂的工作。即使今天所能看到的乾隆十一年的《望溪集》，就有20册（福建省图书馆）、16册（慕湘图书馆）、14册（南开大学图书馆），12册（贵州省图书馆）、11册（国家图书馆）、10册（陕西省图书馆等）、8册（国家图书馆等）、6册（安徽省图书馆等）、5册（国家图书馆等）等各种版本。这些版本都是程崟编选，但版式大小、选文多少、纸张质地、每页行数字数都不尽相同。仅就国家图书馆藏的乾隆十一年8册本，就有三个版本，只看文章选择一项上就有差别：一个有《李穆堂文集序》，两个没有，而方苞文集涉及李绂（字穆堂）的文章只此一篇。除此而外，乾隆十一年之前之后，尚有多种版本。戴钧衡在综合比较各版之后，选择了收文最全的本子。二是程崟本之外辑佚最多。在程崟本之外，戴钧衡广泛征求方苞佚文，分别从方苞曾孙传贵得47篇，自邵懿辰和苏惇元处得64篇，自王研云得36篇，自方苞来孙恩露得34篇，合计182篇，为集外文10卷。在《望溪先生全集》刊刻之后，戴钧衡又往扬州，道金陵，继续四处寻访。于宝应汤品三处得1篇，自合肥得文19篇、读书笔记数十则，自邵懿辰处得史记评语，又于故里得方苞时文稿自记与尺牍，汇为集外文补遗2卷。

第二，编次之精。程崟本虽然权威，但没有分卷，只是大致分类，程氏是这样解释的：“俾海内同志知先生所作，无一不有补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传于世也。”最初王兆符也说：“敬识简端，以俟后之君子。”他们都知道方苞文章不善收拾，散落各处，即便现有的也没有收全，因此没有编次，而留给后人，戴钧衡恰恰做了这个工作。虽然（文渊阁）四库本已经分卷，但主要是在程崟本基础上删减，同时流传不广。戴钧衡编选《望溪集》时，主要处理两大问题：一是与程崟本关系。他可以完全打乱顺序，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编排；也可以保持原本的面貌，适度整理、增补，显然他选择的是后者。程崟本不能轻举妄动的原因很简单，它是方苞自定，体现了方苞的意图，同时反映方苞在当年特定条件下的艰难抉择，方苞不选的文章未必不重要，方苞所选的却一定有其理由，因此程崟本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戴钧衡明确把自己增补的文章称为“集外文”，他解释自己不入正集的原因是：“盖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记论时事，顾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这充分体现编纂者对原作者最大的尊重，不以己意割裂前人。

二是文章的编次排序。文本分卷，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依据文体就可以，实则相当复杂，很多文体相近，孰先孰后，难以定夺。这里面既有文体惯例，也有朝廷规章，还有人情仪礼。为了使分卷编次更趋合理，戴钧衡不仅参考了唐宋八家文的编次传统，还借鉴了钱谦益编《震川集》的先例，并仿照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的体例，同时结合相近文体分卷、相近表达法分卷的原则，并不失于通例、通礼。比如较复杂的志、铭、碑、碣，皆属于金石之文，与传体不同，但又同属于纪事之文，因此总体应当置于传与纪事文之后。而这四者相互之间又有区别，大致说来，埋石于墓穴中曰志，立石墓上曰表、碑或碣。铭者，志之辞也，碑碣亦可用，表则无铭。因此，戴钧衡分埋铭之文于第十卷、十一卷，表与碑、碣为十二卷、十三卷。像方苞老师高裔，官居三品大理寺卿，应该用碑，不可用碣，但由于是方苞个人私立，因此最后定名曰《大理卿高公墓碣》。而《杜苍略墓志铭》一文，先称为“墓志铭”，后改为“墓表”，但是依据正文“卜葬某乡某原来征辞”之言，最终仍定为“墓志铭”。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不少，戴氏总能比较合情合理的予以解决。

第三，副文本之丰。副文本是法国理论家热奈特提出的观念，是相对于正文而言的辅助性文本，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主要包括“标题、序跋、题词、封面、插图、牌记、凡例、笺注、评点等”，虽然它们只是正文的辅助，却为正文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文本的理解。戴钧衡本，可以说是副文本的一个典范，包括序跋14篇和附录3个。仅戴钧衡一人就有5篇序跋，《重刻方望溪先生文集序》阐述方苞及其文集在古文史上的地位，《望溪先生文集跋》说明方苞文集各卷的编次原则和具体安排，《望溪先生集外文跋》和《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交代集外文和集外文补遗的辑佚过程，《附刻望溪先生年谱序》指出方苞年谱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王兆符、顾琮、程崟三人的《原集三序》，表达程崟本《望溪集》的编纂缘由及始末，以及方苞与弟子友人的部分交游状况。《传贵刻外集跋》和《恩露钞遗文跋》，揭示了方苞后人藏书状况以及对编纂文集的看法。《邵钞奏议序》和《王钞逸文序》，表达二人对《望溪集》收集整理的看法与贡献。《苏跋》表达苏惇元对《望溪集》的观点以及他与《望溪集》编纂的关系。《方望溪先生年谱序》，表达了该年谱对于了解研究方苞的意义。三个附录的价值更大，附录一是《方望溪先生年谱》，附录二为《文目编年》，附录三是《诸家评论》，对于了解研究方苞都是必备的重要文献。

戴氏副文本之丰令人赞叹，但亦有缺憾。一是删去原文评论。程崟本最初是有评论的，方苞后来删除了，但是戴钧衡当年尚能够看到评论本，而他在编纂《望溪集》时，把原文评论悉数删去，仅抽取部分放在附录，成为《诸家评论》。如此一来，阅读确实更加流畅了，但很多一手文献流失了。二是删去原文《编次条例》。编次条例是古代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正文提供大量鲜活、原生态的历史细节，对于了解正文有辅助意义。程崟本的《编次条例》，就阐述了编选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关键问题，比如分卷、评论、圈点等。三是删去原文圈点。古人读书重圈点，自宋代开始，元明举业使圈点成为品评文章的流行方式。虽然清代八股圈点遭人诟病，但作为一种简易评点方式在文人中仍很常用。桐城派尤其重视，姚鼐曾言：“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突出个性和体悟乃圈点之精义所在，也是领悟文章妙趣的有效方法，程崟本和官献瑶本都有圈点，惟戴钧衡本芟刈殆尽。

综上所述，《望溪集》版本繁丰，而以程崟本、官献瑶本和戴钧衡本为最善。程崟本，为方苞手定，是后世一切版本的基础。官献瑶本，前人未见提及，虽然只是程崟本经史部分，但保留了当时学人对方苞的评价，真实再现了方苞的社会关系和学术影响。戴钧衡本，最大程度辑录了方苞佚文，是当时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后世翻刻和研究方苞最全之文本。三个版本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方苞及其散文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对清代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亦有所助益。

（此文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6期。录入时个别地方微调。）

详注删去，仅留参考文献：

[01]方苞，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02]方苞，方望溪遗集，徐天祥、陈蕾校，黄山书社，1990年。

[03]方苞，望溪先生文偶抄，官献瑶刻，陕西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刻本。

[04]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05]官献瑶，石溪文集初刻，道光庚子刻本，1840年。

[06]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07]萧穆，敬孚类稿，项纯文点校，黄山书社，1992年。

[08]程廷祚，清溪集，宋效永校点，黄山书社，2004年。

[0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